法意导言
从19世纪到21世纪，民族国家的概念在接连不断的战争、革命和社会转型中渐渐成型。巴黎和会的召开，联合国的成立，无不是国家主权独立的标志。民主、国家主权的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民族国家也为人民带去了住房、医疗和教育等社会保障的福音。然而在今天，这些政治理念似乎摇摇欲坠。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理念与想象研究所的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主任于2018年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撰写了《现代国家失败了吗》(Has the modern nation state failed)一文，对主权的历史沿革作了深入的剖析，并与民主政治相联系，提出了对现代民主制度的质疑。
现代国家失败了吗?
作者：Mark Mazower
翻译：张浥萱
1919巴黎和会允诺重新塑造世界。但是在今天，民族国家的设想似乎岌岌可危。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是19世纪最为重要的外交会面。当一位法国宫廷画家让•巴蒂斯特·伊莎贝(Jean-Baptiste Isabey)描绘这个场景时，站在会议桌边的人物大多是贵族。快进到最接近现在的20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召开的巴黎和会上，60多位代表中仅剩下不到六人拥有贵族头衔，其中一位是新受封的男爵，另一位是邦主(maharajah)。
第一次世界大战证实了缔造和平不再被一些大国和他们的地主精英所掌控。这也不仅仅是欧洲的事务。美国人，曾被当作不相关的暴发户，排除在维也纳会议之外，他们在巴黎发挥了作用，而且伍德罗•威尔逊总统(President Woodrow Wilson)是主心骨。这里还有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印度人和日本人。
现在这些历史事件终将淡出人们的记忆，然而在周末举行的纪念停战一百周年的仪式，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意义。1919年的和平缔造者面临一个根本性问题：怎样在民主时代建立国际和平。直到今天这个问题难以说是被解决了：全球化失败的许诺、美国复苏的单边主义和崛起的民族主义，对过去数十年的国际机构、规则和条约施以质疑。说这个世界正在处于另一个1914的边缘，如同一些人所认为的，就过分简单了。今天的外交方式不同了，政治亦然。但是如何不同，为什么不同?这里提及的书籍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些问题。
当一战爆发，美洲以外的世界地区在欧洲帝国的控制之下，而欧洲自己大多是封建王权统治。到一战结束的时候，欧洲东部的古老王朝——奥斯曼帝国、霍亨索伦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都消失了;几十年后，欧洲殖民统治也随之终结。20世纪末期，拥有实权的君主制几乎都不存在了：今天唯有中东酋长国会产生继位危机的新闻头条。隔离一些无害的宪法统治者，美国的政治治理模式(共和与民主)几乎接管了其他任何地方。
民有、民治、民享：君权的世界让位于主权的世界，一个更为模糊和更为容易利用的概念。最终有多少人接受了呢。在1914年，刚刚超过50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大多分布在欧洲和美洲。今天，国家的数量达到了几乎200，其中超过一半的(主要是小的)政治实体是最近才加入的。如今国际社会认可国家的独立不再依赖于国王的同意，而是联合国会员国的接纳。现代意义上的主权，伦纳德•史密斯（Leonard Smith）在他清晰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创建于巴黎和会，在起草规则、反复重绘边界中以粗略、现成的方式确定下来，最重要的是一个新机构的建立——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以维护和平为己任的国际组织。
至于1919巴黎和会所展现的主权国家，新秩序从未彻底摆脱旧秩序的影响。大国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立场或在舞台上懈怠：英国、法国和美国人坐在巴黎的主位上，每个人都知道。建立了国际联盟之后，他们为保证他们的造物不会发生超乎立场的意志：国际联盟的主要负责人仅被授予秘书长的普通头衔。被称为大使会议的老男孩俱乐部遇到了真正的危机，这就是大部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冲突是怎样实际解决的。因而，国际联盟的故事和它在塑造现代主权国家概念的作用是模棱两可的——这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国际组织，但也有其局限性，当国际联盟适应了后纳粹世界的需要时这种局限性将会越发明显，它被重新命名为联合国。
战争对长期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明显。作为经济强国，欧洲持续的衰落实际上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这种衰退的趋势延续到了战后。(欧盟或许被视为延缓衰落的一次努力)。美国占世界收入的份额在19、20世纪持续上升，但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达到顶峰。中国的增长份额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与政府机构和政治理念一起改变的数字并不是那么多。1918年后的重建主权潜藏着一场非常特殊的社会变革。旧的贵族秩序停留在疲惫的双手和泥泞的道路上。社会中的顺从与法律、彻底的奴役，使人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这里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可言。所以这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即使是在1900年，工业革命的一个多世纪以前，世界上仅有1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1960年，这个数字增长为三分之一。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口成为了城市居民;只有在非洲和南亚的某些地方，农村人口仍占据了多数。
如果国家福利政策的出现是大规模征兵、全面战争和意识形态竞争时代的产物——未来又将如何？
与这次社会转型一同发生了剧烈变化的是政府角色的转变。在和平年代，让人民为国捐躯需要照料他们的基本需求。因此，全面战争时代的主权意味着一个新的国家概念——基本住房、教育和社会福利的保障者，以及工业和平的仲裁者。新规模的公共支出也就意味着相应的更高税收水平。现代财政政策诞生了，与之伴随的是现代福利国家。这种民主的形式，虽然停滞了，但被两个更为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竞争所推动。这就产生了一个荒谬的问题：如果历史上国家主导的可负担医疗、住房和教育的出现是大规模征兵、全面战争和意识形态竞争时代的产物，那么未来又将如何？
1919年的胜利是一种政体——民族国家的胜利。它胜利了，尽管显而易见，巴黎的和平缔造者必须使其成为一股力量，以维持从波罗的海到东地中海土地的稳定是几乎不可能的。他们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正如他们创造了它一样，他们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通过重新绘图和外交干预。但随着民族国家而来的还有许多其他先前未知的或国际上微不足道的复杂情况：少数族裔，曾经完全被外交忽视的一个因素——以及有组织的人口流动、少数族裔权利条约和种族灭绝等新情形。
在奧班•維克多(Viktor Orban)、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和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的时代，很容易忘记民族主义曾是激进的信条与民主派的号角。威尔逊是19世纪这一传统的继承者，战争结束后，他盛赞这是新民主时代的开始。在1919年，中东欧国家一个接一个设立了现代宪法。威尔逊并不惊讶民族主义支撑着1918年后转向共和民主的新政治。在1914年和俄国革命期间，革命左派寄望于阶级团结能战胜为国效忠，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但是威尔逊的期望是民族主义和民主的融合标志着一个全新进步的时代的到来。左派不是真正的威胁，右派才是。1939年，大部分在1919年建立的新民主政权以独裁而告终。在民主政治中，如同古代希腊人理解的那样，暴政是非常遥远的。这是新的权利，而不是过去的保守派、保皇党的版本，但是这个更新的、更为军事化和更有社会意识的版本，让我们窥见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新闻片段里欢欣鼓舞的群众集会和举着火炬的游行，被法西斯主义的溃退在二战中毁于一旦。
现在这些死灰复燃了?阅读《萦绕欧洲的幽灵：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神话》，历史所研究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自己时代的一条道路。保罗•哈布莱克(Paul Hanebrink)的书适时唤醒了美国共和党人的知识传统，当他们加入了大西洋彼岸松散的阴谋论者联盟，疯狂地妖魔化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时。有益而又令人沮丧地想起，对于纯粹、谦虚和无私的真正民族主义者来说，一个剥削全球犹太人的阴谋是多么的经久不衰。革命左派的起源植根于19世纪，但人们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论证：一战才使得现代极右势力成为国际力量。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中，反犹太主义的毒液与现代民族和种族纯洁的语言融合，德国惊人的败退和随后席卷了中欧和东欧大部分地区的准军事暴力行动。俄罗斯内战的结束，尤其造就了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白俄罗斯人，他们认为是他们的老敌人——犹太人应对他们的不幸负责。
哈布莱克的书中最有趣的几页提及这种阴谋论定式的持久性，即使是在共产主义失败之后仍然存在。反对公开宣称这种世界观的污名在快速消失。民主作为一种国际准则，似乎和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一样的不稳定和开放。今天，许多战后的管理机构在走下坡路或是受到威胁。但这不仅是精英主导的，高度制度化的民主形式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脆弱;自发组织的民主替代方案，一度为民间组织的倡导者所推动的，似乎遇到了相同的困境。至于那些技术友好的自治民主社区愿景，被创建脸书和谷歌的极客们理想化的版本，关注得越少越好。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幽灵仍让我们不寒而栗;但是现代国家及其统治者所掌控的监控能力，让这些历史食尸鬼看起来像是业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百年后，我们似乎很少引以为戒。
文章来源：Mark Mazower, Has the modern nation state failed, Financial Times, Nov13, 2018.
网络链接：https://www.ft.com/content/a2a167ec-e0f6-11e8-a8a0-99b2e340ffeb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