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为什么看中了莫言的《蛙》?从早几年相关报道中知道，莫言的《蛙》讲述的是一个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她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她在乡亲们心目中成为魔鬼一样的人物，但姑姑毫不动摇。莫言表示，计划生育问题是中国几十年来被西方批评最多的一个问题，“我想这个小说发表之后会有一些争论，这个问题既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而且我想这个问题也涉及灵魂深处最痛处的地方，也涉及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最古老最保守的这一块。”大于想，这个问题可能也涉及到莫言“灵魂深处最痛处的地方”。
据说，《蛙》中所描述那个妇科医生的原型，就是是莫言自己的小姑管贻兰。在说到《蛙》中的细节时，管贻兰给记者举了个例子。“他书里说，有孕妇为了逃避检查选择跳河，还有说挖了很长的一条地道，结果是通到河里去的。当时确实有一些极端的个案，比如会躲在储存大白菜的地窖里，但像书里的某些说法，是夸张了些。”
故事情节夸张了些并不是什么问题，反正是小说，情节再荒诞些也不算什么。问题是莫言把一些强迫结扎故事的时间安排在“1965年底”，具体也就是在1966年“那个不平凡的春天里”，这就有不对头了。大于比莫言的年龄大一些，1966年已经成年，所以对这段历史还是清楚的。从相关资料看，中国计划生育之历史节点是：
1954年1月，中央批准了卫生部《关于节育问题的报告》，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
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并保证子女得到教育和就业的机会。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
1973年，各地区各基层单位陆续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国务院提出“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
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当时，为配合宣传，还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宣传口号。
1974年底，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表了《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至199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徘徊在10‰—17‰之间，1998年之后增长率的数字变成了个位数。
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2002年9月1日开始施行，至今。
从个人体验来看，大于1966年和1975年到农村搞过工作，妻子1968年至1978年在农村生活10年。这段时间虽然国家宣传和鼓励计划生育，但是做得非常人性化，避孕药具不仅完全免费，而且还服务上门。城市里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在药店里免费拿取避孕套，所有实行计划生育的行为都是自觉自愿的，从来没有出现过强迫行为。大于的第二个孩子是1976年出生的，那时如果还想生第三个，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莫言姑姑管贻兰回忆起往事说的也是：“当时的政策是‘两个正好，三个多点’。农村人都想要男孩。中国人口这么多，不搞计划生育，一年高密就能生出一个乡镇。原来一个村两百多户，一年就能生六百多个孩子。地里的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后来慢慢乡亲们也理解了。”
所以，大于敢断言，莫言的这段故事在时间上出现了错乱。如果这段故事安排在1980年以后还差不多，但在1966年“那个不平凡的春天里”肯定是不可能的。写中国六十年代的乡村医生，如果回避当年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巨大变革以及他们对改变农村落后医疗状况作出的历史性贡献，那是没有良心的。
诺奖官方网站给出的莫言的获奖理由称，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与当代背景融为一体”。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小说的情节可以“魔幻”，但是，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原则是“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真实”，作为一个部严肃的作品，在时代背景上不能“魔幻”，否则，就违背了魔幻现实主义最根本的核心——“真实”;失去了这种“真实”，还挂得上什么“现实主义”?
大于认为，莫言之《蛙》不应该发生这样违背历史事实的时空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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