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长安三万里》火爆，电影再现大唐盛世，彰显文昌武盛，在高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既契合“文化自信”主流价值观，又隐喻了民族复兴宏大主题，可谓恰到其时、恰如其分。
当今中国提倡“中国梦”，其时大唐也有“大唐梦”，影片中的李白、高适、杜甫等主人公命运的起伏跌宕，分明就是他们一生追梦的剪影。
他们生而有幸，其时的大唐正处于鼎盛时期，而唐代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也处于高峰期，开元盛世甚至开创了万国来朝的盛景。这就象后来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文化极为昌盛，产生了一大批响誉世界的大文豪一样，大唐也注定会产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成为一个诗文昌盛的黄金时代。
在朝气勃勃时代背景下，有志文人无不摩拳擦掌，渴望建功立业，报效朝廷，“学好文武艺、贷与帝王家”“修齐治平”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理想，更是他们追求人生完美的终极梦想。
李白，出身商人家庭，虽文名早著，却一生追求功名而不得。他甚至写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马屁诗，却不为权贵所动，好不容易玉真公主推荐到宫廷伴侍君王，却不安于御用诗人的弄臣地位和朝堂的昏庸腐朽，辞官而去，重获自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追求个性自由是李白诗歌中浪漫主义的源头，也是他性格中闪耀人性光辉的亮点。于是集功名心与自由心一体的李白，在其人格里时常打架，不分胜负，也就注定了他既成不了隐逸洒脱的陶渊明也成不了功成名就的高适，最后还站错队，险遭横祸。
高适，虽出身官三代家庭，然而已经家道中落。祖辈的赫赫功绩和自身的落魄地位形成对比反差，激励他奋发有为，光宗耀祖，也培养了他隐忍克制、积极进取的性格。因而他能在一再受挫的情况下，拒绝坠落，修文习武，找准时机，在乱世中寻觅崛起机会。先是投奔哥舒翰，后又向唐肃宗献策，终获重用，平叛建功，拜将封侯，功成名就。
而杜甫也是出身官宦之家，素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宏大抱负，然而应试不弟，奔走权门无望，历长安十年蹉跎。又遇到安史之乱，好不容易逃出长安，却开始了漫长的流离之旅，先是到宝鸡投奔肃宗，接着被贬华州，随后蜀中漂泊，最后病死江湖的一叶小舟之上。
影片以李白、高适、杜甫三人的活动交集为纽带，反映了大时代背景下人物的命运。历经安史之乱，一群曾经意气风发、文采风流的追梦书生，人生轨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李白错失迷乱参加叛军，身陷牢狱；高适抓住时机一展身手，位列朝堂；而杜甫则颠沛流离郁郁无为，老死江湖。
同样一个梦，却不同的结局。尽管从建功立业来看，高适梦圆完美，拜将封侯，达到封建时代文人的理想境界，然而，恐怕此时的高适再也难写出“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诗句。而李白、杜甫虽然金阙梦碎，功业飘零，却成为中国历史文化星空璀璨的双子星座，这种人生际遇形象阐释了什么叫“国家不幸诗人幸”。
何以是诗人之幸，因为诗人以亲身经历记载下国家不幸人民不幸，对遭逢苦难的人民寄予深切同情，通过歌哭人民的苦难，把自己升格到大写的人，实际完成了更加宏大的建功立业。
与走向朝堂高位的高适相反，历经安史之乱的杜甫走向民间，走到人民中间，留下控诉社会黑暗的“三吏”（《石濠吏》《潼关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忧国忧民、变革黑暗现实的深切呼唤，被后世尊为诗史、诗圣。李白也以其蔑视权贵、酷爱自由的人格魅力和热情奔放、绚烂多彩的艺术魅力，千百年来被传诵，被封为诗仙。看人生成败，又哪知谁优谁劣。
然而，影片中最突出的是高适，李白其次，杜甫干脆作了无关紧要的陪衬。可见高适作为大唐盛世的形象大使，既符合世俗观念，又与民族复兴的宏大主题容易对接，高适的高光人生无疑也是今天无数渴望成功的人们的梦想。
将所有关注眼光都聚焦到光彩夺目的成功人士高适身上的同时，大家似乎忘记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改变三人命运的历史周期率。
开创了盛世的开元天子唐玄宗，在厌倦了长久的励精图治以后，摇身一变，成了崇尚享乐的天宝皇帝。他挥金如土，穷奢极欲，重用奸佞，排斥良善，政治越加腐败，国家到了崩溃边缘，让安禄山有机可乘，使繁花似锦的盛事转瞬变成民不聊生的乱世，由此拉开了唐王朝盛极而衰的序幕。
导致这种剧变的难道是唐玄宗的自我堕落，或者是安禄山的狼子野心，再或者是奸佞小人的干政误国？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本质还是封建帝制的原因。自秦始皇建立高度极集专制的秦制以来，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帝国传统，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高速发展，乃至出现了象汉唐这样彪柄一时的盛世，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高峰。然而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也象魔咒一样困扰着这个宠大的帝国系统，似乎陷于无穷迷阵中不可自拨。
曾经生机勃勃的盛世帝国变成了老大帝国。当中国人还在一边做着天朝大国迷梦，一边在历史周期率中生死轮回的时候，西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一个全新的制度已经喷薄而出。由此，两个制度的碰撞终于在1840年不期相遇，不出意料，老大帝国一败涂地，从此中国人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全面崩塌。
此后，中国人在艰难困苦中竭力挣扎，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爬滚打，好不容易重又站起来了、富起来了，随之自信心也似乎爆满了，甚至还宣称要强起来。但怎样才算强起来，似乎语焉不详，只有一个模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如果“中国梦”只是复兴到汉唐盛世，如果自信心只能到汉唐的遗韵去追寻，那就恐怕找错了门庭，必然一头撞向南墙。然而，历史发展的吊诡之处在于，我们忙忙碌碌转了一大圈，回头一看，又似乎回到了当初的起点甚至起点之前。
最后，还是郭松民老师说得好：“不反封建，电影的“民族化”、“中国化”就行之不远，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中国美食”，最终还是会把观众和市场拱手让给好莱坞，以及“按照美国炸鸡配方制作的中国炸鸡”。他这是在说电影，更是在说中国道路。
长安三万里，终归是一场盛世浮华梦，再也回不去了，若非要回去，必定是一场噩梦，而今的我们唯有开辟出新的道路，中国才有希望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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