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社会学家基本上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中国的劳动社会学家。在劳动社会学家布洛维之后，我已经看不到有劳动社会学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了。事实上，劳动社会学的建立就是靠“批判”“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建立起来的。与其说是“继承”，不如说是“修正”。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已经完成了它自己的使命，劳动社会学家如果能仔细斟酌这一点，大概也会承认这一点。劳动社会学家更清楚的大概会是，他们所谓的“修正”事实上更多是为了反对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而展开的。这就是说，社会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见比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意见“更大”。
第一是，劳动社会学家既然承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劳动社会学的“起点”，为何又指认马克思笔下的劳动者“只有阶级的主体性”甚至“没有主体性”呢？明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劳动者既有“宗教”“地域”“性格”“教育背景”等丰富的“社会品格”（沈原），又有恩格斯苦心孤诣的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呀？在我看来，原因大概有三点，在劳动社会学家眼中：（1）恩格斯是恩格斯，马克思是马克思；（2）马克思是马克思，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3）写作大量时事评论（如《工人工厂状况》《雾月十八》《法兰西内战》）的马克思是这个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的马克思是那个马克思。总之，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谱系”（这个词不一定准确）在劳动社会学家那里大概是“无意义”“多此一举”的，或者说，社会学家的学术训练并不强迫他们非得要拥有和非得要认可马克思主义者的“谱系”观念。
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有“缺失”，（这里不用“缺陷”一词只是为了说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由此这怪不得劳动社会学家只看见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而没有看见“时事评论的马克思”。只看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理所当然地会使劳动社会学家们认为马克思笔下的劳动者只有“阶级的主体性”和“没有主体性”，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劳动者也首当其冲地作为“经济的人”“阶级的人”存在。怪不得劳动社会学家，在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尽管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线索之外另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保罗·斯威奇，拉克劳，关锋），但很遗憾，马克思并没有重视它，由此它只构成了《资本论》中几个篇幅很小的章节，甚至在《资本论》之外的其他文本中也难以构成几个章节。没有重视的原因大概是，（1）马克思迫在眉睫要做的是通过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等，来完成对劳动者实现自身解放的科学考察；（2）被布洛维指认为“市场专制主义”的、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反抗”命题，如此泾渭分明地被二分和被观察到，如此泾渭分明地被资本家和劳动者分别占有，马克思已经无需为此花费太多精力在这上面了。
第二，结构/机制的应用。结构/机制叙事是社会学常用的叙事，但结构/机制叙事不见得可以被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接受。如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引入结构/机制叙事，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等就难免受到冲击：被切割，被解构，被二分，最终一地鸡毛。比如，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对“革命主体生成”“资本的辩证运动”关系的理解（斯塔罗斯塔），置于社会学有关“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关系的范式中。基于此，何明洁在《大姐和小妹》一文中，理所应当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阶级结构决定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的，马克思把劳动过程中的“控制和反抗”命题放大为了整个社会的无产者和资产者的“全面对立”。这种说法不得不让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毛骨悚然”，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们尽心竭力地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做“决定论”来理解，然而，结构/机制解释仍旧被劳动社会学家们卡尔·波兰尼式地“嵌入”进对马克思主义的考察中了。这出于社会学家们的研究习惯，或许社会学家们并不热衷于和马克思主义者们进入同一个语境中，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一定要进入劳动社会学家的研究语境中。
如果社会学家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了，却仍旧采取“决定论”的叙事呢？研究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历史地”“现实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不是现实的结论，而是一种指导，我们不能依据脱离了经验意义的概念，来为马克思主义进行寻章摘句地、考据性地应激辩护，更为重要的，一定是要看它和当下的现实有多大的贴合度，以此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即经验意义。事实上，社会学家们并不反对“决定论”，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决定论”是“一决定一”“一决定多”，社会学家所理解的决定论是“多决定一”“多决定多”。正如“阶级结构决定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这句批评的产生，是因为劳动社会学家认为马克思笔下的阶级是一个“基本类别”（何明洁），或更根本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单因叙事”，“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隐形前缀（赵鼎新）。这就是说，劳动社会学家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批评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一决定……”的“决定论”。
之所以E.P.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研究在劳动社会学家眼中比马克思更优越，在于E.P.汤普森反对将阶级意识的产生置于“大工业的发展和应用”中，而是置于劳动者斗争文化的传承中，从而反对了“阶级结构决定……”的“一决定……”论。这不仅与“社会影响工厂”关联（何明洁），也与劳动者把丰富的“社会品格”代入劳动过程有关（沈原），显而易见的则是劳动者对政治权利（比如公民权、参政权）的追求。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这儿变得朦胧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结构/机制叙事在发生作用。这些结构/机制叙事没有不能发现的，只有还未被发现的，它们应该包括“对公民权的追求机制”“老乡和斗争组织度的关系机制”“教育程度和斗争意愿的关系机制”等等。对“阶级结构决定……”的否定，还将在于反对把众多的结构/机制叙事粗暴地归结为和“还原为”阶级斗争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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