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上一集（《卷空气是一种宿命》），讨论了金融资本的历史使命。在这一集，我将讨论被金融化“化”出来的两个问题：其一，劳动价值论要不要修正？其二，经济学是不是中性的？
一、从劳动价值论到交换价值论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劳动价值论要不要修正？
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论点，是“劳动决定价值”。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交换决定价值”的说法忽如一夜春风来，突然间就风靡天下。据我考证，“交换决定价值”这个说法，与茅于轼提出的“交换创造价值”的高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交换创造价值”的含义是：价值不是劳动创造的，而是交换创造的。
至于“交换创造价值”是不是茅于轼最先发明出来的，或他最先提出来的，我就不知道了。
大概进入90年代以后，经济学界的某些绅士公开跳出来宣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属于商品经济不发达时代的理论，勉强能解释物物交换；可是对现代市场经济却没有任何解释力。
有一个很经典的段子，说两个博士吃了狗屎以后，有点怀疑人生。于是请教经济学教授，得到的教诲是：“你们俩各自吃了一堆狗屎，就为社会创造出可观的GDP。这就有力地证明，价值不是劳动创造的，而是交换创造的！”（参《赵磊：掉进坑里还手舞足蹈，至于吗？》，载昆仑策研究院2022年9月29日）
这个段子虽然有点重口味儿，但确实是经济学界某些人的真实写照。
随着金融化的发展，“交换创造价值”就像打了鸡血嗑了药。于是在学界和业界，有人忙不迭地拿虚拟经济说事，以为从此可以彻底埋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虚拟资本卷出来的天量价格，则成为高校课堂上某些教师用来讥讽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常见案例。
二、又要修正劳动价值论？
虚拟资本卷出来的天量价格，也是迪朗的《虚拟资本》特别关注的问题。
在谈到金融衍生品的价格时，迪朗说：“衍生产品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你可以用购买1桶石油所需的金额，对25桶石油的价格走势进行风险投资。与购买实际资产相比，这就降低了价格变动的成本，从而使投机成本大大降低。”
迪朗拿衍生品价格举例，究竟想说明什么？
迪朗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风险投资带来的收益并没有增加实际资产本身的价值，那么从实际资产中衍生出的虚拟资本为何会有如此高的价格呢？
迪朗给出的答案是：虚拟资本卷出了天量价格（石油的未来价格），其原因并不是虚拟资本自己创造出了新的价值，而是在于风险投资降低了价格变动的成本，从而增大了实际资产的未来价格。
迪朗这个答案的理论含义是：不论虚拟资本卷出了多高的价格，也并没有改变实际资产的价值，改变的只是实际资产的价格而已。
迪朗关于衍生品价格的分析，让我想起某先生要“修正劳动价值论”的主张，这位先生说：“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价值论，虚拟资产肯定是没有价值的，它们只能代表或分配通过实体经济活动所创造的财富，但它们就真的没有价值吗？对传统的价值理论，我们是不是又要进行修正了呢？”
言外之意，虚拟资本自身怎么可能没有价值呢？没有价值，虚拟资本又怎么可能赚钱呢？某先生的质疑，代表着今天很多人的看法，因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然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告诉我们：第一，虚拟资本自身没有价值，但却具有价格；第二，“没有价值的东西具有价格”，这个事实并不能推翻价值的“先在性”；第三，虚拟资本的存在，并不能证实价值可以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为了节约时间，这里面的道理，我就不展开了，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赵磊《“虚拟价格”何以可能》，载《学术月刊》2015年第11期。
其实，如果读懂了迪朗关于衍生品价格的那段话，搞清楚了衍生品价格为何会大大高于实际资产价值的原因，那么就不会提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不是又要修正”的疑问了。
正如迪朗先生所说：“金融本身从来都不是价值创造的源泉。金融利润是价值的化身，但不是价值生产的结果。因此，我们应将金融利润视为从生产价值的活动（来自劳动的收入和/或来自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利润）中转移出来的收入。”
三、“拿钱办事的经济学家”
接下来讨论第二个问题：经济学是不是中性的？
别看虚拟经济在今天呼风唤雨，其实金融衍生品的做大做强，其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迪朗为我们详实地描述了这段真实的历史：
——“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产品几乎仅限于芝加哥农产品的衍生产品”。之所以如此，“因为它们被视为赌博”。
——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衍生产品的使用才开始普遍化，包括其他资产（如债券）和其他领域。”
我有一个猜测：衍生产品进入普遍化的阶段，会不会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日益加剧的时期？
有意思的是，迪朗发现，“在金融自由化的每个阶段，经济学家的研究都起到了合法化的作用。”
为什么在推动金融自由化的合法化过程中，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功不可没呢？其中的原因，迪朗认为：“这种密切联系并非没有道德问题，因为相关经济学家往往与推动自由化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
呵呵，“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那么“客观中立”哪里去了呢？
滑稽的是，在不少人看来，经济学是一门“中性”的社会科学，而且主流经济学也是这么自诩的。然而迪朗的这个揭短，却打了“中性经济学”的脸，啪啪的。
其实，“学术立场”或“拿钱办事”的意识形态，不仅是经济学家的利益选择，而且也是经济学本身的客观存在。
马克思说，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那么寄生在资本关系中的经济学家同样不能免俗。
迪朗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说：“在法国，也有一些研究针对‘拿钱办事的经济学家’。同样，虽然确实存在利益冲突，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
迪朗说的“但不是关键所在”，蕴含着唯物史观的深刻含义。
如果利益冲突“不是关键所在”，那么决定金融化演进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迪朗的答案是：关键就在于金融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因为“一旦我们打开了自由化金融的‘潘多拉魔盒’，就不可能半路止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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