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说到，由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化肥的推广使用和高产要求等因素，红高粱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从高密逐步消失，莫言其实也没有真正见过漫山遍野的红高粱。尽管后来也有了高产的杂交高粱，但因为它“那个难吃，像石头一样，磨出的面粉做个窝窝头可以打死狗”，所以不受农民欢迎，终于被淘汰出局。
高粱米虽然味道不好，不过吃了容易饱肚子。就是说，在真正饿肚子的时候，它就是个特好的东西。高密人那时候就淘汰了红高粱，说明他们在粮食的选择上，已经有了口感和质量的要求，填饱肚子已经不是首要问题。莫言在自己的回忆中说到吃这个吃那个，大于没有看到过他有吃高粱米饭的回忆，不知原因何在。
高粱米做饭之不好吃，大于是有亲身体验的。1966年10月大于到大庆参观学习，每餐就是一大碗高粱米饭，一份大白菜汤。开头两餐还是吃得津津有味，称赞这高粱米有嚼头，越嚼越香。可是再吃下去，感觉就开始不同了，不但嚼得腮帮子发酸，咽起来也不太舒服。到后来，还主动要求大师傅少打一点，怕打多了吃不完。
然而，大庆就是吃着这连贫穷的山东高密农民都感到难以下咽的高粱米饭，甩掉了中国贫油落后的帽子，实现了我国石油基本自给，有力地支撑了我国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转，翻开了中国工业化道路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在国家发展中起到了顶天立地的支柱作用，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辉煌业绩。
据说1966年，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大庆油田参观，来前总理明确规定，顿顿要有粗粮，主副食品基本上要大庆自产的，一律不喝酒，并亲自审定了食谱。大庆方面按照指示，安排的是高粱米芸豆饭、玉米粥和大庆自产的萝卜、土豆、白菜加粉条烩在一起的大锅菜。吃完第一碗高粱米饭后，周恩来还把碗递给服务员说：“我最爱吃你们的高粱米饭，再给来一碗。”可见，大庆与高粱米的情深意重。
有趣的是，两弹一星事业的起步，竟然也与高粱有难解之缘。1958年1月8日，二机部核武器设计机构核武器研究院就是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片高粱地上正式建立的。当时各方面条件非常差。“核武器研究院周围原来是墓地，非常荒凉。当时建房没有大的起重机，科研人员就和工人一起劳动。盖房子的时候，刚好是大冬天，大家和水泥、挑砖、砌砖，手都冻麻木了。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气，你美国压我们，你苏联“老大哥”又卡我们，我们中国人一定要长志气，争口气。宋任穷来看望大家时，看到大家都憋着一肚子气，就鼓励大家说，你们中有些同志是学空气动力学的，你们肚子里有气，就要把它变为动力。大家群情激昂，决心一定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当年挑起了研制一批光学观测设备的重担。这些设备大都很复杂，最重要的是一台大型光电跟踪设备，当时只有美国能生产。在动员大会上，王大珩说：“有人问我，应当优先发展民品，还是优先发展军品。我说都要发展，但首先要发展军品。因为没有国防就无从谈发展。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怎么发展?日本鬼子打进来的时候，怎么发展?其次，民品花钱就可以买来，军品就很难买，甚至根本就买不来。” 不用王大珩再说下去了，台下已经群情激昂，摩拳擦掌…… 从此，王大珩率领全所人员开始了刻苦攻关。在实验室、车间，试验基地，到处都能见到他那虽然不高，却从不显疲倦的身影。那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只有定量供应的高粱米，有人还得了浮肿病。然而，长春光机所(原仪器馆)的人们从不叫苦。那些时候，王大珩的嗓子经常是哑的，眼睛经常是红的，有时候还会发脾气摔杯子。难怪他，这担子太重了，任务太难了，时间又太紧了。前前后后一共五年，他们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这台光电跟踪仪成功地跟踪了我国的第一枚中程导弹，当捷报传来时，光机所的人有欢笑也有眼泪，但更多的是骄傲和自豪。(参见《永恒之光 ——王大珩》)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看到，新中国的几项决定性的工程(大庆油田、两弹一星、农田水利和良种)全都是从大跃进开始的，在困难时期艰苦岁月中熬出来的。可是，莫言们却对这种奋斗和奉献视而不见，说起来甚至没有一句好话。结合着《求是》2013年元旦的文章《对历史的自觉自信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基石》来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发人深思。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大庆和“两弹一星”的创业者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都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吃着“可以打死狗的窝窝头”，无私无畏地奉献出自己，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回忆起当年的艰苦奋斗，仍是无怨无悔，不见痛苦，却充满着自豪。可是，当年还在吃奶的莫言，说起那时候却全是痛苦，一片悲惨。对那段历史，心里光明的人看到的是灿烂光明，心底阴暗的看到却只有痛苦黑暗;人与人的差别，就是有这样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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