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今天的世界中，国有制作为一种重要的所有制，为目前的诸国所广泛应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由国家组建大垄断公司进行控制，比如，铁路、烟草、电力、石化等等等。
但我们也知道，资本主义的国有制作为一种形式上的“公有制”，其效益并没有输送到他本来应该输送到的地方，而其内部行事也颇为保守（且一般是随时间流逝而更加保守），基本以所谓的“稳中求进”为原则，而实则求稳为主，以便于在维持正常运转的同时，进行更多的利益输送。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论述的主题，即现代的国企“世袭制”。
资本主义世界国企“世袭制”的机理
从结构框架上来说，资本主义的国有制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公有制结构，即各级工作人员由人民选出，对人民负责。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国有企业往往会被委托给资深的政商精英，而在崩溃后的苏东国家，国有企业通常会被贱卖给几个资本寡头，虽然保持了名义上的国有制，可在内部，很明显，是由寡头主事。
可见，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国企的主事人员（而一长制的结构本身就和公有制有根本矛盾，所有人员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无法参与到本级和更高一级的决策之中）任命上，内部工作人员无法干预，更不要提处于结构之外的人民群众了。
这些主事人员除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任命他们的更高一级的官僚）负责外，在内部有着近乎无限的权力，在这里，资本主义法权和封建法权的界限是模糊的，一人或者少数几人支配所有关键决策（即便委托代理人进行日常经营）的情况，则属于封建法权的复兴和延伸，由政商精英组成，借助精英内部民主（如董事会等）运转的情况，则代表资产阶级法权，更多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法权和封建法权是不分你我、相互混杂的，用咱们的俗话来讲，也就是“两掺”。（关于封建法权在本文的具体含义，文章第二部分将会进行解释，大家也可以一边看一边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世界的国有企业很难不成为利益输送的工具，就拿前面说的石油、烟草等行业来说，很多资产阶级精英都是趋之若鹜，因为里面的油水实在太大了，怎么做都是一本万利，在一本万利的情况下，适当地抽出“一些”净利润来作为分红和奖金“补贴”一下管理人员的“辛劳”，也是无可厚非。（当然，即便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企处于利润微薄或者长期亏损的状态下，损公肥私的情况也是常有发生，甚至一些国企的僵化和亏损正是由于这些“必要”的支出所致。）
而与利益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裙带关系，要想巩固自身的利益，就必须要形成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对一些“靠谱”的人提供“忠诚的回报”，会让自己的收益变得“颠扑不破”。而靠谱的人选，首先无疑是有血缘之亲的家人，其次则是关系亲密的朋友，再次则是本单位“忠诚不二”的下级。通过发展这些人进入关键岗位，再由这些人伸出更多的枝桠，可保证集团的“江山”千秋万代，甚至能和某些明目张胆的家族企业无甚差异。
当然最可悲的不是这种现象的出现，而是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无药可救地普遍开来，在企业，上上下下，各个部门，种类繁多地，依照各类关系而组建起来的利益集团、派系盘根错节，在一定程度，对外对内，都变成了某种公开的，不争的事实。
再加上企业内部，上级对下级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其只对更上一级负责，所以，世袭制的机理我们也就能够略窥一二：只要保证超然本利益集团的上级和组成本利益集团的同级和下级的利益，简单地来说，就是把上下都打点好，证明一个新继承人是能够继续维持集团（虽说是集团，但很多其实都不大，可能是一个小圈子，可能就一个部门三两个人，而各利益集团之间，当然也不是孤立的，是有明确的从属关系的）利益的，那么在企业内部，允许家族成员的广泛参与，甚至就任血亲的原岗位，都是无甚打紧，稀松平常的，甚至在一些情况下，都是宁与“家奴”（比如远房亲戚、故吏门生，入赘女婿，同窗好友等等），不与外人的，因为和外人瓜分利益相比，就算冒着众口悠悠的风险（当然，在一些情况下，这种新旧更替是极为秘密的，比如隐瞒血亲关系，在一些情况下，这种人事任免也是堂而皇之的，因为力量对比，舆论只能发展到一定程度，这时候只需冷处理，慢慢舆论的关注就会逐渐消失了），也要“举贤不避亲”，这样才能保证利益关系的延续，也就是保证自身继续受益。毕竟，外人可是不会继续往你的银行卡里转账的。
所以，我们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国有企业有国家补助，待遇好，又是铁饭碗等等，导致竞争者趋之如骛，络绎不绝，可企业内部的新陈代谢却不如竞争者心灰意冷换了一茬又一茬那么快，甚至我们可以说国有企业这个人事的血液经常是粘稠的，血管经常是堵塞的。能顺利脱颖而出的人仔细一查往往是有特殊因子，也是有千丝万缕的勾连的。
内||~定，经常是吃几顿饭，打点好关系，甚至就是单说一嘴就可以完成的事情，毕竟，在资本主义国家，十年八年的努力，几载的奔走和备考，哪能比得上金钱、权力和长久经营的关系呢？
光是关系这个感觉简单实则极高的不合理的门槛，就让一些人注定这辈子就跳不过这公务员的“龙门”，而有时候呢，为了自身维续，企业则不得不吸取一些关系外的力量，这也就是一些人的希望之所在。
可“狼极多，肉极少”，在资本主义世界，企业为了筛选，必然会在条件上层层加码，一比128，一比1028诸如此类的现象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而极少数当真跳过龙门的小鲤鱼们会发现，原来抢破头的职位，也不过是给人家做一个端茶倒水，干点重复性工作的小脚色而已。
既然是这种情况，资本主义世界的国企内部的钦点、世袭制，也就是这激烈竞争的另一面表现罢了，绝大多数岗位早已分配给应该分配的人，剩下的空间也只是出于略作粉饰的必要而已。
而这样的情况，又必然加重上上下下重利如命的价值观和工作作风，由利益而生，为利益而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就自然成了内部人员的共识，这同时也有一长制的影响，权力无人监督导致腐化，权力腐化滥用又带来风气蜕变（“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这种风气不断地又由利益分配蔓延到工作的层面上，别人吃肉，一些人跟着多喝了点汤，虽然也是正常之外的享受，却并不能满足其日益膨胀的欲望，其必然要用工作本身，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利益。
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小官巨贪，弄权摆架子，收好处费等乱象，也就拓展开来，到了横行无忌的地步，在一些地区（比如印度），就连办理证件，都要请人吃饭，或者送烟送酒打点，否则一天的工作，一个月都难有回音，而利益给到位的话，一天的工作甚至可以按照半天给你做，加急加快，没有办法，这就是他们的“世间之道”。
资产阶级复兴封建法权的原因
也许上面讲的内容大家感觉似曾相识，因为从历史上讲，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状况不正是封建时代的重演吗，只不过把皮一换，皇帝变成了董事长，地主士大夫们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总裁和经理，寒门子弟考公务员就像过去的科举，只不过考的好的在那时确实是“一日看尽长安花”，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考得好的也只是为自己寻了个像样点的“狗窝”。
所以，没错，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国企的世袭制（如韩国、日本），无疑是对封建法权的复兴，那有人就要问了，这不是资本主义吗，怎么不是资本主义法权又倒退成封建法权了？（很多时候，并不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一革除，封建法权就随之无影无踪了，就像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前期乃至中期也照样会存在许多的资产阶级法权，有的是依附于尚未被改造彻底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基础，有的则是未被涤净的残余，有的则是被有意复活的做法和思想。同时，为了防止误会，我在这里面所说的封建法权，只是单纯用来表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的统制化和政治的专制化倾向，以与代表资本主义代议制的资产阶级法权相区分，并未涉及到封建地主经济和自耕农经济。）这时候，我就要请大家跳出“嵌套论”的局限，来想想为什么资产阶级要“积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复兴封建法权的动机了。
作为一个阶级而言，资产阶级无非是由趋利构成的，马克思说过这样的意思，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产阶级甚至可以杀人放火。
那从这一点我们继续想，在我们过往的历史之中，出现了纳粹主义，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军政府，但我们并不能将其看成另一股独立的存在，而是要仔细考量其背后的阶级基础和利益导向，纳粹主义或者是法西斯主义，再或是军政府（有些军政府看似是“拥有国家的军队”，但其和企业的关系，毫无疑问也是千丝万缕的），常托生于经济不好的年代，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经济不好的年代，不单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受损，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会随之变成一地鸡毛（当然，肯定是无产阶级受损的多），资产阶级一见利益受损，便不会坐以待毙，利益构成了阶级的全部，而利益受损时，往上说，是阶级的基础在被挖空，往下说，就是个人的纸醉金迷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而为了挽救资产阶级利益的危机，就首先必得挽救经济，而这时候，按照资产阶级法权并不能解决危机（因为那可悲的精英民主，而且事实上危机正源于有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时候就必须向左或者向右。
向左建设社会主义呢？资产阶级会根本上丧失他们的优势地位，这动摇阶级之本，大家基本不会答应，而向右呢？只要复兴那么“一点点”的封建法权，放弃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固守（罗斯福新政加强了经济的统制性，又赋予罗斯福更多的权力，事实上也是可以看作对封建法权的部分倒退），就可以逐步解决危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资产阶级授权给纳粹政府，授权给法西斯，授权给军政府，也就是可以预见的了。
如果希特勒没有背后的容克贵族（容克贵族本身封建色彩也很浓），试问他将如何继续自己的“反犹”事业呢？人们以为资产阶级支持希特勒是因为他的“演讲魅力”，但实际上资产阶级只在意其能否维护自身利益（当时的德国，政商高位多为犹太资产阶级“窃据”，容克贵族利益受损，这就是“反犹”的经济由来，民族主义无非是少数人维护利益而动员多数人的工具，而经济恶化无疑加剧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把话说回来，为什么资产阶级要复兴部分的封建法权，其根源还是在于对其阶级利益的维护，那为什么国企出现了“世袭制”？为什么资本主义世界却复兴了部分的封建法权？这无疑是因为内部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已经根深蒂固，稍加一动，都会对集团内部的利益产生较大的损害，那么，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就得超出资本主义法权和精英内部民主的范畴，再次拿出封建时代诸如世袭制的法宝，所以这种世卿世禄，这种家族庇荫，在今天的社会里出现，也就不稀奇了。
解决
在一些国家，针对这种现象，也出台了直系血亲不得参与的规定，但这无疑将收效寥寥，因为禁入只是部门禁入，而利益集团的盘根错节却不只在单个的部门或企业中，烟草和石油，电力和铁路，完全可以沆瀣一气，穿一条裤子，事实上这种垄断企业之间的联合，反而使利益输送变得更为容易，带来更多效益，有点过去勋贵们或者当下家族企业之间结下姻亲的意味了，我的儿子不能来我供职的烟草部门干活，他完全可以去我兄弟的电力部门干活，只要我打点好一切，这就并非是什么不可以实现的幻景。（或者我用一些和我利益绑定的远房亲戚，就算亲戚都用不了，用隐秘的朋友，不也可以吗？）
所以，这种方法只会治标不治本，要想真正根治这种世袭制，得下猛药，真正地把病根（即表现为一长制，实际为阶级统治的延伸的国有制真正改造成去阶级化，去等级化的公有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这种改造的前提，无疑是要先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国家）祛除，才能彻底解决长久存在的积弊，打破国有制企业阶级固化的乱象。
而如果真正在那种理想条件下，举贤不避亲则会恢复其正常的模样，我儿子有才能就可以来，也不会加强什么所谓的利益关系，只不过为了保证公平，考核要更下功夫，更为严格才是（因为供职者的儿子无疑会对本部门工作耳濡目染产生更多经验，从而缩短竞争的起跑线，那这样的话，就把这类人的终点线拉远，从而与其他保持距离的一致，而现在的情况则是，起跑线缩短，终点线也被拉近，那还能有好吗？）。
在资本主义世界，国企的世袭制远非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也非我今日一言就能彻底概括的乱象，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本质仍是阶级社会和阶级法权的延伸（封建法权和资本主义法权的掺杂），只有彻底打破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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