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苍苍》第一部(19万3千字)
狭路
沙黑著
第九章 赎罪的路
郁平为乔丽奔走呼号。乔丽被判处十五年徒刑。郁平被召回医校代课。
一九六一年的那天，他在中央的人民接待站被告知，亭州方面有电报，说是如有亭州人员郁平，请转告，他的家人出了事，让他赶紧回亭州。他从北京赶回省城，又省城赶亭州，直奔医院。他到了妇产科，因为乔丽是在那里工作的。他看到他的出现使妇产科的人们吃了一惊，目光里对他有着他所不解而又感到不祥的同情，后来就对他说，乔丽不在，你到我们医院人秘科去，他们一定在等你。他只好急忙到人秘科去。
人秘科负责人偏偏不在，女秘书请他坐下等一等，倒了杯水给他，就出去为他找人。他坐在空荡荡的人秘科里，心里充满绝望。女秘书回来了，告诉他：再等一会儿人就到。他走上前，问：乔丽在哪里?是她出事了吗?还是孩子?女秘书的眼睛忽然红润了，有点艰难地对他把头摇摇，说，等会儿领导就来了。说罢就低头走了开去。他的心继续往下掉，事情显然是不好了。
门外的脚步声不止一人，他恐惧地站了起来，跟医院人秘科长一道进门的，竟然还有王校长。不用说，事情是更严重了。但大祸临头之感的同时，却有一股温暖油然流进他的心中。他不由得失声而叫，王校长!他哽咽起来，他还从没有这样脆弱过，但控制不住。
他们使他冷静下来，使他准备接受他的家庭的严酷现实。然后告诉他：乔丽精神分裂，出事了，但大人还不要紧，问题是孩子没有保住。她抱着孩子投河了，被救了上来，但孩子不行了。
亮亮!亮亮!爸爸对不起你!无限的内疚撕扯着他的心。
他们还不得不告诉他：因为孩子是乔丽抱着投河致死的，所以乔丽负有刑事责任，她已经被捕。
乔丽!他一下子泣不成声了。他的灾难咋这样大呀!让我代替她，我请求让我代替她，我毁了她的一生，都是由于我!只有我才是该死的人!我该死啊!他抽起了自己的嘴巴，但马上被人抓住了手。
他们说服他冷静，王校长对他说，组织上对你是关心的，决定先让你回亭州来，回到医校，暂时先代课……
不，这些已经不重要了，这一切对于我还有什么意义!
王校长说：郁平，你是受过组织多年教育的人，我们不管遭到什么样的挫折，都要正确对待，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王校长的话竟使他一下子停止了大大发作的情绪，他已经多少时没有听到领导的教育了，他是多么愿意听话呀!他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一个孩子，一个流浪漂泊、又被疼爱地找回来的孩子。他流着泪，点着头，接受了王校长所说的道理。
那天晏下午，他在看守所的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等候着乔丽的到来。他觉得他的双腿因为心里的悲伤而无力得几乎站不住。哪里能想到他与乔丽竟然有这样见面的一天!但这是事实，这事实正在一分一秒地逼近，活生生的牢狱相见的场面!而坐牢的不是他，是乔丽，女人，妻子!
来了。人秘科长在门外提醒他。他站了起来，一阵晕眩使他摇晃了一下，已见乔丽站在了门口，身后是穿便装的一个女看守和穿军装的一个徒手的战士。他看到乔丽头发凌乱，脸瘦了黑了，那眼睛好像是他没有见过的，正呆呆地盯着他，整个的人都似乎陌生化、异样化了。但那当然是乔丽，他悲叫了她一声，把双手伸了过去，他泪如泉涌，视线一下子模糊起来。但乔丽把他冲撞得几乎向后跌倒，他的右手却被她紧紧抓住了，接着是狠狠地咬住了他。他大悲而又大快，好!好!他狂声高叫，情愿能被她咬下一块肉来!
吆喝声，脚步声，乔丽被拉走了。他追了过去，看到乔丽正被架着往里走，他急忙地用力地喊道：乔丽!我对不起你!乔丽不见了，消失在二道门里，门口有一个忠于职守的站岗的士兵。乔丽将以害死亲生孩子被定罪，她将被送去劳动改造，也许会被判得很重?这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可思议啊!
那天他被拉出了看守所，被咬破的手上流着血，他哭说着：她无罪，有罪的是我!
他盲目似的跟着医院人秘科长在路上走着，他滔滔不绝跟人秘科长说起他认为乔丽无罪的理由来，说得多么流畅：乔丽跳河是为了自杀，而不是为了害死孩子，既然她让自己和孩子都死，就说明她不是为了害死孩子，而是精神失常;再说，孩子是他与乔丽所共同的，他既然不责怪乔丽，不起诉乔丽，那么就不应当逮捕乔丽，就不能判乔丽的罪……
人秘科长说，我们也在为乔丽说话，也认为乔丽是精神分裂，并且向有关方面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材料，我们也希望乔丽能无罪释放。他对人秘科长真是感激不尽，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
他跟科长走着，给他处理了一下受伤的手，又领着他到了一个荒凉的地方，科长停步问他：要不要看看孩子?
孩子?他这才发现，十步之外就是医院的太平间。那里面全是死人啊!亮亮，你会多么害怕呀!爸爸来了!他呜咽着奔向太平间……
他看到了亮亮，他抱起了孩子小小的僵直的身体，眼泪簌簌而下
他被科长劝着拉了出来，科长告诉他，孩子将被送去火化，由医院负责办理，不用他操心了，孩子的骨灰自然是要交给他的。他听着只觉得锥子扎心，但他知道，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了，他的脑海出现了亮亮被火化的景象，一团红火燃烧，最后是一小堆灰烬。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永远地没有了。亮亮，一粒小小的苦果，一个竟然这样死去的孩子!他不觉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他就暂时住在乔丽的那间小屋里了，他就这样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小屋里床铺，桌椅，碗杂，用具，一切晏然，好像乔丽马上就会抱着孩子归来，惊奇于他的“回家”。但这晏然的一切也仿佛已知发生什么事了，都寂寞凄凉。他站在小屋当中，这是他出事以来，他的妻子和孩子单独生活了三年的地方。三年来，他对这里记挂着，思念着，又躲避着。他自己也已经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要那样，但他就那样过来了，当时他认为那样把心硬着是最正确的，他怎么能知道，那其实是最错误的呢?他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愚人、庸人、俗人、无耻的人，糊里湖涂过下去，赖死赖活过下去，他为什么要那样清醒、那样自尊、那样固执呢?
他马上着手写起了为乔丽的辩护书。他把乔丽夹在书里的结婚照片安放在桌上，就从乔丽过去是怎样单纯写起，他当然写到在他出事之后乔丽的困难，他写着，流起泪来，写不下去了，只感到他罪孽深重，从一开始他就罪孽深重，他这样的人本来就不该娶老婆，结果弄成了这样!李云珠实际上逃过了他这一劫，乔丽却没有逃得过去!这是命中注定吗?凡是发生的都是命中注定的，要不然它就不会发生，所以才有“命中注定”这个词，这是无法驳斥的!
“……作为孩子的父亲，对于唯一的孩子的失去和惨死，我的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他忽然流畅地写道，“我对于致死孩子的我的妻子，当然抱有遗憾，但是，我要坚决地说，她无罪!我的理由如下……”
他把写好的辩护书给王校长看，王校长神色沉重，后来目光匆匆一扫而过，好像不忍卒读，说，你有为妻子辩护的权利……，王校长忽然有点变了声，他看到，王校长说不下去了，眼睛红润了……。王校长又劝了他许多话，他都听下去了，他渐渐看清了他未来的一条漫长的生活之路，于是，有一种决心也在他的心里渐渐生长……
他把辩护书抄写了一式三份。他带了一份去见乔丽，他要让她知道他的态度，他觉得给乔丽送去他的信任和理解，在他，在乔丽，都是最重要的。如果乔丽处在神智不正常的状态，也许倒好，如果她是清醒过来了，那么她将多么痛苦，她掉进了最可怕的深渊!他一定要赶快给她送去他为她写的辩护书。
看守所就在中山塔也就是“亭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会”所在地的旁边。这是因袭了明清以来的格局，县衙旁边就是县狱。他上次看到的那二道门，正是古代县狱的“狴门”。乔丽竟然进了那样阴森可怕的地方，成了里面的囚犯，他仿佛置身一段古装戏曲故事之中似的了!他的事情，固然可以从宗进庭那里寻找根源，而乔丽出事，也是前因之后果，但他更多感到的，已经是主宰着他和乔丽两个人的奇怪的“命运”了，与别人并不相干，任何有关的别人，都只不过是冥冥中的“命运”为了耍弄他们二人所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一经认定了“命运”的存在，他倒好像获得了更大得多的承受力，可以面对更多的灾难。来吧，都来吧，我倒要试一试你还有多么厉害!他的心里朝“命运”喊着。
看守所把他这第二次和乔丽的见面，安排在一个当中隔有木栏的屋子里。想到乔丽的令人担心的精神状况和她今后的生活，他恨不能立即像什么英雄似的把她救出来。可是他多么需要和缺少一股神力，他仍然只有屈从。他如梦方醒一样想到了他的失责，一纸离婚协议是多么懦怯和无知，当时却装作了勇猛和智慧。“命运”就是这样愚弄于他的。结果呢，乔丽在非常孤独无援的状态下崩溃了，在“命运”这样残酷的试验下没有及格……。他有这样显然的过错，人们却不会怎么责备他，反而将会责怪乔丽经受不住生活的考验，而内疚将每日如锥深深地扎进他的心脏，恶毒的“命运”就这样获得它的快意……
他抬起头来，看到乔丽正从对面的一个门里被领进。他和乔丽互相地看见了，他止不住地痛心，但乔丽毫无表情，目光冰冷，好像并不认识他，这使他更为心碎。他在木栏这边说，乔丽，是我对不起你，你是无罪的，你千万不要灰心，我为你写好了辩护书……。他把手伸了过去。乔丽一时没有反应似的，但也似乎在考虑。他又说，乔丽，这一份是给你看的，我一定要为你辩护!他把手中的辩护书摇晃着，希望她拿去，就像他在把一颗心交给她一样。
乔丽慢慢伸手把辩护书拿去了，他多么高兴啊，她是认得他的!他期待她能当场逐字逐句看一遍，哪怕只看一眼题目，好了解他是多么为她难过，是多么原谅她，并且要为她去努力，他多么爱她，他不但一直爱她，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爱她……
令他吃惊和绝望的是，乔丽看也没有看一眼，就很无所谓地把辩护书撕成了两半、又两半，丢在地上，她是一种无动于衷的冰冷的表情，不知到底是否认出了他是谁。站在她身后的女看守马上挟住她，把她拉走。那撕坏了的辩护书丢在地上一文不值。他急忙大喊：乔丽，相信我!但是，一瞬间，他的眼前，唯有一个空空的门洞，在嘲笑他，让他的心头也空空荡荡。
她的表现说明她是认得出我的，她恨我，她无比痛苦，但她总算知道了我在做什么，这对她还是会起好作用的。他转而宽慰自己，心情沉重地走出了看守所。
他到了公安局，得到的回答是预审已经结束，案子交给检察院了。他对公安局的人说，我认为乔丽无罪，我要为她辩护。公安局的人吃惊地望着他，无法回答他的话，而他说完自己的话也就走了。他被一种赎罪的心情支配住了。现在只有他还能做一些努力，来和“命运”较量。
他奔向检察院，幻想着检察院对乔丽免予起诉。有关的人看了他写的辩护书之后，对他说，这对本案能起一定作用，但作用不会是无边的，因为乔丽致死亲生孩子，影响较大，引起社会关注较多，民意也对她有一种道德的谴责，很难排除她有害死孩子的故意，我们不可能做到免于起诉……。他急了起来，说了许多话，但他的理由其实都写在辩护书上了，可是他还是一直说到了底。检察官宽宏大量地让他说完，并且可以说是认真听他说了一遍，最后表示，会尽量充分考虑他的意见的。他感激而又抱愧地走出了检察院。他多么想大哭一场!
法院暂时是不必去了，因为案子还没有送到那里去。他想着，在法庭上他要宣读他这份辩护书，他要打动法官和每一个人民陪审员以及听众，他想象着法庭对乔丽当场无罪释放!那是多么感人、多么好啊!
他想着，走着，在一条小街上，一头碰见了宗进庭夫妇!宗进庭穿着天蓝色呢子中山装制服，肩上披着一件深蓝色呢子大衣，气宇不凡。兰贞高挑、丰满，白嫩，红润，走在宗进庭身边。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和一个大约七岁的小女孩，都很像宗进庭，跟在他们身后，而兰贞手上还抱着一个小孩，用红缎子风衣很宝贝地裹着，这想必是兰贞刚生下不久的一个孩子了。
他觉得人间的幸福突然一下子照亮了他，对于这一家人当中的丈夫兼父亲，妻子兼母亲，以及三个孩子，他都怀着喜爱和祝福之情。他和宗进庭在现实中的对立关系暂时被无条件丢在一旁，他的不幸，乔丽的不幸，也好像是绝对可以丢在一旁的，他几乎可以像一个兄弟一样欢呼着向他们迎扑过去，向他们问好，同他们拥抱。他站在那里，等着他们，觉得他就要如他所想的去实行了，他兴奋着。
宗进庭一家忽然奇怪地站住了，这时他看到宗进庭的目光像剑又像冰一样向他刺来，对他很嫌恶，他的兴奋于是像什么似的一下子被惊醒、吓跑了，发觉自己刚才是在做梦一样，是神经错乱，是全错了。接着他看到宗进庭与兰贞交换了一下目光，而宗进庭做了一个暗示，于是他们只当没有看见他，转身朝旁边的一条路走去。他被抛在了他们身后，形影相吊地站在原来的地方。那男孩和女孩聪明地掉头朝他看了一眼，同情而又恐惧。
他感到他受到非常重的一击，这一击是那样无形、无言、而又致命。他眼前黑黑红红、耳中鸣响了一阵，他以一种毅力坚持着移步到墙根，倚着墙壁，往下瘫去，昏死在地。
等他苏醒过来，宗进庭一家早已消失不见。他又一次感觉到，他早已无意于把宗进庭再看作他的不幸的根源，他已经不考虑他的不幸从何而来，好像那一切已经是他应得的了，他接受了他以及乔丽的“命运”，他要做的只是从自己的地方出发，走自己的路，不管这路是多么艰难困苦。他得到了一种极大的孤独，感到了一种独自享受的隐秘的喜悦，来自生命的本身，来自活着的感觉，他更爱人间了，爱他看到的一切东西，他恨不得跳起来欢呼：真好，真好啊!所谓“命运”，原来是要让他能这样深地感知生活、热爱生活的!
尽管他还没有上班，但他只有在学校打发他的时光，他整天泡在医校的图书室里，一面等待乔丽一案的开庭，一面为他即将开始的教学做些准备。
王校长找他谈话，对他说，学校对你，一直没有忘记，现在你又有了新的困难，需要你更加不急不躁，把时间、过程，想得长一点，比较有利。不过，马上可能会有一个机会，是我在北京的一个熟人告诉我的，我是作为个人，作为关心你的一个熟人，告诉你，让你有所准备，所以你也不要对别人讲，不要反而焦急起来，那就适得其反了。
王校长告诉他的，是对“审干”即将有一次甄别。
希望的火光在心头闪亮。他不是在乡下就被当地使用为代课教师了吗?他进而又回到了亭州医校代课。一切都在说明，对于一个目标而言，他是走近了，虽然代价是这样地大。也许，他的问题的解决，与乔丽的无罪获释，会一齐到来，那该是多么好!唯一的缺憾只是他们的亮亮没有了!
他回去写了一式四封信，寄给从中央到亭州的四级人民来信办公室，再次再次地说明他的案子是弄错了，请求按照历来的“有错必纠”的原则，纠正对他所作的结论和处分。信寄出后，可以说，他几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
他后来得知，亭州的管政法工作“五人办公室”上面的负责人就是宗进庭。那么，乔丽的事情最终也是归宗进庭管的了，他和乔丽不是都落在宗进庭手上了吗?如果宗进庭蓄意要打击他，一切就简直是在任其荼毒了!他立即想和宗进庭说到话，但他不如还是先跟兰贞说一说。他于是想好了他的行动计划。
他守候在一个巷口，从方位上看，那是兰贞上下班必经之地。他忽然发觉，巷子极长，不宽，阴森森的。巷子的一面是极高而巨大的砖墙，一直地向巷子里延伸开去，并且远远地转了弯，似乎向那边还会延伸好远，长城一样。高墙是用质地最为致密的小青砖砌成的，加上石灰勾缝，完好结实。他判断出来了，原来，高墙的那面，就是看守所啊，这高墙，就是古代县狱的高墙。他与乔丽，正只有一墙之隔!他用手摸着那高墙，多么坚固，多么冰冷!他仰望上去，更觉得那墙是无比的巨大高巍，天空也变得遥远了，旋转着，令人心悸。他俯伏在冰冷沉默而牢不可破的高墙上，落下泪来。巷子另一面是一大堆民房，在高墙之下显得低矮渺小，死一样寂静，疑非人间，偶尔从里面走出一个百姓来，也好像是来自鬼域。他呆在那巷口，背后冷嗖嗖的令他胆寒。
路上已经出现第一批从机关下班的人群，都匆忙地走，从巷口一掠而过，他注意到，没有一个人朝这位置特殊而可怕的小巷看一眼。
他终于看到了兰贞，她是一个人走的。他似乎胆怯怯地喊了她一声，并且跨出了巷口。兰贞惊讶地掉过头，更惊讶地看见了他，脸上顿时飞过一丝警觉与厌恶，然而立即微笑着看着他了。他诉说起来：兰贞你一定是早已知道我的妻子乔丽的事了，我已经为她写了辩护书，她是无罪的，她并不是有意要害死自己的孩子，她的精神状况是不正常的，她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她分明只是想自杀，也许连自杀的意识都不清楚，当时她一定不知道自己实际上在做什么，她是糊涂不清的，所以才造成了悲剧。我想请你能为我的妻子说情，乔丽是无辜而且可怜的，我们失去了孩子，我们是家破人亡了!
兰贞对他点了点头，似乎确实产生了一些同情。他继续说了下去：另外，我想请你跟宗市长说，他认为我欠他的债，是不是能算已经还清了?他什么时候才能高抬贵手?他这样做，自己是愉快的吗?
兰贞脸色严厉起来，似乎正在变得铁青，好像就要严厉地训斥他。他恭敬地朝她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了，而不管她是多么恼怒。
他走了几十步就到了看守所门口，大门上的小门开着，门口站着一个持枪的士兵。乔丽就在里面，在二道门里，坐在一间牢房里，牢房的后面就是那个高墙。他心中闪过一线希望的亮光，好像觉得乔丽不久就会被放出来的。他刚才跟兰贞把要说的话都说了，也把老根儿上的话说破了，宗进庭可能会认真考虑一下的，知道该怎么做才算是理智和正确，这在宗进庭，只要说一句话就行，并不费难。
他走进了“妇联”，跨进了挂着“主任室”牌子的一间，他对妇联主任谈起乔丽的事，他发觉正如他所料，她们是知道这件事的，这件事在小城当然是轰动了。他于是对她们诉说了起来，他说乔丽只是太痛苦，只是太爱孩子了，所以要带孩子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去，她把水里的夜色当作是一个好地方走了下去，她一定是这样想的，她甚至连自杀也算不上，更谈不上想要害死孩子了。你们不能拿她当“典型”!你们要为她讲话!他暗自奇怪，他发现他对乔丽的投河忽然有了最好的说法，他相信他所说的一定就是当时乔丽的心理事实!他看到，妇联主任对他的态度从一开始的厌恶与警觉，渐渐变得有所同情，至少，是听下了他的诉说，有所理解了。看来，是一定要宣传的，人们对乔丽，了解得太不够，人们对于人性的理解也很不够。
他回去写了一篇《为我的妻子说几句话》，就到医校用钢板蜡纸刻写起来，然后油印了一百份，他用不着躲谁，但也不曾有人注意他。这一百份油印的宣传品，他首先到乔丽的医院去散发，各个科室都发到了。然后他就到检察院，法院，“妇联”散发。最后，他给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都寄了一份。记得还是在盐阜师范读书时，部队打下淮安，他参加过传单的写，刻，印，发，没想到这一手却在这时为救援自己的妻子而用上了。
学校教导主任把他叫了去，又气又急，训斥他。他散发传单的事引起了市里的查问，为这事，王校长被叫到市里谈话去了!你这是什么行为?你是学的电影上的吗?电影上是地下工作者闹革命，现在是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你自己想一想问题的性质!你的历史问题还没有清，还能这样乱来吗?你不是小孩子了!你是早就比我高几个级别的人!
教导主任的话是有道理的，他感到自己闯祸了。
使他内疚的是，原来，让他从乡下回到医校临时代课，是王校长向市里提出来的，是王校长把他的情况向市委朱副书记作了详细汇报，才争取来的。并不是因为他的妻子孩子出事了，就当然地要让他回城!
他感到自己幼稚极了，他向教导主任检讨，说他对不起王校长，对不起学校。教导主任说，不是对得起、对不起的事，不知道市里会对你有什么说法呢!这不是前功尽弃吗?
他带着负罪感留在教导处，等候王校长回来。是的，越想越可怕，他怎么散起传单来了?性质是严重的，简直可算是反革命行为呢!而反革命行为是真正地谁也没有办法救他的。教导主任只是没有点破罢了。他身上冒出了冷汗。
王校长回来了。召见了他。对他说，你散发的传单，都收到公安局去了。我在公安局为你做了治安担保。你的传单，市里的领导们都收到了，两位领导一起召见了我，问了你的情况，还好，只是叫我多做你的思想工作。我当然是作了检讨的……
他愧疚得深深低着头。王校长说，事情做已经做了，以后吸取教训，能不能有事情预先跟我们谈谈，我们会尽量帮助你的。不要冲动，不要一想到什么，就马上去做。他点头认错，说，王校长，我对不起你!
王校长叹了一口气，说，不要说对不起我。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我们去做的。因为你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你是在我们单位工作，我们有责任。
他只感到王校长的话是意思很好的话，王校长也是一种很好的人。他无以报答，感恩在心。他这样地惊扰了世界，大约许多人都知道了他。他想起他曾经有过那样安安静静为社会做一份工作的日子，那是多么珍贵呀。
他特别安宁地过了几天，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去做的了。但他忽然跳了起来，直奔检察院。他感到一种重大的时刻快要到了。
严检察长告诉他，对乔丽已经提起公诉，如果每个母亲都可以因为自己某些方面不顺心、有痛苦，就有权利做出致死亲生孩子的行为，那还成什么社会呢?检察院承认乔丽当时有精神不够正常的一面，但她总的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预审表明，她多次有过认为孩子是累赘的意识、想过以至说过“这孩子不如死掉的好”。一个做母亲的，不但这样想过说过，而且真的这样做了，造成了后果，有哪一种法律可以不管呢?同情在这里是没有用的。另外，我们不能对你详细说明，也没有详细写到起诉书上去的情况还有：据调查，她有过要改变自己生活的意识和行为，她之所以最终致死了孩子，在其思想深处，不能排除这方面的原因。
检察长虽然和气，说话却极为原则，逻辑性极强，他几乎是被说服了，只是他不愿意这样强的逻辑性用在乔丽身上，他说，是我出了事，是我想到要离婚的，是我写了离婚协议书要她签名的，这不能怪她，不是她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而是我对不起她、我觉得她的生活应该得到改变，一切的责任在于我……。检察长摇摇头，怜悯地看着他，不免过于自信地说，一切我们都知道、都理解。跟你说实话，从我个人观点，并不主张起诉，何必做得这样惨上加惨呢?但是，我得尊重检察员的报告，还得服从大家的意见。检察长既然这么说，他也就没法再开口了。
不管他的心情如何，不管他怎样为乔丽辩护，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在他看不见之处进行，乔丽就要被推上审判台了!他有点晕眩恍惚地走出了检察院。
法院汪院长一看见他就明白了一切，很耐心地听他说明了来意，点着头，招手叫秘书把他领到赵庭长那里去，对他说，赵庭长具体负责处理本案。他似乎还想对院长诉说，但自己却可悲地感到已经没有多少说的必要了。他机械地跟在秘书后面走着，他所看不见的某种工作的严谨性令他胆寒，乔丽对于司法的人们来说，已经只是一件即将办完的案子而已!
他要求亲自为妻子辩护，赵庭长说已经依法安排了辩护人，他写的辩护书以及那份油印的文章，都交给辩护人了，会为被告做充分辩护的。
乔丽已经不必被称为乔丽，只须称为“被告”就可以了!
赵庭长推心置腹地说，郁老师，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你的辩护理由，法庭也会充分倾听，但是，无罪释放的要求能否达到，还要等待法庭的审判。作为我个人，可以用我的经验告诉你，我们思想上还是要有准备一些。当然，我敢肯定，判决为死刑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死刑!可能性不大!庭长好像一点都不感到，仅仅这样说一说，其实已经是多么可怕!乔丽怎么能和“死刑”这两个字沾边?但事实上一定已经放在这两个字上衡量过了!可能性不大，至少还是有一点可能性的呀!
赵庭长看出了他的某种紧张，很善意地对他说，你放心，我敢肯定，死刑不可能。
他努力镇静着告辞而出，他变得呆呆的了，一种反差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感到自己孤独渺小，他和乔丽本来曾经生活得好像都是世界之外的人，如今可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了!他们还是知识分子呢，他们多么无知，多么脆弱、稚嫩而又妄自娇贵!死刑不可能，言下之意，判刑是当然的了，十年?二十年?无期徒刑?天哪，乔丽是毁了!
他的脚步引着他走到人迹稀少的地方去，他到了亭州的古城河边，他来过的，他多次地来过，他又来了。城河水那样碧清，波浪缓慢而不尽，人们说，至少一千多年来就是这样的，从淮河流来，与江水会合。他久久望着，他似乎得到着悠久历史所给予的一种抚慰，但他宁可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一刻也不忘掉他的可怕的现实。他在河边一直呆呆坐到暮色四合，河面渐暗，野鸟归林。他疲惫地走回小屋，街民们已经家家灯火。他想到，他得在法庭判决之前给乔丽写一封信，好让她在打击来到时精神上有所准备，另外，他要和她说说今后的事情了，他是一定会想着她、等着她的……。啊，他好像倒应该感谢，因为，一切的结果反而使他有了一个漫长的救赎自己的机会，这就是等待乔丽!就像那个聂赫留朵夫一样。可是，另一面，却是以玛丝洛娃、乔丽的服刑为代价的……
他到了看守所，把信交给了所长。他请所长先看一看，在他的坚请下，所长红着脸匆匆看过，对他点点头，说，这很重要，我一定叫人妥善送达。他说，千万别让她撕掉，可以先读讲给她听，然后再交给她。对此，所长也十分理解，表示可以这么做。
他离开了看守所，心中悲酸，他是在料理某种后事了。在如此人生面前，抱怨，悲叹，是没有用的，相反，他似乎倒觉得阳光特别地亮、天空特别地蓝、人间特别地美好、活着特别地有味道，他心中涌动着特别的爱和喜悦，而不是怨，更没有恨……
他该到江南去一趟。他得把乔丽的事告诉她的家里，也许还得把乔丽的母亲接到亭州来。他到法院问明了开庭的日期，就出发了。
他一路想着见了岳母大人该怎样措词，怎样举止，他想他首先必须跪下去，因为简直无法交待，乔丽嫁了他，从苏州调到亭州之后会这样倒霉!而一切给乔丽老家的亲属、特别是年轻的人，带去的又将是什么呢?假如他们正处在升学，入党，提拔……人生的这些关键时刻!
在那个江南小镇，他一步步沉重地走向乔丽的老家。那临街的门是开着的，时值傍晚，乔丽的母亲和一家人都在，他们看见了他，一时又惊又喜又疑，但他不由自主就在门口跪下了，双泪长流!
一阵乱，他被搀进去，走过一个小院，一直搀到里面的房间里去，这自然是为了不让外人看到和听到，接着是急迫的询问，他哭诉出“乔丽坐牢了”这句话，使他们，不，首先倒好像使他自己，魂飞魄散了!有几只手本来是关切地抓着他的，一下子松开了，一片可怕的寂静，他看到了人间最悲伤、最恐惧的面容，乔丽的母亲呆呆地坐了下去，接着有人抑制着哭泣起来。他重新跪在了乔丽母亲的面前，他本想说“都是因为我，是我对不起她……”但忽然觉得每一个字都是非常多余、甚至是可恶的!
乔丽的母亲似乎立即明白和理解了一切，站起来把他搀起，说，郁平，别难过，我知道，不能怪你……。他急忙说，都怪我，都是由于我，不能怪乔丽……
他把乔丽到底出了什么事说了出来，刚才没有流泪的乔丽的母亲突然地哭了，被摘了心肝一样高喊着亮亮!亮亮!她伤心得站不住了，手臂盲目地在身上拍打着。又是一阵乱，大家把几乎是瘫倒下来的老人家搀扶起来坐回到椅子上去哭，所有的人都哭了，满屋唏嘘!
第二天，乔丽的母亲跟他一起上了开往亭州的长途汽车。
他有许多话要跟乔丽的母亲说，特别是关于今后的话，但又觉得他要说的这些话，比如他将等待乔丽，比如要乔丽好好等待他，好像都很难言似的，可是这明明是他的肺腑之言，他也明明是想要说出来的，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难以开口!
医院人秘科长着人把他叫了去，然后领着他又到了医院太平间，里面的工人看见他们到了，就返身进去，出来时双手捧着一个小小的红布口袋，里面鼓鼓的装着什么东西，向他们走来。他正不明白，工人却一直走到了他的面前，那小小的鼓鼓的红布口袋是送交给他的，他应当接受下来，旁边的人秘科长也正等着他接受这件奇怪的东西。可这是从太平间里出来的，是可怕的东西。他的心突然抖颤了一下，他突然明白，这是亮亮的骨灰呀!他的亮亮就装在这小小的丑陋的红布口袋里了!他似乎不想接，不敢接。他不觉看了一眼他本来未加注意的工人的脸，那工人有他父亲的年龄了，正万分同情地望着他呢，好像在说，我的工作是很负责的，里面确实是你的儿子的骨灰!他把双手伸了过去，准备接抱过一个孩子来似的，但那红布口袋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在他心里引起一阵多么大的失望之情。他向工人惨然一笑，点点头，转身离去。那红布口袋捧在手上走路似乎是不适合的，放在身上穿的衣服口袋里也不适合，他解开衣襟，放了进去，放在心口，用一只手在外面捂着，是的，这样最好，就像依然抱着他的孩子一样!亮亮，我们回家去!
他回到小屋，对乔丽的母亲说，我把亮亮带回家来了，他从心口拿出那带上了他的体温的亮亮的少得可怜的骨灰。乔丽的母亲看着他手里的小小的东西，心里明白了，双手接过，贴在脸上，又贴在心口，又贴在脸上，好像要切实感受到亮亮的存在似的，他转过脸去，听到了老人家的哭泣声……
去见乔丽时，母亲执意地决断地带上了亮亮的骨灰。在看守所门口，他忽然觉得他说出那些话的机会到了，尽管他已经给乔丽写过信，但还必须对她的妈妈说，并且要让她的妈妈对她再说一遍。他就抓紧着对乔丽的妈妈说，你要告诉她，不管怎样，我在外面是等着她的，也叫她想着我、等着我!要不然，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他哭了起来!
他守候在看守所办公室里，而乔丽的母亲由一个女看守人员领着，到里面看乔丽去了。那种母女狱中相见的情景，令他不忍想象，压在他的心上。母亲将怎样从怀中取出亮亮的骨灰，女儿将怎样悲痛、自责、而又无可摆脱她这奇怪、不幸的人生，他痛苦地想象着、心碎着，而这一切又都说明着他的罪孽!
作为人，他是从无到有、从冥冥中而来的，你既是经历你自己，又好像是看别一个的你的一出戏剧，这别一个的你，无论怎样挣扎，仍然只是在属于你自己的戏剧之中。啊，不管怎样，他已经爱上了他所得到的一切，一种对待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已经来到他的心中!对生活所赐予他的一切，他只有接受，人总是要活下去的。
一段难挨的时刻终于过去，窗外见到乔丽的妈妈正由女看守跟着从里面出来了。他的心收紧着，他将得到乔丽怎样的回答呢?他跟着乔丽的妈妈走出了看守所。老人家走着走着揩起泪水来，他立即内疚万分，他很负罪感地跟在后面。回到小屋之后，他知道了那狱中母女相见的情景：当乔丽看见了向她走来的妈妈，就一下子泣不成声，瘫到了地上!她知道自己错了，她一切都明白了!妈妈抱住了闺女，说，乔丽，别哭，你看妈妈这种时候就是不哭。妈妈告诉女儿，是郁平把妈妈接来的。乔丽说，你不要提他!妈妈说，郁平现在回到医校代课了，他的问题最后是要解决的，郁平说他对不起你，他也不怪你。我们也都不怪你。现在不谈这个了，你糊涂已经糊涂下来了，这一关是要过的，以后不管怎样，要熬过来，全家人都等着你。郁平说了，他一定要等你，要你不要胡思乱想。但乔丽说，各走各的路吧!做母亲的说，不许你这样说!接着，她拿出了那个小红布口袋，忍不住放悲声说，你看你多么糊涂，这是亮亮的骨灰呀!乔丽捧过孩子的骨灰，就昏了过去……
开庭审判了。他是当天上午得到通知的，通知上盖有法院的鲜红大印。他拿着那千斤重的通知，一颗心直往下掉，他镇静着，告诉了乔丽的母亲，老人家深叹一口气，只说了一句：你去吧，我不去。
审判庭设在一间大屋子里，摆了一些长椅，大约可坐几十个听众。他看到，听众席上有医院的人秘科长和医院的其它一些人，他还看到，王校长也来了。他盯着审判台上摆的一些牌子，上面分别写着审判员、人民陪审员、辩护人、书记员、公诉人。那些人出席了，分别坐在那些牌子的后面，代表着那样的身份，这是不会有疑义的。只有人民陪审员使他有些失望，因为那显然是几个没有多高文化的店员或街道居民一类的人。
乔丽被押出来了。一个女罪犯!
他的心难过着。乔丽决不是她现在被展示的这种人，可是，她的确处在了这种地位上，她无法说她不是这种人。这是怎样的悲哀啊!他坐在观众席上，来看乔丽的受审，他其实是在看自己的悲剧罢了。
公诉是义正辞严、毫不留情的。他觉得他一个字也不能同意。那一句句的话，像一下一下的打击，把乔丽打下了深渊和地狱。不!她是无辜的!他叫了起来。一阵乱，他被人拉出了法庭，拉到后面的一间空屋里，一个上了岁数的黑黑瘦瘦的法警，同情而又责备地看着他，说，你呀，这叫扰乱法庭，你要冷静。
时间过得很慢，但又似乎一下子也就过去了。门外响起一些人的脚步声，王校长，医院人秘科长，还有不认识的几个人一齐进来，王校长说，郁老师，跟我们回去吧。他跟着王校长到了医校，进了校长办公室。
他于是知道了结果，乔丽被判了十五年!
他久久呆坐在那里，十五年，要到一九七六年才能刑满释放，多么漫长的时间，而且是服刑劳改，要去吃那样的苦，她的家人，她的妈妈，还有他，都将在一种痛苦中度过这十五年，思念她，为她难过，盼着她的归来，但归来的已经是一个四十岁的全然不同的乔丽了!这一切确实是很必要的吗?
我要为她上诉!他站了起来，痛苦地说。
他走出了学校，不敢回去，但还是回去了，他到了小屋的门口，他和乔丽的妈妈四目相对了，都可怕地望着对方。十五年!他说出了这个结果，他抓住了门框。一瞬间，他看到了乔母沉毅的面容，那为皱纹所包围的眼睛非常镇定、刚强……
他立即以乔丽配偶的名义写好了为乔丽的上诉书，并且送到法院去。在起解前的日子里，乔丽的妈妈每天中午给乔丽送一次饭菜，但并不是每天都可以见面。有一天，乔丽的妈妈回来后对他说，乔丽提出要同你离婚!他说我不同意，我要等她，叫她别想这些事!
然而民政局通过学校找他，要他去一趟。科长说，你的妻子提出离婚要求，因为她在看守所，我们不好把她找来让你们两人当面谈这事，她写了申请在这里，我们就看你的态度了。
他问，现在你们可以批准了吗?科长记得以前不批准的事，说，她被判了徒刑，并且是十五年，跟你以前的情况不同，所以这次只要你也同意，我们就可以批准了。
他在乔丽的申请书上用笔写下了“我坚决不同意”一行字，签了名字和日期。他朝科长鞠了一躬，走出了民政局，他不知道人们在他身后向他投来什么样的目光，总之，人们会想，他这个人的遭遇真是有点奇怪。然而，人们不知道，在当事人自己，所发生的一切，是很现实、很现实的……
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他的上诉，维持原判。他突然发现，这段时间里，乔丽的妈妈衰老了不少……
他们给乔丽准备的行李弄好了，并且送了进去，他们就只有等着乔丽的起解了。起解之前，他没有去看她，因为知道除了引起那种激动，没有别的结果，他所想象的两人能好好谈一次心，是无法实现的。
但起解却是半夜里的事，没有通知他们去送行。乔丽被送走了，服刑的地方在三百里之外海边的一个农场……
……乔母是必须离开亭州、回去了，而他，只有到学校去上班。生活给了他一个遥远的揪心的挂念和一个巨大的空虚。这空虚吞没了他，这挂念却让他存在。
真对不起你!乔母悲伤地说。
妈妈，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全家。我会等她的，可怜的是她。他安慰着乔母，却恨不得自己一个人立即永远地逃躲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让这一切对于自己都不曾有过，就连自己也忘掉、也不存在。
你不要为难自己。十五年，很长，孩子又没有了……
不，我一定要等她，我一定要这样地等下去，她的事就是我的事，她的命就是我的命。他说着，并且在心里认定着，不让自己离开这个立足点，如果从他脚下抽掉这个立足点，他将不知道该怎样过下去、他就不存在了。
好吧，你自己看，我们不会怪你的，十五年哪……。乔母眼睛湿润着。
他只觉得无地自容、无法回答。这是人间所能有的最大的宽厚，来自母亲的博大的心胸，超越了一个具体的母亲，而代表母亲本身。他像孩子般流着泪。
……学校里没有让他上课，而让他在教导处，工作只是刻写试卷，这也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各科每个教学单元都要出试卷的。他想，不让他上课当然经过某种研究，他能理解。乔丽反正已经远去服刑，并且时间是十五年，再焦虑也没有用，他只有让自己安静下来，虽然总是不时感到很惭愧很窝囊很无奈。
他期盼着王校长所说的甄别，后来，不用再问王校长，他也知道来了一个相反的大形势，报纸上都公开了，那就是对“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他要求甄别，岂不正有“翻案”之嫌?
他的关于他的所谓历史问题的长达三年之久的申诉，也就可以休矣，而他的又一次的申诉书，确实也就退了下来，批语写着：经研究，该申诉予以驳回，维持原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
这显然就是大形势的产物。阶级斗争的强调，虽然言之成理，他很理解，但在他心中，或者在所有的人心中，却产生着不可对人言说的紧张、压抑以至隐隐的恐惧。但这“所有的人”，看来是不包括宗进庭的，因为宗进庭始终处在有利的位置上，只有他能用“阶级斗争”对着你，而你不能用这个对着他，否则就变成“反攻倒算”一类很严重的事件了。这是很奇怪的。但宗进庭这种人也不是一点危险没有，他们也会有很不幸的情况发生，或者是因为腐化堕落，或者是因为反对了党的路线，都有可能使他们从那样有利的位置掉下来，以至一直掉到很低的地方，也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这种事情虽不多，在生活中却也时有所闻。但这一情况也并不影响，或者更加使得依然处在有利位置的人们，摆出一副“阶级斗争”的铁的和优越的面孔。
他承认，对国家之事他知之甚少，作为国家，特别作为处于美帝封锁之中而又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或许就需要这样像铁桶一样将自己把握得紧紧的。但一想到自己个人的事情，他仍然固执地要问：从来不都是提倡“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吗?那么对他的问题，为什么就不可以照这种可以说是科学的精神办理，而要被某种大形势的强调搁置起来呢?难道从来具体问题的处理，都得要等待一个与它们恰好能够相应的大形势到来，否则就只有置之不理以至维持错误吗?为什么不考虑这对于个人及其家庭是多么无理和痛苦?然而，他这么想，又有什么用?谁来听他的?他越想越糊涂、越想越灰心了，还不如不想的好，在这方面，似乎也只能采取糊涂麻木的态度。
从那以后，几年来，关于他自己的所谓历史问题，他每年都写一个申诉书寄给亭州“审干办”，但每年都得不到回答。虽然步行一会儿就可以到达中山塔，但他却不朝那里跨一步。他只是这样每年提醒他们一次而已。这一固执，好像成了一种恶意的玩笑……
唯一的孩子亮亮死了，妻子乔丽又因此被追究法律责任而被判十五年徒刑，他却被从所遣返的家乡农村召回城市，安排做了代课教师，五年以来他一直不敢回家乡，而在信上说明了亮亮的死和妻子的被判刑。他怕见到他的父母，他无法对父母交代这种种的一切。父母给他来过几封信，反过来安慰他，叫他要相信组织上会弄清他的历史问题，又叫他常写信给乔丽，鼓励她在农场好好表现，争取提早获释。父母的信虽写得简单，却关心着他的一切的一切。他真的感到岁月多么漫长，而父母似乎将会永远地陪着他过下去的。
第十章 沉渣泛起
学生将郁平从狱中放出，他写了控诉宗进庭的大字报。
一
他和学生刘镇琛成了“难友”。
他问刘镇琛，你除了抄写那首诗在课本上，别的还说了啥不好的话、做了啥不好的事吗?刘镇琛痛苦地摇头。他说，不要怕，照大会上所说的内容，你这是被冤枉了，以后会无罪释放你，让你继续上学的。刘镇琛无言地流下了眼泪。
他说，你还年轻，不要悲观，人生有时难免会遭到冤枉，这没啥大不了，对你反而是个锻炼，好像有人讲过，没有坐过牢的人生不算完整的人生，这是从某种不一般的角度而言的，但这句话，对被冤枉了的普通的人，我想也有一定意义。
刘镇琛既警惕又茫然地看了他一眼。他看出这孩子的思想处在一种自我禁锢之中，不敢跟他说话，因而不愿跟他说话，怕他的话里有着啥欺骗和煽动。
时间对于他们变得很富有。刘镇琛虽然出于某种害怕而不想跟他说话，他还是一句一句问出了这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的母亲在他父亲被镇压之后，因还年轻，就改嫁出去了，他是留在祖父母身边被抚养大的，而祖父母也就只有他这一个后代，一家三口靠着祖父在煤库做会计每月四十元的收入，祖母在自家庭院里养鸡，鸡蛋家里吃一些，多余的就卖给邻居。刘镇琛家的生活条件，在同学里面算是中等。
他把自己一九五九年“审干复查”中被说成“历史反革命”、遭了冤屈的情况讲给刘镇琛听，刘镇琛听了虽然没有说话，但表情上是有所反映的，惊讶，闻所未闻，将信将疑，既有所同情，又不敢同情。
他说，我并不想要你相信我是受了冤枉，你太年轻了，还只是一个中专生，有的事情你是不可能理解的，即使你相信我、理解我，我又能咋样?但既然我们一起坐牢，又住在一间牢房里，我应当把我的事情告诉你，不能让你因为对我不了解而产生疑虑。我发觉你跟我住在一起有点紧张，你内心在想着如何才能跟我划清界限，是否要跟看守所提出与我分开来?
刘镇琛的头低了下去，后来才抬起来，说，是的，你所说的你的冤屈，听起来还是真实的，现在我对你确实有点放了心，和你住在一个牢房里，本来我对你是有点害怕的，确实希望能和你分开来，因为说我是现行反革命，我心里不承认，但说你是历史反革命，我是不敢不相信的，我就很怕。现在我有点感到你也是一个正常的人。
他说，他们定你为新生反革命，你怕受我这个老反革命的不好的影响，所以你想跟我保持距离。但你不知道应该咋样才能保持这种距离，因为总共就这么大的牢房，关着我们两个对象。即使我过去真的是一个老反革命，你也看不到我是咋样反革命的，你看到的，是一个跟所有人一样的人，从表面上是看不出任何东西来的。现在我跟你，处在这个小小空间里，互相不说一句话是不可能的，就像一张学桌坐着两个学生一样，即使用粉笔在当中划一条界线，但有时在无意中还是会互相碰到，还是会说起话来，结果那条粉笔线不知不觉就擦掉了。
刘镇琛脸上现一苦笑，但笑容随即就收敛、消失了，因为确实绝无笑的心情，而他说得也并无多少幽默。他继续说，现在你可能不这样想了，甚至你渐渐对自己说，即使郁老师是个历史反革命，那也是过去历史上的事情，落到现在这种境地，也很可怜的。你实际上从一种不正常的绷得紧紧的心理，转到了较为正常的心理，一切也就很平常了。
我的经历告诉我，人是会被弄出不正常心理来的。这方面我身受其害，所以特别能感到，但也无可奈何。不过，现在我们两个人的问题并不在此。你看，现在可有人来理我们?好像不管我们了。为啥要这样把我们抓起来呢?难道这场运动为的就是从教职员和学生里面，抓几个反革命出来吗?这有啥特别的意义呢?我看不出。
对此，刘镇琛无法回答。这孩子还缺乏这方面的思考能力。
他说，就我进来之前看到的《人民日报》，看不出运动该是这样的。而且我敢肯定，不管搞啥运动，这样对待我们两个人，尤其是这样对待你，绝对错了，将来是应该要纠正的。当然，也总是要熬过一段时间，要耐心等待，不要灰心。
刘镇琛茫然不解，也不知道该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他说的这些话，只是呆呆地听着，但一种信任也就渐渐产生，就是说，刘镇琛感到自己作为学生，从来就不知道这些，而他不但是一个年长的人，是学校里的一个老师，并且确实比他这个学生要阅历丰富、有见识得多。
刘镇琛不一定要相信他，也不一定就已经完全相信了他，但对于和他同住在一间牢房里，已经觉得没有啥可紧张的了，反而感到能听他这样谈谈，很受教益，在课堂上是不可能说到这些、听到这些的。坐牢，对于刘镇琛来说，可以说，这么快就增加了知识。
这样，刘镇琛也能跟他谈自己了。说，宣布我是反革命、给我戴上手铐，我一下子吓得都不知道恐惧了。只觉得自己倒大霉了，这样倒霉的事情咋偏偏就正好落到我头上来的呢?但想想也好像不足为怪，是本来就有可能会这样的，为啥就不能是这样的呢?委屈固然还是有，但立即也就有点无所谓了。还因为平常是时时记住自己“出身不好”这四个字的，既然该倒霉了，那就倒霉吧。被捕被斗时也没有想得很多，想的倒是如何服从，叫低头就低头，不要反抗，何必呢?坐到牢里之后，好像才想到自己一生的前途是完了，想到对不起祖父祖母。其实，我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那时我的父亲还没有当镇长，而父亲被镇压是一九五一年，我被取名镇琛跟父亲做镇长根本没有关系，是一种巧合。但到这种时候一切都说不清、也不听你说了。
他听了点头，心中深为感慨。
刘鎮琛又说，上初中时我就懂得自己出身不好，以后考大学一般是很难被录取的，心想初中毕业以后考个中专算了，以后自己努力进修，也一样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这样的事例我听说过的。读中专的好处是三年之后就毕业分配到工作了，当你走上工作岗位，每月能领到工资，你的同学还在上大学呢，所以做个中专生也不错。我初中毕业就没有填报普通高中，而填报了医士学校，被录取了。本来也想填报电校的，但电校在荷州，医校在本地，第一志愿就填报了医校，为的是不要离开祖父母。但想不到，现在，就连这样小小的理想也一下子就破灭了。
刘镇琛哭了起来。他的同情的眼泪，也不禁涌了上来。
渐渐，他们听到外面的世界极不平静，白天或者夜晚，从中山塔门前小广场那里传来喧闹的声音，还会腾起呼口号声和唱歌声，他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啥事，看守所的所长对犯人们说，你们考虑自己的问题，不要竖起耳朵听外面，外面的事和你们无关。但这话说了没两天，他和刘镇琛却被释放了。
他们两个先是被叫到外面一间办公室里，接着看守所长陪着一个人进来，这个人他是见过的，就是以前“审干办”的一个干部，也就是宣布逮捕他时以某种身份在场的，但这个人做出很冷漠的毫不相识的样子，对他们两个说，根据运动的新的精神，现在释放你们二人回到学校去，对你们的逮捕取消了。回校之后，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受复杂的阶级斗争考验。这干部把“复杂”二字特别地咬了一咬，这是该人所说这番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其余的都是应时的套话，这就对这次“捉放”做了解释，又对他们给予了警告。
这时大约是下午三点多钟，他们被送出了看守所，门外却是几百个学生，臂膀上戴着红袖章，上面印着黄色的字，向着他们发出了欢呼声：
“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他看清了，袖章上是“红卫兵”三个字，繁写体，用的是毛主席的行草。
他知道，“红卫兵”，是大约三个月之前学校里组织学生上街破四旧时就有的，是全市各学校统一成立的。词意很好懂，也就是说，在这个运动中，学生有了一个特别的身份和名称，这就是“红卫兵”。红色的卫兵，为保卫红色而战斗的士兵。红色是革命、无产阶级、红色政权、共产主义等等的象征和代名词。“红卫兵”的这个“兵”字，表示着学生对解放军的敬仰和学习，要做解放军的后备力量或辅助力量。总之，这三个字加在一起，十分革命，不可侵犯，不可战胜。所以，能否当上“红卫兵”，领到红袖章，是有家庭出身的条件限制的，一个班级上也就只有十多个学生能成为“红卫兵”，领到红袖章，戴在臂膀上。
但他忽然很不恰当地想起了《金刚经》妙理，那么，红卫兵，就是非红卫兵，只是名为红卫兵。妙理是由此岸指向彼岸、指向本质的。而在彼岸的回眸面前，愈是过去了的，将愈是失其真相、难以捉摸，就连所谓本质也模糊不清了，以至于成了一个“非”。佛理总是这样既承认“色”，又指向“空”。
他赶紧收敛了如此这般的胡思乱想。六祖慧能不识字，一旦悟出并说出“菩提本非树”的高明见解，被暗传衣钵，也就不得不逃亡了十五年。可见，思想虽是人的快乐，也是人的痛苦和危险，就在“四大皆空”的佛门里也是这样的啊。
他不知道他们二人被释放跟这些学生有何关系。看来，两三天以来在外面喧闹的就是他们，难道他们一直就在看守所门外这样聚集着、并且竟然是为了释放他们两个人吗?看守所门口也就是中山塔门口，看守所门朝着东，中山塔门朝着南，面前是一个小广场，而中山塔，就是市委的大门。他们咋敢这样做?咋可以这样做?又为啥要这样做?他难以想清这件事。但事情也明摆着，他们的获释，就跟这些学生有这样直接的关系，就是学生们这样把他们“闹”出来的，虽有些困惑，他仍不禁万分感动，因了一种师生的情谊。
一个多月前，学生是被集中在教室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集中在操场上观看他们的被捕，而现在，却这样把他们“闹”了出来，等待在看守所门口迎接他和刘镇琛的出狱，欢呼这是“胜利”，这是何等巨大的变化呀，而这些学生好像一律都成了“红卫兵”、戴上了红袖章，明摆着也是冲破了以前的规定，这一切又是啥意思呢?外面到底发生了啥情况?为啥看不到一个老师和学校领导?他既高兴又不敢高兴，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一个奇怪的梦?但哪会有这样奇怪的梦呢?这样的截然相反的现实，真是所谓做梦都不会想到的。
他们多少有点糊里糊涂被学生们簇拥在队伍里面上了大街，好像成了他们所欢呼的“胜利”的象征而被炫耀着。簇拥着他们二人的这支队伍，在大街上与学校里游行而来的另一支队伍合并，人数也就更多了，此起彼伏呼喊口号，显然是为他们的获释而吹呼。队伍向医校方向走去，一面不断地高呼着口号。一路上还有别的学校的学生队伍也打着“红卫兵”的旗帜到来，分明是声援，加入了游行队伍，越来越大的学生队伍在不断呼喊的口号声中一路游行，最后进了医校。
“……毛主席著作闪金光，哎，闪金光……”
学校高音喇叭里的歌曲声渲染出一派热烈的气氛，洋溢在天地之间。这歌声把他带回到一个多月之前他和刘镇琛被捕的那时，好像歌声一直未断，戏剧的相反的情节却在一样的热烈而相同歌声中跌宕变化着，这有点不可思议。
他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和刘镇琛竟然被请坐到操场主席台上，胸前还戴上了红绸子扎制的大红花。
突然，像上次一样，高音喇叭里的歌曲声关闭，响起了领呼的口号声。从体育室里脚步杂沓地有人被押解出来，押到主席台下，头上戴了硬纸做的高帽子，胸前挂了硬纸做的牌子，上面用黑墨水写着啥。他看清了这是王校长，不禁大为吃惊。
时隔一个多月，他和王校长的位置竟然发生这样相反的掉换!咋可以这样对待校长?真是怕人!这是咋回事?他记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到过一九二七年的农民协会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那情景大约也就是这样的了，但咋就用到今天来了呢?为啥?就因为他和刘镇琛的事吗?如果是这样，却就让他心中十分地不安了。那样对待他和刘镇琛虽然是弄错了，但开那个大会的形式想来还是正常的，而用这同样的形式对待王校长，却是太令人惊讶，觉得太不正常了。所以，他心中不安之余，还有点害怕，不知道他坐牢的这些时，外面发生了啥情况。
一个大喉咙学生从高音喇叭里领呼的口号像雷一样炸响，不亚于上次大喉咙的老师，一字一字十分清楚，是：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淮兴!”
光是“王淮兴”三个字从学生嘴里这样粗暴地喊出，就令他心中震动，有天崩地塌之感，过去即使是老资格的教员也从未有人这样对校长直呼其名的，何况是学生，何况是这样的场合、这样的大声，何况是“打倒”!
王校长不仅这样被直呼其名、被“打倒”，而且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就说明着在他坐牢的期间，外面发生的情况了。王校长一下子成了这样的“分子”。但“修正主义”这个词，确实早在《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章中读到过的，至于这样跟具体的一个中等学校的校长联系在一起，确实还是头一回见到，而在前面加上了“反革命”三个字，可能是表示含义的强化和情感的愤恨吧?不过，他平时所知的王校长，似乎还不至于是这样的一个“分子”。他不知道王校长为啥被这样定性，又是谁来定的性，这样的定性算不算数?他从学生的发言中听出，原因就是王校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用逮捕他和刘镇琛来“镇压学生运动，转移斗争大方向，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在以前的学校工作中，王校长也“一贯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感到这对于王校长有一种粗率和夸大，但表达着一种很革命的精神。以前，一九五九年，定他为“历史反革命”，尽管他至今不承认这个罪名，但那毕竟是组织上给定的，而现在给王校长定这个很严重的罪名，多半像是一种“群众行为”。
所以，对这个大会，他不能算是完全看懂，乃至吃不准是好还是不好，但听出了王校长实实在在的错误确实有一个，那就是逮捕他和刘镇琛，而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不应当这样进行的，“运动的重点”不在学生以及他这样的“群众”里，而恰恰只有王校长这样的“当权派”才有资格，却被王校长别有用心地转移了，所以，就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切的理由，就是这样。
总之，一个月之前在他和刘镇琛身上适用的某种逻辑，现在转用到王校长身上来了。只是他仍觉得，对待学校的党委书记，弄得像“斗地主”一样，是十分令人吃惊的。然而，“莫须有”地逮捕他和刘镇琛，无情地毁灭了他们，确实也是够狠。但那不像是王校长能决定的。显然，王校长有点“代人受过”，代前一阶段市委布置的运动做法当了替罪羊。
他想起了两年以前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大论战，想起了那些大块的著名的“反修”文章，那都是出自中央顶尖的大秀才之手，当然，一定是在毛主席的指导下、经过了最会写文章的毛主席的修改和认定。那震撼世界的雄文，不但在中央报刊上发表，而且印成了“新华活页文选”和小册子发行。他珍爱地完整地保存着一份，并且特地去请工人师傅装钉成了厚厚的一本书，自己做了一个封面，恭敬正楷写上了《九评》二字。从其中《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关于斯大林问题》等文章可以了解到，南斯拉夫是如何“资本主义”的，赫鲁晓夫是如何“修正主义”的。所以，《九评》提出了“防修防修”这个严重的问题，说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把这种“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发表《九评》两年后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报纸上读来，也就是这样的旨在“反修防修”的运动了。一代青年，过去只是在书本上读到毛主席如何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恨自己生得太晚，现在想不到自己也能在毛主席领导下干上了革命，真是无上的幸福，唯一遗憾的也许只是这场革命是“文化”的，不是拿起枪杆子的，假如那样，一定会更带劲啊。年轻人的历史感充满浪漫色彩，他们心目中好像认为正是这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引导着历史的前进，这有毛主席的气势磅礴、充满激情的诗词为证。
虽然他还不能弄懂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如果就是逮捕他和刘镇琛，那确实也就很难说有啥“反修防修”的意义，确实是弄错了或“转移”了方向。他迫切感到，他须得到报纸上去研究一番。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对于全局的了解，只有依靠报纸。事实上如果有人要从收音机上参考不同的声音，这个人就有可能被人举报“收听敌台”，而这也几乎也就是“敌特”的代名词，所以好多人，包括他在内，干脆不购买收音机，免得惹上不必要的麻烦，看到商场柜台里陈列的大小收音机，心中是又想要又不敢买。
王校长这样被“打倒”，负责领导学校文革运动的市委工作组的人也看不见了，而学生已经提出“勒令”，要工作组长必须到学校来作检查。那么，现在学校领导是谁呢?副校长哪里去了?高主任哪里去了?咋一个也看不见的?凡此种种，他虽然被释放出狱，心里却轻松不下来，越来越觉得不踏实。
他注意到领头的一个学生，想不到非常会演说，博得阵阵掌声，全场都沸腾了一样。这使他想起了历史上的学生运动。这个学生的演说中提到，“要把我校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些言词让他紧张出汗。他就这样被卷进了运动，正如他二十年前被身不由己卷入到“除奸”队伍中去并且手中被放进了一把沉甸甸的手枪一样。学生们呼喊的口号中有“拥护市委释放被捕师生的正确决定”这一条，不管咋样，既然是市委的决定，既然学生是“拥护市委”的，也就让他放心了些。
操场上的大会散了之后，刘镇琛被他的同学们簇拥而去，他被带进了学生会那间屋子。原先写着三个蓝字的“学生会”的小木牌不见了，挂上了一块大了些的写着红字的“井岗红卫兵总部”的牌子。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面容好像只是苍白模糊一团的小个子学生拿着一本书，对屋子里的同学们说，我朗诵闻一多先生的一段诗你们听听：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底梦，
烧沸世人底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对现在太适合了!哦，还有一段，对我们，呃，也可以说，可能是很适合的：
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
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大家能听懂、能理解吗?面色苍白模糊的小个子学生问。
是说要打破人们心中的自私、保守、胆怯，这是祖传的心灵的监狱。燃烧着的红烛，象征着从前现在未来一切的革命者!而革命，是要流血流泪的，我们都要有这种准备!
在大会上发表演讲的学生头儿做着手势，这样很完满地回答了小个子提出的问题。四周的学生听了很认同，他听了也很佩服，但心里无端似的很害怕。
这学生儿头戴着眼镜，是个猫脸，脸盘较大，不如说是一张虎脸，粗粗的眉毛横在眼镜上方，圆圆的猫眼藏在眼镜后面。四周坐着站着七、八个学生。
他刚坐下，学校的魁梧高大的总务主任来了，像个最小心谨慎的下级一样，躬身向学生头儿请示，发工资的时间到了，呃，王淮兴的工资是否照发?头儿很沉着回答说，这些事情我们学生不管，难道有人认为不应当发他的工资吗?
总务主任嗫嚅着说，是产生……这样的……疑问，所以来……请示。
学生头儿一听，说，请不要用“请示”这个词，运动并不是换一批人做官当老爷。我们认为，不允许从行政的方面干扰运动，学生无权停发学校里任何人的工资，不要再拿这种发工资的事情来问我们。
总务主任既肃然起敬又十分汗颜，连连点头称是，躬身退出，始终未敢仰视。
他望着这些满脸稚气但神情严肃的学生们，心里提醒自己不要小看他们，他想到，一九四四年他只身一人去投奔新四军盐阜师范学校时，才十七岁，并不比他们现在的岁数大，而他参加革命工作却正是从那一年起算的，尽管自从他一九五九年成了“历史反革命”之后，他的“工龄”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
他觉得，刚才他暗自涌动的对当前“革命”的疑问，似乎成了一种亵渎，而他还是学生把他从狱中救出来的呢。他心中多么有愧，又是多么羡慕人生这样单纯热烈血气方刚的年岁，这样红烛一样无私而勇敢地燃烧自己的年岁，他实际上并不喜欢总是冷静着沉默着却暗中思索不已的自己，他的心中正有着闻一多先生指出的那座“监狱”而把自己“安全地”关在了里面。
学生头儿对他说，郁老师，我是三年级二班的，我叫史宏，历史的史，宏伟的宏，本来叫史家旺，这是才改的名字。他听了点头，领会到这是追随时代之意，而原先的名字显得陈旧落后了。这种自改名字的现象，据他读书所知，在大约五十年前一些走向新时代的“五·四青年”当中，早就有过的。历史多么会自动地就重复某些现象啊。他一点不想轻视青年，他对青年唯有热爱，仰慕，甚至崇拜!人类的理想之一不就是让自己永远年轻吗?已经不是青年了的人就会产生对青年的崇拜。只是人总会像他这样渐渐变得世故，而他其实还不到四十岁，不能算是老，他为啥却总是感到自己都老得有点沉重了呢?
史宏说，市委已经宣布，对于你和刘镇琛的逮捕，予以取消，并且承认，学校领导和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定撤销市委工作组，王校长必须接受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
啊，既然一切得到了市委认可，既然学生还是尊重市委的，他也就放了心，只是仍然感到王校长自有其苦衷。
史宏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通过逮捕有一定问题或根本没有问题的群众，篡改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把文化大革命扼杀在摇篮里。你们获释，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群众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斗争的结果。在我们静坐市委期间，全市各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前来声援，参加静坐，工人阶级也来支援我们……
他听了，心中暗吃一惊。学生静坐市委!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工人也来支援!一切想来真是惊心动魄，好像是从前民主革命斗争历史的某种模仿和重现。他和刘镇琛在看守所里听到的外面的喧闹声，看守所长叫他们不要竖起耳朵去听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一个红脸膛的学生说，把逮捕师生，把审查教职员，教大家互相“横扫”，说成就是文化大革命，这种篡改，真是阴险毒辣。把刘镇琛定为“现行反革命”，把你定为“历史反革命”，定得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仅凭刘镇琛在书本上写了一首革命烈士诗抄，根本不能算是“反革命”，如果这样，那我们每个学生都有被定成“反革命”的可能，这就是“资产阶级反路线”，就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白色恐怖。
这个学生的感觉和思想更是尖锐。
戴着深度眼镜，面容苍白模糊，刚才朗诵闻一多《红烛》诗的小个子学生说，你郁老师是啥历史问题，我们学生也不知道，但在这种时候把你作为“历史反革命”实行逮捕，是不正常的，如果你真有严重历史罪行，过去就不应当把你从下放的农村召回学校代课，可是把你从下放农村召回代课的，也是王校长，他一定是在上级授意下才这样做的。所以，这次对你的逮捕，我们就看出是别有用心的，是一种精心策划，把你作为一个牺牲品用来扭转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加上一个无辜的学生。凭在课本上书写那首诗就能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当时我们心里就想不通，感到这是冤枉。我们亲身体会到了啥叫做跟毛主席心连着心，哪怕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哪怕一万年以后，我们也决不后悔!我们就是红烛!红烛有后悔的吗?哪里能找到“后悔的红烛”这样的诗?没有!郁老师，现在，你个人的事情，已经被资反路线弄成了客观的政治事件，你也就不要只想着你自己了。
听到此，他真觉得十分敬佩和感动。但他不可能把眼前的这些学生娃娃当成“组织”，并且这些学生算啥，他确实还弄不清楚。但学生们对他是这样热诚，他却沉默不言，连一点谢意也不表达，他内心很抱歉，他保持着一种沉默和呆样，他对眼前世界确实有如梦之感。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逮捕师生，阻止文化大革命正确开展，用“恐怖”来让人们躲进被窝里去睡大觉。其实，他们却把自己的真面目给暴露了。他们有意地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又一次反右斗争，用这个来吓唬群众、镇压群众、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十六条》明明不让这样说、这样做，他们却一定要这样说、这样做，他们敢公然用自己的私货来冒充毛主席党中央的精神。《十六条》就是鉴于这种情况很有针对性地制定出来的。在我们这里，却还要照搬《十六条》公布之前北京的错误做法，这是为什么?这正深刻说明一定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你和刘镇琛以自己的被捕，为亭州的文化大革命立了大功!
史宏的最后一句话，让学生们笑了起来，他一下子头昏脑胀，乃至毛骨悚然。
史宏继续说，郁老师，你个人的历史问题，肯定是要放到运动后期调查处理了，我们是相信你的，希望你不要消极悲观，而要振作精神。不过，你可以把你的历史问题客观地写成一个材料给我们参考参考。如实写给我们，不要害怕，只要实事求是，有啥可以害怕的呢?而我们需要真实的情况，才能有正确的判断。你的所谓历史问题，即使全是真的，也并不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十六条》的第五条写得很清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北京五十多天里把多少师生打成反革命的错误方向。《十六条》的制定，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我们正在继续观察，我们将以《十六条》为武器，有理有利有节地在亭州进行这一场斗争，把本地区隐藏最深、资格最老、骨头最硬、最狡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你去领工资回家休息吧，你的工资应当全部补发给你。休息几天以后，你照常到校，参加运动。
敬佩之余，他感动着，吃惊着，思考着，也努力理解着和警觉着。最后，史宏给了他一份油印的传单，还给了他一本正式出版的小册子，说，送给你的，你带回去看吧。
二
走到门外，他一看，传单上油印的是一篇不长的文章，题目是《炮打司令部》，副标题是“我的一张大字报”，署名是“毛泽东”，还有写作的具体时间，是“八月五日”。
他以前没有看到过毛主席有这篇文章，是新发表的了?这文章的题目非常不一般，能这样雄奇的，大约也只有毛主席。而副标题也不一般，毛主席以最普通人的身份写起大字报来，他老人家难道需要用这种方式说话吗?还是出于要提倡这种形式?要用“炮打”的，是“司令部”，那就是在中央最上层里面了，那儿还能另有一个“司令部”吗?多么意味深长，又是多么让人的神经为之一紧!他迫不急待、一字一字认真阅读起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反映了很严重的事情，严重到让他的心跳陡然加快许多，浑身似乎冒出汗来。“反动”、“围剿”、“白色恐怖”、“资产阶级”、“何其毒也”，这些不同寻常的词，竟可以用来形容身处“中央”的“某些领导”，这简直太让人吃惊，以至于令人又害怕又兴奋了。但仍然称“同志”，却又有点不可思议。是啥人曾经有过“错误倾向”，并且在最近以来的五十多天里，“反其道而行之”，要把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可见不是一般之人!“反其道”者，与毛主席主张的文化大革命之道相反也。
他久久深思，但他不了解情况，似乎也害怕了解这种情况。所指的事情发生在从八月五日往前数的五十多天里，就以六十天来算吧，那就是六月以后的事情，到底是啥事呢?他也无从知道，而史宏这些学生好像有着一定领会，成为战斗激情的一种精神的鼓舞。
他在灵魂深处很自然地暗暗发生着一种本能似的逃避。他和刘镇琛的被捕与被释放，医校学生的“静坐市委”，虽然与北京有千里之遥，但分明跟毛主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有着一定的关系，并且，归根到底，是毛主席这张“大字报”救了他和刘镇琛。他们遭受的，不就是一种“恐怖”吗?既然是不正确的，而且这样以“反革命”罪名把他们两个无辜者投进大牢，这种“恐怖”，当然就是“白色”的，虽然是以“红色”的名义。从出发点到手段都是“恐怖”而错误。好像就连毛主席也知道亭州的情况，好像小小亭州跟伟大北京的情况客观上是受着某种共同规律支配的，真是不可思议!正如那个学生说的，他们体会到跟毛主席心连着心了，而他，竟然也体会到了，真是越发的不可思议!是事物真的有这样的规律，还是全国大家伙儿不觉都进入了毛主席的预设中呢?会有这样的预设吗?他无法判断，他也不敢这样继续乱想下去。
这张“大字报”看来不会假，别人做不出这样磅礴盖世、雷霆万钧的文章来，即使作伪也作不出来。全国现在发生了啥事情?运动将会咋样发展?他看了一眼那本红色封面的薄薄的小册子，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史宏说的《十六条》，并且说是中央的一场大斗争的产物，他心中又是一紧，连忙放进衣袋，似乎怕被人发现他在看这样重要的中央文件，而他本来似乎是没有这样的资格的。
他回去先到街头开水灶店打了一瓶开水回来，然后关了门，给自己泡了茶，放在旁边，他喉头有点发紧、发干，饮了一口，接着，就拜读《十六条》的小册子，一条一条地看下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完整的文件，显然是党中央用来指导当前这个运动的，他这才第一次对让他陡然吃了一个大苦头的这场运动，能理解了一些，而觉得开展这个运动是理由十足、气魄雄伟、不同寻常的，他被突然捉进看守所这样的不白之冤，立即也就显得算不上一回事了。
他在家里坐不住，又到图书馆去翻阅报纸，把以前看过的前几个月的报纸，以及个把月以来没看过的报纸都看了，竭力能对全国情况有一个连贯的了解。
报纸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样的文章夺人眼目，学生们确实正在“造反”，做着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至于加上“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定语，当然就表明着这样的“造反”是有前提的，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发动和领导之下的，有着很明确很具体的政治内容。
“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红旗》杂志社论中这样的话，跟《炮打司令部》里说的，不是存在某种联系吗?他又一次感到某种暗暗的心惊和莫名的兴奋，当然，对于一切，他仍无法了解或想象得更具体。
找来找去，报纸上并没有发表《炮打司令部》，但他相信，这份“大字报”不会是假的，一定是从北京流传过来的。毛主席竟然写起大字报来，这反映了情况的某种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他已经从史宏这些学生身上感受到，确实是让所有的人吃惊并且产生特别的兴奋和一种紧张的，任何人不可能置若罔闻、无动于衷，特别是年轻人，会很自然地产生要奋勇无畏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选择。
以前的人在自己平常的日子里，只知道身边的那一点点，脉博只在自己身上跳动，现在好像不同了，普通中学生的身心也一下子就连接了北京、中央、毛主席!这确实是从未有过、也从未想过的事情!他不禁想起印度大文学家泰戈尔的名著《红夹竹桃》，里面写到国王从他深居的地方走出来，加入了起义的造反的人群，与凶恶的官府势力作斗争，这一笔一直令他吃惊而费解，视为浪漫主义笔法，现在倒似乎在现实中得到了一种理解。
就在他往返图书馆的路上，他收到中学生们一路散发给群众的各种油印传单，其中有陈伯达、江青的讲话，从中可以看出，首都一些学生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为此分成了赞成和反对的两派，双方发生了大辩论，陈伯达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江青的讲话赞成陈伯达的建议，并且说，“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
他模模糊糊地想：这个问题过去是人人心中皆有，而人人皆口中无言的，现在可以这样公开讨论并且可以批判“血统论”了，不管咋样，这是令人感到某种进步意义的。
还有一份传单是《红卫兵誓言》，说：
“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纲领。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这有点浮夸的语言，似有点煞有介事，却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成份，让他想起了在宣布逮捕刘镇琛大会上那个女生的发言，也是这种最为堂皇威武的调调，他真不敢苟同。这种堂皇威武的调调往往失之肤浅，也往往包藏着可怕的错误甚至完全不同的目的。但当然，既是“誓言”，似乎也就不免要用这种调调。学生们把北京的这个传单翻刻出来散发，说明他们是认同这个的。于是，他明白医校“井岗红卫兵”这种名称的由来了。
传单中还有毛主席八月一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其中有“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这句话，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
“我们，你们”，伟大领袖和学生之间，就这样直接地平等地沟通了!这是多么让学生们激动的事情!
这些，读了都令人兴奋、紧张，真不知道北京发生了啥事情，还将发生啥事情。此外，还有翻印的外省的传单，其中有“湖南长沙八•一九事件真相”，“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声明”。
在描绘“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历史场面的各种文学电影戏剧作品里，总是有学生散发传单的意气风发的形象。看来，青年人散发传单，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一种标志。
一切似乎在告诉他：一种“革命时代”来到了!他似乎从整个的空气中受到一种鼓舞和启发。史宏那些学生对他的有所要求，不就是鲁迅说过的一种“将令”吗?他一下子想定了一个题目：《捉放之后：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回顾》，在这个题目下，可以把他一九五九年如何突然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前前后后，都写进去，也就是说，其中采用倒叙的方法，把他与宗进庭之间发生的历史上的一切，都坦然地既简要又清楚地写上去，至于他的妻子的情况，他也打算公诸于世。虽然写的都只不过是事实，却有点“豁出去”了的感觉!
他想到，如果他发生意外，比如，突然无疾而终，那么这就成了他留下的真实资料。假如他就那样被宗进庭关死在牢中，他又怎能让人们知道他的冤情和苦难呢?他似乎早就该把一切写出来、让组织、让大众都知道他的冤情。他虽然比学生岁数大、阅历多，但他在革命的精神上以至思想方法上，是多么地不如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啊!写吧，说出来，怕啥呢?
自从宗进庭对他加以迫害，他持续数年申诉至今，他是“就事论事”的，他在任何一份《申诉书》上都没有涉及他与宗进庭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就说，他没有“揭发”宗进庭一九四六年曾作为“除奸对象”的事情，他是有不忍之心而留有余地的。尽管宗进庭这样对待了他，这样造成了他的巨大不幸，他仍没有跟宗进庭把脸撕破，他没有向组织向别人说出宗进庭的那段咋也不能算是光彩的历史。实际上，是他自己给宗进庭隐瞒了疯狂迫害他的原因。他至今未对王校长说起过，至今未对“审干办”说起过，在省接待站他也没有说，在中央教育部接待站他也没有说，在任何一份他写的材料上他都只字未提，在坐牢时对“难友”刘镇琛也没有说过。他太书生了!
实际上，是他自己使得组织上、使得人们想不到他的案情会存在迫害和打击报复的背景。组织上以及一些人们甚至会认为，宗进庭对他的处理已经够宽大的，是讲了“老乡情面”的。某种意义上，他真傻，他为啥不拿着这个最厉害的“武器”，逼着宗进庭放老实点儿呢?也许，假如向组织上提出这件事，组织上就会找宗进庭谈话，会叫宗进庭不要带着个人恩怨处理问题，乃至会叫宗进庭回避，让别人来处理他的案子，一切也许不至于拖到今天，更不至于使他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一念之差，结果如此，有着该他自己负责的成份。然而，宗进庭这样的历史问题确实也不是轻易地随便地可以对组织、对别人说得的。
他真觉得，至今为止，他的事情，完全是他自己给耽搁了，完全在于他没有向组织反映内在的真情，他一点也不能责怪组织，他是自己误了自己。他被弄得这样家破人亡，可他仍然活着，真是所谓“人还在，心不死”，于是，宗进庭趁着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运动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对他来下最后的毒手，竟然下令(他心中认定，是宗进庭下令)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逮捕他，把他从医士学校捉出去坐牢，假如时机允许宗进庭这样下去而得不到《炮打司令部》的纠正，岂不是能做到彻底置他于死地么?这跟“杀人灭口”的区别，只在于见血与否罢了。假如不是有“红卫兵”，不是有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和《十六条》，他岂不是要把牢底坐穿、要被害死吗?一切都在告诉他、对他说：你该听从学生的吩咐，把情况写出来，“造反”呀!
他是不能不把那段秘密给宗进庭公布于世了。如果他遭到不测，如果他突然死了，谁还能知道他的冤枉和其中秘密呢?他不能把秘密带进坟墓，不能给自己钉死了冤屈的棺材盖。而这一点，他以前却没有想到，他真是太天真、太愚笨了。传单，大字报，红卫兵，报纸上的言词，毛主席的“大字报”，宗进庭借着运动对他和刘镇琛的迫害，而他们两个竟被学生从牢监里救了出来，这一切让他明白，某种旧的秩序老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当官做老爷的人可以为所欲为的情况，正在被冲破，几乎“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他虽为此而感到某种害怕，怀疑是不是真的能够这样，但他在内心里在本质上是欢欣鼓舞的!既然如此，他也不必一味循规蹈矩以给组织送《申诉书》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他领教得太多了，“组织”是由人组成的，而人却总是服从他的上级，“审干办”的那些人总是在真理和事实的面前掉过脸去、乃至助纣为虐，好按月领他们的那份工资，以至得到向往中的提拔，宗进庭这种人不就是古人所说的“虎而冠”者吗?难道古代有，现在就没有?旧社会有，新社会就没有?有呀，宗进庭就算一个!
一时，他觉得自己如同报纸上常说、歌曲里常唱的，“跟毛主席心连着心”了!本来他对毛主席就无限崇敬，从来不曾因为自己的地主家庭成份、因为一九五九年以来的不幸和苦难，而对毛主席对新中国的信仰有啥动摇，现在，他更有一种豁然敞亮、浑身来劲的“解放感”，他似乎看到一种给人以宽松、公正和自由的“新时代”正在大踏步而来。这不是幻觉，这至少是他自己在历史的此时此地的真切感受，而且前所未有地已经是一种群众性的局面。
当前，市委这一级组织，正在忙着如何领导本地的文化大革命，哪里有空来处理他这样的一件拖了多少年的个人的旧案呢?而学校里，在王校长被“打倒”之后，在工作组撤离之后，“组织”又何在?
中央把政策直接给了民众，民众与中央心连心遥相呼应，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真的不知道组织何在，他的个人问题该向哪一级组织去说?难道要直接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吗?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个人的事情有资格向党中央毛主席去反映。从前他面对的“组织”就是“审干办”，可是一切落在了宗进庭手中，现在他的事情又必须让组织知道，根据当前情况，他只有把事情写成传单，让所有的人，让社会，同时也就让组织，都了解到真相，都来关注他的不幸，这真是最痛快、最直截了当、最为可靠而无误的。
“唯恐天下不乱”!
他记起了这个厉声而言的古训，心中一阵胆寒，好像自己就成了“乱臣贼子”似的，他几乎要取消了自己的计划。但他又想，是宗进庭“乱”来在前，而他“造反”在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宗进庭位高权大、居高临下，正如韩非子所说，在“法，术，势”这三个方面都十分有利，以至于能堂而皇之、一再对他进行迫害，其实是盗用了“组织”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现在这样的形势，毛主席是从上而下发出号召，群众是从下而上响应号召，以人民的“乱”，来治宗进庭这种当权派的“乱”，从而达到这个社会的一种新的“治”，这是他能理解、愿意拥护的，这不就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吗?谁能说这不是一种新的起点?
名者实之宾，事实胜于雄辩，只有真实才是根本的东西。他不能连事实也不敢说出，那他真是辜负了学生，辜负了毛主席发动的这场大革命了!他铺开稿纸，奋笔疾书。他感受到自己有很强的写作能力，头脑中想到啥，笔底下也就顺畅地写出来了，有逻辑顺序，有前后照应。
某些关键部分他很注意措辞委婉和公正允当，但宗进庭的“画皮”是无可避免地，也可以说是很对不起地，一层一层给“剥开”了!在这篇写了两天，动情讲理、字斟句酌、文气贯通，大约八千字的材料的末尾，他写道：
如果还有人要抓住我的所谓“历史问题”，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实行新的迫害，那就只能进一步暴露他自己，其所作所为，正如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所英明指出的，是“实行白色恐怖”，是“何其毒也”。
虽感到写得有点幼稚，好像也染上了那种堂皇威武的调调，但既然“革命”了，似乎就必须这样。他到附近一个他很熟悉的小学校里借了钢板蜡纸，用他在教导处也算是久练有素的仿宋体刻写起来，后来又自己动手油印，整整忙了一天，直到天黑。晚上，他看着堆在桌上的传单，闻着那油墨香，心中很感慰藉，安然入睡，一觉到天亮。眼睛一睁，他从床上跃起，他将精神饱满地去散发传单了。他给自己留下两份，作为收藏，其余的装在一个布拎包里。他想起当年他为妻子乔丽奔走呼号时，因为散发《为我的妻子说几句话》的传单而好像闯了大祸、让王校长为难的事，但现在可以不必为这个担心了，现在满天下都是各种传单、大字报。
路过一个巷子时，只见一个小孩子拿着一支竹竿往上捅，另一个小孩在一旁站着仰面观看，还说着“用劲!用劲!”那竹竿捅向屋檐口的瓦当，瓦当上是一个八卦图样，真是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瓦当并两片瓦就被捅了下来，哗啦一声摔碎在地。你们两个小孩，在做啥?他不觉就上前去制止他们。一个小孩把头颈硬起来，理直气壮回答说，我们破四旧!
啊?这就是破四旧么?他说。
就是!小孩回答。
小孩子的行为，显然是荒唐的。他说，你们不要这样做，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个图案不是四旧，是文化。
两个小孩看了他一眼，有点悻悻地走了。
他叹了口气。这两个小孩成人以后，忆起这段童年往事，该是咋样的心情、作何说法呢?
他先是到了医校，给各个教研组送去，凡是遇见的老师都给了一份。然后到了“井岗红卫兵总部”，史宏不在，里面有正在写大字报的几个学生，其中有红脸膛的那个，看来也是头头之一，于是就给了好几份，其中一份请转交给史宏。
他出了学校，就到乔丽以前所在的医院去。各个门诊室都给了两份，颇受欢迎。然后他就到中山塔去，进了机关大院，一个办公室一份，“审干办”自然也有一份。“审干办”的人虽然早已厌烦了他、斥责过他的，这一回见了他，却没有吭一声，任他走进去，把材料放在一个办公桌上，而后离开了。明摆着是因了文化大革命而好像对他也给了一点“平等”。在他们的“天理良心”上，其实是应当知道他的所谓问题是有某种复杂性的。
他大着胆，也没有人阻拦，往里走，沿着冬青树夹道的整洁的砖路到了一个幽静的绿色小院，里面有一座两层高的办公楼。楼下就有一个干部走出来用手势挡他，这显然是个秘书，他急中生智说我是宗市长的老乡，那人虽有疑惑，但看他知识分子模样，也就放他登楼。他走了上去。
上面是一间一间的办公室，他先向西头走去，门都关着，他从门下的缝隙里送了一份材料进去，只要一开门，就会发现的。他复向东走，门也都关着，他也都照此办理。
他没有遇到宗进庭，这使他松了一口气。他并不是来找宗进庭的，他只是认为既然看到了这座大约很重要的办公楼，他的传单就应当散发到上面去。
他走向楼层最东头，迎面一架立地镜子，他看着镜子里的自我，似乎对自己是个啥模样已经很陌生了。他心中问镜里的人：你是谁?你就叫郁平吗?你在做啥呢?镜子好像给了他一种提醒，让他背脊上寒毛一竖。但他告诉自己，不可后退，这就是你的现实，你必须面对。
一步之外，门是开着的，他一看，里面坐着一个人，一双眼睛正盯着来到门口的他，应当早就在镜中发现他了，只是不动声色而已。
他似乎就要后退，就像林冲误入“白虎节堂”一样，但他同时也就称叫了一声“宗市长”，并且明确了自己老熟人老同乡老当事人的身份，毫无惧色十分镇静地走了进去。他想，正好，当面送给你，越发的光明正大。
宗进庭做了一个手势，请他在对面靠墙放着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这样距离较远，大约有两公尺以上。宗进庭起身拿茶杯，要给他泡茶的样子。他忙说我不喝水、我马上就走。宗进庭也就听他的话，放弃了要给他泡茶的姿态，坐下来面对着他，等着他开口。
他想要对宗进庭说的话，当然是很多的，他有好多话憋在心里几年了，但一时却觉得无从说起，而且都不必说了，他只需要说眼前的事情。
他说，最近我忽然被捕，又忽然被放回学校。我的个人问题是个小事，与当前运动本来也没有啥关系，但想不到这样影响了运动，所以就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让人们对我的事情有所了解。我写了一个材料，没有抄成大字报，里面有些事情是第一次说出来，油印了一百份，刚才在医校、医院、还有机关里散发了一些。
他将一份材料放到办公桌上，说，不打扰你了，材料如果写得不对，希望能得到你亲自纠正。说到这最后一句话，他一面觉得自己刚才所说都是废话和虚伪，只有这句话才是当面直率勇敢地发出了讥讽和挑战，但这种勇敢却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本来好像一直是小心地躲藏在他的身体里。
他看到宗进庭憋着内在的愤怒和不安，保持着他的为官的尊严，僵硬着头颈，眼睛却不觉已经被牢牢吸引在他的材料的题目上。
他及时抽身，下楼而去，秘书正迎面走来并且好像为的是驱逐他，他与之擦身而过，下了楼，大步地离开了，感到心头一阵畅快和轻松，恨不得像一头北方的叫驴似的张唇扬首欢叫一声，但当然，他没有这样做，他不是那种狂人。
他立即想到了王校长，一直对他很关心的，可他写这份重要的东西，竟然忘记了跟王校长商量一下，潜在的原因是王校长已经被“打倒、靠边站”了，而且被“打倒”是与他有关的，这造成了某种尴尬，当然，他并不认为王校长就成了啥人似的。他还是只认定他与王校长以前的那种正常的关系，别的他都不管，乃至视为并不存在。拎包里还有最后几份材料，他就到王校长家去。
王校长的夫人在家，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似的看着他。他说，我是郁平，学校的老师!王夫人说，我知道你是郁平，你是来……?他想，王夫人因为学校里的事情而对他有所误解和提防了，或者是一时不知道该咋样对待他。
他努力显得平淡地说，我是来看望王校长的，他不在家吗?王夫人说，他到学校去了。他说，那我不等他了，我写了一份材料，本来是应当跟他商量的，现在我已经刻印出来了，留一份在这里，请他看看，他一直是关心我的，但有些情况，他还不了解。他拿出钢笔来，在材料上写了一行字：
王校长，我写出了这份材料，上面的事情以前没有对你说过，也没有对组织上说过。这可能也是我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原因。现在，我把一切都写上去了。过去我无端地有点怕，现在，我不应当再怕啥了!
最后写得有点浮夸，而且是他很反感的笔调，可是他落笔就写成了这样，真是时风所染啊。他真的啥都不怕了吗?大约并非如此简单吧?可是已经写下来了，就算了，反正确实也是现实心情的一种表达吧。
他这样在外面转了一大圈，散完了传单，回到家中。心里却渐渐不安，好像做下了绝对不能做的、胡闹的事情，至少这样的行为本身就他这个岁数这种情况的人而言，似有某种“冒进”，让他有些后悔和后怕似的。他想起了胡风的被批判的名言“精神奴役的创伤”，他真的很难弄清自己在精神上是否正常?而他这样拷问自己，又是否精神正常?
他有些茫然无着地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就被许地山的《蝉》这篇短文吸引住了：
急雨之后，蝉翼湿得不能再飞了。那可怜的小虫在地面慢慢地爬，好容易爬到不老的松根上头。松针穿不牢的雨珠从千丈高处脱下来，正滴在蝉翼上。蝉嘶了一声，又从树底露根摔到地上了。雨珠，你和它开玩笑么?你看，蚂蚁来了!野鸟也快要看见它了!
他把这篇短文反复地看着，心中被一股无名而无边的惆怅和恐惧抑郁着，他决定躲到乡下去。既然学校里不上课了，他还去做啥呢?是去“革命”吗?虽然他有了一种“解放感”，但他和年轻的学生娃娃们不同，他的翅膀正如蝉翼，是湿透了的，而且是受过重伤的，他飞不起来了，他心里不知为何还有点为史宏这样的学生担心着呢。
他立即给“医校总务处”写了一封请假信，说自己因为“坐牢”，受了很大的风湿，不能到校。他把信贴上本埠投寄仅需的四分钱邮票，投进邮筒，就到下河码头去，搭上了夜班的轮船。他的心，飞向淳朴的乡村，心中想念着父母，满怀愧疚……
第十一章 避乱逃离
郁平躲避到乡下去，但宗进庭在追捕他
这是一九六六年的秋天，在城里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之后，他回了一趟几年不见的家乡农村。轮船谨慎地停靠到泥土的高岸边，搭起跳板，让到站的人们下船，然后收了跳板，轰隆着声音倒退着，清清的河水一时被搅起河底的黄泥，浑浊了的水波在阳光下闪耀着旋转而去，拨正了船头的轮船昂扬着开向下一个站头。
还是那条田间小路，曲曲折折走十里，就能到达他家所在的村庄，但小路并未到头，它继续蜿蜒伸向远方的村庄。田野秋收在望，有的田块上早稻开镰收割了，好像从大地的金黄的厚厚的米糕上这里那里的整整齐齐切下了一小块或一大块来。他大吸了一口带着水稻清香的新鲜空气，望着满眼看不到人的秋原，嘴里念着陶渊明的句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而，他哪能“不知、无论”，自己的现实是挥之不去的，一想起来就沉甸甸地坠在心中。
穿过一节节田野和几个村庄，他到了韩家舍，大半的路走下来了，他知道父亲是在韩家舍供销社工作的，但父亲六十多岁了，不知道退休回去了没有?可笑他连这个也不知道。他可以弯一点路，到供销社里看一看。
供销合作社也就是某一片农村的一个中心的综合的商店，供应的商品五花八门，从布匹到纸张，从锅碗到大锹，从煤油到针线肥皂雪花膏，都有;但跟城里一样，有些东西，比如布匹、煤油，要凭证供应。在物资总量不够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较公平妥当的方法，所以人们总的是接受了的。
韩家舍供销社设在过去一家地主的房子里，砖木结构，高房大屋，供销社用着后面两进房子和中间的一个大天井。他走进大门，站在天井里。南北两边屋里都是货架，柜台里面站着供销社的人，相当于城里的售货员，但他们比城里的售货员懂的和做的事情要多，而且都是男人，中年以上的占多数。大约由于是在一座旧房子里的缘故，里面光线幽暗，正是一种乡村商店的亲切的气息和模样。
他看到父亲也在柜台里面，跟别人一样，手上捧着一个大茶杯，见到他，就把茶杯放下了，看着他。
父亲比起五年前是明显地老了些，白发一半，但人还是那样，一点也没有瘦下来或弯下来，他心里感到高兴。但他也就忽然想起了亮亮，是父亲唯一的孙子，却死了。父亲忍受过的东西真不能算少，他的出现，大约只是使父亲想起孙子没了。多么愧为人子!
他让自己镇静着，就像是天天在一起的一样，依照家乡话，叫了一声：“爹爹”，走了过去，说，我来看看你可还在这里上班。他看到父亲的眼睛正在湿润和起红，但父亲竭力用一种很正常的口吻说，乡下，能上班就上班。说着这句话时，也就把内里的某种感伤全部压抑了下去。
旁边一个花白头发说，在家里也是闲着，不如到这里来大家一起混混，七十岁能上班就不算老，真正老了就在家里等着那一天吧，反正总要有那一天的。众人为最后一句话笑了起来，好像那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问父亲，妈在家吗?父亲说，在。他掉头就要走，父亲说，你等一下，我去打二斤肉。父亲就走出柜台，出了供销社。
他在里面四处看看，有人问他，还在城里教书啊?他点头。又有人问，听说城里学生现在叫做啥“红卫兵”，造反了，打老师、打校长、烧书、不上课了，是真的吗?真是瞎闹啊!你就是趁着这时候回家来看看的吧?他含含糊糊地点点头，又说，“打、烧”我没看见过，我们学校还没有。
这时另一个人说，“造反”是要杀头的啊!
有人回答说，现在是上面发动的，假如真是造反，那还得了?就这么个说法罢了，就是叫人敢讲话、敢犯上呗!
又有人说，学生娃子懂啥?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
这些人就这样讨论起来了，看法上有时大相径庭，实际上不需要任何解答，而任何解答也都会引出不同意见，所以他也不必插到里面讨论了。
这时一个年轻的人走了进来。
他们介绍说，这是我们杨主任!
年轻的杨主任身穿一件灰色对襟单衣，结实的宽下巴，向他露出特别洁白整齐的牙齿笑笑。他明白了这就是供销社负责人，在四周农村方圆一、二十里的范围内，算得上是一个有神通、受人恭维的人物，因为他手上有物资有商品。
他恭敬地称呼了一声“杨主任”。
杨主任说，不客气，小杨!是郁老师吧?
众人笑道，对，脸上写着呢!
意思说他生得像父亲。众人的目光都端详着他。
杨主任说，好几年不下来啦?
这话有点抬举了他。他惶愧地含糊地点点头。
正说着，父亲从外面来了，手上提着一挂猪肉，进了柜台，伸手从下面拿出一个半旧的扁形的竹篮，将肉放在里面，又从柜台上取下两瓶白酒，也放在里面，给了他，说，你先走吧，我家去吃饭。
旁边的人说，爷儿两个要对扳一下呢!
杨主任说，老郁你下午就不要来了，爷儿俩个“四两棉花八张弓，细弹(谈)细弹(谈)”。
在一片温暖友善的笑声中他接过小竹篮，向父亲的这些一堂和气的同事们礼貌地点点头，说着再见，走了出去。
进了家，妈妈见了他就撩起了衣角，他喊了一声“妈妈”，就走过去拥抱着满头白发又瘦又小又老的妈妈。
妈妈抽泣起来。他说，妈，真对不起你们!说了这句话，他就要下跪，妈妈拉住他，说，这是命，不怪你们!我一个都不怪!
妈妈的话使他眼泪直涌，他想，父母作为父母，是在平凡中自有一种伟大、高贵的。
母亲忙菜忙饭去了，他洗了脸，正站在天井里，门外走进一个青年的农民来，中等以上身材，挺结实，大脑袋大脸盘，剪着短桩子头发，灯泡似的有点暴突的眼睛亮闪闪地看着他，走到他的面前，谦恭地向他问候：二先生你回来了?他“唔唔”着点着头，不知道这后生是哪家的、该咋样称叫。但青年农民却看出了他的疑问，于是说，我叫文槐，文化大革命的文，槐树的槐，我父亲是老俊德。
这下子他想起来了，俊德就是队里的耕牛饲养员，也就是“牛爹爹”，几年前他被遣回原籍时对待他是很好的。他忙笑着问，你父亲身体好吗?文槐说，也说不上好还是不好，反正还是负责队里的牛。他说，还能管牛，说明身体就是好的。文槐说，把自己的口粮做下来，把国家的公粮缴上去，一年的嘴混过来，对不对?
他一听，这文槐看来是个无端地就会有点怨气的人。他不知道该咋样跟农村这个一团大疙瘩似的青年人交谈。文槐却问他，二先生，城里学生造反了?他一听，真的吓了一跳，不知道他想说啥。文槐说，依我看，就是要造反!一九六0年，我们乡下刮“浮夸风”，社员一天只有四两米，而且在大队食堂里，天天拿着碗去等那一勺子薄汤，有的人家里也做样子去打粥，回去是当茶喝呢!有四两米还算好的，差点就连这一勺子也没有，这之前公社甄书记问他，你们大队还有多少稻?他说多呢，还有几万斤。甄书记下来看，稻子堆在仓库里，好像真有几万斤，甄书记转到后面，把当中的摺子一拎，手伸进去抓一把出来，尽是瘪子、碎草这些东西，粉碎了给猪吃也不算好饲料，原来是虚报、浮夸!全大队该留的口粮、种子，都不考虑，好像以后舀水喝就能过日子。甄书记当场一顿训，带到公社去做检查!这样才由粮站按每人每天四两米发下来。四两米够啥?但公社的存粮也不多了，全公社二十三个大队呢!甄书记是才来的，前面的一个书记搞虚报、浮夸，国家来把粮都调走了，一拖十几条船，都装得满满的，听说全国闹灾荒的地方不少。我有个弟弟就是那年死的，才九岁，要不是肚子饿得那样，人哪会容易就死?现在有的人照当领导，哪个敢不尊敬他，马上有颜色给你看，真是比从前的地主还快活。毛主席叫学生起来造反，真是对头!话说回来，只有学生才不怕他们，学生晓得啥天高地厚?不过像甄书记这种干部，还是好的，你说呢?
文槐暴眼红红的，睁得灯泡一样，炯炯地看着他，就等着他的回答似的。他心里承认这个乡下青年一定说出了某些方面的事实。
他正听得惊心动魄，文槐接着又说，听我父亲告诉我，叫我不要往外说，我们村里有个好佬在亭州城里做大官呢。你哥哥是个大材，假如活着的话，官要比他大，解放前他公报私仇打死了你的哥哥!他就是怕你哥哥把官做到他上面去。他的老婆是地主家的，他是拿手枪逼着先奸后娶，差点挨开除党籍。这种人就是混进党内的，是不是?土改时他帮助他的丈人把金银财宝藏起来了，把你家里弄得精光!
他听了，心惊肉跳，不知如何回答。文槐说，他把他的两个舅子都安排了工作，一个在王埝公社粮站，一个在向阳公社粮站，远走高飞，把老地主也带走了，眼不见为清。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他们吃不完、用不完，可是他们哪一个站出来有哪里比我们强?他们成了公家的人，一个月就是几十块钱工资到手。我们老社员年终分配才能分到百十块钱，眼睛盯着鸡屁眼，十个蛋拎出去卖不到一块钱，一个鸡蛋跟供销社换一包火柴。总有一天我要把红卫兵请到我们这里来，一个个斗死这些狗日的!
他觉得，文槐虽然直率坦诚，但知识有限，情绪躁动，他无法跟这个农村青年讨论这类问题，而且这个人容易惹祸的样子，不宜多接触。可是，这青年分明是正直的和热心的，他不忍冷淡对待。他咋样才能不露形迹地打发走这个青年呢?想不到，他的心思，被盯着他的那双暴暴的眼睛看出来了，文槐开口说，二先生，我不要你说啥，我心里全有数，有些话你不好说，也不能说，你是做老师的，但我们“老社员”随便说说怕哪个?你难得下来看望父母，我也不打扰你了，你跟大姑爹大姑奶好好叙谈叙谈，两个老的可怜哪!
文槐说罢就退到门口，又大声说，大姑奶，我走了!
厨房里已经飘逸出红烧肉的香味来，妈妈在锅灶门口烧着火答应着说，文槐，留下来吃饭吧!
他也及时说了一句：留下来一起吃饭!
文槐说，不啦不啦，你们一家子团聚!又向他点了一个头，就出了门，昂昂的走了。他走进厨房，心里想着，关于他从前曾被卷进除奸队并且朝宗进庭放过一枪，文槐一点没有提起，看来这事情知道的人是很少的。妈妈一边烧着火，一边对他夸奖文槐，说文槐平时走到这里总要进来看看，叫一声大姑奶大姑爹，有要用大力气的事情就主动帮一手。俊德是个好人，儿子也好。他问妈妈，文槐这“姑爹爹姑奶奶”是凭啥叫的?妈妈笑道，农村里就这么叫。
父亲比他善饮，满满一小杯酒，端起来一口就汲下肚，呵出酒气来，然后便伸筷子拣了肥肉搛到嘴里咀嚼着，很觉得有滋味似的。
父亲说，街上又有运动了?他说是的。他差点就要把他的忽然被捕和忽然获释说出来，又想到这事情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何必增添父母的忧愁?话到嘴边没有说。
父亲说，你要留点神啊，《水浒传》上咋的说的?吃饭防噎，走路防跌。他说，是的，运动一到，历史上有牵扯的人就可能先要被赶到场子上去溜几圈，做个“开路先锋”，嘿嘿。
母亲责怪起父亲来，说，他才到家，你吓他做啥?
父亲说，不是吓他，亭州有好佬看着他呢，他的问题到现在得不到解决，这就是有人暗中作对啊，运动来了，更要留神，人家有权!
他说，是的，是要有一定思想准备，说不定突然之间，一点理由都不要有，造个理由出来，打你“死老虎”，给别的许多人看，平白无故就他吃多少苦，而且，天高皇帝远，没处喊冤。
父亲用眼睛看着母亲，说，我可曾说错?母亲就叹了一口气，咕哝着说，才到家就说这些。她服了这男人的世界。
母亲问，乔丽可有信给你?他说，五年了，我每个月必写一封信去，但既没有退信，也没有回信，说明她是收到信了，但不想回信。父亲说，你光是写信做啥?你不可以抽个空，哪怕请几天假，到农场去看看吗?一看就啥都晓得了。我还以为……
母亲忽然撩衣边揩眼泪了，说，五年苦吃下来了，还有十年!就不可能提前释放吗?父亲一杯酒抓在手上，饮不下去了，开了瓶塞，倒了回去。说，盛饭吧。妈妈一边揩眼泪，一边到厨房去盛饭。
他心里计算着，再过十年，父母就是七十多岁的人，而他也将是五十岁的人。岁月流逝真是无情，他确实应当到农场去看看，可他好像一直就不曾有空，另外，心里面好像怕看到作为“劳改犯”的乔丽。
他说，现在学生闹革命，学校里不上课了，我可以抽空到农场去看望一下。妈妈说，买些吃的用的东西去，袜子手套多买几双不为多，球鞋、高帮套鞋，做生活时用得上。
他不由得感到，这些，他早该买了给乔丽送去的。还有家里乔丽留下了啥适合的旧衣服，也需要找出来送去，劳动时用得上。他觉得五年来他好像啥事情也没有做，而让时光白白地过去了。他愧疚着，在五年都没有到农场去过一回这件事上，不仅感到对不起乔丽，而且感到对不起父母。五年来，他怕见到乔丽，然而又放不下心，就用一封封的信去问候她和表达自己，这确实也是最适合的形式，然而，不去探望、不及时送去可能很需要的用品，总是很大的欠缺。
他说，袜子手套球鞋套鞋，供销社都有吧?供应到农村的东西也会适合农场，下午我就到韩家舍去买。父亲说，要等进货才齐全，不着急，你先在家里过几天。
下了几天绵绵小雨，无事可做，他索兴代母亲到生产队上工，好让母亲在家里把一些针线做掉，也让母亲得到些休息。不知不觉在家里过了有两个星期。供销社也进货了，一天下午，他到韩家舍去，就在杨主任手中给乔丽买了十双袜子五副棉纱手套，一双球鞋和一双中帮雨靴。他到会计那里交钱，杨主任说，找块外包布来!有人就找来了一块草绿的包装布，给他把这些包在里面，像个包裹似的好提在手上。他道了谢，也跟父亲道别，就拎着东西走了出去，心里想着乔丽将会使用这些手套袜子球鞋雨靴，一丝安慰来到他的心间。是的，这事情他做得太迟了。
他走下韩家舍，踏上回家的小路，却见文槐迎面走来，眼睛暴暴地看着他，将他一把拖住，说，你不能回去!他吓了一跳。文槐说，我就是专门来迎着你的，老姑奶说你到供销社买东西去了，我立即就朝这里赶，要拦住你。
他问，啥事?
文槐说，你们亭州来人了，公社文革有人陪着下来的，在大队部，我听到了，是来找你回去的。我想不是好事情，就赶快给你通风报信。
他说，我不怕他们，我不曾犯法。文槐说，二先生，你的事情我早就听说过了，你虽然不怕他们，但光棍不吃眼前亏，不能落在他们手上。你赶在他们前头回亭州去，你是学校里的老师，你把你的事情告诉红卫兵，让他们主持公道，总比你一个人被他们逮去要好些吧?
他一听，也有道理。文槐说，你掉头向西，直奔沙埝，正好赶得上县里下来的轮船，他们找不到你，要拖到明天才走得成呢。姑爹爹这里我晚上再跟他说明，免得他们为你担心。
这乡下青年农民的正义感和机智，真让他刮目相看，他感激地握了文槐的手，就掉头西去。
亭州是谁要找他?是宗进庭派出的人吗?是老故事又要重演吗?这是有可能的。他想起了他散发出去的传单，一切好像才是昨天的事，传单上面是公然地在宗进庭脸上数麻子的，这不是做得过份了吗?能这样在传单上指名道姓去说市委的一个领导人吗?而且还说宗进庭在“北撤”时曾被作为除奸对象，这还得了?现在谁又能证明历史上的这件事?这让市委咋办?特别是，这对全市运动是何影响?过去他“怕”，他是谨慎小心的，也是心地宽厚的，这回他是有点过份了。你认为文化大革命真的可以这样“大鸣大放”了吗?学生这样做，你也可以这样做吗?想到此，他有了一点真正的害怕。也许可以扣他一个很大的帽子，也许以后可以无可改变地逮捕他呢。
轮船在晚上十点把他送到了亭州。他走小街小巷，以免被人发现。小街小巷里早已没有一个行人，百姓家都关门睡觉了。他几乎在黑暗中行走，但他知道，这很安全。他像一个机灵的夜行的动物似的准确到达宿舍，只觉得自己是啥也不怕的，也就放倒头睡着了，竟然睡得特别好。
最要紧的问题也就在一种异常清醒的状态中来到了心间：他必须到学校去，他不能坐在家里不明不白地被抓走。虽然他不想如文槐所说的请红卫兵为他主持正义，但他确实是红卫兵放他出来的，他的情况还是应当让他们知道，重要的是不能因为他的事情而给学生带来啥被动。可能他是做错了，但幸而他在传单上写的都是实话，而决非凭空污蔑。他好像这才意识到，如此把市委一个领导人的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问题写上传单、散发出去，终归是惊心动魄的事情。他是奔四十岁的人了，这事情却证明他是不成熟的、冲动的。
他越想，心越往下掉。但也就想开了，怕啥呢?难道能不承认客观存在的事实吗?他只是摆事实、讲道理，他只是要求对他有一种负责的对待。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他竭力让自己若无其事似的出了门，一边却防着有人突然出现来逮捕他。没有走出多远，就看到满街不同寻常的大标语，令他的心为之一紧：
坚决批判静坐市委的反党行为!
打退新老反革命向党猖狂进攻!
这些标语还很新鲜，而他昨夜走小街小巷没有看到。他的心怦怦不安地恐惧地跳着，感到空气都有点绷紧。
到了靠近中山塔的中心地带，许多人在仰面观看刚刚上墙的大字报。他站在后面看到了题目，是“三论医校学生向何处去”，他才看了几行，就发觉文章出自老手，语言之中，大有要将史宏等少数学生打成反党分子或新的右派分子之意。大字报的书法也很好，署名是“煤炭公司工人阶级红扫帚”。
问题的严重性明摆着，形势急转直下，本来在医校问题上因逮捕师生而被动了的，不知为啥得到了主动，于是反巴掌拍过来，这样的大标语大字报上墙，分明形成了对医校学生的围剿之势。其中好像还涉及到他，因为他正是一个“老反革命”，并且他的传单岂不正是“反攻倒算”、“猖狂进攻”?
面对这样一边倒的舆论，医校学生为啥没有一张大字报大标语来为自己辩护?是被压倒了?是没有还手之力?他的心压抑着，恨不能立即一步跨到学校去，也恨不能立即拿起笔来帮助学生回击这个“红扫帚”。但这一切的背后是啥?他不明白。他的传单摆事实讲道理，难道反而成了“反革命”的罪证?
他进而又看到一份铅印的大块文章，题目是《静坐事件真相》，内容实际上把医校学生为要求释放他和刘镇生而静坐市委，说成了“反革命事件”。这是多么可怕的罪名。这大块文章是铅印的，那文笔是秘书式的，来头不小啊。他只觉得浑身凉透了，也害怕极了。
接着，他又看到，就在那铅印大文章旁边，有一份抄写工整的大字报，作者是“揭老底战斗队”，题为《看，静坐市委时的一些学生的“家谱”》，有二十多个学生的名字被一一排列着，写着他们直系或旁系的社会关系，尽是“地主分子”、“反动富农”、“历史反革命分子”、“管制分子”、“国民党军统特务”，等等，五花八门，一团漆黑，简直是“牛鬼蛇神”大集中，令人看了触目惊心，那么这些家庭出身的学生来静坐市委，似乎也就根本不可能是“革命”，而是相反，带有趁机向党、向人民政权进攻的意味了，其严重性质不言而喻是“反革命”的。他的心里感受着一种非常沉重的压抑，无可奈何，他把头一低，走了过去。
他个人的事情和安危，已经置之度外，他为学生担心着。但这些看不见的人们这样对待学生，不是一个“莫须有”吗?家庭出身如何，就代表本人如何吗?学生在政治上是稚嫩的，可以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也许真的一时失去了还手之力。而他，才不怕呢，他和宗进庭一样多少经过“历史”的锻炼!
二
他走进学校，一眼也就看到所有的标语都跟大街上的一致，而且多出一条来，简直触目惊心：
右派学生史宏必须老实交待反党思想及其个人野心!
这样说法的意思，显然与那份铅印文章是一致的。接着，他看到了直接与他有关的一条标语：
不许历史反革命分子郁平向党猖狂进攻!
他注意到，在这些标语的下面有一行小字，是“医校文革委”。学校里满眼看不到啥人，景象萧疏，气氛宁静得不安、不祥。他几乎就要后退，然后逃走。犹豫之间他转向右边一条小路，进了总务处。
女会计惊恐地看着他，好像看见一个吃人生番走进来一样，但他毕竟是她平时认得的、彼此还说笑过的人，她立即把头埋到她的账本上去了，她的纤柔的手在账本上微微有点发抖。
他走进总务主任的那一室，高大魁梧、三棒打不动的总务主任正在给自己的茶杯斟水，抬头看见他，一惊之下，手中的水瓶塞子竟然掉到了地上，滚开老远。他弯下腰拾起来，揩了一下，给塞到热水瓶上去。
主任有点结结巴巴地说，你，没事?他说，我的事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大家又不是现在才晓得，其实我有啥事?我的事是别人硬加给我的。主任不像笑不像哭，“嘿”了一声，说，你的传单……?
他说，我的传单就是把我的事实事求是写出来、公布于世。主任说，你，你好像还不晓得……
他说，我晓得，我全晓得，外面大标语上不全写着吗?帽子就只有做这么大了，还能做得再大些吗?
主任张大了嘴巴瞪着他，说不出话来。
他说，我是来拿我的工资的，我要去看我的老婆，五年了，我还没有去看过她，正好趁现在学校不上课……
主任忙说，学校里大约正好要找你呢，你是才从乡下回来的吧?全校正在开展大讨论。老郁，我是关心你的，你要注意，要有点思想准备呢。
他感到主任是个好人，特别是“思想准备”这句话是一种暗示。他嘻笑着说，医校出名了，出了右派学生，出了新生反革命，还有一个历史老反革命的教员，哈哈哈!
主任把他的衣服一拉，低声说，这是运动，你严肃些，史宏已经挨斗争过了，正在整他的材料，另外还有几个学生，解放以来学生里面最大的一个反党分子，可能就是这个史宏了……。到处找不到你，你跑到我总务处来做啥呢?
总务主任这最后一句话高音大嗓，突发得有点滑稽，既是糊弄可能正在偷听的人，又是让他快点离开。
他向主任点点头，到女会计那里领了工资，就离开了总务处。他横下一条心似的勇敢向学校深处走去。他看到许多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以史宏为首的右派学生”和他这个“历史反革命”的。对他必须“痛打落水狗”，对史宏必须“剥开画皮”;他是趁着文化大革命之机“闹翻案”的“牛鬼蛇神”，“人还在，心不死”，而“以史宏为首的极少数人”是“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向党进攻，走上了反党的道路”。除了大帽子，还是大帽子。他心中不为所动。
偶尔走过一两个师生，都惊愕地看他一眼，就只管缩着头走自己的路。简直是阴风嗖嗖，凄惨可怕，万马齐喑，空气绷紧得用指头弹一下也会爆裂开来似的。他和史宏，似乎就要这样地倒大霉了。他一步步正在走向埋葬自己的深渊。政治运动的结果，不就是会揪出“右派分子”的吗?至于他这样老的“牛鬼蛇神”，也总是必然地要跳出来与人民较量的，其结果是又一次碰得头破血流。
他看到，“井岗红卫兵总部”的牌子被另外一种牌子所取代，也是红字，写着“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正是某种此起彼伏的象征。他还看到，学生们都被集中在班级上，窗户里露出了男女学生们年轻的黑色的脑袋，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大约确如总务主任所说，是正在“大讨论”史宏等一些学生的问题，要表示与之“划清界限”。他看到有一个人正在太湖石竹林旁边的围墙一角上劳动，是在清除杂草。这正是王校长。他走了过去，轻轻喊了一声“王校长”。
王校长似乎认了一下才认出是他，也略微有些一惊，说，你咋来了?你不碍事?他说，我在乡下老家过了几天，不知道学校里正在批判我呢。他们还没有发现我，我准备再被逮进去。我也不知道我是啥时候被定成“历史反革命”的，大概就是上次逮捕我和刘镇琛的时候吧?我是“历史”的，刘镇琛是“现行”的，史宏呢，成了“右派学生”，而你呢，是个“走资派”，品种齐全了。这一切是咋回事?好像并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啊。
王校长说，既然你问我，我对你就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个运动跟以往很不同，我很不理解、很不习惯，也不知道应该咋样搞，要搞成啥样子。好在我“靠边站”了，我就这样也好，说句庸俗的话，工资又不曾少我的。但“反革命”，我自问还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自问也没有。我长期受党教育，虽然社会主义觉悟不能算很高，但也不会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我虽不能算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也算是一个老兵遇到了新问题吧。我对学生没有意见，他们“打倒”我，是可以理解的，对照《十六条》，我确实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我也感到那样逮捕师生是不对头的，即使没有《十六条》，从党一贯要求的实事求是的角度看，也是不对头的。但在运动的问题上，我咋能反对上级呢?现在我也不把问题往上推。虽然来了工作组，但学校里的事情，还是该我负责嘛，我当时没有敢把不同意见坚决地提出来嘛，更没有作抵制。我对不起你和刘镇琛。一个做校长的，不能旗帜鲜明保护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眼睁睁看着你们无辜被捕，不管咋样，回去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情况确实特殊，我确实没有办法……
王校长脸上充满痛苦，眼睛里泪花闪耀。
他说，王校长，你也不要这样自责，现在看来，情况确实很复杂、很尖锐，你多保重。乡下一个农民指教我说，光棍不吃眼前亏，我得走了。我要找宗进庭谈一谈，如果能遇到市委书记，我就跟市委书记谈一谈，谈过了然后我就让他们逮了去坐牢。你虽然不把问题往上推，但我认为我的一切问题都在上面、在学校以外，具体说，宗进庭一定暗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拿我来压学生，这算啥?他想一箭双雕，既打击我，又打击学生。可是我的问题本来就是“莫须有”，是他一手制造的冤案!他这不是错上加错，一错再错吗?不管运动该咋样搞，他这都是不对的。他起码应当做到为官正派，不能这样假公济私，把个人的东西掺到运动里来。但我这个老乡就喜欢这样做。
王校长看着他，听他说完，对他说，你留在我家的材料，我看过了，我相信你说的一切。但散传单的方式，可能造成了市委的被动，这不好。我听说正在追查你，可能要对你采取措施，只是还没有找到你，你要作好思想准备。你为啥要把问题这样公开化呢?给市委书记写一封信不也可以吗?唉，很多事情往往就出在这里，方式方法也很重要啊。你要相信，事实最后总会澄清，市委终究不会维护某一个人的不正确的做法，时间会暴露一切、改变一切。你也要防止自己犯错误啊，我们跟学生毕竟还是不同的。你的个人问题也要尽量避免搅到当前运动里面来。当然，前一阵不能怪你，是我们先错误对待了你。但以后你最好还是有意离开得远一些、与运动保持一定距离。他说，王校长，你的话是对的，我记住你的话。他朝围墙看了一眼，说，刚才总务主任也要我作好思想准备，看来是要有那么回事了。我估计这时候大门口已经有布置，而且好像已经有人找来了，我还有点私事，不能让他们逮去，我只有从这里出去。
他就爬上墙头，外面是乱草地，他两手扒住墙，先放下两条腿，王校长喊道“当心”，他很有把握地两手一松，落脚在围墙外面的地上，除了感受到腾空的一点危险之外，倒也并无任何损伤。
就在往地上一落之际，他忽然想到他写了宗进庭的材料，并且四处散发，从自己品德上说，似乎是可加指责的，因为客观上看，他等于是借学生的力量、趁运动的机会，来打击宗进庭。问题不在于他写的东西是否符合事实，而在于他为啥在这样的时候、这样地做呢?这虽不是落井下石，却也算是趁人之危。而且他这样做也没有顾及学生!王校长叫他“远离”，其实他已经深陷了!
一时，他真的很沮丧，咋就犯了这种有关品德上的，也就是真正的错误的呢?他这样使自己难受了好一阵，思想才慢慢又回头，想：王校长说“时间会暴露一切、改变一切”，但时间难道会自动地这样吗?时间能这样，还是因为人的努力吧?他在主观上并没有要对宗进庭这样做，他只是像狗一样被宗进庭打急了，回过头来向世界说明自己是一条好狗、本不存在啥问题，他起码也是像狗一样有着生命的反应、有时会被逼得露出了牙齿的。难道受了宗进庭如此的迫害，在某种可以说话的形势之下，他就不能发出一点为自己辩护的声音来吗?当然，他如果连一声也不吭，可能更好一些，但很遗憾，他未能达到这么高的境界。另外，他没有想到他的传单会给救过他的学生造成这么大的被动。确实，他很欠考虑，他在政治上虽不是无知，却有些笨拙。但拿他来压学生，难道不是一种居心叵测的借口?不是一种很不正派的政治品德?其实，学生在政治上再幼稚，也不会这样公然来保护一个“历史反革命”的……
唉，他何必这样苛责自己呢?宗进庭可曾这样自责过?如果有他这样百分之一的自责，对他就不会迫害至今了。宗进庭眼下仍在追捕他，看来要对他实行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二次逮捕!难道他真的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宗进庭这不是一直在欺骗组织欺骗人民吗?而可怜的他，却还在没完没了似的自责!他真是一个“知识分子”啊，精神上无可救药的愚人!他不能再这样愚下去，该以牙还牙，就以牙还牙吧，他忍让得够可以的了，难道要等到宗进庭将他迫害到奄奄一息吗?他把一切公布出来是应该的，是必要的，是自我保护措施!就算形式不算妥当，也只是形式问题，那内容不是事实吗?
他为自己这种内心的软弱、这种自己对自己的苛责、这种进退两难、这种深深感到的不平，而感到更为根本性的痛苦，他竭力对自己说：你没有做错，你是被迫无奈的，你之所以这样做，是能说得清，而不是说不清的!
他想他最要紧的事情还是去看望乔丽。为了万无一失，他可以先将东西给乔丽寄去，然后再去看她。宗进庭可能正在对他“收网”，他必须“与时间赛跑”。
他就真的跑了起来。他看到，家门口附近并无可疑人影。他赶快取出那包东西，迅速离开，到邮局去。好在亭州城里小巷连着小巷，在小巷里就能走遍全城。他就从一条一条的小巷里曲曲折折到达邮局，摆脱了想象中可能的追捕者。他把包裹寄了出去。邮局的人说，还能赶得上早班呢。他松出一口气来，然后较为轻松地走出了邮局。
他走到一条较大的巷子里，一眼看到了刘镇琛。
那是一间很小的屋，只有一间，里面贴墙搁着一张铺，卧着一个显然有病的老人，在另一侧，还有一张铺，大约就是刘镇琛的了。家徒四壁，一张破大桌上摆着锅碗瓢杂和几本书，还有一个白胡子老人的遗像，一个煤炉上的陶罐里熬着中药，向外面弥漫着中药味。
刘镇琛正在低头做事，他走近一看，是在刻竹尺，身旁一边的几把已经刻好，另一边的几把有待完成。原来，平常所见到的裁缝手中的竹尺，就是这样手工刻出来的。
刘镇琛专心致志，竟没有觉察门口站了一个人。他走了进去，刘镇琛一见是他，吃了一惊似的，马上丢下手中的活儿站了起来，一时竟不知道说啥。
这个学生的生活处境实在是狼狈的，大约考虑自己遭受的特殊情况，所以也就不到学校去了，好在学校里也不上课，他就在家里刻竹尺弄点收入贴补生活。他问，没有人叫你到学校去吗?刘镇琛摇头。
他于是问明，那遗像上是他的祖父。当刘镇琛被捕时，祖父还在，家也住在原先自己家里的三间一院里，刘镇琛被放出来之后回家一看，房屋却易主了，住着一户他不认识的人家，祖父母也不知去向，一时他真惚恍以为自己是在梦中。后来才明白，家中房屋是他被捕坐牢时，街道主任领着街道上的一些待业青年来宣布没收了，并且“破四旧”，把他祖父所珍藏的古字画和上百本佛经堆在外面空场上一把火烧光，把他的祖父母送到这个小屋子来住，至于家中的房子，去住的虽是普通人家，背后靠山却是街道主任，街道青年们受了利用，而且戴着“红卫兵”袖章，人多势众……。于是，祖父一病不起，祖母硬撑着等待着孙子能放回家。他在看守所里的一个月，对于家里的老人，简直就是一年，也许比一年还长。他一回家，祖母也就病倒了……。祖父在煤炭公司有每月四十元工资，祖父一死，就只有煤炭公司发给祖母的每月八元生活补助了。靠八元钱是不够两个人过日子的，所以一个好心人就让他领了这刻竹尺的事情来做，刻一把尺是二分钱，一天能刻一百多把，挣的钱不算少了，但并不是每天都有得刻，而且这事情很枯燥无味。
这样的情况，他听了不知说啥好。但刘镇琛眼前的困难却是十分显然的，而他的口袋里也正有些钱，他打算送一点给刘镇琛。
他就拿出二十元来，说，请你收下它，给你的祖母买点啥吃的……。说着，他看了一眼那躺着的老人，只看到露在外面的一团稀疏白发。
刘镇琛推着不肯要。他说，我们毕竟一起坐过牢啊!不想，刘镇琛有点紧张地说，郁老师，坐牢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听了这话，他有点生气，说，这点钱，我是送给你的祖母的，你不要怕!他把钱丢在桌上，就跨出门。
他走了几十步，刘镇琛追了上来，对他说，郁老师，你不要误解，我，我……
看着说不出话来的这个可怜的学生，他说，我不该提坐牢的事，你只当没有听见好了。他问，你知道煤炭公司“红扫帚”的文章是啥人写的?煤炭公司有比较会写文章的人吗?
刘镇琛的眼睛左右一闪，说，这事情我是听说的：“红扫帚”不在煤炭公司。
他一听，这情况有点神秘了。
刘镇琛放低了声说，郁老师，刚才见到你，我真吓了一跳，我听说你写了传单，散发到市委里头，有关方面正在到处找你呢。学校里史宏他们为我们两人静坐市委，当时取得胜利，现在却被说成“反革命行动”了，街上到处张贴了大文章《静坐事件真相》，当然是市委批准才这样铅印得出来，文章那权威的口气就是代表了市委。我们的事情，只怕还不能算数啊……。他拍拍刘镇琛的肩头，说，不要怕，自己有没有问题，自己是最清楚的。他们可能确实在追捕我，不过我写的传单不是反动的，是实事求是的，我没有逃跑，我只是下乡看望我的父母，你看，我不是自己回来了吗?我是准备再被抓到牢里去的，真有点无所谓了，但是，估计他们不会再来抓你!
刘镇琛说，郁老师，人家要迫害你，你也没有办法。不过，我是不想参加运动了。反正不管咋样，我已经是个牺牲品，我被捕过，说起来总之不好，光是这一条，这一辈子算是完了，只是没想到完得这样早、这样的没有意义。啥革命的崇高理想，跟我是没有关系了。我刻一把尺，二分钱是我自己的，我去写一张大字报，结果又会咋样呢?何况，我能说谁是“修正主义”?能说谁是反党分子?我啥也不知道，也没有嘴去说别人。我班上那个女生，说要拎着脑袋跟我拼了，其实她对我、对世界，又能晓得多少?人还能拎着脑袋跟别人拼命，那不是《山海经》吗?她跟我有这样大的仇恨吗?其实，在我的事情上，她也只不过是被利用的一个工具。她会心中后悔一辈子的，要不然她就是一个大脑不健全的人。我不恨她，我当时就不恨她，我当时就觉得她比我还可怜，我平静得我自己也想不到。我还应当这样平静下去，这是我唯一可取的态度。
他听了，也跟听了王校长的话一样，感到说得有道理。
刘镇琛低声地说，现在形势确实全反过来了。史家旺和另外几个学生头头，到运动后期可能要被定为“反党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正在整他们的材料。听说，运动原定九月就要完成一半，因为发生了这些预先没想到的事情，就有点拖下来了。据说全国的运动也都恢复了正常，年底就会结束的。运动本来就是要在教职员当中“引蛇出洞”，高中学生里面的“蛇”也不放过。我们这里的运动比北京要落在后面一两个月，听说北京高校的教师学生里被引出洞的“蛇”，比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时候还要多。文化大革命到最后，其实就是一次更大的“反右斗争”，据说一九五七年确实就是这样的!你没有看到街上的二十五个学生的“家譜”吗?那些材料当然是组织上抛出来的，一般人怎会一下子知道那么多?但我也看出那里面有夸大其词。史宏他们静坐成功，把我们放出来，市委书记还为他们举旗送行一段路，是有前提的，就是要清除这二十五个“黑五类”同学。史宏他们当时也不知是出于策略，还是出于天真，就这样答应了，后来内部发生很大分歧。其实他们这样让步服从，现在也没有饶过他们。以前像我这样的学生只是被叫做“出身虽不好，道路可选择”，现在干脆，叫做“黑五类”，那就是说，道路都不可选择了。市委书记对史宏他们说，你们队伍不纯，我们掌握一个名单，你们静坐学生里面有二十五个“黑五类”出身的学生，这种情况下，我咋好出来接见你们呢?你们清理队伍之后，在没有“黑五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接见，我还可以为你们扛旗、给你们送行。结果，史宏他们让这二十五个同学自动回避退出静坐;最不该的是，回到学校后，“井岗红卫兵总部”贴出《通告》，宣布了对这二十五个学生的“劝退”，这简直是……!
刘镇琛说不下去了，眼中一下子涌出了泪水。
他听了，真是呆了半天。他怅闷着，一时无话可说。
刘镇生又说，现在我才晓得，运动的复杂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你还记得吗，运动一开始就打倒了两个人。
啥人?他问。
一个是文联的齐主席，一个是东坝中学的林校长。
噢，记得，那是“斗黑帮”。才几个月，似乎已经忘掉他们两个了。
对，似乎已经记不得他们两个了。那时运动好像与大家没有啥关系，大家诚惶诚恐地当“看客”。其实这两个人是拋出来应付运动的。干部的政治生命也能这样随便对待，何况是像我这样的出身不好的小小的中学生，还有你这样的所谓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一个老师，所以，竟然一下子就逮捕了我们，是正式逮捕呀，开大会的那阵势，可不是闹着玩的，假如不翻过来，不是一辈子的事吗……
他叹口气，点点头，说，是的，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
似不宜久留，他拍拍刘镇琛的肩，就离开了这个无辜遭殃，并且极度灰心丧气的学生。临分手时，刘镇生给了他一份传单，说，北京的，你看着玩玩吧。他接过来，塞进衣袋。
他一时也心灰意懒，觉得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了，连他的抗争也是毫无意义的。他需要的只是“急流勇退”而已。眼前人生，不过如露如电、如梦幻泡影。一切相，皆是非相，只不过叫做相而已，何必执着?人生并不是人生，只是叫做人生而已，不必当真。啥才是人生的意义而可以努力地去抓住的呢?这问题本身已经变得有点可笑了。他大可以躲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去，可是，哪里有这样的地方呢?亭州已经派人到乡下去找他，或者就是要逮捕他，他还能到哪里去呢?一切对于他，似乎还是回到了老早的一点上，即：他是活在他的问题里的，对于他最可怕的倒不是坐牢，也不是被追捕，而是失去他的问题，若是有人管他的问题，也就证明他的存在，并且他就有获得甄别的可能。这样一想，思路又曲折地绕回头。眼前一切，对于你，仍是实实在在无可逃避的。回宿舍去“束手就擒”似乎倒是唯一出路。
思想回到现实之中，心却是极其无所谓的了。他从容不迫地朝着回宿舍的方向走去，考虑着咋样为自己弄饭这样一个最具体最现实的问题。饭，就是非饭，只是叫做饭而已。
他想不到兰贞会走在这样一条又长又狭的巷子里。但他不想转身掉头回避，他只有与之迎面遇见。这时你咋样念着“相，就是非相”，也不能否定对面走来的“相”就是兰贞，就是市长大人宗进庭的亲爱的老婆。
他注意到，兰贞的后面走着两个中年的妇女，作为伙伴，好像是起保护作用的。是的，眼下可算一种非常时期，兰贞也不是一般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兰贞分明看见了他，似乎也犹豫了一下，但最后同样决定并不转身掉头回避。也许她在想，你把宗进庭历史上那件事公布于众了，你更加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现在，你不但有历史问题，你还成了一个现行的反革命，你就等着坐牢去吧!
可是，他的心中却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涌起一股友好的温暖之情，似乎嗅到了家乡农村炊烟的味道，他几乎就要向兰贞点头致意，要用乡音开口说一句问候的话，然而，这是不必的，因为兰贞呈现出一个严厉冷峻的面孔，分明已经把脸像铁一样板了起来，她的眼睛直直地越过他而瞪着远方。她的架势说明着决不会向他让路，而他当然不能跟她对面撞着，他只有让到一旁，而且是礼貌地。他几乎贴墙站着，让她们走了过去。兰贞绝对地目不旁视，好像就没有看到他的存在;那两个妇女有一人从眼角上瞥他一眼，但似乎早已蔑视了他。
一阵屈辱的和憎恨的心情掠过之后，他羞愧难当起来，在他用传单公布了宗进庭的历史污点之后，他咋还能以乡亲自居、并且幻想他们以乡亲看待他呢?这不是太天真、太无耻了吗?可是他咋就落到这种精神的天真又无耻的境地里来的呢?荒谬与无奈，或者不如说是一种无聊与滑稽，使他几乎要放声大笑。
他忽然想到托尔斯泰老人推崇的《福音书》，说“要爱你们的仇敌，并且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但他没有做到，他所做的正好相反，他距离哲人的要求，何其远也。其实，托尔斯泰本人，大约也没有做到这一条，他的长篇小说《复活》，不是大胆无情全面深入地批判了沙皇俄国的政治、司法制度和那整个的社会吗?托尔斯泰最后不是从家里出走而死在外面的吗?他何以不用《福音书》的这种精神忍耐沙皇俄国的专制、忍耐一切的呢?现在，他也一样，他申诉，他写了传单，是没有为迫害自己的人祷告。他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虽然他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做的，但现在他这样做了。假如他能像托尔斯泰推荐的《福音书》的主张的去做，并且做到底，哪怕仍然被迫害坐在牢里，心情却可以保持一种宁静，人格也可以高于宗进庭，何至于像现在这样觉得对不起人，何至于会处在一种仇恨敌对之中而骑虎难下呢?这里面确实有玄妙高超的哲理可以探究，但看来也只是哲理而已。中国的所谓“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也有这意思。而他，没有能守住“环中”，他进入了矛盾冲突的大运转，一切已经身不由己。非知之难，而是行之难也!
现在，他已经跟宗进庭是一样凶狠而可恶的了，而他正不免惶惶然准备着对方再报复过来。但是，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跨出，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就像掉进一架绞动的机器里去了，或者也可以说是自己跨进去的，想停也停不下来了，只有跟着在里面绞动，也许能逃出来，也许会被绞得粉身碎骨。
于是他又想起一句名言，他已经到了“地狱的入口处”，只有鼓足勇气走下去!他记得，就在《福音书》上，耶稣也宣布过，“不要以为我是带和平到世上来的;我并没有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剑。我来，是要使儿子反对他的父亲，闺女反对她的母亲，媳妇反对她的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何以说这种话?这句话确实说出了人类充满着自相残杀的矛盾斗争，而不知何时能够停止。一切是多么矛盾啊!
一个启示像闪电一样掠过脑海。一切反正如此了，一切也本来如此，温情脉脉的面纱是一文不值的，他已经成了露出牙齿的狗，活该挨打，本来他没有露出牙齿、紧闭着嘴、夹着尾巴，也照样挨打，他何必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宗进庭像他这样老实吗?他不想做那凶狠的耶稣，也不能做那呆子似的托尔斯泰，更不能面对现实却说啥“相，就是非相”，因为现实就是现实。他何不如此虚晃一枪，逃之夭夭呢?也就是说，他饭也不吃了，直奔汽车站，登上了开往劳改农场方向的长途汽车。他们如果要逮捕他，终究会逮到他的，他并不惧怕再一次被捕，不过他却可以去看望一下乔丽，这才是他最为切实的事情!
第十二章 束手就擒
郁平到劳改农场去看望妻子。他被第二次抓进监牢，并且被审讯
一
一九六六年秋天的那个傍晚，长途汽车在一个寂寞荒凉的路口让他下了车。暮色四合。他按照车上乘客给他的指引，沿着一条漫长的土路，朝着劳改农场走去。一路没有看到过一个人，他甚至担心会从野地里窜出一条饥饿的狼来，但他知道，地图上这片涂着绿色的平原地区，已经被人类耕作了数千年，就连偶尔出现的田鼠、野兔，也会一见人就惊惶万分一溜烟逃走，哪里还会有狼?那么，与狼共在的人类，跟与田鼠、野兔共在的人类，会有所不同吧?这是一定的。而他，充其量属于与田鼠、野兔共在的一个。
他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一个小镇，天已黑透，小镇乌黑沉沉，几乎没有任何灯光。经过打听知道，出了小镇，向东再走五里就到农场了，但他只有明天早上去。小镇上并无正式的旅馆，由于是探望犯人的必经之地，有的人家是准备了空房让人借宿的。他于是就在一个人家住了下来，这人家只有一个老汉和上小学的孙子。老汉弄了一碗蛋炒饭给他吃，而后还给他泡了一杯茶来。就在天井里给他搁下了长澡桶，弄了热水冷水，拿来半个皂荚，让他在夜色之下囫囵洗了澡。他连声道谢，觉得很满意。
老汉问他，来看啥人的?他说，看我的老婆。老汉抬头看了他一眼，又问，她是几年的?他说，十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才刑满。老汉就不吱声，并且叹了一口气。坐了一会儿，又问，你咋一样东西也没有带给她?他说，先从邮政局寄出了。老汉点点头，站起来，给他点起了煤油罩子灯，说，客人你就早点睡吧，席子、被子、竹枕头都是干净的，有芭蕉扇，自己把蚊子邀一邀，把帐门掩好，乡下蚊子多呢，火烛小心，我不陪你坐了。
他的手无意识地在口袋里摸了一下，摸出了刘镇琛给他的北京的传单，一看，文章题目是《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载于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的《红卫兵报》第2期(1966年9月4日)，说：
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
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他看了，似感觉到了什么，又似一团模糊。但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就揭起灯罩，把这传单烧了，烧得一点不剩，用脚在地上把纸灰碾碎。他在床铺上躺了下来，心里升起奇怪的感觉。他好像很清楚地看到乔丽这时正睡在五里外另一张床铺上，作为一名女犯睡在另一些女犯中间。同样的夜晚、同样的星空、同样的一片土地，她却不知道他正睡在这个小镇上，明天就要去看到她。他们就这样被隔开着，这样靠近而又这样遥远。可是这隔开并不随着他们明天的见面而消除，他与她之间除了已经隔开了“五年”，还将隔着“十年”。时间与空间这样被人类认识到之后，能如此被人掌握着，成为人的痛心或快心，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自古刑罚的原理，好像正是从这一直觉入手而设计的，取得十分有效的结果，多么直截了当啊。《尚书》记载尧舜之时就有“墨、劓、刖、宫、大辟”五种常刑，还有“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总之是“惟刑之恤”。赫赫《周礼》，将“司寇”列为“秋官”，而“大司寇之职”，总的是“以五刑纠万民”。宗进庭只不过现成地运用了千古相传的“刑”的这一手，他和乔丽被时空切割分开的痛苦与无奈，宗进庭却是先于他们而代他们体会到了的，这才化为一种安心和快意。
蚊子在耳边执着地鸣叫，渴望着他的鲜血，却被厚厚的夏布帐子挡住了来路，而老鼠也出动了，梭梭地爬上了灯柜。
朦胧夜色照临窗户，小镇上阒无声息;老汉和他的孙子都睡了，像两滴水溶入了夜的无边的海洋。
他在想象中升上星空，朝下望着这人间和这小镇，望着躺在床铺上帐子里的他自己，而这个人一时不能入睡，倾听到蚊子、老鼠、还有一丝震颤摇曳着的万古的声音，思念着已经近在五里却还有十年才能团聚的妻子。从这一茫茫俯瞰凝视之中，他找不出任何的意义，就像手是五个指头的道理谁也说不出来一样。
从窗户望出去，乌蓝的天上繁星闪耀，深邃无边。他对一切忽然有了最深而难以言说的理解，立即得到了一种最宽广的慰藉，也就与夜色、蚊子、老鼠、万古、以至无穷的将来，浑然成为一团。他在极其淡漠无为、平和从容的心情中，沉沉睡去。
走在那五里路上，他与乔丽将会如何地见面，却成为悬念涌上心头。他想，也许她会很激动，也许她会很冷淡，也许这次见面会使他们彼此更想念，但也许这次见面会很不成功、使双方都更加痛苦，还不如不见面。她的外表变得咋样了并不重要，可是，他多么不愿见到一个在五年劳改中憔悴了的乔丽，然而，那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他最关心的是她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咋样的变化?也许她会变成一个他所不认识的人，他们之间会感到一种可怕的陌生。他想他能和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身体的互相压迫中产生一种痛切的交流，回到以往的基础，并且重新开始。他希望看到她的激动和流泪，两个人的眼泪能流在一起。他希望他们能同时想到和说到亮亮，希望他能从容地对乔丽表达说“我每天都在想你，我更加无比地爱你，我等待着你归来，我们要重新生活”。他希望得到乔丽相应的毫无保留的回答。他要尽力消除乔丽的痛悔心情和自卑感。他要把“伟大”这个词斗胆地用在乔丽身上，对她说，你是伟大的，因为你承受了最不该承受、最难以承受的一切。你不是在服刑，你是为我、也为那不公平的做了牺牲，一切的罪、最重的惩罚都落在了你的身上，而真正有罪的不是你，也不是我，是那不公平的东西。他要带着一种宗教式的崇拜和虔诚跪吻她的手、她的脚，把她当着受难女神。他不知道他们的会面是隔着铁栏，还是啥也不隔?是可以单独呆几分钟，还是必须有看守人员在场?总之这次见面是越想越重要、越想越丰富，也越想越让他激动不安了。他相信，这对于他，和对于任何一个无辜的人，都是一样的，只是具体的生活内容有所不同罢了。
尽管他去得较早，门口接待室里却已经坐等着几个人了，他们也是来看望在农场劳改的亲人的。他不知道他们家在这里劳改的人是真的有罪，还是像乔丽这样含屈蒙冤，但他们作为家属，是像他一样都是很可怜的。他们都是暗灰色，脸上都写着长久的不幸和煎熬，眼睛都呆板而同情地瞪着他，心想这个人家里会有啥人在这里劳改呢?这个戴着眼镜的教师模样的人也跟我们一样地不幸吗?
登记的时候，一个浓眉毛、肉鼻子的中年的工作人员对他说，你来得不巧，天不亮她们就坐船出去了。他忙请问啥时候能回来?给他的回答是：起码三天，还可能不止。他又请问是去做啥事?工作人员浓眉下一对白多黑少的无表情的眼睛就盯在他的脸上，好像直到弄清了来者是个书呆子，这才对他这么穷根究底的追问予以了最宽容大度的原谅，回答他说，去做啥事，我就不知道了，总而言之是劳动。他说，那么我可以等三天，我每天早上来看一下，行不行?那人回答他，这就随你了，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他忙说，对对对。
他心中盘算就在镇上老汉家住上三天。但他觉得白来一趟未免可惜，他何不求见农场的某个负责人，了解一下乔丽五年来的情况呢?他对工作人员说，我来一趟不容易，我能求见一下有关的负责同志吗?五年了，我因为有事，从没有来过，写的信也没有回音。那人看着他，似乎从来不曾听说过有这种要求，而他所说的情况也确实有点特殊，终于答应了他，说，我可以给你联系一下，队长也出去了，直接给你问一下场长吧。一部手摇电话机就在桌上，“呜呜”地摇了几下，给他要的是“徐场长”，接通了。搁下话筒，浓眉毛指着旁边小门，对他说，你从这里进去，向前一百米，右拐，到办公室去，门口有个牌子写着场长室，徐场长等你。
里面远望是没有尽头的农田，他到了办公室，抬头见了场长室的牌子，一看，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是个女人，人高马大，气象威严。他走了进去，说，我是来见徐场长的。他得到了回答：我就是。接着就问他，你是乔丽的丈夫吗?他说是的。一边回答，一边心中也就万分愧疚起来，几乎有点语无伦次地说，我，我因为自己有点事情，五年了，没有来看过她;信，我是常寄的，但她从不回信;她不是正常犯罪，她有特殊情况……。他止不住自己，好像要把许多话对这女场长一齐倾吐出来。
但他的话被打断了，女场长说，你坐下，你们的事情我全知道，你放心，乔丽好好的。
徐场长这句话使他忍不住一声啜泣，但马上抑制往了。他说，多谢，多谢你们对她照顾。
徐场长忽然问他，你自己是个啥问题?他说，我?一九五九年“审干复查”，把我查了下来，开除公职，下放回家，但这是弄错了，我估计有人陷害我，我是没有问题的，我一直在向组织申诉，我的事情实际上影响了乔丽，要不然她不会出事，而且，我们也失去了孩子……
他的眼泪成串地流了下来，万千痛苦一齐涌上心头。徐场长离座，给他倒了一杯开水。他忙站起来双手接过。徐场长说，不要灰心，要相信组织，这样的事情是不奇怪的，要经得起考验。他一听，感到就像到了亲爱的组织面前一样，更止不往流泪了。
徐场长说，还哭啥呢?这也是对你的考验嘛。和平建设的时期，就不会有这样的考验吗?一样有的。徐场长的话令他越发的感动，而且他好像还没有这样得到过尊敬和信任，他说，是的是的，我现在有时变得很脆弱了。
徐场长问，你们亭州文化大革命咋样?
他觉得很难回答，他说，学生……静坐市委……。徐场长问，你没有事吗?他说，来了运动，我就可能有事，但我的事也就是所谓历史上的事，我其实是没有事的。学校里运动一开始，把我抓了起来，还送进了看守所，后来又放我出来了，抓我、放我，都是市委的决定，运动并不是应该逮捕我，而是……。他停住不说了，因为那等于是要复述中央《十六条》的主要内容，真是说来话长。
好在徐场长对这个“本来意义”似乎不感兴趣，或者并没有很认真地听，而是说起了她所要说的：我们正好接到亭州市的电话，说如果发现你来了，不要让你走，他们来带你回去。你做了啥不好的事了?
他说，这是一言难尽的，既然他们电话打到了这里，我就把情况全告诉你。当然，农场与亭州是组织之间，你们照样把我交给他们，我是无所谓的。情况比较复杂，主要因为有一个常委、代市长跟我是老乡……
他把散发传单的事情以及传单上的内容也说了，听了他的诉说，徐场长好半天一声不响，后来说，你的问题确实比较复杂。你来得不巧，乔丽那个队到远处有劳动任务，三天不得回头，亭州下午就有人来，你这趟是见不着乔丽了，你放心，我跟你说过了，乔丽好好的，你以后再来看她，你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吧。今天见了你本人，我都有数了，我会帮你跟她说说，会叫她给你回信。
他感激得抽泣起来，用手帕捂住了自己。
徐场长让他这一阵过去，却说起了刚才中断了的话题，说，所有的人都应当听毛主席的话，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徐场长这样说，好像因为他是教师，是从城市来的，很愿意跟他谈谈。而他，就这个问题虽然能谈一些认识，但在这种地方、这种场合，似觉不便多说。他只是含含糊糊地点点头。他倒有点为这个女场长的某种单纯和热情暗暗担心起来，与他心中为史宏这些学生的担心类似。
徐场长说，我们共产党打江山为的啥?不就是为的要搞社会主义吗?我们无限相信毛主席、坚决跟着党中央。按照命令，我们农场不开展运动，但上面的情况既然这样严重，我们当然也要格外提高警惕。你刚才说的你自己那些情况，我听得懂，听起来不像是你自己瞎编的，反正你自己有数，党一贯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不准欺骗组织，是不是?你回去要好好学习中央的精神，按毛泽东思想要求自己，抱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态度，总不会错。我找个地方让你休息，到时你就跟亭州的人回去，不要硬顶，要想着你还有乔丽，还有你们的父母，嗯?
他对这番关心十分感激，连连答应。
徐场长用手敲敲墙板，外面走进一个人来，徐场长说，带他到学习室休息，泡一杯茶，中午送一份客饭，多打一点菜。亭州公安局的人来，就让他跟他们走，记住收下他们的介绍信，要他们签个字。
他被领出了场长室，他回头对这位好心的女场长说，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不会有事的，但不要对乔丽说……
徐场长挥挥手，说，你走吧，不要多想，管好你自己的事情，我们会按政策对待每一个人的。
他的估计是对的，宗进庭正在追捕他。本来，他也是无处可逃的。他到农场来，就成了自投罗网。他不悔此行 ，因为他终于踏上了到农场来探看的路，他走过这条路了，他到过农场的大门口，他进了农场，看到了农场，他见到了场长，得到了礼貌的对待，他被告知乔丽好好的，叫他放心，而这位女场长是一个很质朴的能体谅别人的人，还设身处地指导了他，这一切是多么好啊。虽然没有见到乔丽，但一种距离一下子变得很近了，生活对于他也一下子踏实了许多。本来他就应当把全部思想和精力都用在这上头，用在挂念乔丽和经常到农场来探看上，可是他一直不知在忙啥，在读那些永远也读不完的书，他还做了写传单、发传单的事情!他这才看清了自己适应世界的能力是很差的。
学习室里报刊收拾得很齐整，他也就看起报来。
他于是从最新的报纸上看到“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的报导，林彪发表讲话说：
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从林副统帅讲话可以看出，的确是有“炮打司令部”这一说法的，亭州学生早就散发过的传单《炮打司令部》，是可靠的没有疑问的了。他从林彪讲话中体会到，只有青年学生这样的“革命小将”，才有资格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挥手之下，以其纯洁无瑕之身，高举红旗，呐喊着，义无反顾地勇猛向前，而不必有何顾虑。而他，虽然其实并不是“牛鬼蛇神”，但现在是被视为“牛鬼蛇神”的，咋能像“革命小将”一样血气方刚的呢?只可惜他按捺不住，竟然跳了出来!传单已经写了、发了，收不回来了。
多年以来，只要一提起四类或五类分子，还有牛鬼蛇神，人们也就会在心目中把他列进去，视为那个范围内的或边缘上的人物，他得当心点儿。而他的父亲的“工商兼地主”的成份里也确实就有“地主”二字。他不由得想起二十多年前他在新四军盐阜师范虽然优秀却不能被选为班干的事情。革命，似乎从来就有一个资格审查的问题，无产阶级的革命，咋能让非无产阶级的人，甚至反动阶级出身的人，成为其中的骨干力量呢?就说刘镇琛这样的青年学生吧，不管有没有出那件冤枉的事，“出身不好”这四个字总是严重阻碍着其人生前程的。可是，历史知识却又告诉他，革命领袖的出身也并不个个是无产阶级。他是弄不清这些问题的了，就连他考虑这样的问题，也简直成了一种不该有的奢侈。但他又觉得林彪那后半句话只是一种政治策略，其实现在，还有哪个“地富反坏右”敢乱说乱动?
他继续看着报纸，于是看到林彪还有这样的话：
现在，有些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十六条》，利用工农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制造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的对立，挑动工农群众去斗争革命学生，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
他的心一下子就狂跳起来，觉得这些话是切实与运动有关的，是对运动情况的一种描述，并且好像也是针对着亭州说的，史宏这样的学生在学校里不是挨斗了吗?社会上不是以“煤炭公司工人阶级红扫帚”的名义在批判学生吗?那份铅印的大文章是咋样写出来印出来的?那份学生“黑家谱”是如何排查出来的?宗进庭就是“有些人”，至少是其中之一，在亭州这样指导运动，正是在让亭州的人们“上当”。看来，运动里这样的情况，是一个普遍性的全国性的问题，如不纠正，运动就会南辕北辙、走到适得其反的另一个方向上去。但各地都会有宗进庭这样的“有些人”，他们因为自己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害怕和抵触，乃至阳奉阴违、自行其是，而大多数的干部，也会正如王校长带着痛苦所说的，很不理解、很不习惯……。运动的某种深刻性，反过来可以这样地得到验证。
他的血管里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似的奔流着一种青年似的欲望和热情，而不顾他的那些自卑感，以及一切的灰暗的个人的情绪。他深深地感到了一种兴奋。他心中乱乱地想着，狂狂地又怕怕地兴奋了一阵，恨不能站到大街上去发表演讲，或者跟啥人倾心交谈，把心中想到的都说出来。可他转又感到悲哀，他问自己：黑也罢，白也罢，这一切对你有何意义?就算你想的都是对的，你对一切的估计和认识都是对的，你想干啥?你能干啥?你实际上只能会成为啥?他却只有对着自己苦笑了。
他看住报纸上“牛鬼蛇神”的字眼，心里一凉，无论如何，“牛鬼蛇神”只能是他，而不可能是宗进庭啊!宗进庭实际上正在想定他一种啥新的罪名呢。
他觉得自己忽地坠入一种无法弄清的糊涂与恐惧之中，竟觉得这发动亿万人民群众的文化大革命是他没有资格去思考、去兴奋的了。但是，人不是生而平等的吗?不是“心之官则思”吗?为啥自己却感到不必“思”、不能“思”、以“思”为惧呢?人的世界多么复杂啊，以至于让人感到活着、存在着真是不容易。宗进庭要来抓他，就让他来抓吧，倒要看看命运还会玩些啥花样出来。
他望着玻璃窗外，农场的田野望不到头，与广阔的农村一样是秋收在望了，真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这就是乔丽已经劳动了五年的田野，是在被看守的状态下的劳动，是强制性劳动。在对乔丽的这“改造”的后面，有着宗进庭的阴沉而快意的那张长脸。宗进庭是在盗用“国家”名义、滥施“无产阶级专政”，打个比喻，也就跟偷盖公章没有啥两样，但偷盖公章者有罪，宗进庭却是为国家为人民在辛勤工作呢……
他就在农场的这间“学习室”呆着，时而翻弄报纸，时而看看窗外，脑子里纷乱地想着，等待着亭州公安局的人来把他带走。他听说过，别看壁虎子在墙壁上行走如梭，但一碰到蚰蜒(鼻涕虫)，甚至一碰到蚰蜒爬行时留下的那条银亮的斑渍，它就不敢动了，就像接到了死亡通知一样，等着蚰蜒前来把两个短短的触角伸进它的鼻孔里去，把它的身体的汁液吸空，只剩下一具空壳。多么可怕的关系。他现在不是就像壁虎子的处境一样吗?但壁虎子是绝无生的可能了，而他仍在坚持之中，希望对于他，还不是绝对没有的。
他从窗户里看到远处一队男犯从田野上走过，他们是灰黑色的，在几乎有点明丽的秋天的天空下，有点丑陋，蠕动着消失了。他的心揪了一下，难以想象自己是这其中的一员，生命以这样的方式耗去。如果说这是应该的，确实只应该用在真正侵害国家社会的罪犯身上。无罪的乔丽的苦，要多少倍于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啊。无私覆的天，无私载的地，对此却是沉默的……
中午，给他送来了一份饭，并且确实加了些菜，让他交了三角钱。到了下午，亭州公安局的人赶到，穿着便衣，是两个他不认识的人，看样子三十岁，挺壮实，问了他的姓名，就要他在拘留证上签字。
他说这字我不好签，我没有犯罪。
其中一人对他急起来，说，既然上面是你的姓名，而且指的就是你，你就要签字，我们是对你执法，不是跟你买萝卜青菜讨价还价!
另一个人立即和气地说，郁老师，我们也是奉命办差，这只是一个手续，你不要跟我们具体办事的人为难。
这话对，何必在这上头作无谓的抵抗呢，一切都是宗进庭，而不是这些当差的人。他也就签了。那发急的收了拘留证，态度缓解下来，说，你早这样，不就行了吗?
他们要给他上铐子，他说，这当然是你们的规矩，不过我有个请求，请你们出了农场，再给我上，行不行?说话和气的看着会发急的，那人爽快地说，行!对他把手一挥，说，在前面走!
于是他走出了“学习室”，他们跟在他后面，实际上把他押了出去，但他显得是正常地从门口出去的。他掉头看了一下，徐场长两手叉着腰，站在她的办公室门口看着他们。他站下来，朝徐场长那里鞠了一躬，而后掉头走去。
乔丽，再见了，我们就像大海波涛中抱着沉船残片各自漂流的人，可能会越漂越远，再也不能团聚……。但希望仍然存在，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大海上，即使将我判刑送到一个啥地方去劳改，也还是有个地名的，我们总可以联系得到，只要不死，总有见面的一天。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啊……
二
两个人带着他站在公路边上等候过路长途汽车，他们是知道的，一定可以等得到。他们似乎暗中防着他出啥事，所以一边一个站在他身旁，不跟他说话，有时仅仅用一句关心的话来减缓他可能有的紧张情绪，然而这改变不了他们押解他并且防范着他这样的关系，铐子已经铐住了他的手腕。他不恰当地把他们两个想象成了董超、薛霸。这是宋元小说中解差的固定的名字，正如梅香一般是丫鬟固定的名字一样。但他并不是林冲，他哪有那样英雄?时代毕竟不一样，在他的感觉上，他跟他们是完全平等的，不但都是公民，甚至都是国家干部，他只是暂时有点特殊情况，他和他们都服从组织，他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不但不把自己跟他们两个对立起来，相反却想跟他们做一种同志间的交谈，防范与被防范的关系是很令人难受的，是不符合内在的真实情况的。
于是他开口说，辛苦你们二位了。
容易发急的一位咧嘴笑了起来，说，你老先生早这样说就好了，其实我们跟你没有啥过不去的。另一个说，对对，这很正常，不要紧张，你有啥意见有啥申诉，回去再说，到时自会有人负责审理。
他感到这两个人都是通情达理的好人，经过这一沟通，他更犯不着拿他们为难了。他说，你们也不要这样一边一个夹着我似的，我不会跑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呀，我正好也要回去跟组织面对面地谈，某种意义上，你们来带我，也是好事。
两个人笑起来，说，你想得开就好。话虽如此，我们有我们的任务，要把你安全带回去，大意不得啊。你是做老师的，说话有水平，万一被你哄了，我们回去就交不了差啦。
他说，其实我知道，这事情是宗进庭在上面直接管着呢。两个人赶紧地说，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听我们科长的布置，我们离市长远着呢。
他也就觉得自己不该这样说，他这不是对押解他的人有“反侦察”之嫌吗，虽然他并无这个意图。他说，对不起，我说多了。他们说，郁老师，具体情况，我们这里就不谈了，等汽车吧。
就这样，一路无话，长途车在暮色中进了亭州汽车站，他们避开大街，领着他从小巷曲折走到中山塔。天已黑了，中山塔门前小广场空无一人，黑暗中也看不见啥大标语。他们把他押进了看守所，进了二道门，给他解了铐子，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
他不由得想起了《阿Q正传》。那里面写着，“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有时要抓进抓出”，鲁迅的这一幽默，正是对某种“滑稽”世相的描写，也好像写的正是他眼下的境况。他不禁笑了起来。
阿Q糊里糊涂挨枪毙，心中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未庄的人们认为，阿Q既被枪毙，便是坏人。刑场的看客们遗憾地认为，枪毙没有砍头好看。至于赵太爷、假洋鬼子对于阿Q被押上法场，想来他们会很快意地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吧?
他的情况跟阿Q有很大不同，首先他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写过申诉、散过传单，而群众呢，也不是那样地麻木，比如医校史宏那些学生就敢于起来伸张正义、直接干涉了他和刘镇琛的被捕。跟阿Q的时代一比，可以看出社会有了哪些进步、还应当咋样继续进步。
我决不灰心失望!他向着牢狱外面的天空做了一个手势。
第二天就审讯了他。负责审讯的人从他的姓名年龄问起，这是“验明正身”的意思，然后把他的那份传单给他看，问，文章是你写的吗?传单是你亲手刻印的吗?刻印了多少份?散发到了哪些地方?散发了传单之后你还做过一些啥事情?到过哪些地方?做啥去了?他一一作了回答。其实，他根本无须隐瞒啥，相反，他正要把一切向组织详细说明呢。但他得让他们例行公事，成全他们做一份审讯笔录。他们让他在笔录上签了字。他想不到的是，审讯就这样结束了，他们一边收拾着桌上的纸笔卷宗，一边就吩咐带他下去。
他问，到哪里去?
他们惊讶地看着他，反问他，你想到哪里去?
他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是说他只有回到他的号子里去，但他也就更深一层知道他们确实只是来例行公事的，他们所做的笔录，将作为给他定罪的材料，也许再也没有啥审讯了，剩下的只是对他宣判，至于公开还是不公开，这就根据需要而定了，反正都可以的，也可能会不声不响在一个夜里就把他送往啥劳改农场去了。他觉得要乘着这个机会说一声才行。
他说，我要求见市委书记!
他们惊异地互看一眼，然后极其严肃地斥责他说，你没有这个资格!其中一人冷笑一声说，你也想“造反”吗?
他们就让人把他强行带下去。
他叫着，请你们带个信给宗进庭，他这样迫害我，是党不能容许的!我清白无辜!
他被重新关进号子。刚才只是情境较急迫，他不得不大声呼叫了一下，然而这大声的一叫，却使他自己的身心受到一种摧残，好像用尽了大部的生命力似的，他的心虚弱地跳着，好像就要突然停止了跳动。
“你没有这个资格”这句讥讽地狠狠地说出的话，依然在他耳边嗡嗡地响，对他的打击极大。他们的眼睛一齐对他瞪得那么大，他却看出，他们都是一些谨慎善良、忠于职守的人，是跟他一样的人，只是身份地位不同，并且囿于某种偏见而已。但他们所说的这句话，是他最不能接受的，比把他投进牢狱还要不能接受，比他到目前为止的命运还要不能接受。
他躺在号子里简陋的床铺上喘着气，好像头一回承认自己在这世上的渺小无力、受尽欺侮，他恨不能有巨人一样的力量，挥手之间把那不公平的一切、把那傲慢的、侮辱人的东西，给纠正过来。
那人讽刺地问他是不是“也想造反”，说明他们对学生们的“造反”，以至于对文化大革命，骨里是嘲笑的、不以为然的，只是没有明说出来，虽然没有明说，却几乎是公然的了，这是意味深长的。还有，他们把自己不言而喻地站到有威权的社会等级上，而认为他属于只值得蔑视可以妄加嘲弄而没有任何申辩权利的社会等级，这是凭啥?作为人的意识，这是多么可恶、多么可恶啊!然而，他们是如何就能这样不言而喻的呢?他们生下来的时候，不也是跟别人一样是很脆弱的一团骨肉吗?
一个思想火花在他头脑里一闪，赵太爷假洋鬼子之类，不正是另一种阿Q吗?而阿Q也正是低等级上的一个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级社会里的等级是无穷的，人们就不免一时会成为各种赵太爷假洋鬼子、一时又成为各种阿Q。但如果你在观念上已经看破了这种侮辱自身的东西，无论你在现实社会中是处在高位还是处在低位，都会在心中战胜这种把自己变成阿Q或假洋鬼子的习惯力量。鲁迅《故乡》里的“我”就做到了这一点，当闰土喊“我”一声“老爷”时，“我”并未觉得沾沾自喜而成为赵太爷或假洋鬼子，“我”感到的只是一种深沉的悲哀。
他倒高兴起来，思想的快乐是不受坐牢的限制的。
过了两天，又提讯他，这回却是另外的几个人，全是他没有见过的，从年龄上风度上看，级别要高一些。他觉得，他们要问他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了。果然，他们要他回顾二十年前他被卷进“除奸队”的事情。
他感到，他们是做另外一种工作的，他们想把当年的情况弄清楚。他甚至判断，他们来提审他，宗进庭并不知道，或者不能干涉。
他说，我在传单上所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被他迫害得那样，都一直没有对外说过，但他借文化大革命加紧了对我的迫害，可以说他想“灭口”，所以我才不得不把一些情况写上了传单，这是文化大革命所允许的。我没有犯法，我没有趁着文化大革命做不好的事情，为啥要拘捕我?我认为他是在趁着文化大革命来继续迫害我。他的问题当然也是历史问题，组织上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并不是故意要揭他的短，是他不应当一直怀恨在心来迫害我，我是被他逼得没有办法了。当年我作为一个学生却进了“除奸队”，是身不由己的，也可以说是在特定情况下对组织的服从。传单上我只有一点没有写，就是我的哥哥这之前被“除奸”打死，是宗进庭在场负责的，但我也不是亲眼见到，我们那里的人都说是他打死了我的哥哥。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所以我从来都不提这件事，在传单上也没有写，我不翻那个案，今天只对你们、对组织才说出来。在他心中也许认为我在“除奸队”是为了报我哥哥的仇，其实当时我并无这样的思想动机，当时的情境你们是可想而知的，我只是服从了“除奸队”的命令。但这是说不清的事情，他一定要这样看我，我也没有办法。他迫害我，说我历史上有“告密”的罪，其实我从来没有告密地下工作者，而且我还参加营救过这个地下工作者，这都是可以调查的，我的申诉材料上都写得明明白白。我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得我逐渐认定就是宗进庭在操纵一切。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了，我已经被他整得只剩下半条命了。但我坚信组织，坚信实事求是。我对我传单上写的没有需要补充或纠正的，当时那个“除奸队”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半路上遇到他们，他们把我留在里面，因为当时不能放我走。漆黑的夜里，我看不清他们，我现在不可能把他们回忆出来给我作证。这样的事情现在要调查一定很困难，知道的人不会多了，但这事情决不是我的幻觉。组织上如果到我的家乡去向群众调查，或许群众能给你们提供有关线索。我自己从来没有私下调查过，我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你们去问宗进庭本人，去问他的妻子李兰贞，他们自己应该很清楚，他们确实是不会忘记的。
他们做了笔录，让他签了字。他们走了，这次提审是不寻常的，体现着还有人在做某种工作。他扪心自问，他不想拿宗进庭咋样，他所揭发的问题也不能拿宗进庭咋样，因为那也是历史问题。只不过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他作为知情者给捅出来，确实很重地打击了宗进庭。但他只是要让宗进庭知道：你不可以继续为所欲为下去。
他于是领悟到，有两个系统在工作，一个在忙他，可能准备给他定罪、把他送去劳改;一个在忙宗进庭，要把他在传单上揭露的历史问题弄清楚。第一个系统是宗进庭掌握的，第二个系统不是宗进庭掌握的。他既然已经在他们面前诉说了遭受宗进庭迫害，那么他们是有责任向组织报告的，所以这就有可能干涉宗进庭掌握的那个系统的工作，让他们停止对他的迫害，取消对他的拘捕，把他放出去。在这两个系统之上的，只能是市委书记本人或者是上一级的领导。他的事情，就是静静坐在看守所的牢房里，等待某种变化的结果。正因为他的传单，使得对他的处理成了一件并不简单的事情。现在，宗进庭已经很难再来迫害他了。
他不由得心中对宗进庭冷笑一声，好像这才体会到他跟宗进庭是较量上了，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他现在已经像一个总是挨主人鞭打的奴隶，忽然觉醒过来，于是发现自己不是没有还手之力的。表面上他坐了牢，实际上被动的却是宗进庭。安稳坐在家中的宗进庭，并不比他更自在。在他和宗进庭之间仍是有一种平等的，这平等就是上面有组织，就是客观的事实与是非，就是作为人都有着内心世界，而不是只有外在的世界。人与人的关系，毕竟不同于壁虎子与蚰蜒。
他忽然想起了惨死的哥哥。终于第一回把郁结心中的这一疑问和痛苦说了出来，而且是对组织说的。
他过去一直在理性之下保持着心平气和，避免对宗进庭个人抱有私恨，更避免对组织抱有怨恨，不让那种有害无益的情绪在心中滋生，日子确实也就这样过来了，这当然是对的。
可是，宗进庭对于他，可不是这样，一旦发现他在亭州，迫害也就随之而来，至今没有停止，巴不得他死掉，就连乔丽也不能放过，斩尽杀绝之心可想而知。这是人性之中本有此义呢，还是此义必待一定权势才会生长出来?管它去吧，反正这是最可鄙视的。
战争年代毕竟过去了，宗进庭不可能很简单地把他拖到漆黑的野外一枪结果性命，然后用一个借口去蒙混组织。所以这才带来他的问题的复杂性。宗进庭对他这样穷凶极恶，其实内心是虚弱的。为了自己的幸福，就来剥夺他的幸福，为了自己的生存，就不让他生存。尽管他并没有去妨碍宗进庭的幸福与生存，只是他的存在就等于是一种妨碍，所以他最好是从这世界上消失掉才能使宗进庭称心如意。问题在于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不是那么容易就自己死掉的，可能活到九十岁也未可知，这就是宗进庭最为恼恨而又无可奈何的一件事。
宗进庭过去能等到机会一枪打死他的哥哥郁富，现在却不能一枪就打死他郁平，这个事实可以说明的东西很多，也说明着“平等”这个东西是逐步实现、是与环境联系着的。他和宗进庭手里现在都没有枪，只是所处地位与条件不同，就像洪教头与戴枷的林冲，但洪教头一棍子打过来，林冲既可以躲一下，也可以一棍子打过去，胜负还未知呢。坐在牢里的他照样可以跟组织派来的人谈论宗进庭的问题，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狱中的岁月虽然难挨，十天、二十天的也就过去了。天气很凉。某一天的上午，他被提到看守所长面前，所长对他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了，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要来审讯你在学校里的问题，你态度要老实，不准耍花招!
他心中吃一惊，还没明白过来，所长手一挥，他就被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
果然，有七八个人坐在那里，臂上都戴着红袖章，正等待他的到来。当中众星捧月似的一条黑脸大汉，好像是企业里一个较高级别的领导人，但定然是工人出身，带着凝重和质朴粗犷，大脸盘有棱有角的，鼻子也很大，令人一望之下就会十分信任他。一个黑胖、浓眉大眼、却有点脂粉气的青年工人指着大汉说，这是我们老刘同志，代表工人阶级问你的话，这是给你的一次立功机会，你不要在我们面前耍诡计，你要记住你是一个历史反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这时他看清他们红臂章上印着“主力军”三个黄字。
老刘说，我们本来也不认识你，不想跟你有啥为难，我们只是想了解医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具体说吧，请你说说你跟史宏这个学生的关系，你们之间说过些啥，有过几次接触，你们有没有一起策划过啥，要达到啥目的，实事求是嘛，你说吧。
老刘说话的声音语气倒是挺温和的，不像他的外形那样粗犷。有点脂粉气的黑胖青年却立即用一种较为严厉的口吻把老刘的话重复了一遍，一点也不觉得这完全是不必要的。指了他一下，说，现在你回答问题。
他想，他们咋要来调查史宏的情况?他忽然想起从报纸上看到的林彪讲话：“现在，有些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十六条》，利用工农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制造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的对立，挑动工农群众去斗争革命学生。”这讲话当然不是林彪个人的，而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眼前的这些工人，不正是要从他这里得到某种材料去整学生史宏吗?其实他跟史宏之间并无他们所想象的特殊关系，他无法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材料。但他们咋会认为他跟史宏之间一定会有啥关系的呢?他不觉冷笑了一声。
他们全都愕然了，黑胖青年愤怒地发问，你冷笑啥?他只好说，我笑我自己很可笑。他们互看了一眼，老刘很温和地问他，你咋就觉得自己很可笑的呢?他说，文化大革命到现在进行了才几个月，我这个很平常的人，已经接连两次被拘捕坐牢，忽然重要起来了，这不是很可笑吗?黑胖青年把桌子一拍，说，你放毒!你确实是一个老反革命!
他不作声，对于这样简单的逻辑、凭空的污蔑、高八度的调调，他无法回答。这黑胖的工人青年，让他联想到逮捕刘镇琛时那个上台发言的女学生，在精神的某种特质上，属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但他不必计较这个黑胖青年，他明白这种说大话、空话、给人加大帽子、待人极不平等，作为某种很奇怪、很坏的东西，其存在也不是一天的了，在很多人身上程度不等地存在，而有的人会这样简直成了丑恶的表演，还要自以为正确、神气、得计。这种凶恶的口声，往往也是硬做出来的，实质上主要倒不是针对着“对象”，而是为了表现其“自我”，所以是决无实事求是之意的。而当这样欺负人、伤害人时，其内心的良知未见得就完全沉睡，这并未完全沉睡的良知，会让其同时就会在心中有着惭愧，但是会努力掩藏，做到脸不红、心不跳。
老刘说，郁平，你咋不说话了?你还是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不要在头脑里七想八想的。你们这种人，思想就是复杂，所以总是弄不好。
不知为啥，老刘的声音态度里有着令他感动的成份。不过，难道“弄不好”的原因就是“思想复杂”，而“思想不复杂”就是“弄得好”的前提吗?老刘这话里面是一种啥高明的逻辑?但此时此地，他无法跟老刘做这种探讨以至辩论。看在老刘对人的态度还好，他决定回答他们的问题，但当然是如实回答。他与史宏并无任何个人交往，在学校批判王校长的大会上，他跟在场的医校师生一样，听到了史宏在大会上的演讲，后来史宏在红卫兵的办公室里跟他谈话，在场的还有七八个学生，史宏给了他《十六条》的小册子，还有一份传单，让他回去学习……
啥传单?黑胖青年打断他的话。
《炮打司令部》，
他停住了，好像要等着黑胖青年的咆哮。
往下说!黑胖青年声音假意地柔和了一点，用手指头点击着桌子。
他说，后来我写了《捉放之后：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回顾》，刻成了传单，但这与史宏无关，这是我自己的事。(在这段话里，他有意隐瞒了史宏建议他把自己的历史情况写出来供他们参考，他不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说出来，以免他们会抓住这一点，去打击史宏，而他就有“招供”之嫌。他体会到，人在这种时候，人格的考虑就成了第一位的东西。)
没有想到，就他所说这样简单的情况，他们听了也觉得很有价值，用问两遍的方法跟他核实了“《炮打司令部》的传单是史宏亲手交给你的?你写你的传单是在阅读了《炮打司令部》之后?”还用其他几个问题来跟他核实，比如“史宏对你说过‘亭州的问题正在暴露，我们将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这样的话吗?”他心中一惊，史宏当时好像是说过这话的，可见已经有在场的学生在某种情况下告密或被迫揭发了史宏。看来，他们是要寻找他写传单与史宏之间的联系。他们问道，你是听了史宏这句话的暗示，回去写你的传单的，还是史宏很明确叫你回去写的?你是要用你的传单报答学生、配合学生的吧?
他当然不能顺着他们的竿子爬，他说，我写我的传单是我的自己的事情，我的事情是一九五九年“审干复查”就开始有的。我跟宗进庭之间的事情与文化大革命无关。我根本用不着史宏暗示我做啥。七年前的史宏才是一个小学生呢，现在也只不过是一个中学生。而我在一九五九年的级别就比亭州的卫生局长还要高一点，我是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的。把我和刘镇琛从狱中放出来，虽然跟学生有关，但毕竟是市委的决定。我坐在牢里，外面学生进行了啥活动，我不知道。我用不着特别感谢学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独立思考、独立决定的。除了报纸上宣传的中央精神，从来没有任何人能够左右我个人的思想行为。把我跟史宏联系起来，用史宏说明我，用我说明史宏，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是他，我是我。
他的回答很是得罪了他们，黑胖青年咆哮着把他“批”了一通，给他罗织了可怕的罪名，说他是利用学生“炮打”市委的“黑手”，说史宏是“新生的反革命”，说他和史宏是“新老反革命趁文化大革命之机混水摸鱼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我们工人阶级决不答应”。还说他“攻击党中央”。一阵咆哮，虽属强加于人，但确实能让人心惊胆颤、觉得自己就能被那种大罪名压扁似的，心跳不由得就加速了许多，只怕会是要被弄出心脏病来。
老刘说话了，态度温和得多，但所说内容却决不同于他表面的粗犷。他说：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不要孤立地看问题，要辩证地、有联系地善于分析问题。不错，你的事情早在七年前，一九五九年就发生了，但你为啥不早不晚，恰好就在史宏对你谈话之后，回去写了传单呢?史宏给你的《炮打司令部》的材料，难道对你就没有一种决定性影响吗?史宏说亭州的运动重点已经暴露了，要有理有利有节地把他揪出来，这样的话对你的思想行为，就不起一点暗示的鼓励的作用吗?还有，学生起来“造反”，用静坐的绝食的方法，逼着市委释放你们二人，还斗争了校长，你心里就没有某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感激吗?你是有阅历的人，你不觉得这些情况在从前是根本不可能的吗?有这些情况，你能说你写传单仅仅是你个人的、孤立的事情吗?你这样的人，就一点也没有想到，你的传单一出，将会对运动产生啥作用吗?你是不是把自己说得太孤独、太单纯了一些?而事实当真是这样的吗?你不要以为你有丰富的阅历，也不要以为只有你是知识分子，我们也见过许多世面，我们里面也有知识分子(说着他指了指身边一个瘦瘦的、脸上略带微笑、故作镇静的人)。立场不正确的知识分子往往会伪装自己，而唯物辩证法却能剥开这样的画皮!这样的知识分子有时确实是最无知的，他们只是自作聪明而已!
他无话可说，他几乎觉得真的没有了还手之力，他被这个老刘表面的质朴粗犷迷惑住了，他小看了老刘，他确实犯了“自作聪明”的错误，他无言以对，但他却不能承认他与史宏是勾结的、配合的。他沉默着，确实感到无话可说。
老刘最后说，我们不要你向我们承认啥，但你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一切。你的传单是白纸黑字，是到处散发的，这就是铁证，它产生的时间地点和背景，就能说明一切。今天我们来，只是跟你核对一下事实本身，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历来是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有了证据就可以分析嘛。你不要以为我们大老粗就没有这种分析能力，其实，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很反动很愚蠢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道理就在这里。
他感到说不出来的一种压抑和郁闷，并且不知为啥用眼看了一下他们里头那个“知识分子”，好像要观看，当听到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偏见时，这个知识分子是啥神情。老刘的话戛然而止，起身离开了，其他人也跟了出去，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好像丑陋的灵魂遭到正义的沉重打击而惨遭失败一样。这老刘真是厉害，而那个黑胖青年只是一个跳梁小丑。
第二天，他再次被叫到所长面前，所长说，现在带你去参加一个大会，你要老老实实接受工人阶级的大批判。于是他就被交给一队戴“主力军”红袖章的工人押解而去，进了一个大门，到了一个大会堂。两个有力的青年工人立即叉住他，让他半点也不能动弹，肩胛被弄得很疼。
他们把他叉上台，在台子前边捺低了头，那角度如果不是他们同时使用着拉住他的力，他势必就会头朝下栽到台下去。会场上坐满和站满了工人群众，都戴着红袖章，质朴粗犷的气质扑面而来。也有高音喇叭在播放革命歌曲，他听到了毛主席语录歌。这样，作为一个“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跳出来跟无产阶级较量”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受到了批判。
大会的主持人是老刘，声音洪亮，口吻威严。有一个老工人一个青年工人上台发言，其主要精神就是老刘和那个黑胖青年说的那些钢铁一样的道理，语言清楚，有逻辑性，内容有所发挥，他估计发言稿出自他们那个知识分子之手。说他“挑动青年学生反党，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引起了台下群众的愤怒，充塞了空间的炸耳的口号声好像要立即置他于死地。
会场上发生了一些惊动不安，分明有一些人从外面闯进了会场，并且大喊大叫，而里面的人则要把他们往外赶，双方冲突起来。于是，他被匆匆从后台押出去，乱中挨踢了两脚、打了两拳。他被戴上硬纸做的高帽子、挂上硬纸做的牌子，他看出，上面都写着字，说他是“反党黑手”、“历史反革命”。
他被押在队伍前面走着，后面就跟上了从会场里涌出来的人们。在一种混乱中他被押到大街上，工人们在沙哑的大喉咙的领呼下，高喊着通行的各种革命口号，就这样押着他游起街来，队伍估计有一、两千人。
在亭州的有限的两条大街上游了一圈，队伍走回到中山塔前面，在市委门口又高呼了一通口号，然后把他送交给看守所。所长着人把他带回牢房。
他躺了下来，头脑一片空白，天旋地转，昏了过去。他将要到四个月后，才会因为运动的又一次“反复”，而被“解除拘留”放出，那是后话……
第十三章 壮年忧思
宗进庭在家里与妻子兰贞议论当前的运动，表露了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
兰贞向他提出疑问：宗进庭，你们对当前运动的处理，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吗?
他的心情一时无端失控，冲冲的反问了一句，是啥中央的精神?中央的啥精神?
兰贞睁大了眼，屏住了气，吃惊于他的不满情绪、费解于他的突然激动和所用的尖锐不当的言词，疑惑地看着他，说不出话来。
他平了一下胸中怨怒，说，运动一开始，是批“三家村”，那是在五月，上面的指示就是“上挂下联斗黑帮”，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联了两个人，一个是文联主席齐奎东，一个是东坝初中校长林会旺，都是有文才的人。把他们宣布为“三反分子”，发动全市去揭发批判他们，说他们就是亭州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之流。当时我们只好这样做。朱市长调在北京的大学里做工作队员，我们电话联系过，他也表示同意。那个齐奎东老老实实的挨整，那个林会旺挨学校师生折腾了几下，批斗会之后，他跑掉了，跑到乡下亲戚家里去。他的老婆把他弄回家。老婆考虑的是不能跟组织脱节, 组织上把你咋样你都要服从。但又一次批斗会之后，他又跑出去几天。也不能怪他，穿着单裤子，膝盖上的皮都跪破了，总之被弄得不轻。这回他老婆反而帮着他躲了起来，因为性命要紧啊。后来我们请了两个平时和他交情好的人，也是科局级的干部，去找到了他，没有躲远，就在邹家楼乡下，那里的叔伯弟兄帮他躲了起来，说想不到辛辛苦苦跟着共产党，竟然会被这样对待。把他找回来时他正好也生病了，他老婆来找组织部闹，说你们怎能这样对待干部?他到底犯了啥王法?组织部只好让他暂且住进了医院，也让老齐住了医院，进了医院就挂了“免斗牌”嘛。这两个人是吃了哑吧亏。我们也没办法，运动嘛，总是要找具体对象的，不是你，就是他，就算是为组织暂时受点委屈吧。但现在看下来，这个运动不是像以前这样就能对付过去，真是没有思想准备!
中央对运动的指导，我们有点看出，并不统一。可是上面的分歧也不是我们能一下子就看得清的，这就走弯路!市委分工我负责运动，我从地委开会回来，布署了全市运动的开展，精神当然来自地委，地委来自省委，省委来自中央。
亭州无大学，医校作为唯一的中专学校，是“最高学府”，所以我们把那两个人的事搁下之后，就转为以医校列为重点。计划是先医校，然后两个完中、八所初中，最后是小学。按上级指示，运动是分类排队、审查教职员，如果高中三年级学生里面出现右派分子，也要揪出来批判斗争，以后也要有处分。我布署了医校的运动，把郁平以及有变天思想的学生刘镇琛宣布逮捕。运动开头总还是要这样以典型引路嘛。
对于郁平，决定逮捕他，这个问题在常委会上别人不曾有异议。事实证明，第一，这样做，对各学校起到了镇慑和引导的作用，第二，我选择郁平也没错，他一放出来，就跟反党学生弄到一块去了。他比学生胆还大，他要煽动学生打倒我。按照他那个传单，我这个人就要撤党撤职，甚至还要法办。这样一来，市委前一阶段运动，就是我这个有问题的人领导的，这还得了?亭州市委不是像北京市委一样要加上一个“前”字了?他妈的!
不管搞啥运动，都是“引蛇出洞”，文化大革命也不会例外。蛇出来了，就要及时地逮住，不要让他再缩到洞里去。他把那个传单一散，到外面躲了十几天，但我还是又把他逮到了。我让老刘组织工人阶级去批判他，这说服力还不强吗?我就是敢逮他，就是认为他的历史问题不能放过，决不允许他这样的人在运动中浑水摸鱼。
实际上我还没有下狠心。如果我下了狠心，他早就被枪毙好几年了，也就不会有他今天的传单。他公然把传单送进市委、送到我的办公桌上来了，多么嚣张!对于他，运动后期一定要判十到十五年的徒刑。一九五九年之所以不枪毙他，是因为他的历史问题，严格说来，还差那么一点点铁证，送上去恐怕批不下来。将来就让他在劳改中过一辈子吧。不管咋样，我不能在亭州这里枪毙一个老家的人，说起来总之不好。
各学校像史宏这样的学生，还有前一阶段已经暴露的教师，暂时不予逮捕。现在主要是发动群众揭发、认识他们的反党面目，并且让他们写检查。各学校都布置下去、都有成效了。只要名单在册、材料在手，运动后期一个都跑不掉，该哪样处分就哪样处分!中央的具体指示早就有了，运动后期要划出一些右派分子来，大学生里面是百分之一，高中应届毕业生里面，个别的也要给戴上右派帽子，只有高二年级以下的基本不划，但不划归不划，有关档案里大约还是要写上几句的吧。我看，全市的高三学生里，经过这次运动，没有五个，也要有三个这样的反面典型。这不就是运动的底吗?运动到最后，就应当是这么一个结果，把害群之马引出来，最后给他们一个处分。我觉得对运动这样的理解、这样的指示是比较顺的，没觉得有哪儿不对。可是，后来，天上掉下一个《十六条》……
兰贞问，那两个人呢?“三反分子”还算不算呢?
他说，老齐老林那两个人，算是“死老虎”了，运动后期处理吧，无非是调动一下工作，“分子”算不算的，还要看运动后期是个啥情况，估计算不了。
兰贞又问，这次又拘捕郁平，经过常委会讨论吗?
这问题令他不无恼怒，他说，常委会通过了，是拘留，不是逮捕，反正是把他关起来。但杨书记说关于郁平的历史问题，等这次运动过去之后，要再行复查……
兰贞脸上一阴，说，杨书记这人，也有点书呆子气。
他沉默。是的，兰贞说得不错。当时他对杨书记说，原定运动只有半年，再拖也不会超过明年春天，抓他有利于防止乱。至于他的历史问题，我敢担保没有弄错。而杨书记认为，上次已经逮捕过一回，接着再逮捕不太好，具体处理还是放到运动后期。二人显得略有分歧。
兰贞说，上回你逮捕他，哪里会想到学生来静坐市委?你认为你真的吃透中央精神了?到底我们应该咋样看这场运动?杨书记是不是另有想法?他是不是有点相信郁平的传单?你是不是……?
我确实有我的想法!我告诉你，对这个运动，根本我就不理解!我感到莫名其妙!这跟我们从前经历过的太不一样了。现在我明白了，这次运动，很明确，说句粗话，是膫子上的皮，反的!是发动群众来整我们。世界上、历史上哪有这样的国家!做为国家是不能这样弄下去的，国家就是国家!对于在亭州领导这个运动，我不能不错，我正确不起来，现在正确，将来就是错，你说我应当得到现在的好，还是应当得到将来的好?我不能真的照着《十六条》、照着报纸社论去做，我要真照着那样做，我就完了。我感到各级所有人，都跟我是一样想法，我们不约而同是铁板一块的!
兰贞睁大眼听他说下去。他说，《人民日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个女教师的大字报就这么伟大吗?报纸上说北大校党委是“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这么大、这么重要的一级党委，咋一下子成了“反动堡垒”?并且还“多年来一直盘踞”!即使当年的右派分子，即使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敢公然说这样的话呀!既然如此，不如干脆说北大的那些领导人是潜伏下来的特务!但长期以来中央是吃啥饭的呢?还有，说“前北京市委贯穿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都是些啥话?那不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吗?不就在党中央身边吗?问题真的有这么严重?到底是咋回事?是党中央在说话，还是有人在分裂党?我们不知道，知道的只有报纸上电台上的一面之词!伟大领袖我们也没见过，他也是个人……
兰贞急忙捂住他的嘴。
他平了一下气，说，现在，一些人可以假装着说自己“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我也可以假装着这样说，那就可以不出劲、磨洋工，但我不想这样，只要我能起作用，就不是啥“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而是要采取另一种做法。我不能发动群众来打倒我们自己。只有毛主席至高无上，他可以发动群众整任何一个人。他在十年前就说过，要用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说一万年以后还会有革命，要允许学生闹事、工人罢工、农民打扁担。除了他，谁还可以这样说?本以为他这样说说是为了教育大家，但想不到现在真的要这样做!好像过去我们咋样鼓动群众反对旧社会的，现在也要咋样鼓动群众反对我们自己，这还过啥日子?这还成啥国家?一般群众有社会经验，特别有一九五七年我们打右派的经验，不敢乱说乱动，看见一个普通党员，也毕恭毕敬，他就直接让无知的学生起来，鼓动他们大闹天宫，谁反对学生运动就不得了!可是学生才出世几天?他们以为得到“圣旨”了，就可以不怕。其实，自有让他们怕的时候!再说，用群众运动打下了江山，还能用群众运动治理天下吗?宋太祖取得江山，马上就叫人画孔子颜子像，亲自写赞词，给文宣庙一品大礼，可是我们还说他“稍逊风骚”!
兰贞的手在微微发抖，说，小点声!
他继续说，我记得1964年12月有过一个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这样的批示，客观上对全党有一定教育作用，让大家不要脱离群众。但怎能真的就认为我们是啥官僚阶级!这不全乱了吗?所以，这样说归说，党内也没有动起来。反正斗争对象不能这样定。你注意到了吗，“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说，这次开会吸收了“中央文革小组”参加，还吸收了北京高校师生参加。你说，这符合党章党规吗?假如换别的一个人这样做，其性质不是很严重吗?现在，给全国学生，还有啥“广大工农兵”，一种所谓的“大民主”，就是反我们。好吧，我们确实一直是当权的。那么当权派有没有“民主”权利呢?有，就是欢迎群众这方面来斗争我们。这是咋回事?单方面的民主不就是专政吗?难道对我们自己可以这样做?这样下去，国家不是要经常处在犯上作乱、无政府的状态?这还是正常的社会、正常的国家吗?还咋样过日子?所以我看，即使他有一百个对，这回是绝对行不通!我看哪，应当学习大禹，洪水来了，就放水，让它淌，让它流，凡是阻挡的山，还要凿开来!
这?啥意思?
这个问题深了，暂时不说……。可是他老人家说，你们对无产阶级从来就不允许有平等，跟你们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些，都明确写在几个月之前的中央5月16日《通知》上。在党内下这样的通知，怕人不怕人啊?我当时就感到天要塌了!这个《通知》，目前还只传达到县团级，你在外面可不能说。
兰贞点点头。
他继续说，《通知》发下两个多月以后，报纸上颁布了《十六条》，基本意思就是《通知》上的，但内外有别，语气上说法上有所不同。老人还像在旧社会闹革命那样的劲头，这也许很可贵，但实际吗?古今中外，有这样折腾自己的党和国家的吗?你即使让最纯洁的青年来取代官员，他们不也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吗?只怕变得还要快些，他们才受了几天党的教育和斗争考验!再说，哪有啥纯洁的青年?简直是发昏!
兰贞又赶紧捂他的嘴。
停了一下，他继续说，运动重点明确是要“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到底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一九五六年算起，搞社会主义也有十年下来了，各级政权、机关、事业、大小工厂、公司、公社、农场，全民的，集体的，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在计划经济之中，到底有几个当权派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啥是资本主义道路?咋走?走到啥程度了?党内咋就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而学生又知道多少社会实际?再说，赫鲁晓夫，南斯拉夫，全党有多少人亲自考察过?从《九评》其实可以看出，万一人家是要让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情况呢?我们也有体会，在一些制度上确实需要活一些、松一些、退一些，但很难办到，最多暗中只做不说的搞那么一点，效果很好，提高了积极性，也就是解放了生产力，没啥神秘的!
这个运动，我们在基层，只能是“守土有责”，可能还要“阳奉阴违”，软顶硬抗，扭转它的方向，改变它的内容!总而言之是不理解，抵制、反对，但不能直通通的，要借力打力、因势利导!乳臭未干的学生，读了几本书的哲学教师聂元梓，算啥东西?我们几个人已经跟驻亭州部队交换了意见，沟通了情况。部队几个领导人的观点，跟我们基本是一致的，是心心相通的。我倒要看看，谁能动摇我们?我们加在一起，在我们这个地方，就代表国家政权!这是很具体、不含糊的!现在我们暂时忍，准备忍受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但我们也不是木头，我们也有我们的办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
兰贞说，你说的这些，对谁也不能漏出一点点来呀!
他说，放心，没这么可怕。传达到中学师生的中央领导讲话录音里有很直接的一段话：“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接下去还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听到这几句话，心里就很有数了!
啊，是的，是这几句话。
这个运动，上面要解决的，《人民日报》白纸黑字的写着，啥“赫鲁晓夫那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啥“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些还不等于已经明说了吗?只隔着一层纸!老百姓可能糊里糊涂的不去深想，但县团级以上的我们这些人还听不明白、看不清楚吗?真是心跳都加快了多少，事情是闹大啦!报纸还说，“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这对全国，特别是全党，不是晴天霹雳吗?北京市委书记大约还不够资格做“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要地位比他还高的人才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的报纸上，这个人就进一步被暗示出来了，他在中央的地位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等于向全党全国说，这个人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对象。这个人，你说是谁?兰贞对他瞪大了眼，好像不敢回答，又好像对这样明显的问题竟然真的很糊涂，脑子被堵塞住了一样。他点破说，我刚才不是已经提到过他的讲话了!
兰贞抓住他的臂膀，说，这太可怕了，到底出了啥事?
他摸了一下脸，脸上好像麻麻木木的了。他说，矛盾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退”字，他就是主张“退”的。他不赞成过早实行这个社会主义，也不赞成对私改造的步子走得太快，六二年调整的时候，他顺势提出，工业要退够，农业也要退够。我理解，他的主张是保持对私改造之前的那个社会。他认为要让个体的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一定的发展，要补资本主义的课，把落后的生产力发展上来，先实现资本主义的繁荣，这样在物质上精神上为走向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就我多年所知，虽然他有时显得比别人都左，但对于新中国的建设，他自己的主张，其实是明确地说过的，叫住“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是很清楚的。他当上国家主席不是偶然的，可不简单!
兰贞听了不作声，呼吸气都重了起来。他说，我告诉你，主张适当地“退”一“退”的人，在中央不止一个两个，他们都认为不论工业、农业、各行各业，本来就不该进到这样，非退一步不能前进。总之，这个意思就比较实事求是，将来的弯子一定还是要从这里转，多数人肯定举双手赞成。
“合”就好，“分”就不好吗?农民有话语说，合牛瘦，合船漏，合养的猪子不长肉。这不就是说“合”不如“分”吗?至少总是一种普遍性的事实。农村里一个大队支部书记、甚至一个生产队长，有时就是当地一个土皇帝。他希望把全体农民管得越死越好，都听他一个人的，这实际上比从前一个地主土豪还威风。你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社会主义”吗?不是的。资本主义钱狠，社会主义权狠。你到商店去买东西，一个小小的营业员也比你狠。既然问题出在权力上，于是就不断地搞运动，搞“社会主义教育”，叫做使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回头一想，何苦要这样费劲呢?解开绳索，各奔前程，各人凭本事凭能力挣钱吃饭，不是又省事、又公平吗?
可以说，我们做着不少束缚生产力、破坏生产力的事情。我们总是教育农民咋样做一个好社员，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让他们关心和管理好自己“三级所有”的集体，说这就是他们的艳阳天、金光道。但其实，不论你咋好心的去弄，派多少工作队下去，总的情况是，一百个生产队，最多只有二十个能搞得较好些，有二十个搞得一般，其余百分之六十永远都搞不好。假如我们顺着人性的情况，顺着落后的实际，让各个人自己发展，让有办法的人起带头示范作用，来自然地带动大家，我们不是省事又省力吗?观世音菩萨受了人间多少香火，至今也没有能叫天下绝对没有穷人呀!有穷有富，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我们比菩萨还菩萨，说是要“共同富裕”，这不是说大话说梦话吗?其实，以前的地主富农，特别是那些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他们就是先进生产力，社会的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进步繁荣，是他们弄出来的，但民主革命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有的人甚至肉体也给消灭了，是不对的，是错误，是极端。
兰贞紧张地抓住他，他说，不怕，这是心里话，在外面不说。
两条狗也不会一样，两个人就能一样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种东西，个人被限死在集体里，你让农民有啥自由发展可言?明摆着，这就是束缚生产力。打江山要代表穷人，以穷打富;坐江山要反过来代表富人，以富带穷。孟子说，“尧舜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又说，“为政不得罪于巨室”。这才是正常的社会，而不是平均主义的社会，所谓均贫富，永远只是一种打江山的口号，不是坐江山的政策。人的内心其实就是希望自己富，不希望自己穷，狗都要抢一块大骨头嘛，政策要顺着这个来。实际上，我们最需要的，干脆，就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一定要这么说的话。其实人家西方那么发达，从来没听说讨论啥道路不道路，人是哪样过日子正常，就哪样过日子嘛。
兰贞抱紧了他。
所谓社会主义，按列宁的说法，还是做资本的文章，只不过是由国家来做。把资本家赎买了，由国家来做一个总的资本家。我看由国家做总的资本家，还不如由资本家做各人的资本家，让天下到处是大大小小的资本家，他们竞争、繁荣，带来社会的繁荣、进步。世界上资本主义是统治的势力，资本主义是人类进步发展最快的阶段。虽然早就说资本主义垂死了，但这是一个历史大概念，实际上寿命还长着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啥样的所谓社会主义就比较清楚。
有些问题总是让我们回过头来从根子上去找原因，是不是我们过去的新民主主义结束得早了一些，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是不是需要往回退一点?但我们忌讳谈这个。我们不断地搞政治思想运动，一味强调反资本主义，还说要支持世界革命。我看，既然说资本主义不好，既然现在的社会主义也有问题，那么退到中间，还是过去的新民主主义最适合我们，那是一条中间的适合的道路，相对而言，比较自然，跟世界也比较适应。你说人家封锁你，但你这个红色政权的样子，人家怕你呀，你得让世界上好接受你才行。南斯拉夫、苏联早就实行这个策略了，难道就只有你懂得原则?如果我们本来守住“新民主主义”，并且坚决地“确立”起来。那时这个文章是好做的，现在如果回头做，就难了，问题就多了。
我如果公开说出我的这些主张，我就要被打成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十六条》就好像拿着这个帽子，准备在我们这些人里找这样的对象。党内没有人这样做，就叫学生来做。进入六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论战更加激烈，这方面的分歧是很大的。到底问题出在修正主义，还是出在教条主义?其实把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加以研究解决，就是最实际的事情，何必说许多空话?问题一定非此即彼，就没有中间的一条路可走吗?
兰贞崇敬地、轻声问他，你是先知先觉吗?
他说，要说先知先觉，“确立新民主主义”这句话就算得上。这“确立”二字用得多好!两个字就是一个伟大的纲领!不过，报纸上反而说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多么可怕!
兰贞害怕地说，我们级别不够，我们不考虑那些大问题，让上面去考虑吧，我们既不当“左派”，也不当“右派”，我们不说话，到最后服从。
他说，确实我们也只有这样混，但上面的斗争，总的还是能听到一点的。比如毛主席以前说，“想翻案的人不少，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还说，“党内有人听说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就舒服得很，说赫鲁晓夫是对的，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你看，从大约十年前说的这些话，透露出上层内部的不同见解一直就是个事实。现在矛盾这样公开，《炮打司令部》也出来了，等于公开宣布另有一个司令部。这是真的吗?在人民心目中，上面是高度统一的，都是伟大人物，现在这样把盖子掀开来，惊天动地，人心惶惶，这样做，适合吗?
兰贞紧张地抱住了他。
他说，学生是半点儿也不懂的，他们单纯、无知、狂热，是最幼稚的“左派”，而少数早熟青年，是有个人野心，他们是假“左派”、反革命!青年在思想上容易信仰教条主义的、极端的东西，喜欢夸大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复辟呀、苏联变修啊这些可怕的事情，好像只有他们才为红色江山的前途命运担忧，其实他们啥也不知道，只是跟在《九评》那些大话空话后面起哄，表现自己!
兰贞敬佩地看了他一眼，听他说下去。
他说，至少县团以上的人都知道，十年前有个“八大”的《决议》，我昨天还特地把原文找出来细细看，我刚才说那么多，其实都没有离开这个决议所提出的问题。有一段最为经典，我背得出来：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你看，十年前的一九五六年就这样说了。先用了两个“已经是”，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啥，其中最关键的是指出“落后的农业国”这样的现实，你想建立“先进的工业国”，就不能不切实际、操之过急。但这是从远处、从几年前说来的，其中意思隐含不露。接下来一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这就把前面两句话并成了这样一句高度概括的话，拉到一九五六年的当前来说，“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这其实是在说，假如我国尚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呢?那么，几年之前的“这一矛盾”，在那时，本来是有另外的更好的解决办法的，就是“确立新民主主义”啊，只可惜没有那样做，而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至此，就对这种不该有的“情况”在理论上做了一个不总结的总结，作了不清算的清算，作了不回答的回答。但没有停留在这种总结、清算、回答上，而是顾全大局，从“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现实出发，委曲求全来想办法，这办法就是努力发展生产力。“落后的生产力”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先进的制度”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而已，实际上不言而喻在说：既然生产力这么落后，你制度的所谓“先进”，不是空的吗?还“先进”啥呢?越“先进”就越成了瞎闹!但事情已经做了，又不能不说“先进”，所以就把现实的主要的矛盾，概括为“先进的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不言而喻，面对这一主要矛盾，就应当把制度“退”下来，但没有说“退”，不好这样说，只好强调问题的另一面：发展生产力，这才是我们的主要工作，而不是相反地来做所谓巩固制度的事情，比如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道路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党内斗争，等等!
你看，多么有力的逻辑，多么外柔内刚，多么清醒，又是多么高度概括，指出了正确方向、正确道路，也暗示了正确的策略，短短几句话，胜过千言万语、一部大书!这样绕了大圈子，坚持了真理，而又不伤和气，真是了不起，真是费煞了苦心，多么高的政治水平语言水平策略水平!
兰贞说，越听越像是你分析的这么回事。
确实就是这么回事嘛!这简短的一句话，不管它是谁写的，真是高度精练、严丝合缝、无懈可击，老人家当时可能还很欣赏，但后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说，“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这个提法是不对的。于是他说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到现在已经十年，在主要矛盾的提法上谁也不敢再改回去。“八大”以后，“九大”到现在也不召开，就是说，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们一边搞建设，一边就要防着不要犯“走资本主义”的错误。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批判“合二而一”，批判坏电影坏小说坏戏剧。批个不停，这也不行，那也不是，弄得手脚放不开，大家神经紧张，既好像清楚，又觉得糊涂，一切僵化了。务虚就这样完全妨碍了务实。我们做实际工作的人越来越觉得，应该把脑筋把力气用在按照“八大”《决议》的指引来搞好经济建设上!实的东西总要好抓些，虚的东西你抓来抓去，除了越来越糊涂，除了整人、斗人，还能有啥?应当一边抓建设，一边对所谓“先进制度”做些调整，也就是“退”，这样反过来整才对。可是一九六一年以来天天强调阶级斗争。其实资产阶级不是早就被我们赎买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吗?哪里还有啥资产阶极?去年社教《二十三条》提出了“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又发动文化大革命，党内有《通知》，党外有《十六条》，这种人为的阶级斗争就这样斗到党内、斗到全国来了。你说，这日子咋过?井岗山、延安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套，巴黎公社绝对平均主义的一套，当时适合，但不能照搬到正常社会中来，不能靠那种方法、照那种样子，来要求和建设这么大的国家、管这么多的人口。要真的照中央批转下来的《五•七指示》过日子，谁都会感到太紧张、太刻板、没意思，哪个人愿意过那种生活!老人家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提出的问题总是这样怕人，现在他下了大决心，要创造一种革命的新阶段，真的这样闹起“大革命”来了，发动群众进攻各级党政。说是“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还要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那么，这两个方面加起来，从干部到群众，不是人人都先要扒层皮再说吗?我看，这将会成为最大的现实问题。运动才开展四个月，这不都看到了吗?你斗我，我斗你。我们运动初期的一套被停止了，说是不能把矛头指向群众;现在反过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给学生打气，把斗争矛头引到各级领导干部头上。但我们决不能被这样牵着鼻子走、不能任其泛滥。到最后，事实上一切就要倒过来，还是由我们拿个算盘来算账，要查一查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大中小学教师，还有各行各业的人员，看看他们在运动中的表现如何，哪些人可以划为新的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无论从哪方面看，总的来说，到最后，吃亏的只能是这些青年人，而不是我们。他们的结局其实很清楚，但他们还正在起劲，正在像肥皂泡一样膨胀。从现在开始，正常的日子已经过不成了，中学生没有大学上，大学生误了学业、误了分配、误了恋爱和结婚。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过去，到他们要考虑切身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没劲了，到时有一天他们也会说，不闹了，停止吧，让我们上学、让我们工作，让我们谈对象、忙结婚、过日子吧!到大家都感到过不下去的时候，运动也就结束，再也不想他斗你、你斗他、斗争不止了。事情就将这样，从正面走向反面，肯定的走向否定，否定的走向肯定。我心里真有这个预感、有这种预见。
兰贞抱紧他的腰。说，我想问你一句话，如果当时不搞对私改造，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行吗?
他想不到兰贞会这么直接问这个问题。其实他刚才已经回答了，但兰贞还要这样明确地问。血往他脸上直涌，他觉得心中有一股东西压不下去，觉得自己的脸似乎铁青起来，不由得咬牙切齿回答了一句话：咋不行呢?人家外国都行几百年了，大半个地球上现在都还是行的这个，我们咋就不行?南斯拉夫、苏联，都打算行那个了，人家都是呆子，只有你聪明?
房间里一时寂静无声，却让他们感到一种巨大的压迫，以至心脏“咚咚”跳得厉害起来似的。他从这种无形压迫中挣扎出来，不觉就回到当前现实，把握住一种沉稳和自信，说，即使我看清了也不能起啥作用，我的地位只不过是县级。现在我们就像“维持会”一样，维持住一方的太平，不要让我们管着的这一小块地方乱得不可收拾，就是对国家的负责。我怎能放手发动群众来反对我们自己?我要放手发动群众来和这个运动周旋。如果全国都让“假左派、真坏人”得了势，那不是完了吗?矛盾总有两面，不可能把我们这一面取消掉，我们也不是那样好取消掉的，对这个运动，我们不能束手无策、无所作为。我们是基层政权，我们天天面对的是很具体的社会实际，不能天真，不能头掉了还不晓得咋掉的!
兰贞不由得抓住他的臂膀，说，这些话永远不要对外面的人说。他搂住兰贞的腰，把头点点，说，晓得，我们有我们的策略。
他问，儿子睡了吗?兰贞说，还在练字。
他听了不吱声。儿子二十岁，高中三年级，本来应当上大学去，但运动来了，高校推迟半年招生，发表了社论，说要“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但咋改革也没说具体。北京“女一中”学生强烈要求废除旧的高考入学制度，北京“四中”全体师生响应这个革命倡议，认为高中毕业生要先到工农兵当中去锻炼，取得工农兵给予的“毕业证书”。还有上海六十一中的、长沙一中的高三毕业班学生控诉旧的升学制度，要求取消高考，好像都吃错药、发了疯。高考这就停下来了，全国大中学校师生都投入了运动。从六月算起，已经有四个月，再有两个月又将如何?能结束吗?一旦结束，这些高中毕业生咋办?咋样组织他们到工农兵当中去?大学咋样招生?教育咋样改革?这些都得等待中央的指示。但毛主席正在天安门广场一次又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小将，高考这件具体事情看来是遥遥无期了。儿子宗真性格内向。运动刚开始是“破四旧”，市委发了文件，是有组织的，出身不好的学生不可以参加，他们市一中最早冲出校门，没想到几个害群之马把学校后面一座古庙破坏殆尽。宗真跟在一群学生后面去破“福音堂”的“四旧”，里面空空的，原先墙上的耶稣雕像没有了，张贴着毛主席画像，所以也就没有啥可“破”，后来在屋角上发现了一堆书，不晓得是啥人从哪里偷出来，丢在那儿了，于是几个人就各取所需，宗真取的是一本字帖，就带回家里照着写起来，挺认真，这孩子将来要成书法家呢。也好，就这样在家里度过这一段特殊时光，还是比较有利的。
正想到这里，闺女宗静却来长途了，从北京打回来的。兰贞拿着电话听里面叽叽呱呱说了好多。兰贞叮嘱了安全，要她赶紧回来，就把电话搁了。兰贞说，她们今天见到毛主席了，天安门广场有一百万人，她距离毛主席很近，看得很清楚。大家举着《毛主席语录》本，不停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把嗓子都喊哑了。人向前走时脚都不用沾地，整个人潮往前往后地涌，像波浪像潮水一样，但最后都平安回到了住处，不曾有被踏伤的，只是脚上鞋子有掉了一只的，有两只都掉了的。同去的带队老师上街去给大家买了鞋子袜子。说广场上收集到的“臭咸鱼”用大卡车装。她说有好多话要回来跟你说，所以电话里就节约了。
他不由得笑了起来，好像看见了闺女调皮可爱的笑脸，并且想起了正睡在床上的六岁的小闺女宗欣。他心有余悸说，丫头才十四岁，要是跌倒了，成千上万的人踩过来……。兰贞说，还好，她们没有听说有损失，组织工作做得是好的。想到闺女竟然见到了毛主席，他心头不觉一热，眼睛都湿润了……
他说，对毛主席的朴素阶级感情，不光是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我们“官僚阶级”也有啊!这是老人家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他放出哪吒来闹海，放出猴子来闹天宫，让我们挨闹!老人家在发动运动之前，是有安全布置的。
兰贞倒抽冷气，小声问：安全布置，真的吗?他说，当然啦，而且我有根据。刚才告诉你的5月16日《通知》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些话是写发给全党全军的呀!为啥他接见红卫兵时，穿上了军装?要从这段话去理解!他对形势既然有这样的估计，却不作一定布置，岂不是纸上谈兵、打草惊蛇?孔子早就说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请具左右司马”。
兰贞颤抖着劝他，不说这些了，我听着都怕。我们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对毛主席的感情跟全国人民一样比海深比山高，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反对谁。你跟杨书记一起把亭州的运动处理好，太太平平的到结束，就是忠于毛主席，就是对党负责。
兰贞几乎是大声说了这些，就扑在他的怀里，啜泣一声，哭了起来，身子颤抖着，处在一种特别的恐惧之中。他心里乱纷纷的，鼻子一酸，眼睛也湿润了。
可是，亭州小城的运动，却不是那么简单……
(《狭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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