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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方方日记所进行的争论中，人大文学院教授、著名作家阎连科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
“要感谢方方，是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
阎连科教授的这句话，悲愤、沉重、力道十足，有一种被卷刃的伐木斧砍断手腕的痛楚！
但另一方面，这句话也散发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黄旧杂志的味道。
如果在八十年代，这样一句充满“天问”风格的豪言壮语，立刻会为他赢来满堂喝彩和“社会良心”的光环，但遗憾的是，现在是新世纪的二十年代了。
所以，阎教授的这句话一出来，立刻就遭到机智网友的反唇相讥——
“为什么方方能捡起阎连科的脸?”
这句话灵动、俏皮、但无懈可击，因为这正是阎连科教授“天问”的逻辑延伸。
阎教授此前可能没想过这个问题。这一次，他应该认真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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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和文学的脸”，方方和阎教授的脸，为什么会掉在地上？
我也愿意帮阎教授找找原因。
几年前，阎教授曾发过这样一条微博——
【民国结婚证书上的一段美好的话】“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卜他年瓜瓞绵绵，尔昌尔炽。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此证。” ——读读都觉得温暖!
这条微博，阎教授自感春心荡漾，沾沾自喜，但网友却不买账。
且看网友的回复——
逗死了!取(娶)小妾会这样吗?
呵呵，又一个来捧民国臭脚的，那时候满大街妓院有钱人娶小老婆，穷人家卖女儿，你们这些人不光眼瞎心也瞎，历史也没学，语文不及格拿着只言片语就脑补那个吃人的旧时代的美好。
还在吹民国，真当还是十年前那会儿?看看印度，谁还会信你们那套!哦，不对，民国连当时的印度都不如!
问问博主，杨森(以妻妾成群出名的四川军阀)的夫人们有没有这么一本结婚证书?
新中国建国之初伟大的两件事是订立婚姻法和扫盲工农速成中学!
妇女能顶半变天，这一句秒杀民国所有文人的文字，因为她提高了这个国家一半人口的人权与地位!
这里，我没有使用许多人常用的“怼”字，因为网友并不是在“怼”阎教授，而是在和他说理，并且表现出了很高的知识水平，比自鸣得意的大学教授阎连科强多了。
其实，多少受过一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人都明白，“结婚证书”中的这一段话就像高老太爷多少天没有梳洗过的辫子那样，散发着封建恶臭，既没有男女平等也不尊重个人权利——一是把婚姻视为两个家族之间的事，个人只是媒介；二是把女性当成家庭圈养动物，所谓“宜室宜家”；三是把女性看作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
如此而已。
“作家和文学的脸”、阎连科教授的脸，就是这样掉在地上的——他们早已被时代所超越，却毫无察觉，或者虽然觉察到了却没有勇气面对，还是幻想能够以“社会良心”的姿态扮演“启蒙者”的角色，于是就一次次被打脸，打得多了，脸就没了。
这一次，在武汉封城之初，方方日记一度一纸风靡，这让阎连科们产生了错觉，以为他们又可以在方方带领下被当成“社会良心”来接受欢呼，又可以回归“启蒙者”的神位接受顶礼膜拜，于是兴奋莫名，深信他们丢掉多年，早已腐烂变形，难以辨认的脸终于被方方捡起来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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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错觉终究会在现实面前碰壁，无论阎连科教授是不是愿意承认，方方日记已经在社会公众中破产了，一同破产的，还有渗透其中的以西方为理想模版的“启蒙”价值观。
脸还没有捡起来，就又掉了下去，并且掉到了最不干净的地方。
方方、阎连科们为什么会被时代超越？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中国革命，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紧随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一直怀有病态的仇恨和反感(这在方方的小说《车欠埋》中体现的非常明显)。
他们不承认这是现代性在中国的表现（可参考曹征路教授的《重访革命史》，公众号“新文化研究”正在连载），不承认正是中国革命开辟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他们更拒绝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升华，使之成为一种源于中国，但又具有普世性的话语，并贡献给人类。
几十年来，他们由对文革的反感发展到了反感新中国的一切，由对西方的崇拜滑落到了对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崇拜，这就出现了前述阎连科闹的笑话。
其实，方方的《车欠埋》和语无伦次的所谓“日记”，又何尝不是一个笑话呢？
相反，他们固执地认为西方道路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更不可超越。
这次疫情爆发以来，尤其是在中国基本阻断疫情传播，欧美反而大爆发之后，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来维护西方作为“彼岸”的完美性，以至于到了不尊重简单事实的程度。
不尊重基本事实，就会不断被事实打脸，最终就会从“脸掉在地下”，到头来连遮羞的衣服也会掉在地下，变成一种众目睽睽下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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