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明末，封建统治集团日益腐化，统治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李自成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朝的昏暗统治。在农民起义军攻下北京得到初步胜利的时候，原在中国东北部的后金贵族与明代的官僚大地主互相勾结，乘机进兵山海关，共同镇压了农民起义，建立了清王朝。清军入关使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民族矛盾比较突出了。清军南下，到处屠杀老百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清兵血腥暴行的显著事例。这一时期，汉族和各族人民反抗清贵族统治的斗争非常激烈，这是阶级矛盾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清王朝统治时期，广大人民反抗清贵族统治的斗争，实质上仍然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从明清之际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封建经济处于缓慢解体的过程中。一方面，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的因素逐渐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市民阶级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哲学思想中。清朝继元、明之后，把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正统思想。因此，在哲学战线上，仍然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理学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王夫之和戴震的唯物主义哲学起了历史的积极作用。
王夫之（公元1619年生）是中国17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他总结和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的传统，对程朱、陆王学派的唯心主义体系进行了总的批判，把我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提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王夫之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他基本上是地主阶级革新派。 他的阶级立场，在他对于当时会各阶级所持的态度上明显表现出来。他反对豪强大地主的特权，经多次指斥豪强大地主对于农民的惨酷迫害。但他的活动和理论研究，目的也还是寻找巩固封建统治的办法。这些正表现了中小地主阶层的态度。他在接受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之余，也指出了商人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反映了明代后期经济发展的情况，与市民阶层的兴起有一定的联系。贯穿于王夫之思想中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反对民族压迫（曾组织过抗清武装）和对于各派唯心主义的严肃批判精神。他对于历史上祸国殃民的暴君污吏，对于古代老庄的唯心主义，对于古代法家申韩学说中敌视人民的方面，对于汉代的天人感应论的宗教迷信，对于佛教的一切唯心的荒谬理论，对于程朱学派及陆王学派道学唯心主义体系，都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解剖和尖锐的驳斥。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重要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高峰。
在自然观方面，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元气”一元论的基本观点，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整个宇宙间都充满着物质性的“气”。在王夫之看来，充满宇宙的气形成万物，而万物“生非创有，死非消灭”。(《周易外传》)这种物质性的气是不生不灭的，也是无始无终的。王夫之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气”是客观存在的，是“实有”的，这种实有，是本来如此的，否定了神创造世界的唯心主义。根据这种唯物主义思想，王夫之对佛学、老庄(即道家)的唯心主义，对儒家正统的宋明“理学”和“心学”，都进行了批判。
在认识论方面，王夫之同样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他首先把人的认识分成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即人的认识，不仅要有主观方面，还必须有客观的物；必须是客观的物作用于主观，主观才能反映客观，才能有认识。在王夫之看来，产生人的认识，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感官；第二是思维；第三是客观事物。王夫之说:“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合而知觉乃发”。(《正蒙注》)如使这三者不相遇合，就是圣人也不能产生认识。王夫之不仅认为宇宙是客观的，是物质的，而且认为客观的物质世界处于永远运动变化的过程中。他说，世界“本动者也”。(《周易外传》)同时进一步指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是“动之静”。否认有绝对的静止，即“废然之静”。(《思问录》)如果有绝对静止，那就意味着事物的消灭。事物变化的原因在哪里呢？王夫之认为，事物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内部的矛盾斗争，即他所说的事物内部的“相反相仇”的结果。他认为事物内部都是存在着自己的对立的方面，而这对立的方面相互斗争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他说:“以气言之，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正蒙注》) 但是王夫之并没有把他的辩证法思想贯彻到底，他把矛盾斗争的结局，看成是“和而解”，从而陷入了调和论。
在人性问题上，王夫之仍然讲抽象的人性论，以为人类有共同的超阶级的本性。但他运用变化日新的观点于人性问题，提出了別开生面的“性日生日成”论，对于唯心主义者的人性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肯定古语“习与性成”是正确的，习惯与本性相互作用、相互结合，习惯变了，本性也随而变化。他说，人类生活于自然界中，人的身体取给于自然界二气五行的材料，“二气之运，五行之实，始以为胎孕。后以为长养”。人的感觉和思想反映自然界的现象与规律，“口得之成味，目得之成色，耳得之成声，心得之成理”。自然界是变化日新的，人的身心各方面也都“日非其故”，所以人的性也是日日新生的，是“日生而日成”的。（《尚书引义》）王夫之还提出了对于程朱、陆王学派的理欲之辨的批判。在他看来，所谓天理人欲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统一的，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离开人欲也就无所谓天理。他说:“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別有理也”(《大全说》)。他强调了生活欲望的重要性，反对道学唯心主义的禁欲主义，这在当时是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他有时也强调天理，认为天理虽然不能脱离人欲，而人欲还应受天理的约束。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完全摆脱理欲之辨的影响。有时他又认为，人人的共同的欲望即是天理之所在。“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大全说》)。而这共同的欲望主要就是饮食男女之欲，“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诗广传》)。这种以为人人有共同的欲望的观点还是抽象人性论。王夫之不可能认识到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要求，所谓欲望都是具体的，随阶级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在历史观方面，王夫之阐发了历史进化的观点，他指出历史是发展的过程，后来胜于往古。上古时代井不是理想的境界，秦汉以后的情况事实上比夏商周三代更好些。他进一步肯定，在历史的前进的发展过程中有其必然的发展趋势，而这发展趋势中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他讨论了“理” 与“势”的问题，提出理势统一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的固有规律与历史的必然趋势是相互统一的。他说:“势者事之所因，事者势之所就，故离事无理，离理无势。势之难易，理之顺逆为之也。理顺斯势顺矣，理逆斯势逆矣”(《尚书引义》)。历史的发展过程，每一时期有它的必然趋势，这趋势就是理的表现。历史事件是由于必然趋势形成的，而趋势表现了事情中固有的规律。没有脱离势的理，也没有不表现理的势。王夫之更指出，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向前发展常常是通过一些皇帝大臣的活动，这些皇帝大臣图谋自己的私利，却不一定实现自己的愿望，然而却促进了历史的向前发展，使历史前进一大步。王夫之阐明了历史进化的观点，并且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客观规律，而这规律即在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中。这些都是深刻的见解。但是，王夫之没有摆脱历史循环论，认为“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并且认为历史进化的根源，不过是“帝王之功德”。(《读通鉴论》)仍然停留在英雄豪杰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上，说明他的历史观还是唯心论的。王夫之哲学中的唯心论杂质，虽有其认识论的根源，但主要的还是他的剥削阶级本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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