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实巴交的农民。
和中国世世代代的农民一样，他背负青天，脚踏黄土，肩挑扁担箩筐，手握䦆头锄头，耕耘着一块块梯田，扶摸着一株株庄稼。
太行山上的土石窑洞，黄土高原上的沟沟，七扭八拐的羊肠小道，就是他多年来的战斗场所。
四十年前，十里之外知道他的人并不多。
当历史走进了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以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成了中华大地上的一颗明星。他所在的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小村寨，被树为中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他们的经验在八亿农民中开花结果，在大江南北广泛传播。他的名字不仅震撼着中国广阔的大地，而且冲出了国界，飞往五洲四洋……
在展示着我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国地图上，他所在的村寨也算着一个小小的红点一个曾经使多少人倾心注目，流连忘返的红点。
然而，红点里的他和他周围的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民，也曾踏着历史的潮头，走进县委大楼，走进迎泽宾馆，走进中南海，走进人民大会堂，走出国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几个为数不多的活跃人物。甚至在他的晚年，由一个头扎白羊肚手巾，手握锄头的庄稼汉，一跃登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宝座。
“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村节目的开始曲，它的激昂旋律曾经飞越千山万水，回荡在祖国四面八方。它滋润过多少人的歌喉，牵动过多少人的心灵，指挥过多少人的行动，也掌握过多少人的命运！它激励着人们改造过穷山恶水，也迷惑着人们干过一些超越客观规律的蠢事。
大自然因此向人们作出过奉献，也惩罚过自己土地上的主人。有人为它激动不已，有人为它舍生奋斗，也有人为它作出了牺牲！
它是一支六、七十年代的农业战歌。中国农业的成就与失误也似乎伴随着这支战歌。从人们开始学唱这支歌的时候起，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和顽强奋斗，一个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从六十年代中期便在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在那十几年的难忘岁月中，全国先后有700多万取经者风尘仆仆，千里迢迢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昔阳县，越过松溪河，涌向虎头山。他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片忠心，举着红宝书，把那“学赶”的口子喊得惊天动地，响彻云霄。围绕着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和地方曾经连续二十多次在大寨、昔阳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会议之多，级别之高、涉及部门行业之广，对于一个小小的村寨和小小的县份来说，实属历史之罕见！
岂止国内！从六十年代开始，这个小小的村寨便名扬四海了，而他的名字也几乎传遍整个地球！
打开十几年前的档案柜看，曾经有134个国家和地区，2288批国际友人，25478个不同肤色，不同国籍和不同信仰的外宾亲临虎头山，有一次在一天内就接待了50个国家的客人。而且大寨的这种巨大而神奇的影响也曾使二十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发生兴趣。他们亲自登上虎头山，看看这个小小的村寨为什么有如此魔力。已故的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曾先后两次亲临大寨，以寻求振兴本国农业之路。阿尔巴尼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斯皮罗·科列加、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上校、柬埔寨首相宾努亲王、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尔布特以及美国友好人士斯诺，韩丁，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等人，都曾经来大寨参观访向。由于他的业绩惊人，也曾引起一些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获得了意大利颁发的国际农业专家奖的殊荣。
虽然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过去了，但至今还有不少热心的人在提问：当年毛泽东主席为什么提出“农业学大寨”这五个大字，而使之席卷五洲风云呢？作为农民的他，又是什么原因登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宝座、曾经在一个时期主宰着中国农业的命运呢？而在他一夜之间落地千丈以后，为什么依然还有不少人为他寻根呢？
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他为社会演出了一场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剧目。
它似乎是喜剧。
也似乎是悲剧。
又似乎是闹剧。
这个剧目的演出，也许有人认为是一件怪事，一件荒唐可笑的怪事。但当年生活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们，却没有人会觉得它有什么稀奇。
它也许是一个历史奇迹，但又不是奇迹。
一个颇有余味的历史回眸。
当历史将这场剧的帷幕降下之后，档案里积存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神话”，放射出三个耀眼夺目的大字：
“陈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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