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来到中国，已经有过很长时间了。发展到现在，人们大致上有三种立场取向：
其一，拥抱市场经济，视其为发财致富走向未来的不二法门；
其二，适应市场经济，秉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努力适应找到自己的出路；
其三，反抗市场经济，在思想与行动上对市场经济都不认可，并以各种形式抵制与反抗。
如果说形成第一种取向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魅力与引力的话，那么，造成第二、第三种取向的一个共性原因，则在于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了空前沉重的压迫。正是因为压力巨大，所以才迫使一些人不得不拼命适应，而又激起另外一些人的抵制和反抗。
在这里，我们当然要承认市场经济的确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的驱动，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我们在谈论今天中国的成绩与伟大的时候，不能抹杀市场经济的作用与影响。应该说，在这方面，现如今已经谈论得够多了，研究得很深入了。
但是，市场经济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其负面消极作用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且越来越明显和突出。对此，相应的总结研究还很不够，特别是对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破坏性与压迫性语焉不详。
我们认为，以全面、系统和辩证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必须对市场经济的消极面有一个恰当的估计，这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压迫，即导致上述第二和第三种取向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金钱压迫
市场经济让金钱再一次成为决定中国人地位与价值的核心要素，除个别情形外，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其经济地位来决定的，而经济地位又直接和赤裸裸地表现为金钱。干脆地说，有多少钱就有多高的社会地位。在当代中国，这就是无情的现实。
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现实而存在。在这样的压力下，无数人都不得不为金钱而奋斗，就是那些在情操上原本视金钱为粪土者，也不得不使尽全力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攀登，更有人因此堕落成魔鬼，成为人鬼两张皮的分裂式人物。结果总是这样，跻身上游得占先机的毕竟只是其中的少数，而多数人则只能做到自保跟上，即经济学家所捏造的那个“中产阶级”概念。至于“上产”、“中产”之外的“下产”、“无产”者，则只能说没有战胜市场经济的压迫，没能在压迫下破土而出或者破茧而生，从而沦为市场经济的祭品。
（二）结构压迫
每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还取决于个体的外部条件。考虑到中国社会发展严重不均衡的大环境，不同条件下的人们所具有社会关系与资源禀赋大相径庭，譬如广州与兰州之别，也譬如上海黄浦江边与山西太行山上之差距。举凡城乡、地域、行业等差别，在市场经济下一概都转化成为资本条件，围绕每个具体的人形成千差万别的结构框架。这些不同的结构框架，为有些人提供了助力与支撑，使其鱼如得水，而有的人则受到这等结构框架的沉重压迫，将其出路压缩得十分逼仄。我们将这种市场经济通过社会环境而产生的压迫称之为结构压迫。千千万万农民进城打工就是这种压迫的直观表现，而当今中国存在数以亿计的既没有农民之实、又不是工人之身的“农民工”，则堪称是这种压迫所造就的直接后果。
（三）阶级压迫
市场经济之下，人的出身真的太重要了，家庭、地域、个体生理差距等，决定个体在市场经济中的起点、进程与终点都相差十万八千里。实际的状况是，出身“下产”阶层的人奋斗一辈子小有所成之后，可能还达不到人家“上产”家庭出身者刚出娘胎时的水准。一个在北京富豪家庭出生的人，一个在安徽大别山区出生的人，他们二人共同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结果会怎么样呢？
从概率上说，来自大别山区的那个小子获得翻身的可能性不大，至于获得上位超过北京那小子的可能性，则更是微乎其微，大概不会比选拔当上航天员的概率更高。这种无形的压迫，其实质不过就是现实中的阶级压迫之表现。
上述三大压迫所产生的结果复杂而深刻，尤其在精神价值、人文情感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影响巨大，如果仅从人群分化与分类这一肤浅的角度来看，则这样的压迫把一部分人压到了底层，成为金字塔最下面的普罗大众；也把一部分人压向边缘，使他们如同太阳系边缘的行星一般，只享受到很少一点的光与热，从而置身与冷暗的环境之中；还把一些人压向极端，激起对市场经济的抵制与反抗。
现在，从思想到行动，各种反抗与反对市场经济压迫的现象与行为在中国已经比比皆是。这一事实说明，市场经济压迫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对此，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立场和不同角度上有不同的归纳概括。而我们认为，值得指出的着重有如下三点：
第一，各种形式的抵抗普遍存在
有人往往习惯于扣这样的帽子，即把对市场经济的抗拒归咎为“左”，把过去政治语境中那种“左”右之争搬到今天中国的社会中来，这就未免有失偏颇了。事实上，今天中国实际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对市场经济的抵制与反抗，更多地来源于无关乎“左”右甚至不知“左”右为何物的青年人身上，而且抵制与反抗的主要表达形式也并不体现在政治思想上，而体现在生活行为上。譬如在青年尤其是学生中广泛存在的躺平、佛系、内卷等，面对激烈的竞争，面对渺茫的希望，这些人不愿再给自己设定未来，而是采取逃避的方式，放弃雄心壮志、奋斗拼搏，只求一饱之安，甚至有些人连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责任都不予理会了。
这些所谓的现代社会病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上长出来了，总体而言都是市场经济压迫下的产物。类似的现象，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也曾出现，具体表现是工人砸机器；在殖民时代也曾出现，具体表现是印第安人土著人不愿意再生育……
第二，强烈地冲刷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看，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在“立”的方面并不突出，文明意义上的相关建树以及可以留给后人、在历史上立得住的东西并不多，“破”与“立”相较，在“破”的方面更加严重。坦率地说，市场经济强烈地冲刷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所毁掉的东西相当之多，其中有些是弥足珍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参阅笔者2016年文章《被市场经济毁掉的都有什么》），令人痛心不已。
人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市场经济下，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命题并非得到缓释甚或找到出路，恰恰相反，人们在物欲中更加沉溺，甚至越陷越深。中华民族本来是一个重精神轻物欲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把精神世界看得十分重要，也更多地关注精神与价值层面的东西。但在市场经济的压迫之下，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已严重失衡，甚至使很多人失去了思想与灵魂。正如电视节目上某女所直言的那样：“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二者是怎样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从这个意义上看，很难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高尚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如何从市场经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命题还须等待历史给出答案。
第三，对社会治理构成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来自市场经济的压迫具有全面和全方位的性质，因此，在个体的人之外，人们还能明显地感受到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产生的种种挤压以及由此产生的重构，也明显地看到由此导致的结构畸形，譬如日益严重的“东重西轻”现象。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大一统社会，全国一盘棋，但在市场经济的挤压下，“天倾西北、地陷东南”，这个进程已经长达三十年之久。这种畸形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不可忽视。又如当代中国社会群体在从业性质上越来越多地被分割为体制内外，造成了明显的二元制。至于金钱的腐蚀与渗透，其严重程度已经使我们很难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以至于人们经常喟叹称，普天下已无净土。
种种由压迫而导致的扭曲给社会治理带来全新的考验，调节平衡的能力往往严重滞后于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譬如各种“黑”的东西反复发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私有资本金融帝国林立、日渐做大做强等。即便是对于上述各种躺平、佛系、内卷等现象，除了空洞的号召与说教之外，总体上也束手无策，只能推着往前走了。
如此这般地谈论市场经济的压迫及相关影响固然令人沉重不安，但我们更需要客观冷静地认识到，如若顺其发展，这些问题今后将不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小，而注定将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直至埋葬一个原本是红色的国家和社会。考虑到未来中国还要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就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什么时候并由谁来对市场经济做出应有的修正与调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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