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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日记》的文本、逻辑与问题

冯川 · 2020-05-01 · 来源:新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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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知识结构老化、终于偏离国家和民族立场的反体制色彩,不但是《方方日记》的最根本问题,更是《方方日记》最大的危害所在。

  目录

  一、“伤痕”之外可有“阳光”?日记中的情感政治

  二、“沉闷”之外的追问与投射:日记中的武汉人日常生活

  三、疫情向好之外的“悲情”、“惨烈”与“人祸”:日记中的疫情变化与病人处境

  四、“被援助”背后的特权与分裂心态:日记中方方的“被援助”生活

  五、新闻背后的政府、一线人员与民众:日记中的新闻事件述评逻辑

  六、“作恶”背后的追责逻辑及其自我解构:日记中的政治想象与再审视

  七、义正辞严背后的虚伪诡诈:日记中的5组悖论

  八、假问题之外的真问题:日记的问题根源是什么?

  《方方日记》已成过去时,但有关《方方日记》的论战文章仍在自媒体充斥的网络空间中铺天盖地。不论是方方的支持者还是方方的批评者,其中都不乏持极化思维者,于是两方阵营之间骂战不断。极化思维之所以产生,概因其背离了实事求是。事实是复杂且多面向的,方方内容庞杂的日记同样如此。抓住其日记的部分内容而断章取义、过度阐释,都不利于我们对《方方日记》做出客观评价和全面盘点,但却有利于为论战煽风点火。而仅看到日记表面,若不将日记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而深入分析作者的叙述策略和用意,读者也极容易被方方所释放的“善意”所蒙蔽,在“独立思考”的口号下停止思考。

  当然,日记体的零散琐碎不成体系、以网络为媒介的碎片化浅阅读模式,以及论战状态影响下读者的心浮气躁,本身就构成了让论战之火持续燃烧的环境。论战下的《方方日记》非好即坏,方方非善即恶;论战下的读者急于站队,急于为《方方日记》贴标签,做出脸谱化的定位;论战下的评论者,则纷纷从《方方日记》的零散文段中各取所需,寻找攻击敌方阵营的武器弹药,甚至借此大量贩卖自己的私货。在批评对方“双标”“扣帽子”和“以偏概全”之时,极化思维往往让他们自己也犯下同样的错误。

  方方在最后一篇日记里引用《圣经》里的话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方方在她的日记里究竟所打何仗,所守何道?在通读《方方日记》文本、全面梳理其逻辑脉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跳出立场先入的论战模式,以系统开示方方的日记内容为优先,对有关《方方日记》的纷繁复杂的舆论进行较全面的正本清源,分清哪些是日记所提出的问题、哪些是日记本身存在的问题、哪些是舆论制造的假问题,以求明晰《方方日记》中存在的真正问题及其根源。

  一、“伤痕”之外可有“阳光”?日记中的情感政治

  (一)《方方日记》中的“阳光”

  方方的不少批评者将《方方日记》定性为“伤痕文学”,他们指责《方方日记》中满是“伤痕”,“没有任何鼓励武汉人民的语言,渲染悲观论调”“全都是负面信息,一条正能量都没有”,进而认为方方“戴着墨镜看世界,当然走到哪都是黑暗”“心灵黑暗的人永远看不到阳光,也体会不到阳光的温暖,只看得到恶”。

  然而,这样的判断事实上言过其实。

  首先,《方方日记》中不乏极力突出新冠肺炎的低死亡率和治愈可能性高、以缓解读者心理恐慌的内容。比如:

  这个病不是不可治。只要在发病之初得到治疗,很快就可以控制。(2月2日)

  冠性肺病传染力强,但只要有正常的治疗,死亡率并不高。(2月4日)

  感染人数可能十万,但不是所有受感染者都发病。尽管被感染,但并不发病,以后就会自己慢慢地好。已向医生确认。(2月4日)

  人民医院呼吸科大夫的视频:扛不过去、发展成重症的,多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年轻人如果中招,个人体质好,打针吃药喝水休息,做到这些,是很容易扛过去的。(2月6日)

  局面真的是在好转。虽然没有人们期待得那么快,可是好转不就是希望吗?除了湖北,其他省的疫情基本过了拐点。而湖北正在朝拐点迈进。今天方舱医院已有多人出院。痊愈者的脸上都露着笑容,这不是装出来的笑容,而是发自身心的笑容。(2月11日)

  在那段时间,卫健委专家组开始集中发表新冠病毒无药可救的意见,在民众看来,这意味着一旦患病就是死路一条。卫健委专家组2月5日发表的“无症状传染者理论”、2月6日发表的“粪口传播理论”和2月9日发表的“气溶胶传播理论”,一次次推高民众的恐慌等级。相比于专家组这些在当时尚待证实的言论,方方的日记则是一以贯之地强调新冠肺炎的低死亡率和可治愈性。为了加强对“可治愈性”的强调效果,方方更是迫不及待地引述了一条“瑞德西韦或有疗效”的新闻:

  网上盛传,美国吉利得研究的新药瑞德西韦在金银潭医院启动试验,传说效果很好。尽管后来,有人辟谣,说是并没有结果。再等三天,或许我们的期待就会证实。(2月6日)

  从方方的引述中可以看出,她毫不避讳该条新闻已被辟谣,不过她仍希望读者能与她一同对该药的试验结果充满期待。不管后来试验结果如何,这样的文字毕竟给读者带来的是希望,而不是恐慌和绝望。

  同样,在3月17日的日记中,方方原文引述了一份在其高中同学微信群中流传的“解封时间表”。她在引述之后也特别说明,同学在转了这个帖子之后留言“转发的,不知真假”。但相比于信息的真实性,信息对人心的鼓舞、对人们期待的唤起,也许是方方更加看重的:

  不管真也不真,都很鼓舞人心。显然,生活将陆续恢复正常。(3月17日)

  昨天同学转发后几个人自己也琢磨了一下觉得多半不实,因为时间太具体了。但作为期待,我决定还是记录下来。这就是大家的期待。理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3月18日)

  其次,在努力减轻读者对新冠肺炎本身的恐慌的基础上,《方方日记》对市民的居家隔离行为作出号召。具体而言:

  一是号召市民相信和服从政府、配合政府指令,与政府形成合力。比如:

  服从政府指令,听从安排。(1月23日)

  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瘟疫。我一定会和政府和所有武汉人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共同抗疫。政府向市民提出的所有要求,我也会百分百配合。(1月29日)

  我们的敌人是病毒。我绝对与政府保持一致,绝对配合政府的每一项行动,并且努力帮助政府说服不理解的人们,帮助政府安抚焦虑的人们。(2月8日)

  我们还在继续坚持,依然听从和配合政府的所有指令。(2月29日)

  当时许多民众对于政府在疫情前期反应迟缓、贻误时机的表现充满怨气。而方方则提出将“配合政府防疫”与“对政府的追责诉求”分开看待:

  事已至此,我们暂时放下愤怒和抱怨。武汉人目前只有团结一心,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相互安慰,共度难关。虽要追责,但是现在,我们先全力以赴,熬过难关。(1月29日)

  不管政府前期有多少失误,无论如何,我们目前也只能相信政府,我们还是要给予他们信任。不然,这种时候,你能信谁?你能靠谁?疫情是大敌,全民同仇敌忾,没人再敢马虎,只要决策者不再出昏招。(2月4日)

  抗疫过程,跟日常生活一样,有很多蠢人做蠢事,但更多的不是蠢人,也不尽然都是蠢事。(2月6日)

  在防疫大局之下,方方这样的表述策略,无疑起到的是团结和拉拢民众的作用,而非将民众推到政府的对立面。

  二是号召市民不要因恐慌而自乱阵脚,也不要传递恐慌。比如:

  保持理性,不要恐慌自乱。(1月23日)

  不要随意转发易引起恐慌的信息。(1月23日)

  我们自己要做的仍然是:呆在家里,不要恐慌。不要自乱阵脚,哪怕有点发烧或咳嗽,一定要冷静处事。(2月6日)

  同时,方方还针对具体引起市民恐慌的原因,对市民做出号召。比如,针对“抢购”问题,方方写道:

  运输发达,全国支援,不必抢购,这点可绝对相信政府。(1月23日)

  听到有人再度恐慌,去超市抢购,说是担心超市关门,断了吃喝。市府似乎就此发了一个声明,即保证超市不关门。全国人民都在支持武汉,中国的生活物品也不紧缺,保证武汉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应该不难。(2月4日)

  针对害怕前往医院接受治疗的民众,日记中说:

  相信在医院治疗,比在家中隔离效果好得多。(1月28日)

  针对害怕社区上门查体温会使自己遭到感染的民众,方方说:

  据我了解只是针对疑似者上门测体温,其他人电话自报给社区即可。不必人人自危。(2月6日)

  三是号召市民居家隔离,严格自律。比如:

  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吃好饭,小病静养(1月23日)

  不添乱就算是帮忙(1月23日)

  自己关自己的禁闭,让自己在家里像日常一样生活(1月23日)

  保护好自己,就是帮忙(1月29日)

  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管好家人。服从指挥,完全配合。咬紧牙关,关门闭户。(2月11日)

  在此基础上,方方还对市民的居家生活方式和心理调节方式提出建议。比如:

  哪怕大哭出声,甚至不再关注疫情,都可以。看看电视电影,看看那些以前被骂过的娱乐致死节目,让自己挺过这一关。大概,这就是我们的贡献了。(2月11日)

  更多呼救的叫骂的视频,我已不想再看。我自知,我再理性,也有承受不住的时候。而那些远不如我的人,恐怕更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抬起头来,向希望处看。看看他们便会明白:时至今日,我们绝不能恐慌或是崩溃,否则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2月11日)

  在这篇2月11日的日记中,方方直白地号召民众“向希望处看”,具体而言是“向更多面对艰难却仍在努力的人看”“向挣扎着生活却仍要出一份力的人看”和“向无数疲惫不堪却依然坚守岗位的人看”。这三类人,分别是指“火雷两山医院的建设者们”“穷困潦倒却将平生所有积蓄拿出捐赠的贫穷老人”以及“所有冒着感染危险的医护人员”和“在街路上日夜奔波,做着各种服务的志愿者们”。这样的号召,一方面表达了对一线工作者和爱心人士的敬意,另一方面又将居家隔离的意义与他们的努力付出建立起关联。接连而来的排比句式,更加深着号召对读者的感染力。

  四是号召市民一定要振作起来、坚持下去。比如:

  我们唯一的事,只能把这一切都扛下来。尽管病人多半扛不住,病人家属也多半扛不住。可是,不扛,又能怎样?我们除了振作起来,还能怎样?我们没办法帮助病人,我们只能自己扛住自己所面临的一切。在有余力能帮人的时候,就帮着他人一起扛。无论如何,再扛他一周。(2月2日)

  小哥居住的小区前两天在最具危险的小区中排名第一。小哥说:“让我们一齐继续坚守,希望二月底能够彻底好转。”(2月12日)

  再次,《方方日记》从来毫不吝惜对普通劳动者和一线工作者的赞美。在1月24日的日记中,方方写道:“感谢这些劳动人民!他们的从容以及辛苦,让我安心了许多。”在2月8日,日记更是突出对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和警察这三类群体的赞扬,评价道:“最默默无闻的人是他们,但他们一直在镇定我们整个城市的心。”看到日记中对这些从容面孔的平凡记述,以及方方对自己内心感受的反思,紧张不安、心怀恐惧的读者也许心里也会跟着踏实下来,《方方日记》中的这些内容似乎可以间接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

  通观全篇《方方日记》,方方对以下社会群体表达过感激和赞扬,“从容”和“辛苦”是贯穿以下所有社会群体的共通特征:

  (1)店主。1月24日的日记,记录了在大部分店铺和药店都关门时依然营业的夫妻店铺,说他们过年不休,“让人感觉踏实”。

  (2)卖菜者。1月30日的日记,表达了方方对为了生活而仍然从容卖菜的劳动人民的钦佩,说自己有时跟他们对上几句话,“心里就有莫名的踏实”。

  (3)文联的同事。1月28日的日记记载,在疫情之中同事们仍在讨论稿件的发表事宜,还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方方认为,凭着这样的精神,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4)青年志愿者。方方在2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青年志愿者改变了她对年轻人越来越功利的成见,认为不必杞人忧天,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与它相匹配的人。方方还表达了对每天拍视频封城日记的年轻人的敬意,并坦言在某个寒冷而忧伤夜晚,是年轻人拍的视频鼓励了她。在2月4日的日记中,借由对一些孤寡老人处境艰难的担忧,方方表达了对社区和志愿者前去帮助的信心。2月19日的日记则夸赞了志愿者这种组织方式,指出年轻人在参与社会服务时,不仅可以奉献一己之力,还可洞察社会、理解人生、增长见识和能力。3月2日,方方更是点名表扬了3位志愿者:帮助并组织接送金银潭区域医护人员上下班的汪勇,为六百多居民买药而遭举报的吴悠,和专程从四川赶来为武汉医院的医护人员做盒饭的刘鲜。

  (5)社区工作者。一方面,方方不止一次赞扬社区服务细致到位、态度良好。如2月4日的日记记载她出去倒垃圾时,发现家门上贴了“已经消毒”的纸条和通知,2月8日的日记记载昨日接到社区询问自己是否发烧、家中人数的电话,3月8日的日记记载小区工作人员经常帮居民去超市买东西。这些细节在日记中,都是方方做出“社区工作细致入微”这一判断的依据。

  另一方面,方方也并不是不知道一线工作人员的辛苦。在3月8日的日记中,她直言社区工作者相当辛苦,几乎就是什么活都得干的勤杂工。她特别提到在没有电梯的老旧小区中工作的社区工作者,不仅要帮老人购物搬东西,还要教他们用手机。如果遇到没有手机的老人,还要用自己的手机帮忙。方方毕竟已在武汉生活了几十年,她深知百姓什么样的人都有:“扯皮拉筋的人有的是,横着脖子跟你犟起来,也是要人命。”因此她写道,社区工作者要做好服务实在是很难的事。大量的武汉人“能撑到今天,而且仍然能继续撑下去,相当程度上,也是靠了无数下沉干部和社区人员的辛劳”。

  (6)环卫工人。1月24日的日记,方方首次提到“在冷风冷雨中一丝不苟扫街”的环卫工人。1月30日,日记再次提到这群身影:“几乎所有空空荡荡的马路上,都有一个环卫工人在风雨中一丝不苟地扫地。”在场景描述之后,方方还加入了内心活动:“看到他们,你会为自己的紧张不安感到惭愧,蓦然间你就会镇定下来。”2月8日,方方对他们的夸赞更是直白:“他们真是了不起。尽管人少,路面没那么脏,只是一些树叶。他们也恪尽职守,认真打扫,以保证整个城市的卫生。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他们一直以从容的姿态留在我们眼里。”

  (7)外卖小哥。日记中对这一群体的提及颇为简略,只在2月8日的日记中描述他们“仍然骑着小车,奔波在各条路上”。

  (8)警察。一方面,日记关注了这一群体在冷天中的坚守。比如2月8日的日记描述,天气虽然很冷,但警察大多站在各个路口,医院门口也有一些,方方评价他们“站在外面,实不容易”。另一方面,日记关注到一线警察兼做多重业务的繁杂和辛苦,特别是疫情期间在工作过程中直击死亡的悲苦。比如2月8日的日记写道:“基层警察是相当辛苦的,他们往往直面各种人等,执行他们所必须执行的任务。我听说,在有人病得无法下楼时,也是警察前去帮忙背人。有一个人刚背到楼下就死了,警察也哭。”2月29日在询问警察朋友,得知他们一直在第一线,一天也没休息后,方方叙述警察的工作:“既要保障基本生活运输,又不能让人流车流泛滥,还得认真甄别。好多民警开车帮运病人。进出城通道24小时都得要人守控,既要保障防疫支援车辆通行,又要外防输出。在医院、隔离点、社区这些地方,要维护治安和交通秩序,防止医患纠纷之类等等。”并且提到他们“因为接触多,风险相对大”。

  (9)外地捐赠者。方方收到云南作家张曼菱发的视频,反映的是张曼菱当年下乡的盈江县给湖北捐赠了近百吨土豆和大米。日记在2月12日记述了这件事,并评价说:“艰难时日,善良人还是很多。”

  (10)捐赠亲人遗体的遗属。2月28日的日记在介绍了刘良团队的新发现之后,谈到了新冠肺炎患者家属捐赠亲人遗体一事,并认为“没有他们的无私贡献,也就不会有刘良团队对新冠肺炎认知的突破”。

  (11)基层干部。2月14日的日记评价基层干部“不敢懈怠”,并解释在同学群里看到的关于基层干部“不上岗,就下岗”的处境,即“你不好好参与抗疫工作,你就立即下岗”,并用“武昌区的两个官员,今天就已被撤”的事例进行佐证。这篇日记还反映了隔离中的儿时邻居对基层干部的感受:“这几天总算见到了说话语气好的人。先前都是吼来吼去的。”在表现基层干部工作作风转变的同时,日记说邻居也能理解基层干部之前工作中的为什么“吼”:“因为人太少,找他们的人太多,都急疯了。”也就是说,方方的日记内容里不存在对基层干部的抱怨和指责,而更多是持同情理解的态度。

  (12)团购老板。这一群体在日记中也是被方方一笔带过,仅在3月4日以“大疫时期没日没夜在外奔波,拿命挣钱”的形象出现。方方评价他们“不容易”。

  (13)医护工作者。日记中对于这一群体的记述通常笼罩着悲怆幽暗的色彩,但也并不是没有一束“阳光”。比如3月17日,日记关注了即将离开武汉的援汉医疗队。日记记述了武汉各界人士以最高礼仪欢送他们的场景,字里行间满溢感恩之情,毕竟“是他们救了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人”。这篇日记肯定和赞赏襄阳市对于“今后区域内所有A级景区和25家星级酒店向他们终身免费”的决定,虽然她补充说“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因为她觉得即使全湖北所有景区都对这四万多人免费开放,也并不过分。这篇日记还记述了四川医疗队医务人员赵英明的丈夫在妻子平安回家后需要兑现“包一年家务”这一承诺的小插曲,并以玩笑的口吻写道不知网友是否真要通过直播监督这个丈夫做一年家务。这样的小插曲体现了丈夫对妻子的爱、家与国的紧密相连,以及网友对医生家庭的关注。而在“战时责任”和“家庭责任”、“战时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张力中产生的这个轻松幽默的小插曲,可以快慰人心。

  另外,医疗事业对国际政治的超越,也被方方所赞扬。比如3月22日的日记中,方方赞美医护工作者的“大爱仁心”,并记述了一个本来政治立场上“有点反美”的医生朋友也愿与美国同行携手抗疫的事例。日记中写道:“中美政客互怼,医生联手,超越政治偏见、国别意识,这是对人类的爱。喜欢这些医生的职业精神和心理状态。”如果抛开作者意识深处的政治立场和读者对作者的政治预设,单从日记内容本身来看,不可否认这种对于人类之爱的歌颂是积极向上的。

  然而问题就在于,理解日记内容不能单看表面,还需要将日记内容与作者意识深处的政治立场联系起来把握。一旦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思考,日记中“阳光”背后的政治就立刻显明出来。

  (二)“阳光”背后的政治

  以上对于《方方日记》中“阳光”的展示,大概不会引起多少争议,也确实揭示出类似“全都是负面信息,一条正能量都没有”这样一棍子打死的评价,对于方方来说是不公正的。但是“阳光”毕竟不是孤立的,我们需要将这些“阳光”放回《方方日记》的话语生态系统中进行定位。于是我们便会发现:虽然《方方日记》认为“用任何美好的词汇来夸赞武汉人在这次疫情中所作的奉献都不为过”(2月29日),毫不吝惜对普通劳动者和一线工作者的赞美,但这些“阳光”般的话语却并不单纯,其背后若隐若现的政治意涵容易引起争议。

  第一,在方方的思维结构中,“阳光”般的“大善”与“大恶”处于对抗关系中。2月15日的日记将之表述为:“在大恶张扬的同时,大善被激发得更多。”换句话说,淋漓尽致地记录大善,是以大恶张扬为背景的。大善被激发得“更多”,当然是一种满怀希望的积极话语,但张扬的大恶与激发的大善处于对立和冲突之中,希望正来源于“更多”大善在对抗中战胜大恶的可能。这一逻辑成立的前提,是“大恶”的清晰界定和真实存在。后文将会对《方方日记》中有关“作恶”的内容进行梳理,这里暂且不展开讨论。

  第二,在方方的叙述策略中,“阳光”般的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构成反衬关系。日记对普通劳动者和一线工作者的工作能力极尽赞扬之辞,所达成的效果便是反衬政府工作能力之低、能力之限。2月19日的日记在赞扬了志愿者这种组织方式之后,方方直陈:“没有他们有力的帮助,仅靠机械的政府机关,可能更糟。”而3月2日的日记则将仓促封城后的武汉比作百孔千缝且连底都没有的大水桶,政府的工作能力有限,只能“全副精力忙兜底”而“桶边百孔千缝无力顾及”,而无数“主动接盘”的志愿者则“见孔便堵,见缝即填”。

  这里涉及到民间社会组织与政府行政科层组织的关系问题。如果仅就民间社会组织的优势而言,方方的表述也并没有问题。一些学者在疫情中也注意到了民间社会组织在应急机制中的重要性,进而提出要把社会体系建设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推进,加速推进治理思维由传统的层级式行政管理向现代的开放协作式治理模式转变,让民间社会组织与行政体系产生“协同共治”的良性互动,而不是被强大的行政体系所吸纳。但承认民间社会组织的优势,并不意味着对政府行政科层组织的否定。方方是否对政府机关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以至于前文提到的方方对民众服从和相信政府的号召也是惺惺作态、不情不愿的无奈之辞?这一问题成为双方阵营论战的焦点之一。

  第三,在方方的政治图式中,“阳光”般的国际主义立场与母国中心主义立场处于有着高下优劣之别的等级序列关系中,而这种所谓的国际主义立场又在不经意间带有滑向他国中心主义立场的嫌疑。如在3月24日的日记中,与医生“对人类的爱”形成对比的是“中美政客互怼”。方方直言她更喜欢医生职业精神背后那种国际主义的“人类爱”,而仅用“政客互怼”四个字来概括中美为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所展开的攻防。在方方的话语中,相比于“人类爱”,“政客互怼”相形见绌。崇尚国际主义精神本也无可厚非,不过在国民国家林立的当代国际政治格局之下,国际主义精神极易被拉回到母国中心主义的框架内加以揣测、解读,结果原本寻求远离母国中心主义立场的国际主义立场,却又落向了他国中心主义立场。

  具体而言,方方在3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武汉疫情紧张时,在美华人扫空货架口罩捐赠回国,而当美国疫情暴发时,美国医生遭遇口罩和防护物资的缺乏,因此有华人朋友说心理觉得对不起他们。方方对这一观点的转述,表达了她对该观点的肯定态度。分析该观点,“在美华人扫货回国”对于华人而言可以理解为基于母国中心主义立场,对于美国而言则可以理解为基于国际主义立场。如果方方站在国际主义立场,对此行为不应该有所否定。但“对美国医生缺乏医用物资”抱以歉意的观点,则是站在他国中心主义立场上,不顾时局的变迁,否定此前的国际主义立场和母国中心主义立场。而方方对此观点持肯定态度,则表明她并不是坚定而纯粹的国际主义者。相反,滑向他国中心主义立场的她,倒成为他国用以攻击和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维护他国的母国中心主义立场的工具。

  由于方方在日记的表述中出现立场的游移,舆论就不同的日记片段,围绕方方究竟是“爱国者”、“国际主义者”还是“叛国者”的问题争论不休。但从整体上综合来看,方方的立场确有背离国家和民族利益之嫌。

  二、“沉闷”之外的追问与投射:日记中的武汉人日常生活

  (一)群像描摹

  方方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不能代表全体武汉人的生活状态。不过,《方方日记》还是试图观照更多类型的武汉家庭,将他们的生活状态记录在案,并借此发表自己的看法。

  《方方日记》中有大量对“被关在家里的人”的群像描摹。这样一群被禁足在家的武汉人,烦躁感、谈心的时间、吵架的机会都会多起来(1月28日)。他们会忘记今天星期几,已经在家坚持了多少天(2月2日),也会在每天晚上看着远处亮着的大楼而莫名心安,感觉这个城市还未完全死掉(1月31日)。他们会发现手机因反复接收重复陈旧的信息而容量不够用(2月12日),也会在无法外出活动的情况下,选择在家里运动,甚至从厨房到房间跑三公里(2月12日)。只要没有被感染,他们基本就会心里踏实(1月29日);而只要家里没人生病,家家都很安稳(2月2日),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日子也许都是在团购、追剧和睡觉的往复循环中一天天度过(3月4日)。方方想告诉读者的是,武汉并不是有人想象的一座炼狱,而是个安静的美丽的磅礴大气的城市(2月2日)。

  对于这样一群禁足在家的武汉人而言,生活物资基本不缺(2月2日)。由于人们全力关注生活,哪里都呈现出生机(2月18日)。他们会讨论解封后去哪家店大吃一顿(2月18日),会抱怨做饭麻烦,做完饭还要收拾厨房(3月15日)。为了买菜,他们组成团购超市套餐的队伍,买卖双方细致约定交菜时间和地点(2月18日)。而为了防止交叉感染,甚至有居民改用吊桶提菜的办法把桶一直拉到六楼(2月28日)。生活物资的充足供应和与生活需求的对接背后,是社区工作者的辛苦,和相比于疫情之前武汉人的艰难。虽然买菜群和电商在不断灵活调整配菜方案,但毕竟团购需要抢,抢不到的人就会发慌(2月21日),禁足如此之久,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才能承受(2月29日)。武汉人这样的生活处境,让方方感到心酸(2月28日)。

  与生活物资相比,方方更担忧的是封城之下武汉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最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是小孩,他们整日被关在家里会相当难受(1月28日)。特别对于那些因瘟疫而成为遗孤或遗腹子的孩子来说,他们虽然吃喝不成问题,但内心有伤口。他们缺少依靠,也将缺少无微不至的爱。他们中甚至已经有人开始表现出害怕穿防护服、戴口罩的人的行为,需要尽早接受心理干预(1月29日)。

  “沉闷”是方方描述武汉人精神和心理状态时常用的关键词。围绕“沉闷”,方方在日记中有如下表达:

  闷是有一点,但只要活着,闷是能忍住的。(2月4日)

  抗疫工作走上正轨,呼救的病人少了,武汉人变得沉闷起来。(2月12日)

  武汉人有点沉闷,一向活跃的同事不想讲话,家里小群少人做声。(2月29日)

  沉闷依然是我这几天对武汉人的印象。(3月2日)

  今天的武汉人依然显得很沉闷。(3月3日)

  空气中充斥着沉闷,无处不伤感。特别讨厌接电话,完全没有跟人讲话的欲望。只是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活着,什么都不想说。(3月6日)

  不想出去,只想待在家里。(3月11日)

  相比于有病患的家庭、家中有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家庭,绝大部分的武汉家庭都处于无人生病、全员禁足在家的状态。“沉闷”更多是对他们精神和心理状态的概括。方方在日记中提到过一个理论,即“四十天闭户,人们的心理承受力会到极限”(3月2日)。不论这一理论是否有科学依据,长期禁足对于大多数人的心理承受力都会构成挑战,因此他们会想方设法出门走动,但又不具有远行的欲望。用“沉闷”二字来概括这种状态,应该是准确的。

  不过“沉闷”二字引来一些舆论的批判,在笔者看来这些批判都不太能站得住脚。比如有人评论说“举国上下都在自我隔离,在室内待久了谁不闷?但非常时期,所有人都该理解并承受”,这样的评论并没有否定“沉闷”的存在,方方也只是描述人们承受“沉闷”的状态,并不存在对“沉闷”本身的抱怨情绪。

  有人评论说“‘闷’有什么大不了,跟生死相比算得了什么?”,同样首先承认了“沉闷”的存在,只不过对方方过多提到“沉闷”而心怀不满,认为“沉闷”与生死相比不值一提。然而对于无灾无病的家庭而言,其所面对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与生死的抗争,而是来自对未来确定感、安全感和方向感的缺失,引起“沉闷”的问题就显得比生死问题更加重要,因此片面认为“沉闷”与生死相比不值一提是欠妥的。

  还有人评论说“是否应该多些没有停歇的一线工作者”,因为一线工作者都是“牺牲更多的人”。根据笔者在“《方方日记》中的‘阳光’”这一部分的梳理,方方对一线工作者的描写并不算少。况且从人数上来看,禁足在家的武汉市民占大多数,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也特别重要,记述他们的“沉闷”与记述一线工作者的辛苦也并不矛盾。

  (二)特殊群体记述

  除了上述对“被关在家里的人”的群像描摹,《方方日记》还关注到一些特殊家庭和特殊群体的生活。在对特殊家庭的记述方面,1月28日的日记关注到一家三代、家中还有病人的家庭,家中的年轻成员需要一边操心工作,一边隔天出门买青菜。2月13日的日记关注到夫妻分开各管各家老人的家庭,其中妻子兼管孩子、丈夫奔波采买,夫妻在两家之间往返很辛苦,但与病人和死者家庭相比,他们不但活着而且还能相互照顾,因此倍感幸运。2月20日的日记则关注到疫情之下空巢老人的生活处境。平日里他们需要由保姆、钟点工和儿女照料,但疫情期间他们的生活不得不靠自理,而做家务、买菜做饭、洗衣打扫、收拾整理的工作并不简单,若他们拼尽全力仍无法应对,就只能靠社区尽可能地派人予以帮助。

  在对特殊群体的记述方面,1月29日,方方在日记中提及她的女儿。这是一位从未下过厨、平日或回家蹭饭或吃外卖,在疫情期间还需要靠母亲提供保护的年轻女性。方方劝阻她去小区超市买盒饭,因机动车即将禁行还特意为她送去保证十天生活的物资。笔者认为方方女儿的事例也能代表一部分在优渥的都市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的生活状态,因此也将其归入“对特殊群体的记述”。疫情将迫使这一群体学习如何下厨,“也算是意外收获”。2月25日的日记关注到福利院、养老院中的老人,将他们定位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认为他们在疫情中的状况不容乐观。2月27日的日记则分别关注了滞留在外的武汉人被外地歧视的处境,以及滞留武汉的外地人“没钱住店,没店可住,没饭可吃,住火车站,捡垃圾”的生活境况。2月28日,方方把目光投向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群体,不仅描述他们所面对的“上面什么事都压下来,下面什么事都找他们,相当难缠的大有人在”的艰难工作处境,更提到他们当中在防疫初期成为疑似感染者的不在少数,因为他们需要同各种人打交道,不知谁会是感染者,而那时他们自身的防护设备又极为有限。

  方方的日记对各类特殊家庭和特殊群体生活处境的广泛涉猎,与前述对于“被关在家里的人”的群像描摹合在一起,也算是对封城之下武汉人生活处境的较为全面的还原。其中提到一些群体的艰难处境,也许还能唤起读者和社会对他们的关注,总之并不至于引起争议。

  (三)精神关切

  基于对封城之下武汉人精神和心理状态的担忧,《方方日记》在这方面的内容并未止步于对“沉闷”状态的描述。为了安抚武汉人的情绪,方方借由日记反对关于央视取消元宵节晚会的建议,认为大家关在家里特别需要一些喜庆东西慰藉自己(2月7日)。她还通过日记安抚因抢不到团购菜而恐慌的居民说:“放心吧,不会让人没有吃的东西,中国还没有到这一步。”(2月21日)此外,她还多次鼓励武汉人要充满信心,坚持下去。从日记的时间上看,类似的鼓励分散出现在防疫过程的各个阶段,表明方方对提振武汉人精神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自己关够14天。(1月28日)

  我们还能坚持,我们对政府有信心。(2月13日)

  我们不急不躁,继续等待拐点的到来。(2月15日)

  时至今日,大家好像开始适应了关门闭户的生活,活力四射的孩子都承担下来。生命的耐受力,了不起!(2月18日)

  尽管局势好转,也不可放松警惕,以免前功尽弃。(2月20日)

  闲人心理压力大,忙人身体压力大,大家都在咬紧牙关,共同扛着武汉。(2月29日)

  还需保持警惕,但心理已放松,相信生活很快会回到以前的节奏。(3月19日)

  梳理至此,《方方日记》中有关封城之下武汉人日常生活的上述内容,基本都是没有引起实质性争议的内容。争议往往发生在方方对“何以至此”这一问题的不断追问上,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方方特别习惯于通过反思和追问,将有关疫情的各种话题都引向对政府的追责和批判。

  (四)追问与投射

  以下笔者将继续梳理《方方日记》有关武汉人日常生活的内容里,有哪些话题在追问中发生了指向追责和批判政府的投射。

  首先,是关于对“沉闷”的追问。前面已经提到,用“沉闷”来概括大部分禁足居家的武汉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基本是准确的。那么这些家庭既然不至于直面生死问题,“沉闷”从何而来?方方引述医生朋友的说法,对此进行了解释,认为“沉闷”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在哀伤和抑郁的前提下,对未来没有确定感,内心极大地缺乏安全感,没有方向感。接下来进一步追问,这种对于确定感、安全感和方向感的丧失心理由何产生?原来是因为许多人因封城停产而经济来源无着,对于何时能够出门复工也毫无确定的心理预期(3月3日)。与封城防疫相比,社会修复必将更加复杂,注定将经历更加漫长的过程。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寻找并抓住让自己感到踏实的东西就显得尤为重要。方方在日记中对于“沉闷”的追问和分析,到这里为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然而,“寻找并抓住让自己踏实的东西”这一判断恰恰成为方方将“追问”转化为“追责”的逻辑起点,其转化套路便是武断地代表全武汉人将这个能够“让自己踏实的东西”限定为“想要一个说法”,即政府必须给出一个疫情何以发展至此的说法。不过一个对无法出门复工焦躁不安、经济来源无着的市民,更关心的是生活接下来怎么办,如何解决生计问题,因为对于政府初期疫情应对不力的追责,并不能直接解决摆在他面前的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换句话说,“想要一个说法”无法成为“让自己踏实的东西”。方方如此的主观臆断和逻辑跳跃,自然引发舆论场上的巨大争议。

  其次,是关于民间团购方式的反思。民间社会在疫情期间形成的自发组织,确实表现出的机动灵活、直接回应居民需求的特点,是政府科层制的行政组织模式的重要补充。若是站在提出政策建议的角度,则应当是讨论如何让政府组织与民间社会团体形成协作共治的局面,在避免让民间社会团体被政府组织吸收和“官僚科层化”的同时,也不可能让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化”。而在方方的日记中,对民间团购方式优势的夸赞也并不存在问题。方方的问题出在,将一个具体事物的特征抽象化标签化,然后将其作为否定批判另一具体事物的工具。在这样的逻辑下,这两个事物立刻具有了善恶优劣高下差等。比如在对民间团购方式的反思中,在方方看来“民间能人实在强大”(2月17日),“实事求是”(2月17日)简直成为民间组织的代名词,而一切行政机关就被方方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打成“实事求是”的对立面,“死板僵化”(2月17日)成为对于一切行政机关的标签。进一步说,若不是行政机关各部门的“死板僵化”,导致它们“层层拖延、个个误事”,“疫情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步”(2月17日)。方方这样的反思逻辑,一方面将民间组织的优势和能力抬高到政府行政部门之上,将民间组织与政府行政部门的关系简化为“实事求是”与“死板僵化”的价值对立,另一方面将政府行政部门一棍子打死,让人感觉政府行政部门罪大恶极,即使被民间组织取代也无不可,进而将话题引向对行政部门的“问责”甚至“问罪”。这种以“问责”甚至“问罪”为目的,将原本构成复杂的民间组织和政府行政体系脸谱化、标签化的做法,本身就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引发争议实属必然。

  复次,是有关弱势群体处境的追问。从党和政府的执政目标和我国的政权性质来看,弱势群体绝对不是被排斥和抛弃的对象。但由于新冠肺炎这样的新发传染病疫情突如其来,医疗资源严重短缺,政府平战转换的应急响应体系不健全,社会力量准备不充分,弱势群体极易成为国家治理在面对危机考验时所付出的代价。围绕有关疫情期间弱势群体处境的追问,强调抗疫大局为重的“国家主义思维”与强调生命平等尊严为重的“个体主义思维”在舆论场上展开激烈对抗。方方的日记遵循后者的思维进路,这种思维在论战中表现出一种倾向,即表面上追求平等博爱,实际上却是以少数特殊群体的利益绑架大多数群体的利益、用局部意义定义整体意义。比如在2月25日的日记中,方方由对福利院、养老院老人生活处境的讨论,上升到对于“什么是检验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尺度”的议论。方方认为检验一个国家是否文明,不是看“楼房高度,汽车速度,武器军队,科技先进度,艺术成就,开会豪华,焰火灿烂,游客消费力”,换言之,她否定了工业、服务业、国防、科技发展水平对于国家文明的意义,将表征国家综合实力的各项指标几乎全部从她眼中的“文明尺度”中删除净尽。她眼中的尺度只有一条,那就是政府“对弱势人群的态度”。在她的思维里,政府的政策执行不存在调整中的动态平衡,只有某个时间点上静止的执行状态,而这一执行状态足够被她放大用来定性和评价整个政府的决策。受到客观条件制约而出现的暂时无力顾及,在方方眼中就是政府带有主观企图的“忽略”和“忘记”,就是政府的作恶和犯罪。

  再次,是有关群众诉求反馈机制的追问。在2月27日的日记中,滞留武汉的外地人艰难的生活处境,自然被方方定性为政府“抓大事忽略小事,顾多数忘记少数”的证据。然而方方的反思不止于此,更谈到“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咨询电话”这一群众诉求反馈机制,其追问逻辑也迁移到对该反馈机制是否运行有效的讨论上。日记中,方方表示不知该电话是否管事,但她向读者袒露了她的私人经验:“我知道很多官方的咨询电话,只是做给人看的。遇到的只是踢球运动员,最终你非但得不到任何帮助,还浪费了电话费。”根据她的私人经验,读者多半会感觉该电话多半是不管事的。由此,方方的追问进一步延伸到对于政府作假、推诿现象的批判上:“官场很多人,一辈子没学会什么,但做假动作从来是高手,他们会用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方式来对付你。而且他们推诿的水平也非常高端。”而政府的作假和推诿,为疫情演变成灾难做了铺垫,于是顺利成章地与方方对政府的追责欲求形成接应。平心而论,方方的私人经验中所描述的相互推诿和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行为,确实是当下政府科层体制内部存在的问题。但用对该问题的陈述,向前承接对“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咨询电话”的讨论,向后延伸到对疫情演变成灾难的解释,却有失妥当。对于前者,方方的借题发挥极有可能带来社会对于“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咨询电话”的不公正评价,因为对于外地流浪者是否拨打过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否“只是做给人看的”,方方并没有进行确认,却极易引导读者将外地人流浪的原因归结为政府的弄虚作假和相互推诿。识破方方“借题发挥演绎私人经验以树立批判标靶”的读者,自然会对方方的论述逻辑展开质疑。对于后者,则直接与方方日记中有关“作恶”的内容直接相关,笔者将在后文详述。

  最后,是关于如何对武汉人进行心理关怀的追问。方方印象中的武汉人有着这样的特点:洒脱,爽快,喜欢没理由大笑;说话噼里啪啦,让外省人以为是吵架;充满烟火气、江湖义气、没来头的自信;热诚、爱耍酷(2月11日)。而疫情之下正在受难、与死神较量的武汉人的心理状态则与这种印象形成鲜明反差。在日记对这一部分内容的叙述中,方方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她表达着她爱莫能助的焦躁心情(2月20日),甚至在网上小心问候都害怕没有回音(2月11日)。在无可奈何之中,她只有祈祷“大灾大难后,中国会有一个清平的世界”,却突然把话语拔高为“一直在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命苦,我们民族为何总是灾难深重?”(2月20日)这种让人猝不及防的设问句,“命苦”一下子成为全体中国人的特征,波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似乎也被描述为一种日常状态,革命建国、改革发展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似乎被这一句设问一笔勾销,这种对历史事实有失公允的情绪宣泄自然引发舆论的反驳。

  除了祈祷,方方还寻求对被感染的病人、新冠去世者家属(1月30日),以及对未确诊的疑似病人、因疫情而丧失救治机会的非新冠病人去世者(3月13日)的心理关怀,并号召政府对他们进行特别安抚,因为他们“遭遇更惨、伤痛更深,甚至终身不能平复”(1月30日)。在日记中方方写道,丧亲家庭失去亲人往往毫无预期,亲人生病无床前尽孝,去世后无遗体告别,创伤怎么修复都有疤痕,应激障碍患病率高,或有创伤性再体验症状,重演事发时负面感受,或麻木回避,或过度敏感(3月7日)。读者看到这样的描述,都能感同身受,也无人怀疑对他们进行心理关怀的必要性。1月28日的日记提到希望有学过心理学的人可以有办法安抚一下武汉人,2月12日的日记提到恐怕需要大批心理咨询师前来武汉,分社区进行心理疗治,方方的这些提议和倡导倒也不存在太大问题。

  (五)心理疗治的限度与追责的谬误

  但方方认为心理咨询师的心理疗治终究是存在限度的,大量论战也从方方接下来的论述逻辑开始。

  首先方方认为,心理咨询师的心理疗治之所以存在限度,是因为武汉人心里有个结,这个结就是李文亮事件和中心医院的大量伤亡,而且这个结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系越紧、越变越复杂,继而武汉人心头的创面和深度也会越发扩大加深。方方还引述心理咨询专家的说法,指出随着危险的解除,真正的创伤就会浮出水面,因此解开这个结刻不容缓。至于如何解开这个结,方方指了条明路:“你要给李文亮一个说法,给中心医院一个说法,你也要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3月3日)于是,关于如何进行心理关怀的话题被引向对政府的追责,追责在方方对武汉人的代言中似乎成为一种集体意志,并且成为心理关怀的前提条件,其间还牵涉舆论中一直存在的有关李文亮“吹哨”行为的定性之争。

  其次,心理疗治的限度还在于丧亲之人如何面对死者。疫情过后几千人家在巨大的集体性创痛中如何同时办丧事?殡仪馆如何发放几千人的骨灰?丧亲家属如何度过清明节?会不会情绪崩溃?(3月7日,3月13日)死者的骨灰事宜、丧事的操办方式和丧亲家属的心理状态引起了方方的关注,这也确实是一个需要重视的话题。毕竟在传统文化中,丧葬仪式原本是很好的心理疗愈。从后来政府的处理方式来看,网上云扫墓等服务和4月4日的全国哀悼活动,很大程度上也回应了民众的需求。但方方觉得这还不够,因为她认为“染疫而死”与正常死亡属于不同性质的死亡,“染疫”无异于“他杀”。顺此逻辑,“他杀”便是“人祸”,因此死者及其家属“于心不甘”(2月20日),“首先要有个说法,没说法坎难过”(3月7日)。于是,关于如何面对死者的话题也被引向对政府的追责,追责成为死者及其家属的集体意志,同时被方方定性为疗治他们集体性创痛的前提条件。

  第三,方方向有着心理创伤的武汉人呼吁“自我疗伤”。武汉有多少人有着心理创伤?方方说,“武汉几乎人人心理上都有创伤”,“人人都有一种莫名的压力”,这里的“人人”包括“关在家二十多天的健康人群”“曾顶着冷雨满街奔波过的病人”“目送亲人装入运尸袋被车拖走的家属”“看着一个个病人死去无力拯救的医护人员”,其中所形成的创伤“可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形成困扰”,而压力则是“外地人很难体会”的(2月12日,2月29日)。方方尽力将话题的对象扩及武汉人这个群体的全部。那么,这些人如何自我疗伤?方方否定了“喊喊口号”的作用,而极力赋予“发泄、大哭、痛诉”以正面意义:

  骂人或骂事是疏导心理的好方式。(2月13日)

  倾诉和发泄是心理疏导的很好方式。(3月2日)

  丧亲之痛,需要倾诉和哭泣,这是疏导心理的最好方式。(3月13日)

  其中,3月2日的日记对“正能量”进行了反思,认为一根名为“正能量”的大棒不时挂在发泄者头上。3月13日的日记,更提出可以建立类似“哭墙”的“哭网”,让家人挂上亲人照片,点上蜡烛哭一场。有关日记中“负能量、正能量”的内容及其论争,笔者将在后文详述。这里仅指出,方方提出建立“哭网”也并没有什么问题,后来网上开通的云祭扫其实也发挥了类似的功能。方方的有待商榷之处在于,她认为“整个武汉人都需要一场大哭”,并且把“哭网”的意义定位为“哭亲人、哭朋友、哭自己”(3月13日)。显然不是每个武汉人都经历丧亲之痛,但每个武汉人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确实都受到了疫情的深刻影响。如果说“哭亲人、哭朋友”还容易理解,那么“哭自己”则大有深意。“哭自己”是为何而哭?方方虽没有直白表述,但稍加揣摩便可做两种推测,一种是每个人都要对这场疫情的发展负责,另一种则是,为生活在由无恶不作的政府治理的国度或城市中的自己感到悲哀。根据方方惯用的将话题推向对政府追责的套路,大概不少人会将“哭自己”的涵义理解为后者。

  如此一来,不论是进行心理关怀,是悼念死者,还是自我疗伤,方方在日记中都极力将“关心民众精神和心理状态的逻辑”切换为“替所有民众追责政府作恶的逻辑”。赞成者肯定其敢于追问,穷本溯源;批判者批评其以己度人,别有用心。但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追责并不必然成为心理关怀、悼念死者和自我疗伤的前提条件。方方并没有深入了解更多当事人的所思所想,因此日记中展示的上述逻辑,更多是方方试图以一己之意志和心理欲求绑架武汉所有人的意志和心理欲求,自然招来猛烈的舆论反击。

  三、疫情向好之外的“悲情”、“惨烈”与“人祸”:日记中的疫情变化与病人处境

  (一)不否认疫情形势持续向好

  从《方方日记》中可以读到疫情变化的信息。当然这些信息同样可以从新闻报道中获得。不过方方在叙述这些信息时,加入了描述自己如何处理这些信息的内容,这些内容透露出一个武汉市民在听闻这些信息之后,所表现出的担忧和企盼。比如,1月28日的日记写道“疫情即将进入爆发期,千万不要出门”,而1月31日则说“正月十五应该是拐点。再坚持一周,感染者差不多都隔离了,未感染者便可走出家门”。2月16日,日记提到雷神山医院王院长对媒体的公开宣示:真正的疫情拐点已经到来。而2月22日,日记又说,病情蔓延未完全控制,疑似病人数量大。2月29日,日记提到武汉有近4万密切接触者,医生朋友觉得不太乐观,认为政府发布信息数据可更详细。不过方方表示她已经乐观起来,因为她认为以当时的筛查力度和筛查方式,她相信漏网者很快可以找出。到了3月8日,日记记载部分区域已尝试解封,开工信息隐约有传,机场作恢复通航准备,于是她判断防疫已开始清扫战场,“开城在望,武汉人要熬出头了吗”。

  日记中的这部分内容,大概可以唤起武汉市民的集体记忆。当笔者读到这样的内容时,也能瞬间回忆起在那一天自己确实也曾做出与方方同样的判断。可以肯定的是,方方在日记中从未否定疫情形势的持续向好。

  在对宏观疫情形势的叙述和判断之外,方方还将目光聚焦到床位状态上。2月15日的日记写道,在2月20日前武汉必须再增加一个有千张床位的方舱,并完成10万病床的储备,因为当初专家预估有10万感染者,这样武汉将做到应收尽收。到了2月22日,由于出院和死亡,日记指出此时床位压力已减少。27日,日记的措辞是“床位大大缓解”。28日,日记则记载“实现床等人”。3月8日,日记记述方舱依次休舱,最大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也在这一天休舱,部分医院日常门诊恢复。9日,日记写道已休舱11家方舱,曾计划建19家方舱,而现已不必。10日,日记记载方舱全部休舱。

  虽然这一部分的记载与新闻报道高度重合,但从方方对床位状态变动的关注这一视角的选择性呈现来看,这一部分的记载反映了疫情形势持续向好的一个具体的侧面。对于一些读者而言,这些内容也许并不能带给他们更多有关疫情的新信息。但是,对于一些认为“方方看不到疫情持续向好”的批评者而言,这些内容足以构成有力反驳。

  不过,方方虽不否认疫情形势持续向好,却也从不积极承认。这种尽量引述他人口中的“向好”说法并不加过多评论的叙述策略,其实已经暗示了方方并不甘心疫情就此向好的心态。

  (二)谨慎赞扬与积极质疑

  治愈人数、重症病人数、新增确诊人数、死亡人数的变动,也同样作为反映疫情形势的诸侧面,被《方方日记》一一关注。方方在这一部分的记述,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强调疾病的可治愈性,消解读者的恐慌。比如2月15日的日记引述医生的观点,认为:病毒的毒性已明显减弱;患者治愈后不会有后遗症,肺部也不会纤维化;新的感染者已是三代四代,基本都是轻症,治愈容易;重症患者只要能挺过呼吸窘迫期,基本都可救治。2月27日的日记记载,治愈已达2000多人,轻症治愈不是难事,大多轻症患者可以靠毅力和医生给的信念存活下来。2月28日的日记则告诉读者,监测发现出院后的新冠肺炎患者不再传染他人,重症病人也没有以前那么重,而解剖得出的病理研究成果、医疗资源的充沛、医护责任感的加强都降低了死亡率。3月8日方方写道,医生在不断总结经验,优化规范救治方案。3月9日,方方记载重症病人尚有4700多人,但已呈持续减少状态。到了3月20日,日记破除民众对于复阳的出院病人是否难以住院的疑惑,引述医生朋友的观点,表明复阳极少、无症状不传染、医院追踪所有病人、身体不适不会不接收。而3月21日的日记则回应民众对于新冠肺炎病人复发的担忧,申明慌乱引发的交叉感染只会让医疗系统崩溃,致使更多人死亡,介绍张文宏医生关于死亡率低于1%的观点,和方舱医院病人又跳又唱、出院也欢天喜地的情况,向民众透露无论感染还是复发都无需过度紧张的信息。

  总体上看,日记中的这些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安抚民众的恐慌情绪,让读者感受到前线医护人员的持续努力,以及不断增加的病患救治成果。

  第二,赞扬新主政领导的积极作为,《方方日记》还是写有表扬政府的内容,但谨慎的表扬背后仍存对政府的怀疑。《方方日记》中表扬政府的内容往往被方方的批判者所忽视,认为方方对政府的态度就只剩下批评和追责,其实并非如此。比如2月21日的日记借新增病人断崖式下跌一事,提及官方及时纠正了让数字显得更好看的新算法,由此推测政府“真的在改变作风?”,并称“新主政领导到来,一改拖沓低能,局势明显扭转,办事力度是短平快打法”。3月2日引述新增确诊病例都来自监狱之后,方方评论称“很快看到湖北官方对监狱官员免职处理,快得令人惊愕”,9日的日记则称“省市换帅后,确有一系列铁腕手段迅猛控制疫情”,17日更写道“自国家倾力救湖北后,抗疫所采取的种种措施,相当有力也相当有效,做到这一步也不容易”。在3月19日新增和疑似病例都归零后,针对有民众怀疑同济医院确诊20多例病人不敢上报(3月20日)、政府为了“零”的不突破而刻意不报(3月21日)的言论,方方引述一个医生朋友的解释说这20多例病人是转入定点医院的病人,而不是新增病例,同时引述另一个医生朋友的话“严酷的制度,要么说真话,要么下课”,表面上起到打消民众疑虑的作用。

  但方方在日记中的另一句话,却又暴露了方方的真实立场:“0与1没有多大差别,不必非要追求0的完美,有时候这样的完美很不现实。”(3月21日)在方方眼中,政府不可能做到完美。因此政府一旦做得不完美,要被她追责问罪(如前述方方关于政府对弱势群体态度的讨论),做得太完美又被她以“不现实”为由而嗤之以鼻。在新增确诊病人持续下降的过程中,方方通过“下降明显”(3月8日)“持续下降”(3月9日)“灾难即将结束”(3月10日)“清零即在眼前”(3月17日)“归零的一天应该不会太久”(3月18日)等话语表面上传递出一种欢喜的感觉,但一旦某天的疫情发布时间较平时稍晚,方方就会抓住机会表明自己对政府来自骨子里的不信任,比如3月13日日记中的这句“发布时间延迟给人想象空间”。方方也从来不承认新增和疑似病例归零意味着抗击疫情的“胜利”,她说“千万不要跟我谈胜利,没有胜利,而是结束”(3月10日)。有支持方方的人说,只要死一个人就不能称为胜利。立刻就有人反驳说,抗日战争牺牲无数,依然可以称为胜利。显然“死亡”本身并不消解“胜利”。事实上,方方这句话的判断与她将疫情定性为“人祸”直接相关:政府自己造成的疫情局面自己去收拾,收拾完了自然只是结束,结束后要做的自然是追责,而论功行赏欢呼胜利则直接对冲疫情的“人祸”性质,方方自然表示不接受。“结束”二字巧妙地将疫情局势的向好发展与问罪追责勾连在一起。方方高度怀疑政府会借疫情局势的向好发展宣示“胜利”,从而为自己脱责。

  第三,对数字进行追问,寻找政策缝隙,对管理层进行质疑。比如2月27日针对媒体新增确诊和疑似仍达900多人这一数字,方方希望公开新增患者的病因,因为她听医生朋友说新增病人主要来自监狱和养老院,她认为如果根据患者位置开始陆续释放远距离的市民出行,就不需要禁足这么多人,更不必将全省几千万健康人都死死捆绑。这样的建议背后,其实透露出方方对政府禁足政策的不满和不信任,而这样的言论是否有可能激发读者对禁足政策的不满进而不配合政府的管控?好在2月28日又有朋友给方方发来武汉市新增病人分布表,方方看到新增病人的散点式分布后,终于认可“武汉哪个区都不能先行放人”的合理性。这是一个典型的试图给政策挑毛病,又最终被说服的过程。

  又比如日记在2月22日提到死亡人数每日近100人之后,2月23日就追问“年轻医生为何接连去世”的问题。方方不认可“体质差异”这个答案,并指出“97岁老人都能治愈出院”,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说,年轻医生就更应该被治愈出院了。她的医生朋友只是说病毒诡异,但无法讲清原因,给了方方寻找政策缝隙的空间:“医护人员死亡率如此高,会不会存在别的可能?”这句话即是借追问医护人员的死亡率,将质疑引向政策本身以及做出政策的医院行政官员。

  从以上分析可知,《方方日记》对疫情变化的记录存在双重面向,其中一重是安抚民众恐慌情绪,肯定一线工作人员的努力,承认疫情向好,但这种承认却并非她心甘情愿,她更愿意用怀疑的手法,揭示疫情变化背后可能存在的另一重面向,以唱和接应她对追责政府的强烈诉求。

  正是基于她对政府和管理层发自内心深处的不信任,在关注疫情变化的同时,她更乐于叙述疫情早期医护人员的艰辛,用医护人员在设备不足、红十字会运转不良的情况下“不管不顾,到网上呐喊”的事例(2月18日),甚至通过号召各省援汉医护人员记录“刚来武汉所见的场景以及当时武汉给他们带去了怎样的震惊”(3月2日),反衬和证明政府的不可靠。在疫情向好之后,她更乐于发现出院标准和核酸检测准确性中存在的问题,在日记中记下出院隔离期间复阳和方舱出院标准因太宽而重新调整等事例(3月5日),并预测医患关系会因为政府不再报销、患者自己垫付检测费而重新恢复紧张状态,因此提出“凡与新冠肺炎有关的检测一律即时免费”(3月21日)这种完全置政府决策缘由于不顾、带有民粹主义嫌疑的建议。

  (三)“悲情城市”

  如果说上述内容中,方方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批判表达还算间接委婉、遮掩克制,用天气来形容则好似“晴间多云”,那么下面的内容则可说是“阴云密布,风雨大作”,在方方的批判者看来,简直集中展现方方的本怀。

  一是记录病人求诊。日记通过记述单位里一个忠厚老实的年轻人因腹泻吃多了药而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病状,却因未能确诊而无法住院,“把大家吓得半死”的事件(1月30日,1月31日),生动记录了当时武汉市民对疑似病状的强烈恐慌。而方方所住文联大院内已有两个感染者住院的事实(1月28日),也将当时因感受到病毒随时可能向自己袭来而草木皆兵的社会氛围突显出来。日记在2月15日、19日、22日多次提到死亡人数未减,其原因在于重症患者的去世,而方方认为重症患者之所以去世,皆因“早期延误治疗,拖到危重阶段回天无力”。当时由于医生人手不够,医院床位不足,求诊的病人只有在哭喊声中排起密集的长队(1月23日)。医护人员疲惫,而病人悲哀无助几近崩溃(1月29日)。住不进医院的疑似者和确诊者只能活动着继续传染,下雨天则让奔波的病人更加可怜,甚至发生撞墙、跳桥的惨事(2月2日)。仅剩的3家接收非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分布汉口和武昌,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条件下,病人们恐怕只能靠社区安排车辆(2月15日)。2月21日的日记更记载全国多家监狱服刑者被狱警感染的事例,并点明“他们本来就有反人类倾向”的特征(2月21日),为病人的就诊环境又平添几分不安的色彩。

  二是记录病人去世。笔者梳理了《方方日记》中记载的病人去世事例:

  (1)一个中产家庭。母亲初一去世,父亲、兄长被感染。方方感慨,更穷的病人不知会活成什么样子。(1月29日)

  (2)省歌舞团成员。病后一直排队等住院,在接到入院通知时去世。(1月31日)

  (3)湖北官员。好几个已感染,并已有人去世。(1月31日)

  (4)一家人全染病,住不进医院,已死一人。全家在绝望中准备都死掉算了。(2月2日)

  (5)妈妈死了,被车拖走。女儿跟在殡葬车后嚎啕大哭,无法为其送葬,将来或许也不知道骨灰在哪。方方评论道,由于中国有轻生重死的文化传统,这恐怕成为儿女心里最大的疼。(2月2日)

  (6)学校一位优秀教授53岁去世。华科大李培根前校长说他实干,常睡办公室,是个踏实做学问的人。(2月7日)

  (7)画家刘寿祥清晨去世。(2月13日)

  (8)初二还在上班的柳帆护士。父母和弟弟病倒后,父母先行过世,她14日去世,弟弟下午也去世。方方说,病毒吞噬完满家庭的所有生命,她很难过。(2月15日)

  (9)湖北电影制片厂常凯一家,因新冠肺炎遭灭门之灾。常凯是柳帆的弟弟。日记在2月18日、3月2日、3月10日提及常凯的“绝命书”,并在10日的日记中录下“绝命书”全文,突出了新冠病毒出现的“突发性”、病人的“一床难求”以及病人“全家覆没”的悲惨命运。(2月16日)

  (10)做过多年同桌的中学同学去世。日记记载这位同学是1月中旬两次去菜市场购物感染新冠病毒,住院后虽恢复不错,却仍突然去世。(2月15日)

  (11)华科大教授段正澄院士,因新冠肺炎去世。(2月15日)

  (12)捐款十万的画家朋友的哥哥,因新冠肺炎去世。(2月16日)

  (13)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医生去世。(2月19日)

  (14)武大去世一位博士。(2月19日)

  (15)华科大去世一位教授。(2月19日)

  (16)湖北日报一位著名评论员一家四口感染,本人进医院时已是重症,于19日去世。方方评论,这世上又多了一个破碎的家庭。(2月19日)

  (17)彭银华医生29岁去世。原本初八结婚,延迟婚礼,却再也不能迎娶新娘。(2月21日)

  (18)年轻女医生夏思思29岁殉职。扔下2岁孩子。(2月23日)

  (19)男医生黄文军40多岁去世。(2月23日)

  (20)福利院老人因受感染而连续死亡。方方评论,“眼泪都哭干了”这样的话,已远远表达不了我们心中的悲痛。(2月25日)

  (21)中心医院梅仲明医生去世。他是李文亮科室的副主任,57岁,一名技术高超的眼科大夫。去世后,他治疗过的病人纷纷网上致念。(3月3日)

  (22)武汉市文化局江导的朋友康复医生李亮,从方舱医院出院后,在酒店隔离期间突然去世,年仅36岁。丢下妻子和幼子。(3月5日)

  (23)武汉宁波商会秘书长、《宁波人在武汉》一书副主编沈华强,一家五口感染。他初二发病,2月7日与母亲同日去世,未确诊新冠。家中其余三人隔离住院。(3月7日)

  (24)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老年合唱团在联欢活动中3人感染,2人去世。去世的包杰丢下90岁的母亲徐美武,她曾借纸笔给住进ICU的儿子写信,但儿子并未看到。(3月15日)

  (25)希文合唱团男高音部苏华健3月6日去世,活跃的他突然失联,直到讣告传来。(3月15日)

  将以上梳理的去世信息一口气读下来,确实让人有种不幸接踵而至之感。日记中提到有人用“悲情城市”形容武汉,但方方认为若以春节期间为场景,“悲情”二字太轻,勉强可配上“惨烈”(3月2日)。而官方公布的湖北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则让人沮丧(3月17日)。

  平心而论,方方在日记中对去世信息的记载本身也无可厚非,毕竟这些记载散布在不同日期的日记里,而且仅仅是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中的极小部分,日记只不过丰富了在疫情期间没有遭遇生死问题的读者对这些死亡数字的经验质感。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方方记载了什么,而在于她记载这些事件的用意,以及这些记载在《方方日记》的有机体系统中所发挥的功能作用。

  (四)个体的悲伤、群体的“惨烈”与“人祸”控诉

  方方记录病人求诊经历、记载这些死亡故事,并不仅仅停留在对故事材料的陈述和堆积。无疑这些病人的求诊经历和死亡故事,都为方方将个体的悲伤汇聚为群体的“惨烈”,进而将“惨烈”转化为对“人祸”制造者的愤怒,提供了最好的材料。对于病毒吞噬完满家庭的所有生命,方方发问“吞噬他们的,仅仅是病毒?”(2月15日);借助于常凯的绝命书,方方呼吁“骂我者可继续高唱颂歌庆祝胜利欢呼伟大,吓尿全世界,但不要无视武汉几千个常凯们,幸存者需要为他们讨公道”(3月10日);在叙述中学同学去世的事例后,日记中更是声称一向为盛世而高歌的同学们这次却说“不枪毙一批害人精不能平民愤!”(2月15日)。方方将政府和全社会在中后期防疫中取得的突出成绩,与疫情初期的应对不力对立起来。反问“吞噬他们的仅仅是病毒?”、号召幸存者“讨公道”,即是对政府追责问罪,即是申明政府在疫情中存在洗刷不掉的“人祸原罪”,即是否定“胜利”话语,试图映衬为中后期防疫成绩“高唱颂歌庆祝胜利欢呼伟大”的做法何等荒谬。同学们的态度和那句话,更是直露地揭示此次疫情中“盛世高歌”的不适用,“悲伤话语”已然演化为直指追责问罪的“愤怒话语”,“枪毙”更将这种追责欲求和悲愤的烈度推向极致。方方借“同学们”之口,将自己记录这么多悲伤故事的终极意图表露无遗。3月15日,在为本可再活20年、却因宣称“人不传人,可防可控”和毫无预警的政府而生命止步60多岁的老年合唱团去世成员唏嘘不已之后,方方干脆亲自挑明她借这些故事试图在读者身上达到的目的:“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让自己生活得轻松,就可以不帮助他们这些枉死者追责吗?追责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政府已替代病毒成为元凶,死难者皆是因人祸而“枉死”,读者则有义务以追责的方式为死难者报仇。方方对读者极尽怂恿和鼓动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方方极力通过刻画“枉死”,将民众的悲伤转化为追责的愤怒。然而方方看似偶然的一次对于“枉死者”事例的选择失误,倒是真正招来民众的一片愤怒。3月23日,方方在日记中叙述广西援鄂医护人员28岁的梁小霞在协和医院晕厥,经抢救后去世。随后便有消息称,梁小霞2月28日晕厥,经救治已恢复自主心跳和呼吸,昏迷近一个月,不知何时醒来,但并未去世。方方不得不在3月24日的日记中对此进行回应,声称自己将“脑死亡”误认为就是“去世”,承认自己缺乏医学知识。“两位医生进行专业性讲解后,说那就还是道个歉吧。我想,也是。向读者、梁护士家人表示真诚歉意”(3月24日),这段话无疑透露出方方主观上并不想主动道歉,白白放走一个好不容易捕捉到的“枉死”事例已令她惋惜不已,还想坚称她所认为的“脑死亡”即是“去世”的逻辑,医生只好用详细的专业讲解让她承认自己的确错了。随后是医生先提议道歉,否则她也许还没有道歉意识。她只是无奈之下被动服从了医生的安排,虽说是“真诚歉意”,其实也许内心仍是不情不愿。

  方方也极力刻画群体的“惨烈”,试图通过描述殡仪馆满地无主手机的场景,向读者传递一种向她“狠狠袭来”的悲怆感(2月13日)。她应该没有料到这篇日记中的这个内容,却为方方的批判阵营竖起了巨大的标靶。方方的日记中只是声称场景描述依据医生朋友传来的一张图片,她在2月15日和3月7日的日记中回应称,那张二手市场手机照片是微博用户“飞象网项立刚”趁她微博被封、律师授权书无法寄出时对她的造谣和构陷。但她迟迟不能公布“医生朋友”给她传的那张照片,以致方方的批判阵营怀疑方方是否为了制造“惨烈”而蓄意编造了子虚乌有的殡仪馆场景。比如有批评者称自己询问过一线医生,认为新冠患者去世有严格的处理方式,遗物消毒后直接给家属,不会送到殡仪馆,并举例重症患者丢失一部手机,院长也要受处罚,因失物身上的病毒遗患无穷,殡仪馆手机扔得到处都是,不符合防疫要求。

  但也有方方的拥护者指出该场景的可能性,认为疫情前期火葬场手忙脚乱,家属不知逝者身份证、手机在哪里,死亡证明都没开就直接火化了。而方方则为批评者扣上“项立刚们的脑残粉”的帽子,以傲慢的语气称“以自己的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无法明白的东西,请先琢磨,不要忙于下结论,更不要开口即骂”,接下来便开始《方方日记》中被众人熟知的关于“什么是灾难”的大段排比段落(2月16日),共用八个场景和一个总结,兼用对比的手法道尽“灾难”与“日常”的诸多不同,以突显“灾难”本就应该是“惨烈”的,殡仪馆出现无主手机的“惨烈”场景也是理所当然。她论证道:死者没有家人在殡仪馆相送,“不能留下遗物,没有死的尊严,死就是死了”,疫情早期火葬场人手不够、拖尸车不够、焚尸炉不够,尸体须尽快焚烧;早期混乱结束后,才有专家草拟报告,提出设法保存死者遗物,给死者及家属更多人文关怀和尊重(2月16日)。方方还认为,质疑者需要了解当时每日死亡人数、尸体由医院到火葬场的过程、死者遗物去向、医院和火葬场的处境、锂电池不能烧也来不及消毒时的处理方式、全国多少家火葬场援汉等,并称“照片我相信有一天大家会看到,但不是我拿出来,是照片的主人拿出来”(3月20日)。

  不论殡仪馆无主手机的场景是否真实存在,方方渲染“惨烈”以将民众的悲愤引向对政府的控诉的企图终究没有成功。舆论的关注焦点没有顺着方方的思路向前推进到追责的地步,反而围绕“惨烈”场景的真实性原地打转,舆论中不少人对方方别有用心捏造“惨烈”而愤恨不已——愤恨没有被引向政府,反而被引向了自己。

  四、“被援助”背后的特权与分裂心态:日记中方方的“被援助”生活

  (一)“被援助”的生活

  方方的批评者认为方方不能代表武汉人,因为方方过得就不是大部分武汉人的生活。的确,方方住在文联大院,在日记中也从不回避疫情之下“被援助”在她的生活中占据的比重之大,而许多的“被援助”是大部分武汉人可望而不可求的。方方不但不回避“被援助”,甚至还享受这种“被援助”,“被援助”的频繁度以及某些项目招致舆论场上的巨大争议。

  经笔者梳理,《方方日记》中提及的“被援助”项目包括:

  (1)20个N95口罩——中国新闻通讯社总编辑、校友夏春平送。(1月28日)

  (2)一碟热气腾腾的生煎包子——邻居送。(1月29日)

  (3)三包口罩——读到方方微博的责编小袁送。方方又将口罩分给因缺口罩而发愁的同事。(1月29日)

  (4)青菜——来拿口罩的同事送。(1月29日)

  (5)洪山交管局警官送侄女到机场返回新加坡。(1月30日)

  (6)菜——邻居女儿买菜顺便带来一些。(2月6日)

  (7)香肠、腐乳等一堆东西——同院姨侄女送。方方感慨再关一个月也吃不完,她感受到灾难之中大家同舟共济,她表示“很感谢,也很温暖”。(2月6日)

  (8)一袋食物(肉,蛋,鸡翅,蔬菜水果)——各小区每家隔三至五天出去采购,同事丈夫采购时为方方和她的邻居楚风家也买了,直送家门口。方方称她属于易感人群,而楚风腰伤难动,因此成为照顾对象。方方说她家食物从未如此齐全,以她的食量够吃3个月。(2月12日)

  (9)口罩、酸奶牛奶、巧克力——网上接受中新社副总编夏春平采访,下午来照相时送来。对同事说值班日过来把巧克力拿给孩子,因为孩子说“方奶奶是活雷锋”。(2月22日)

  (10)仟吉系列“工匠面包”一箱——老板陆先生送。邻居道波帮方方拿回家,方方顺手分送她一袋。方方说她们之间平时常交换食品,住文联大院不缺吃的。(2月25日)

  (11)馒头、花卷——同事冒雨送来。方方感慨,自己多年来常得到邻居和同事照顾,倍感幸运。(3月2日)

  (12)爱心菜(几棵生菜)——社区送。方方说,被惦记被关爱的温暖感很足。(3月4日)

  (13)健康手表——快递寄件地址看不出好心人是谁。日记中希望对方“留个言,私下好表达谢意”。这只手表方方“折腾一下已经用上,感觉不错”。(3月7日)

  (14)几条鱼(已杀好,葱姜萝卜已备好)、干果、信——成都刘先生请他的武汉朋友送来,让方方煮鱼汤喝。通过日记看到方方有糖尿病,特意买干果来。方方对此表示“惭愧”和“感动”。(3月8日)

  (15)风油精、一堆中草药——方方说头疼,同事让天天在外奔波服务的丈夫送来。(2月19日)

  (16)几罐鸡汤——同事的丈夫送来,方方感到非常意外,但也笑纳。(2月20日)

  方方如此频繁地“被援助”、脱离大部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本身,就是一件可争议之事。在大部分普通民众靠着团菜和志愿者的帮助而维持生活的时候,方方却受着来自邻居、同事和各种朋友不断的供养。支持者认为这只不过反映方方作为一个作家,对社会各行各业接触面广,积累的社会资本多、人脉广而已,因此无可非议。批评者则将这种现象定性为“权贵之间送来送去的人情”,当然方方支配他人源源不断输送资源的“权贵”地位是自致性的,但即使如此依然不改其“权贵”的性质。这种看法在支持者看来,毋宁表现的是批评者的“羡慕嫉妒恨”。

  (二)特权与分裂心态

  不过无论如何,退休的方方与一条宠物狗安居文联大院,在疫情期间依然过着脱离大部分武汉人生活样态的养尊处优的生活。她一面在日记中为疫情中的受难者而哭,甚至号召全体武汉人为自己而哭,一面自己却表达着自己接受援助后感到的小幸运、小感动、小惭愧、小意外,字里行间透露出一副怡然自得的心态。她会为自己而哭吗?会为天天在外奔波服务却还要想着为她送中草药、送鸡汤的同事丈夫而哭吗?显然不会。

  有批评者说方方“每天都有送鱼送肉送面包的,吃都吃不完,哪能真正体会普通武汉人的艰难生活”。但支持者反驳,在“同情地理解”的逻辑之下,自身即使不生活在底层,也不一定不能代表底层人说话,不一定描绘不出底层人的鲜活生活。诚然,要理解一个阶层,并不一定要成为一个阶层的人,前文也论证过方方其实也知道一线工作者工作的辛苦和艰难,也知道疫情之下众多武汉家庭的处境,在日记中对他们的描述也不可谓不生动。但方方的问题出在,她一面享受和笑纳不断“被援助”的生活、一面却又号召全民同悲,这种分裂的心态显露出她为众人哀恸的虚伪,以及怂恿众人哀恸的别有用心。

  这个问题突出反映在方方对“20个N95口罩”的接收上。记载这件事的日记出现在1月28日,当时武汉疫情阻击战正处在医用物资短缺的紧要关头,而天天在家独居、声称自己行动不便的方方,却心安理得地接收了中新社总编辑赠送的20个N95口罩,然后又在日记中为前线医生的巨大牺牲而哀哭,无怪乎有批评者称方方在日记中流下的都是“鳄鱼的眼泪”。“哭”在方方的日记里成为一种怂恿和煽动他人达到她政治目的的工具,巨大牺牲正好为方方达到政治目的预备武器弹药。在这个逻辑下,方方接收20个N95口罩时自然心里不会有丝毫犹豫和不安。

  更大的争议聚焦的是1月30日的日记所载“方方侄女被警官护送至机场”一事。1月30日,方方通过日记“感谢洪山交管局派肖警官送侄女到机场返回新加坡”,并称“有急有难找警察最靠谱”。在武汉市已经实行私车禁行令的情况下,洪山交管局派警官护送方方侄女,显然有洪山交管局滥用公权之嫌。而“有急有难找警察最靠谱”的说法典型反映出一种扭曲的“服务型政府”观,这种说法分明是倡导市民在生活中放弃在本应由自己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上的自我责任,加剧市民对自我责任和政府责任边界的认知错位,极易产生号召市民生活中“等靠要”、“自己不去解决,都坐等政府帮忙解决”的效果。特别是在当时一线人员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无视自己能够使用公权力的特殊性而类推建议民众“有急有难找警察”,简直就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也许是为了洗白洪山交管局的责任,方方在3月12日的日记中又澄清说:“我认识洪山交管局辅警小肖,询问可否去机场,肖警官用私家车送机。……我真是守规矩,特意去咨询。”并且还“感谢武汉警察不仅白天工作在一线,还用休息时间给处于急难中的武汉市民、在汉滞留人员以帮助”。从“洪山交管局派”改口为“我认识交管局辅警小肖”,本来由交管局背的锅又被方方借助“感谢”甩到了辅警小肖头上,“滥用公权”的性质转变为“私用特权”。有支持者为方方辩解称,方方只是用了她的影响力,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也是服务型政府对公民的基本福利,与特权无关。然而,所谓“特权”是一种超出一般权力限度的状态,它的产生方式并不影响和改变这种状态本身的属性。当时许多医护人员都无车接送,还有许多即使报警都无法出行住院的人,这就是大部分普通民众的一般权力状态。方方既然能一个电话就能指挥动一名辅警打破私家车禁行令,用自己的私车送一个外籍人去机场,这种个人能量当然属于超出一般权力限度的“特权”。方方一面痛恨特权,一面又流畅自然地使用着特权,这种“双标”自然引起舆论中的一场骂战。

  另外,方方的改口,以及为何不由新加坡大使馆来撤侨、为何中午抵达新加坡的撤侨飞机在方方的日记中却是清晨落地等疑问,毫无疑问加深了批判者对方方在日记中所载事件真实性的怀疑。

  五、新闻背后的政府、一线人员与民众:日记中的新闻事件述评逻辑

  有批评者说《方方日记》是新闻搬运机,并不能让读者获得更多信息。但盘点和总结方方搬运了哪些新闻,分析方方选取什么角度评论这些新闻,无疑对把握和评价《方方日记》极为重要。根据笔者的梳理,《方方日记》大体上涉及以下23种新闻,其中如“次生灾害”等的新闻种类中又包含若干条具体新闻消息。

  表1  《方方日记》涉及的23种新闻

 

1、1月7日百步亭四万人聚餐(1月28日)
9、次生灾害(2月14日,23日,3月2日,7日,8日,9日,15日,16日,17日,19日,21日)
17、爱心菜事件(2月19日)
2、1月21日省里举办大型歌舞联欢会(1月28日)
10、中心医院(3月3日,9日,11日,13日,20日)
18、垃圾车运肉(3月13日)
3、市长摘帽子事件(1月28日)
11、喊假事件(3月5日)
19、七字遗书(2月21日)
4、硬核防疫(1月30日)
12、王广发、李文亮表彰,李文亮调查(3月5日,19日)
20、汉骂事件(2月22日)
5、方舱医院(2月4日,6日,7日,12日,25日)
13、志愿者举旗拍照(2月13日)
21、中医有效(2月22日)
6、火神山医院(2月4日,15日)
14、走“马”换“蒋”(2月13日)
22、留学生回国(3月17日)
7、朝令午改(2月25日)
15、感恩事件(3月7日)
23、代金券(3月21日)
8、拉网式排查(2月21日,25日)
16、艾芬事件(3月11日)
 

  本文不拟按照新闻事件的顺序重述方方的日记内容,而是试图将方方通过陈述新闻事件想要表达的看法做一归纳。

  (一)疫情初期政府反应迟缓、行事僵化

  方方在1月28日的日记中追述的1月17日百步亭四万人聚餐、1月21日省里举办大型歌舞联欢会确实都反映出,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要官员没有及时宣布进入灾害治理的“运动”状态。

  不过从政治实践的逻辑来看,地方主官只有在综合衡量各种技术条件、权衡多种治理目标之后,才能判断官僚体系进入“运动”状态的最佳时机,让维护社会稳定和预防病毒传播这两个政策目标之间达到平衡。专家组一直强调对新冠病毒认知的有限性,根据临床案例在前期给出可防可控的意见。官僚系统不愿轻易改变常规运作的固有惰性,再加上处在“临近春节”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时间,政府以稳定大局、保证经济正常运转为重,为减少不必要的联想和恐慌而选择不贸然取消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活动,这种保守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专家组的建议往往也只是政府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日本等国家对待疫情的做法,其实也与武汉在疫情初期的做法如出一辙。恐慌只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和医疗体系的崩溃,交叉感染也将大幅提升死亡率,这也正是钟南山院士宣布人传人之后武汉所出现的状况。

  不过,方方指出的行事僵化问题也确实存在。单向的负责制与自下而上的问责性的缺失,使稳定和绩效压倒了知情权与风险防范,地方官员习惯于接受自上而下的指挥,他们自主判断和行动意识不足,没有指示就不知道怎么办,也担心自主行动万一出问题遭受秋后算账。因此,打破地方政府反应迟缓和中央政府全面动员的极化状态,从根本上改进应急管理体系,已经成为学界和政界的共识。

  当然方方不会深入思考政府反应迟缓和行事僵化的原因,她引述这些新闻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做学术探讨,因此也没有必要进行深入思考。她的日记只需要站在上帝视角用“马后炮”的语言,高高在上地“凭直觉判断”问罪于政府,指责政府“愚蠢”“不善变通”“没有常识”“不实事求是”,判定百步亭万家宴、歌舞联欢会“基本上算犯罪行为”就可以了。不需要复杂的逻辑,将问题引向问罪和指责政府官员,这是方方的一贯套路。

  (二)政策执行教条化

  突出这一看法的内容集中在1月30日的日记中。方方在该日记载了三个反映“硬核防疫”过程中政策执行教条化的新闻事件:一是一个农民夜半三更被挡土墙外不让通过,无论如何求情,守路人都不让过;二是一个脑瘫儿童因父亲隔离,一人在家独居五天后饿死;三是许多武汉人在外像丧家犬一样到处被驱赶。方方评论说,“执行防疫规定固然不错,但是不能执行得连基本人性都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的层层官员都可以把一纸文件教条化成这样?”。

  方方将政策执行中存在的教条化问题点明出来,并没有什么问题。许多民众在得知这些新闻事件之后,也会产生这样的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说,方方的日记中确有机智地为民执笔之处。若从学者的角度来看,缺少人道主义的“硬核防疫”体现的是基层治理能力的问题。大水漫灌式的粗放式治理,本质上是基于恐慌而产生的非理性治理行为。就全国范围来说,各地区的基层防疫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中西部地区广泛采取的封路、封村甚至封户的“硬核”措施,另一种是以江浙沪为代表的沿海地区采取的技术化防疫方式。日记中的新闻做所以多出现于中西部地区,也正是因为这些地区长期以来基层组织不被激活,基层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能力弱化,导致治理中缺乏对人民群众的有效组织动员,于是在疫情突发之后近乎本能地采用了简单原始甚至有些粗暴的手段。因此“硬核防疫”的问题出在基层行政与民众的关系层面,不全然是行政体系内部的问题。

  反观方方在日记中的表述,方方仅仅是抛出了问题,而且这样的问题似乎在她的语境下是全国性的、整个官僚体系内部共同存在的严重问题。所有人都赞同执行中不能没有基本人性,不应该把文件教条化执行。但是关键问题是,为何会产生“应然”与“实然”的差距?可见方方的日记没有推进人们对问题的思考,相反却有可能让人们在对日记的阅读中放大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估计和想象。批判政策执行官员的不满情绪就在这种对“应然”与“实然”的对比叙述和反差呈现中被进一步激化。

  (三)领导无作为

  方方特别关心新冠疫情的次生灾害,她在日记中透过非新冠病人的处境、未复工健康人的生存窘境、泉州隔离酒店坍塌事件、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处境等记录着次生灾害的具体表现。比如有关非新冠病人的处境,方方提到有些透析病人和癌症病人无处求医进而哭诉甚至跳楼(2月14日),有朋友的亲属患胆管癌无处医治结果活活痛死(3月21日)。为何如此?方方引述一个朋友的来信说:“封城之前那些无作为的领导心中完全无数,封闭快二个月了对众多老龄慢性病患者,癌症,以及急症患者完全无应对措施,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换句话说,是领导的心中无数、毫无作为导致了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

  在“领导无作为”这样的看法之下,方方急切地提出她自己的建议,比如将非新冠病人移送外省,倡议政府补贴这些同样是在顾全大局的病人(2月14日)。同样,当她得知许多企业因疫情倒闭(3月2日),湖北农民工有可能被其他地区农民工取代进而失业(3月2日,7日,9日,15日,16日),她迫不及待地转发微信群关于分区域解除部分无疫情地段限制、通过包车政府对接或志愿者服务对接的呼吁书(3月2日),倡议政府许多事务可以同步进行而不必依次排队去做(3月 16日)。当她得知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处境,她则建议在统计人数、查看健康码后以一省一辆车的方式将这些外地人送到其省会,由当地指定酒店隔离(2月23日)。当她得知“各国都在给百姓发钱”,她也在日记中转述她看到的有关湖北应该发一些代金券的建议(3月21日)。此外,她还曾提议用(或转达他人提议)用中药“杂煮”和“闭门法”应对感冒(1月29日)、征用各级党校(2月2日)、在火神山运作前转运传染病人到邻省治疗(2月2日)、改“党建考核组”为“考核监督组”(2月19日)、开启“江中隔离模式”(2月21日),以及联合手机运营商建立国家紧急状态的反馈机制(2月25日)等等。可见《方方日记》中的“建言献策”不可谓不多。

  有批评者指出,方方整天指挥政府怎么做,忽视政府的努力,其逻辑是“没人通知我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就不存在,不存在我就要喷”。其实从后文笔者的分析将会看到,方方并不是忽视政府的全部努力,她的眼中依然有“做事的”政府部门,特别是一线工作者。她的不信任和批判,主要集中在管理层的领导身上。对“领导无作为”的认定,使她选择性地屏蔽了有关领导所作所为的正面信息的获取,进而导致她“马后炮”地提建议,于是激怒一些批评者讽刺她自我感觉“是社会管理达人,比中央智库还厉害”。

  (四)领导不善主动担责却乐于自我表彰

  有三段新闻信息体现方方的这种看法。一是有关中心医院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病情(3月3日)、在不具有防护设施的情况下飞蛾扑火般救治病人后成批倒下(3月3日、9日、11日、20日)的新闻。日记突出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伤亡惨重,将责任直指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申明他们决不能以“这是新病毒,大家都缺乏认识”为由推卸责任,而是理应站出来忏悔、引咎辞职。在方方眼中,这些领导不做实事(“没有他们,中心医院其他人,一样可以继续坚持抗疫”(3月9日)),在网上追责呼声不绝于耳(3月13日)、医院医护人员接连去世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不担责、“还能坐得住”(3月20日)。而即使这些领导被追责免职,也很有可能“换一个地方,再度出山”(2月13日),领导的脸皮简直是厚得不可理喻。

  不仅如此,记述王广发和李文亮同入政府表彰的先进人物行列的第二段新闻(3月5日,19日),更显示出一个给武汉留下“可防可控”四个字与“人不传人”搭配起来让武汉人“遭受灭顶之灾”的人,即使“欠下武汉人一笔债”让“三千枉死者的灵魂无法安息”(3月5日),却不但不承担责任,反而仍可获得表彰。方方从不质疑李文亮等八人自行披露传染病的合法性问题,也不追问李文亮当初披露传染病信息是否具有为社会“吹哨”的动机,因此以李文亮为象征的正义之人与以王广发为代表的邪恶之人同列先进人物,自然是难以接受的荒诞事实。

  除此之外,武汉领导要求人民向党和国家感恩的第三段新闻(3月7日),更是将领导“乐于自我表彰”的逻辑体现到极致。方方在日记中直陈“天天学习”的领导们“学反了向”,并说道:“对于奉献者,对于武汉人民,用怎么样美好的词汇去形容都不过分。政府,请你们收起傲慢,谦卑地向你们的主人——以百万而计的武汉人民感恩。”在方方眼中,一线的奉献者始终是可爱的,而害怕担责还乐于自我表彰的领导是可鄙的、令人生厌的。

  (五)向上负责、形式主义与层层做假

  方方带着“官员只向上负责”、“形式主义”和“层层做假”的眼镜搜寻新闻事件,只要新闻事件表现出相关迹象,她就立刻将新闻事件与她预设的价值判断进行关联,然后展开架空分析。这样的论述手法强行将局部的具体个案事件与一般性的价值判断牵连在一起,就难免出现以偏概全和批判对象的扩大化,出现偏离批判目标群体的大面积误伤。

  一个典型的以偏概全、批判对象扩大化的例证,出现在3月13日她对垃圾车运肉事件的评述中。对于这一事件本身,当然怎么批评也不为过,毕竟该事件确实是协调指挥的严重错误所导致。但这一事件仅仅是个例,主管官员已被立即问责和处理。方方的日记错就错在强行将个例引申到一届政府、一众官员这个全体概念上来,大肆谈论“一届政府,如果不把民生放于至上位置,再来一次X冠病毒,依然会延续今年的灾难;一众官员,如果眼睛不看百姓,只盯着上司,垃圾车拖食品的事情,同样会一而再。没有以人为本的概念,也不站在百姓的角度思考和做事,是现今官员很大的问题”。但事实是,如果不是民生至上,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会全球领先、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不会取得现在的成绩,在疫情期间人们也不会买到充足供应的商品,保持总体稳定的生活。这届政府为稳控疫情做了很多实事,但几件处理不当的事情就成了方方笔下罔顾民生的证据,方方这种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思维逻辑着实难以服众。

  “误伤”则出现在方方对“举旗拍照”和“居民喊假”这两个事件的评述中。方方在2月13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当时在网上流传甚广的一段视频:下沉社区的银行员工举旗拍照,之后把身上穿的防护服扔进路边的垃圾箱。方方也许并不知道视频中的当事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在日记中的表述是模糊的“一群下沉的人们”。她评论说,“他们早就习惯做任何事都先把形式做足,都先自吹自夸。如果下基层工作是件日常的事,如同他们上班一样,他们用得着打旗帜吗?”。

  方方只是看了一段视频,何以判定这群人是“先把形式做足”“先自吹自夸”,而没有做实事呢?视频中的那群人在处理防护服方面确实不甚规范,但用举旗拍照否定他们的一线工作,实在是有失公允。这些下沉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志愿者举旗拍照,可能是为了交接班时打卡留痕,也可能是为了留作纪念,他们并不是政府干部,下基层工作的确不是他们的本行本业。方方只是预设“形式主义”的价值判断,看到一个有形式主义嫌疑的符号就兴奋不已,进而脱离实际展开想象、简化场景大肆评论。

  在同一天的日记中,方方评论走“马”换“蒋”的领导调动时,再次提到她希望领导“不再搞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形式主义,不再讲那些重复又重复、颠来还倒去的废话空话”。可见方方的主要批判目标是领导,而不是冲在一线做实事的工作人员。对于“举旗拍照”一事,可以合理推测也许是方方将这群人误认为是下沉社区的政府领导干部,于是联想到长久以来她对政府领导干部形成的印象进而展开了批判,然而结果却是误伤了那些原本在一般事业单位工作、只是在疫情期间临时下沉社区开展带有志愿者性质的工作的一线工作者。

  方方在3月5日的日记中记述,中央领导人到小区视察遭遇居民楼多人高声喊“假的”,随后中央领导立即开会要求马上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对于这条新闻信息,方方向“可靠朋友”核实了视频的真实性之后,谨慎表示“我不知道这个小区是否真有做假”。不过这已无关紧要,因为日记主要是借该新闻表达方方多年来形成的一个观念,即“领导视察之处,各种形式主义横行”,“层层做假”以致于基层也不得不如此。日记因此赞赏“喊假”的武汉市民,因为“让自己的声音成为与他人不一样的声音,也不容易”(3月5日)。

  然而方方的论述中有两点不妥。

  其一,用一个似是而非的一般观念嵌套对一个具体事件的分析,其实就是在诱导读者用方方给出的“层层做假”的观念解释这一事件,而方方又并没有确证小区是否真有做假,这样的逻辑诱导就是在误导读者,制造问题的严重性,将读者的怨气引向体制本身。

  其二,在没有确证小区是否真有做假的情况下,方方赞扬武汉市民“喊假”,佩服他们发出不一样的声音,让习惯做假的人再做假时心有所忌,其实已经表明方方倾向于认为小区做假是真实的。但事后当事小区已有居民陈明“喊‘假’者才假”,并分析说物业没有动机造假、志愿者送菜也不是第一天,“喊假”者只是一些想要低价菜、爱心菜甚至免费菜,甚至借助流量和目光解决小区早已存在的停车费和物业费问题的“刚人”。正是这业主中的少数人,通过“呐喊”放大自己的意志绑架了民意,做着让真正做事的人寒心的事,注解着“不一样的声音未必正义”这一直接可以反驳方方立场的道理。

  因此,方方借由该新闻试图传达的观点,不但与事实并不相符,反而可能有害于基层社会的治理公平。

  (六)一线人员尽力工作,民众应予理解配合

  表达该想法的日记内容,增添了日记中表面情绪的复杂性,体现出方方的“爱憎分明”:一方面,对行政管理层人员的不实事求是、形式主义和教条执行表达谴责和批判;另一方面,对一线官员和一线工作人员的工作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并在日记中通过表达自己的看法,对部分民众表现出的不满情绪进行纾解。

  比如,日记在1月28日记载了一场“市长摘帽子事件”,是说李克强总理来汉考察时,原本戴着帽子在一旁陪同的周先旺市长摘下帽子交给助手。有舆论认为在大灾大难面前,总理作重要指示时,周市长还有心思密切关注领导戴不戴帽子这种小细节,是说不过去的。

  不过在日记中,周市长也是“正领着市府众官员为抗疫四处奔波”的一线官员,“他的疲惫和焦虑一眼可见”。方方推测他“甚至想过事平之后自己将会有什么下场”,必然会有“内疚、自责以及追悔莫及忐忑不安之类”的心情,但他仍需“振作起精神去面对眼前这件天大的事情”。日记评价周市长是“很本分务实之人,口碑一直不错”,提议“换一个温暖点的角度”看待这场帽子事件,比如“或许他觉得,这样的寒冷天气,他戴了帽子,而总理没戴。他比总理年轻,这么戴着,显得颇为不礼貌,于是摘下来交给助手”。可见日记对周市长的处境抱有一定的同情态度,也极力引导舆论对周市长进行正面的理解和评价。这也确实引发不少网友对周市长的赞扬,如“看他几次采访说话都是实在而且坚决的,无多的空话套话,敢于在最困难的时候面对直播拷问……是最接地气、最敢于直言的一位实干家”等等。

  又如,当武汉市宣布展开“三天时间找出所有四类病人”的拉网式排查后,方方的日记满溢对“下面办事人员”和“区长们”的同情。2月21日的日记说道“武汉有多大,城区结构有多复杂,非小区居民有多少,以及城乡接合部有多混乱,就算让办事人员三天跑一遍都很难,更不说细查”,并补充“武汉历史上是个码头起家的城市,平时散漫惯的人很多,刁民也不老少。比刁民更多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根筋犟人。从耐心说服,到强行带离,这一过程要动用不少人,更要花费不少时间”。2月25日,方方更是直言“面对尚有900万人口居住的城市,地域阔大,众生复杂,逐户敲门排查,难度实在太大”,“碰上不肯开门的,完全奈何不得。不可能总是派警察去抓,而警力也是有限的”,并表达了对防护用具不足的社区人员和公务员在工作中被感染后传染家人的担忧。方方表示,“领导们尽量不要把话说得太猛。百姓既然信任政府,就会给他们以时日,而领导作决策,也要给下面办事的人以时日。太急了恐怕无益”,而她很担心“那些区长们,不知道三天后,是不是被撤的一个都不剩。但愿主政领导只是想重槌敲山鼓,并非情急下陡坎”。可见日记中突出的追责问罪色调,在遇到一线工作者时,就隐去得无影无踪。方方的追责问罪对象主要瞄准的是发号施令却不办事的领导层,她对“一线办事者”面对的压力和困难则表现出十分了解、充分理解的姿态,而民众和“领导们”似乎都成了她教育和说服的对象。

  再如,当某部门将山东寿光捐给武汉的“爱心菜”送到超市去卖而遭非议,网上流传向市政府投诉的电话录音时,方方却也没有不由分说地指责政府部门的做事方式,相反她表达了对政府部门做法的赞同态度。在2月19日的日记中,方方详述了她表达赞同态度的理由:“如果不是直接捐赠给医院食堂,或是送到有贮藏能力的部门,更合理有效的方式,还是拿去超市,以平价菜卖给市民。超市至少有存放仓库,有分配能力,有散发渠道。而卖菜的钱,或可以捐赠方的名义交给慈善部门购买医疗物品,或可返款给对方,继续送来平价菜,供给武汉市场。这是双赢双益的事。”她还谈到,“自疫情以来,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辛苦异常,要求他们把捐赠的蔬菜再分赠到各处,难度实在太大。尤其现在,人手少,车辆少,一卡车青菜来了,处理起来不是易事。捐赠实物如遭浪费,最终浪费的也是捐赠人的好心和善意,以及他们的财产”。可见在这里,方方冷静理性地分析了政府部门做法的合理性,并且站在社区工作人员做事的角度,直陈“爱心菜”在分配环节易遭遇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对于做事的政府部门和社区工作人员,方方再次表达出她的同情和理解。

  类似地,关于网上一位武汉女性批评社区团购套餐制的汉骂录音,方方首先表示从领导登门、中百超市整改来看,汉骂起到了效果。但同时她也提到团购管理的不易,批评“有些居民颇难伺候,不只是买生活必须品,还要买整箱啤酒什么的”,“让负责团购的志愿者们搬运起来累得够呛”(2月22日),表现出她对一些居民欲求不满、提出无节制多样化要求的反感。在这里,她的立场是站在团购组织者和志愿者一边。

  还如,在火神山医院运作初期,日记内容主要反映医院医疗环境不错、病人也很乐观,方方表达了对病人早日病愈、所有事情更加合理有序的期待(2月4日)。即使2月14日有消息称因大风雨雪天气,火神山有几间病房屋顶被掀开,方方在日记中也并没有借此指责医院施工简陋,而是希望病人能安稳转移,“在大劫难中度过这个小的劫难”(2月15日)。

  同样地,在方舱医院运作初期,许多民众纷纷质疑集中隔离是否增大交叉感染风险(2月4日)、抱怨舱内条件太差之时,方方在日记中解释说:“只用一天时间建成的方舱,时间仓促总会有点乱。后续的工作应该很快会跟上。这么多人在一起,众口难调,更何况都是病人。焦躁不安或是心烦意乱,总会有的,毕竟舒适度不如自家。”并引述武大冯天瑜先生从负责武展和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朋友那里得知的消息,告诉读者“方舱内将会安装多台电视,设置图书角、充电岛、快餐角,并保证每个患者每天一个苹果或香蕉,尽量让患者感到温暖”(2月6日)。在这里,方方并没有跟着质疑方舱的民众一同发牢骚,或是居高临下地指挥一线决策者“应该如何”,而是站在一线决策者的立场,安慰民众说许多方面一线决策者其实都已考虑到,并在逐步实施和改善现有状况,同时教育民众说“最难的时候已经度过,现在越发不能焦急。让那些流动病人能安卧室内接受隔离,接受医护人员治疗,对大家都是好事。否则又会有多人加重病症或倒在路上。我们只能稳住也忍住,只有总局势控制住了,所有人才能真正得到安稳”。2月25日,方方同样站在大局观的立场下,以冷峻的笔调叙述“住进方舱医院的病人病愈也不愿出舱”的新闻消息。这些病人病愈不愿出舱的原因在于“方舱医院空间大,伙食好,跳舞唱歌聊天斗地主,一点都不缺玩伴。此外诸事有人管,重要的是还不收钱。远比寂寞地待在家里要踏实得多”。方舱医院条件好起来,却导致这样一批占用医疗资源的人产生,的确“有点像冷笑话”。按照笔者的理解,方方叙述这段话的立场是谴责这批病愈病人、维护一线治疗现场的。

  方方在日记中有关“方舱医院”的其他段落也遵循同样逻辑。如2月7日的日记叙述方舱已上正规,效果将开始显现,方方写道“现在大家并没有太多恐慌,只是有些郁闷。随着方舱生活条件的完善,病人们也开始适应里面的生活”,还插入了一个被她评为“今天听到的最暖心故事”的“方舱爱情故事”。而2月12日的日记中,方舱医院的场景里出现了“领导”和象征官方意识形态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方方的叙述笔调就转为:“某个方舱医院里,推测有领导视察吧?一群人站立着,几十个,其中有官员,有医护人员,大概也有病人。他们都戴着口罩,对着一个个躺在床上的病人们放声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方方评论道:“这歌虽然人人会唱,但有必要非在病房里这么高歌吗?想过躺在床上病人的感受没有?这不是传染病么?不是肺部出不了气吗?”最后两句反问确实有失妥当,反映出方方对轻症患者身体状态的不了解,也让舆论批评方方是不是反对方舱唱歌调节气氛,得出“武汉人沉闷你不安,方舱唱歌调节气氛你又不安,你就说应该怎么做”的批判论调。但方方的反问,正是在对方舱的场景还原中领导、官员与病人的对立图式下出现的。方方多半想表达的是对官僚形式主义的批判,因而诉诸于对床上病人个人权利的强调。

  由此分析,方方只有在以一线工作人员的立场组织叙述话语时,才透显出她仍然会用大局观进行思维,这一场景中的一线工作人员、一线决策者和民众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一旦场景中出现所谓“领导”、“政府”,方方的大局观思维就立刻转变为维护个人权利的个体主义思维,这一场景中的领导、政府多半被放置在与民众对立的一面。

  六、“作恶”背后的追责逻辑及其自我解构:日记中的政治想象与再审视

  (一)“作恶者”与“瞒报者”

  《方方日记》中有关“作恶”的话题,最早是从关于一种微博技术的讨论中引申出来的。1月25日的日记谈及,这种微博技术可以让用户自以为消息已发出,但实际上却无人读到。该技术效果被定义为“高科技作恶”。有读者在方方的该篇日记下评论说,高科技作恶不比瘟疫弱。而通篇日记对于瘟疫本身的作恶所述极少,只有2月15日的日记论及新冠病毒的狡猾,让治愈者复阳,并出现无症状感染者。该篇日记据此称新冠病毒为“流氓病毒”。

  实际上,方方论及“高科技作恶”、论及“病毒作恶”都仅仅是一种铺垫。日记认为,“高科技作恶”的背后,是操作高科技的人作恶;“病毒作恶”的背后,则是“比冠状病毒更为恶劣更为持久”的官僚系统疾病和社会疾病(1月30日)。被方方称之为“脑残者”的“病毒人”须为“病毒作恶”承担至少50%以上的责任(1月27日),因而“病毒作恶”本质上被界定为“人祸”,是“比瘟疫更毒辣”的“人作恶”。

  当然日记中提及的“人作恶”也有多种方式,比如往电梯和门把手上吐口水、倒卖捐赠物资、拦截医院急需医疗用品、造谣构陷他人等(2月15日)。然而最为主要也最为严重的作恶方式,则被日记凝缩为两个字:瞒报。日记认为,疫情前期的瞒报是疫情从初始演变为灾难的主因(3月16日),瞒报让防疫工作耽误了二十天时间。顺此逻辑,疫情期间的遇难者就是被瞒报者所杀,而这些“他杀”的亡灵及其家人、所有医护人员和苦熬日子的武汉人民,以及难以回家的流浪者,就需要找到瞒报者是谁——日记再三强调这一点:

  要一个说法,要一个结果。(2月27日)

  我们所有人都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对我们隐瞒!(3月2日)

  瞒报者被方方判定为少数特定主体。而在追问“瞒报者是谁”这一问题之时,自然浮现的另一个问题便是“为何瞒报”(3月16日)。显然“瞒报者是谁”和“为何瞒报”这两个问题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认定存在瞒报的事实。那么方方凭什么认定存在瞒报的事实呢?其实日记在对“为何瞒报”这一问题的解释中,也就顺带说出了她认定存在瞒报事实的理由——市卫健委停报感染人数,且停报的时间段与省市“两会”时间几乎完全同步(3月18日)。客观现象是,通报的感染人数出现停滞。而方方将“停滞”解读为主观“停报”,所谓“停报”便是“瞒报”,方方理解的“瞒报事实”就此产生。此后要做的便是理解瞒报的原因。方方联系自己从1993年开始参加整整25年“两会”的经验,对“瞒报事实”进行解释:

  为保证两会顺利召开,所有负面信息媒体都不允许报道,而各部门到了那个时候,几乎也没什么人做事,因为领导都去开会了。(1月23日,3月18日)

  把相关事情压到两会之后再办,是习惯性动作。(3月18日)

  尽管人命关天,但开会更重要,政治第一害死人。(1月23日)

  日记讨论至此已经相当清楚,市卫健委和媒体是瞒报者。然而,“说谎者为何说谎,受何方指令说谎,知不知道这是谎言,还是明知对方欺瞒,自己则愿意相信欺瞒,或者自己需要被欺瞒?”“是谁决定不将疫情真相告知民众?是谁为了面子上的光鲜,欺上瞒下?是谁把人民的生死置于政治正确之后?是多少个人,多少双手,导致了这场灾难?”2月27日和3月7日的这两段连续发问,无疑表明仅仅回答“瞒报者是谁”,找到少数几个特定主体,还不足以彻底究明灾难的责任主体。日记中说“总得有人为此承担责任”(2月27日),但让市卫健委和媒体承担所有责任是不适当的,因此日记将责任主体扩及“所有主推手和帮凶者”(2月27日)以及“渎职者”(1月29日),并称如果不能改“两会”时间就只能改这些责任主体“好面子”的陋习(3月18日)。

  (二)“追责”的必要性、时机和方式

  以下就进入到日记对“追责问题”的讨论环节。

  首先,日记指出追责的必要性。方方认为,反思和追责是两位一体的,严肃的反思以严苛的追责为前提(3月9日)。同时,如果不追责,政府就会丧失公信力,民心就会受伤(3月14日),官方就会无法向天下人交待(3月23日),并且各种灾难会无休无止,因为为政者会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国家兜得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3月14日)。国外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迟缓,也并不能洗脱武汉市应对疫情时对耽延防疫时机的责任。

  其次,日记讨论追责时机问题。在疫情最为焦灼的时期,方方的主张是暂缓追责,待疫情结束后再行追责:

  疫情之后,那些不作为的主要官员们自己想好怎么向人民谢罪吧!(1月23日)

  现在不多说,事后看他们自己怎样出来向人民谢罪!(1月24日)

  事平之后,所有过程该反思的该拷问的该质疑的该惩罚的,都得公开透明地做。让人人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1月29日)

  只是现在,我们更希望他们打起精神,怀着赎罪感更怀着责任感,继续带领湖北人民走出艰难时日,以此来获取人民的宽恕和原谅。(1月30日)

  先等城开,再等交待。(2月27日)

  而到了疫情明显向好的3月以后,方方开始主张趁着人们记忆和感觉尚在,逐步开展事因追查和追责工作:

  现在已是局势向好之时,追查事因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3月2日)

  疫情紧急时,没有人顾及追责,没时间调查,人们都以体谅之心,放下了所有纠结。现在局势转缓,存放在心的问题便会露头,就会想要解答(3月3日)

  现在是最应该反思和追责的时候,在疫情向好的此时,急需迅速成立追责小组(3月7日)

  现在,人们记忆尚在,时间细节感觉,都还深刻地存在脑子里。这正是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3月9日)

  现在抗疫已到扫尾阶段,大家对前期所发生的事,记忆犹新,这正是复盘的最好时间。而追责,也是必须要做的(3月18日)

  可见方方对追责时机的选择是经过理性考量的,并非如一些并没有认真阅读日记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迫不及待”“非要在战时煽动人民情绪添乱”。也有评论者认为,抗疫与追责并不矛盾,追责是为了更好的抗疫。这里就牵涉到有关追责的第三个问题,即追责的具体方式问题。

  第三,日记讨论追责方式问题。方方认为,造成如此深重灾难的责任绝不可能通过免职或撤职就能了结(2月27日),是否有刑责则需过问法律(3月7日)。但日记中仍然将根据《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引咎辞职”(3月14日)作为追责方式中首先需要进行的第一步。从这里可以看出,方方追责的主要瞄准目标是有可能做到“引咎辞职”的主要领导。3月18日的日记说“不用担心追责后没人做事,医院的能干人应该不少,政府中人才也多,可继任的也大有人在”,也表明真正在一线做事的人员并不在方方的追责之列。3月7日的日记将方方追责的目标群体罗列出来,主要包括“主政官员、宣传部门的主要官员、媒体一把手、卫生部门主要官员、医护人员大批死亡的医院官员等”。由于“中国官员少有反思自己,更不谈引咎辞职”,方方号召民众写“敦促书”敦促官员引咎辞职(3月7日,14日),并强调武汉市民有责任有义务这样做,因为这是“为枉死者讨公道”,若不这样做则是放弃追责,“将背负耻辱”(3月24日)。

  然而方方的问题出在,她频频提及“引咎辞职”,却罔顾抗疫过程中政府已撤职多人的事实。书记和省长换将,湖北省从上到下处置了数百人,主要领导的更换已经表明了中央“追责是为了更好的抗疫”的态度。既然如此,就不由得让人发问:方方,你还想干嘛,再枪毙几个给你助兴,还是煽动群众造反逼宫?

  (三)追责目标再审视

  值得注意的是,日记涉及追责目标的再审视问题。而这一点恰好构成对上述追责讨论的解构。

  从“引咎辞职”的追责方式来看,追责目标似乎限定在主要领导这个群体之内。然而,“所有主推手和帮凶者”以及“渎职者”难道就仅仅限定于这个群体吗?其实,方方在日记中已经给出了答案:“疫情至此是多方合力的结果。” (2月4日,3月18日)追责目标确实有必要重新加以审视。

  方方早在1月31日的日记中就说“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一个自责和道歉的人,却只有无数推诿的说法和文章”,2月29日则借用网友提供的词汇,称这种推诿为“甩锅比赛”。实际上,推诿和甩锅也正是“中空构造”的多方合力的一种体现。其中:

  专家组怀疑有医护人员感染,打电话问却被否定(2月29日),第三批来汉专家袁国勇也称院方似乎已准备好(3月8日),他们掉以轻心,轻率告诉人们“人不传人”“可防可控”(1月30日);

  医生则集体沉默,虽已上报,但没人通知民众(2月29日),并且由于试剂盒下发晚而无法确诊疑似感染的医护人员(3月8日);

  官员称听取专家意见,并且《传染病防疫法》规定传染病向社会公布消息,必须是由国家卫健委或是国家卫健委授权省级卫生部门进行(2月29日),在唯上不唯下的逻辑下“不在乎百姓死活”(2月15日)“没有看到文件便寸步不行”(3月2日)“光讲套话、光会学习、光会压制讲真话的人”(1月24日);

  国家卫建委则“亡羊补帖”称1月14日已召开过防疫部署电话会议,表明当时已推测疫情蔓延后果严重,但会后却又完全没有执行政策,也未将信息通过媒体向大众公开,更没有采取任何疫情防控措施(3月9日);

  自媒体随时“不告知原因”地删帖(3月6日);武汉两大新闻传媒集团“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在割裂“爱国家”的大爱与“爱老婆”的小爱并不屑于“小爱”的价值取向下(“七字遗书”事件,2月21日),为保证两会顺利召开,从来报喜不报忧(3月18日),不但没有提醒市民反而误导市民;记者在疫情前期选择缄默不语,忘记了关注社会和民生的职责和使命,在警方训诫8个“造谣网民”后没有继续跟进、追问8位网民的身份及其造谣动机、了解医院医生正在成批倒下,以致“艾芬发哨子、李文亮吹响了一声”之后“无人接哨”,“哨音被彩色、笑脸、红旗、鲜花和欢呼覆盖”(3月14日);

  最后,我们自己也是自己的敌人或帮凶。比如被训诫的8位当事人在遭受训诫后,在明知领导做错的时候选择了沉默,即选择了配合和妥协,且沉默了很久,因为某些原因而放弃了原则。比如拐点还没来,就急切地“举着红旗唱开颂歌”(2月12日);疫情还未结束,“连胜利的书都看到了封面”(2月27日);危机过后,便开启迅速遗忘模式,“人们一旦轻松快乐起来,就不会再愿意回想那些曾经的苦难,就会努力让自己忘掉灾难中死掉的常凯们”(3月2日)。方方极力倡议疫情后建纪念碑(3月2日)、民间写手记录见闻感受和丧亲者的悲惨故事(3月9日),其初衷也正是为了给这次灾难留下一份集体记忆。

  当追责目标在再审视中扩及几乎整个社会系统之后,“引咎辞职”显然不再适用,将一切责任推给政府和少数官员的追责问罪套路自然也不攻自破。

  (四)“瞒报”是否存在?

  在重新审视追责目标的同时,其实我们也应当重新审视追责的逻辑起点,即“瞒报”本身是否一定成立。

  事实上,武汉市不太可能因召开两会而瞒报:一是直报系统不是唯一的信息报告机制;二是国家卫建委专家组和湖北省、武汉市在疫情之初就一起工作,不存在信息是否上报的问题;三是没有充分证据表明行政干预的存在,尤其是主要领导指示;四是“对外公布信息”与“内部信息”不可混淆,“两会”期间没有向公众发布信息,最大可能是疫情应对策略决定,而非“瞒报”。

  因此,方方追责的逻辑起点就可能站不住。不过不论是否瞒报,武汉方面的确都需要对疫情负责,但关键是要搞清楚责任的性质问题。在现有央地关系下,武汉市既没有动机也没有条件瞒报,同时导致疫情演变成灾难的追责目标并不限定于主要领导,因此从追责的结果来看,武汉市各单位主要领导所负的责任一定不是全责。

  方方对“人作恶”和“人祸”的判断,反映出她对中国政府决策背景知识的欠缺,这种判断更多是基于偏离常识的想象。反过来说,方方这种亲和于普通人想象的判断,很容易诱使普通读者将地方瞒报作为对疫情的责任判断,进而使读者得出与方方一样的追责结论。不过日记中再审视追责目标的论述线索,则变相瓦解了一味追责问罪主要领导的逻辑,在一定意义上自我解构了日记的政治攻击性。

  当然我们需要注意,方方的追责诉求主要是针对疫情前期的控制不力。日记对于疫情后期的评价是“没有瞒报,控制得力”。当有舆论怀疑方舱休舱是“政治休舱”时,方方引述医生朋友的评论“现在的政治是彻底控制疫情传播,彻底清零,积极救治住院患者。政治不会要求提前关舱。传染病是隐瞒不了的!这一重大是非问题必须相信政府!再大的胆也包不了天呀!急性烈性传染病不彻底控制必然蔓延,谁都隐瞒不了的!”,认为“病毒早已掀翻政治至上的桌子”(3月16日)。当有舆论担心政府隐瞒数字时,方方再次引述医生朋友的坚决恢复“不会隐瞒,也没必要隐瞒!”(3月24日),消除民众以及她自己对政府的疑虑。

  日记在此处没有过多分析,只是以原文引述的方式,大段展示医生朋友代给的结论,因为方方头脑中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多半只能导出“政治休舱”和“瞒报”的结论。而她此时只能接受医生朋友的结论,即使她或许还无法将此结论完全消化成她自己的结论。但不管怎么说,她毕竟在日记中如实记述了医生朋友给出的结论,这一点值得肯定。

  七、义正辞严背后的虚伪诡诈:日记中的5组悖论

  (一)宽容异见 vs 乱扣帽子

  “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这句话是方方对领导和政府进行怀疑和批判时一贯的语词套路,方方以及方方的支持者都主张质疑精神是必需的。而方方更指“容不下别人与他们想得不同,容不得多样生态”的群体,不是极左便是极右(2月28日)。其中的极左分子被方方定性为祸国殃民式的存在,其特点是“一切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成派结帮,对不与他们合作的人进行各种攻击”(2月18日)。照此逻辑,方方应当是站在容得下异见和质疑、容得下多样生态的一边吧?

  其实不然,方方在日记的多个地方表露出,她自己也正具备她口中“极左”的若干特征。如果说方方在日记中的许多表达属于“异见”,那么“异见需要宽容,但异见本身不宽容异见”这一问题在日记中就形成一种逻辑自指的悖论。因为方方给一切对其日记内容发表“异见”者乱扣“脑残者”“五毛”“韭菜”“战狼”“极左”“小粉红”“穷屌丝”“网评员”“爱国贼”“义和团”“文革余孽”“红卫兵”“时代的脓疮”“文化基因缺陷者”“缺乏共情能力者”等帽子,表现出一副不留讨论和自检余地的架势。

  笔者的确发现《方方日记》的评论者中不乏在没有阅读日记的情况下不分青红皂白“为骂而骂”、满是脏话粗口的批评者,也不乏对日记某些内容断章取义、过度解读,借其中的一点而高谈阔论、贩卖私货的批评者。笔者在通读了《方方日记》之后回过头再来看他们的批评,感觉他们的确没有批评到点子上,甚至有些批评还冤枉了方方、曲解了日记。但方方在日记中以偏概全的批判,以及她所极力鼓动的对政府追责,又何尝不是在没有了解事实逻辑的情况下充满恶意地为批判而批判、为追责而追责呢?方方只允许自己断章取义、充满恶意地解读政府,而不许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实在是没有道理。

  而这种逻辑自指的悖论表现得越明显,方方的批评者就越多,方方试图拉黑的对象也就越多,她就越把批评者想象为一股有组织、有预谋的“极左势力”,于是方方的逻辑自指悖论与负向舆论就形成一个无尽的互强循环,方方在“被害妄想症”中也越陷越深。在方方眼中,“极左势力”已然混进网管内部(2月18日),拥有后备队,是控制了诸多部门的最大黑帮(3月11日,15日,24日),与她所痛恨的官员们结盟并成为官员们的庇护人,让中国改革难上加难以致必定失败,而她自己则正是被这些“极左势力”随意凌辱的“意见不合者”(3月24日),殊不知她和堂吉诃德一样,只不过是在向风车宣战。

  (二)记录真实 vs 散布流言

  方方在日记中提到,她自己是一个曾被纪委工作人员评价为“廉洁、守规矩、敢于实事求是说话”的人(3月12日)。她认为,作家的责任是记录真实,“作家写作的最基本、最高使命是战胜谎言、见证真正历史、恢复人类尊严”(3月16日)。她曾引述一个医生朋友向外省人推荐她日记时的评价,称看她的封城记录“可以看到真实的东西”(2月16日)。在疫情初期,在方方刚刚开始她的日记写作时,亦有不少读者在方方的日记下留言,“希望方方老师忠实详细的记录下这段历史”“希望从您这里可以了解到更多客观的信息”。可以认为,不论是方方的价值追求、自我认同还是读者的期待,这份日记或者说这份封城记录都应该是记录真实的。

  那么,什么是真实?这是方方在疫情初期的日记中就向我们抛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在评论者与日记的互动中不断发酵。

  从日记的内容中,笔者梳理出三个答案。答案之一认为,被封杀、被禁言的异见就是真实,就是客观信息(2月6日,16日)。这种观点认为,没有被封杀和禁言的信息,一定含有粉饰遮掩、夸大宣传的要素,一定是赞美权贵、维护体制的精致利益主义者发出的声音,是导致体制公信力弱化、疫情蔓延的声音。在这样的对立思维框架中,世界上的声音其实简化为两种:虚伪的声音=公开流通的信息=肯定·宣传的声音,真实的声音=禁言封杀的信息=否定·批评的声音。“世上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其实只是表明不应当封杀仅存的另外一种声音,即批评的声音,而并非容忍和承认存在批评“批评的声音”的第三种声音,因为批评“批评的声音”的第三种声音被认为等同于以粉饰遮掩、夸大宣传为目的的第一种声音。

  其实,方方的日记内容本身就反驳了上述对立思维框架的荒谬性。我们必须明确,方方在日记中没有批评受难者和一线工作者,甚至对一线工作者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按照上述逻辑,方方的这部分言论是虚伪的吗?想必方方及其支持者们都不会同意。

  另一方面,方方在日记中批评了官员工作失误、官僚主义作风,指出了官员需要解释的信息黑洞,并认为既然湖北和武汉的主政官员、专家以及湖北和武汉卫健委都有责任,批评他们是无可厚非的(3月10日)。疫情期间反思体制的应急能力、批评政府系统中出现的形式主义等诸多问题的学者不在少数,媒体上也发表了大量此类文章,并非只有方方在日记中对此进行过批评。这表明,“批评”并不意味着“被禁言、被封杀”。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批评”是否等同于“真实”?方方在日记中的所谓“批评”,是否是建立在“认知”包装的“利益”和臆想编织的故事基础之上的无端批评和“莫须有”的问罪?从笔者对日记内容的梳理来看,此现象无疑是存在的。

  基于此,方方在日记中的“批评”不但不能反映真实,反而存在捏造事实和编造谎言之嫌,这样的“批评”被封杀,对于方方来说其实一点也不冤。

  答案之二,则认为真实存在于“现场”之中。那么什么是现场?日记中隐含着两种看法。其中一种认为,在武汉的个人生活体验就是现场,因此针对批评“方方不在现场”的舆论,方方回应称“我就活在现场之中”(2月28日)。另一种看法认为,武汉人的经历和见闻就是现场,因此方方将日记写作的功能定义为对各路信息源所提供信息的收集整理和记录转达,她也曾表明对于某事“众说纷纭”请读者“各自判断”的态度(2月28日)。

  实际上对于“在场者”而言,“现场”之中一定存在主体和客体。对于主体而言的所谓“现场”,其实是在带有个人生活体验的主体与客体提供的信息的交流互融中逐渐展开的。舆论中一种强调“没有亲身经历就没有发言权”的主张,其实反映的是一种极端的经验主义思维,它取消了“同情地理解”的有效性,也取消了一切田野调查和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我们应将这种主张修正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复调查核实、力求人物事迹和现象间关联的真实准确,是“在场者”必须去做的“田野作业”。换句话说,对于“在场者”而言,存在于“现场”之中的真实并非是自在自为的。如果没有充分的调查和“在场者”的努力,“在现场”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呈现真实”。

  其实方方也并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她日记中也曾写到“尽管信息源可靠,但我因无法进一步确认,也就没提”(2月25日)“我没有去核实医生和病人的说法是否有差异,只是如实照录”(3月20日)这样的话,表明她深知调查核实、反复确认的重要性。遗憾的是,她并没有将这一认知自律地贯彻始终。即使我们相信她的一些信息确实来自她在武汉这个“现场”对一线医生等人的“电话访谈”或“微信访谈”,但由于并没有进行交叉验证,又或者是她对信息的理解错误,她通过“现场访谈”得到的消息不但难以还原真实,反而成了“道听途书”“偏听偏信”“听风是雨”,几近于散布流言。

  答案之三,也是最容易被利用来为散布流言者卸责的答案,是将真实视为个人表达的汇集。方方在日记中对这一观点并没有过多阐述,只是在3月4日写道:“一个人的记录,微不足道,更不足概括全貌,但无数个人的记录,汇集一起,真相便会以全方位形态露出水面。”照此逻辑,方方承认她看到写到的都只是一个侧面,因此劝批评者不必求全责备。而胡锡进在3月19日的个人微博上展开论述了这一观点,产生了为方方辩护的效果:方方代表了从民间个人不幸感知这个世界的视角,个人的情绪和感受也需要大量诉说,这种诉说可以增进真实感,是宏大历史的幕布上少不了的颜色,是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在这种“真实观”下,“真实”被相对化、个体化、主观化,每个人的情绪、感受、表达都是真实的,或者说分有真实的一部分,就连制造谣言和散布流言在此逻辑下也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因为它也反映了人们的真实情感和内心诉求。最后,记录真实与散布流言从对立走向了统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真实相对论”的内核就是一种“价值虚无论”,它一旦从纯粹的哲学思辨走向现实政治,其终极诉求便是舆论管控领域的无政府状态。然而任何国家的言论自由都存在边界。在“无所谓真假”的名义下真假不分、混淆视听,混乱社会价值观,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何况方方自己也未必真正认同这种“无所谓真假”的真实观,否则她又何必死咬政府“做假”“瞒报”、屡次提请官员引咎辞职呢?

  (三)谴责体制 vs 享受体制

  关于这一点,其实澄清方方本人是不是体制内的人并不重要。根据方方自己的说法,她不是厅级干部,1992年的正高职称,退休后就是普通市民,也没有入党,现在社保拿退休金(3月12日)。不过就算方方是体制内的干部、是党员,她也有批评的权利。笔者向来认为“体制”与“批评”并不冲突,这次疫情中“体制”也在积极吸收学界的批评和建议,努力补齐自身的短板。然而,不具有建设性的“批评”就会演变为“指责”乃至不分青红皂白的“咒骂”。

  方方的问题出在,她对体制的谴责和从体制那里获得的待遇,正好形成一对相互解构的对立关系,即她享受的便是她批判的。这种对立关系,有可能反映出她的“批评”属于以偏概全的“指责”。比如,她一方面指责政府官员“草菅人命,不在乎百姓死活”(2月15日)“不正视民生问题”(3月2日)“不把民生放于至上位置”(3月13日),另一方面又享受着正高职称的退休待遇,吃着政府安排的“爱心菜”(3月4日),在疫情期间仍然过着安稳的大院内生活,后者显然否证了前者的判断。

  上述对立关系,还可能反映出方方本人分裂的“两面性”。比如她一方面表达着对谄媚于体制权力者的痛恨和鄙视(1月31日,3月10日),另一方面其自身又亲近体制权力,甚至享受着体制内的特权为她侄女带去的送机服务(1月30日,3月12日)。

  总而言之,值得诟病的是方方“谴责体制”与“享受体制”所构成的相互解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典型的“双标”,并将舆论的战火引向自己的人格。

  (四)有常识 vs 没常识

  方方认为“常识是从最深刻的道理和最频繁的实践中拎出来的,是深刻中的深刻”(3月5日)。这句话阐明了常识与深刻的辩证关系,无可指摘。既然方方点明了对于常识的定义,那么读者往往就将方方预设为一位“有常识”之人。

  而方方口中的“讲常识”是指将常识建立在生活经验上,反之,将常识建立在政治概念上,便是“不讲常识”(3月5日)。因此,生活与政治、“讲常识”与“不讲常识”就进入二元对立关系之中,其背后则暗含实事求是与形式主义的对立,以及个体意志、社会意志与行政意志、政府意志的对立。

  比如,注重人道精神(2月14日)和“人生而平等”(3月5日)是“讲常识”,而让同样在病痛中求存货的人无法继续得到治疗、让一个司机在高速路上流浪二十天、让一群人冲过去把有部分家庭成员感染的人家大门用铁杠封死、让有病的孩子在大人被隔离后饿死家中(2月14日),则是行政意志之下的“不讲常识”;引咎辞职是反映社会意志的“讲常识”(3月9日),在政府无预警情况下民间根据“软情报”的行动是“讲常识” (3月5日),在不伤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保护自己(3月17日)、在互联网中找寻现场(3月7日)也都是渗透个体经验和社会意志的“讲常识”,而学雷锋纪念日让老人家不够用(3月5日)、遇罗克因言获罪(3月5日)、已知人传人而仍未停止大型演出(3月5日,1月28日)、举旗帜合影留念(2月12日)、领导视察时做戏表演(2月12日)、垃圾车运肉(3月13日),以及空喊口号不做实事、科层文牍热衷空洞宏大概念(3月5日),则是方方笔下的“不讲常识”。

  但是在中国,脱离个体和社会意志的行政意志和政府意志本身就是政治不正确的,在国家大力宣导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今天,行政意志和政府意志在很多时候甚至出现了不得不屈从于个体和社会意志的现象。如果行政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不做实事的形式主义逻辑,中国也不会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那么,如何理解疫情期间政府的种种在民众看来似乎脱离“生活常识”的决策和行为表现?最不需要解释的一种“解释”,或者说普通人依从生活逻辑就能想象出来的“解释”,就是类似方方在日记中给出的解释,即政府“不讲常识”。但这种解释实际上低看了中国政府的运行制度,它将“生活常识”等同于一切常识的总和,然而却忽视了在“生活常识”之外,还存在事关政治实践和政策实施的“治理常识”。方方没有尝试去深入理解“治理常识”,而是试图用“生活常识”的逻辑去推断和臆想“治理常识”,以她自己定义的“生活常识”为准绳去解释一切,将复杂的“治理常识”视之为“没常识”。其实,这却恰恰体现出方方的“没常识”——对中国政府治理逻辑的无知。

  (五)独立思考 vs 停止思考

  方方在日记中屡次提及“独立思考”的理念。她说,“我们的脑袋要长在自己肩上,要有自己的想法、独立判断能力”(2月28日),并称“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父母教导、老师教导、党的教导还有报纸和会议文件都是“垃圾”和“毒素”,不仅不能代替自己思考,而且需要进行清理,以使自己从“一个僵化麻木带着锈迹的螺丝钉”变成“一个真正的人”(3月18日)。

  从方方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方方的所谓“独立思考”建立在对自己所生长的水土环境的否定和拒斥之上,只有通过心灵的自我封闭将自己从环境中彻底剥离出来,让自己漂浮在空中,似乎才能真正消除精神污染。在这种将自己从历史和环境中连根拔除的思维之下,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无从谈起。

  信从方方所谓“独立思考”的支持者往往将“否定”理解为“独立”,认为负面舆论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殊不知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倒向了对负面舆论甚至反动言论的无条件相信,正是这种无条件相信,让他们在“独立思考”的名义下真正停止了思考。

  事实上,负面舆论不一定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相反只有本身已经具备辩证思考素质的人、具备对生活和政治的经验质感的人,才有能力恰当鉴别判断负面舆论,避免思维被负面舆论所俘虏。什么是独立思考?笔者认为,尽量抱持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心态,通过广泛学习和调查获得各个层面的信息,看到事实的复杂性,站在大多数人福祉的立场上,分清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进行较全面的独立思考的基础。不被自己个人的利益和私欲所左右,不被资本和权力所捆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算得上是“独立”思考。

  然而方方在日记中的思考是封闭的。她拒绝对话和讨论,带领她的支持者站上道德制高点,用“追责问罪”和“没有常识”代替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判断。对批评意见的狂躁情绪、受害者意识,以及引向自我封闭的普遍否定论,带来的恰恰不是独立思考,而是“思维休克”。这种思考的停止状态,正是西方和平演变的谋略所乐见的。停止思考之时,就是对立价值观和政治诉求乘虚而入俘虏思考之机。这样的“独立思考”其实就是向敌对势力投怀送抱。

  八、假问题之外的真问题:日记的问题根源是什么?

  经过以上七个部分对《方方日记》内容的梳理,我们已经对日记有了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重新来审视《方方日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方方的许多批评者将矛头直指“日记本身全是负能量”“日记传递负能量”,还有一部分批评者认为问题出在方方本人的“光说不做”。那么《方方日记》的真正问题是出在这里吗?下面我们就此逐一加以分析。

  (一)伪善的“阳光”

  在不少方方的批评者眼中,《方方日记》就是“负能量”的象征,就是否定前线抗疫,为一线工作人员射出无数流言子弹。有评论说,方方“贩卖绝望黑暗和恐惧”“像一个怨妇”“只想发泄自己的不满”,简直就是“翻版林黛玉,暮气森森,尽发牢骚”,至于日记则“没有任何对武汉人们鼓励的语言,渲染于事无补的悲观论调”“全都是负面信息,一条正能量都没有”“一味地发表埋怨、追责、消极片面言论”。还有评论说,方方只看得到恶,“带着墨镜看世界,当然走到哪都是黑暗”“心灵黑暗的人永远看不到阳光,也体会不到阳光的温暖”。

  然而日记本身真如批评者所说,全是负能量吗?我们可以从横向的群体划分和纵向的疫情时段划分这两个维度,检视批评者的这一判断是否正确。

  从横向的群体划分来看,日记中有不少鼓励武汉市民、让武汉市民看到希望的内容,整个日记的基调也从来没有否定抗疫本身,更没有批判和忽视在一线做实事、付出巨大牺牲的医护人员、警察、清洁工、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群体,反而是对他们赞赏有加,也记述了不少他们工作的辛苦和不易。若是以方方没有描述一线工作人员的辛苦工作为由而批判日记,该批评者多半没有耐心阅读日记。就算批评者以一线工作人员的视角补充再多突显一线工作辛苦和不易的细节,也并不构成对日记本身的批判。日记中的“子弹”主要是集中射向医院和政府部门管理层的领导干部,日记的灰暗色彩主要来自对病人处境、疫情中的遇难者和丧亲者的描述,而日记的灰暗色彩本身也被方方极力引向对医院和政府部门管理层领导干部的追责问罪上去。

  从纵向的疫情时段划分来看,日记的不满、埋怨和追责主要针对的是疫情前期的处置不力。不论方方主观上是否甘心,日记对疫情后期的政府表现和疫情的总体向好态势都持肯定态度,并借医生朋友的原话打消舆论对“方舱政治休舱”“新增患者归零存在瞒报”的疑虑。

  因此,《方方日记》的确不存在“全是负能量”的问题,甚至单纯从文本字面的意义上说,似乎日记中还洒着些许“阳光”。

  然而,这正是方方的写作策略和文本的欺骗性所在。如果将《方方日记》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有机系统,那么“阳光”的部分与“灰暗”的部分绝对不是相互排斥和相互游离的关系。其中的“阳光”其实发挥着俘获读者中的温暖寻求者对方方的信任和情感依赖,将其裹挟并最终推向与体制的对撞境地的作用。

  (二)阴森的“温暖”

  相比于第一种批评直指《方方日记》本身的能量属性,第二种批评指向日记对读者和社会所带来的效果评估。不过,方方的许多批评者在对日记做效果评估时,也多预设了“日记全是负能量”这一有关日记本身的本就有失偏颇的判断。因此在这部分批评者眼中全是负面发泄、毫无阳光和希望可言的日记,自然只会人们让大灾大难面前人心惶惶,武汉的人们看了《方方日记》只会更加抑郁、更加不安,《方方日记》不光不能为寒冷和恐惧中的武汉人雪中送炭,反而是在雪上撒冰。甚至有批评者称“在她笔下武汉已然是人间炼狱”,他身边有人说看了方方的日记“想杀了作者杀光身边所有看不顺眼的人”“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于是抵触基层工作人员的救治工作”“殡仪馆外遍地手机的虚假场景所传递出的恐怖信息,经网络上数千万读者放大后,惊慌失措的人流挤占本就不堪重负的医疗资源”。

  但是方方分明告诉过读者,武汉“不是有人想象的一座炼狱,而是个安静的美丽的磅礴大气的城市”(2月2日)。方方的立场从来没有与一线工作者对立,也在日记中的多处告诉过读者,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工作有多么辛苦,一些爱斤斤计较、扯皮拉筋的居民会为一线工作人员带来多大的工作负担,读者何以因此反而抵触基层工作人员的救治工作?批评者又是否去调查核实过,究竟有多少惊慌失措挤占医疗资源的人流真的是因《方方日记》中关于“殡仪馆外遍地手机”的信息而起?

  又有一些批评者将“指出问题”定义为“负能量”,认为只要是指出了问题就是揭露了“阴暗面”,因此批判方方的日记传递负能量。这样的批判显然站不住脚。党和政府从来不回避问题,而是敢于直面问题和挑战。如果害怕揭露问题,只求表面上的歌舞升平和光明美好,片面强调政府高效、信息透明、“乐观主义有理、微观悲剧无聊”、歌颂灾难中的英雄主义而无视普通民众的牺牲,甚至不允许哭泣,当然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度热爱光明,乃至让这种强光损害了我们的视力(3月20日)。如今的时代,当然不是“只能写歌颂文章,只能写喜剧,只能写社会的光明面;而暴露了社会问题、描述了人间悲剧以及写了社会的阴暗面,就是反动作家”(3月19日)的时代。事实上,疫情期间也不仅仅只有方方在指出问题。一线工作者、学界和媒体都在以大量社会已经付出的悲惨代价为背景,通过各种形式纷纷指出制度体系在应急机制方面存在的各种短板。对于这些问题何以发生的追问和反思,是为了改进体制机制,避免灾难重演。反思和正视问题的起源,当然不是所谓“阴暗的东西”,相反恰恰是推动社会和国家进步的“正能量”。因此,《方方日记》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她指出了社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那么,方方描述的病人、疫情遇难者和丧亲者的惨状和悲情,属于传递“负能量”吗?日记在2月16日谈到这个问题,方方说“仅武汉死亡人数就是一千多,我的文章才提到几个?连零头都不到”。也有评论认为,“至于她说的武汉那些惨状,也八九不离十,我有朋友在武汉,说的都差不多”。也就是说对于许多在武汉的读者而言,日记中的惨状并不出人意料,武汉的读者也并不一定会觉得这是阴暗负面的内容而愈加抑郁恐慌,相反,“看方方日记,知道还有那么多不曾被报道过的悲催人生,深感自己无比幸福。当了解到还有那么多那么多跟你一样悲惨或比你更悲惨的人时,会心有戚戚焉,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更何况《方方日记》中确实存在看似安抚人心和给人以希望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读者在日记下留言说:

  “温暖平实,很害怕现在普遍的歇斯底里。”

  “如雨后的阳光,给封城中的潮湿阴冷的江城带来一丝丝温暖。好欢喜。”

  “每天看到老师的文章,心里就觉的安稳、平静些。读着舒服,又有骨气。”

  “是冬日里的一抹曙光。至于那些乱讲的人,夏虫不可语于冰。”

  “喜欢看你的叙述,像是心里话都有人唠唠,阅读的过程令人抚慰。加油,大家一起挺过去。”

  “方方老师的文章读起来很温暖,在这扈气横行之时,仿佛一股清泉,真实记录下每一个凡人的普通生活,虽然心酸无奈,却也向世人表达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你的文字和你记录的那些人,让我又感到人性的温度。让我又愿意不管遇到什么都期待春暖花开!”

  “方方日记是我在郁闷中的一个呼吸阀。”

  ——相信这些评论都是由心而发、有感而发,这些是他们阅读后的真实感觉。这也说明《方方日记》的问题并不出在对惨状和悲情本身的记载上。

  日记里还存在对于心理疏导方式的探讨,比如让身陷痛苦的绝望者痛快地发泄。那么,这一点属于传递“负能量”吗?当然也不能这么说。正如方方在3月2日的日记中所说:“谁说哭过、发泄过,就不能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国家将4月4日清明设为全国哀悼日,其实也正是一种全国性的心理疗愈机制,让哀恸者在这一天痛快地发泄,为的是来日的继续前行。至于记录就诊和死亡的故事对于当事人而言是不是揭伤疤,也是因人而异,关键在于引导,而方方也仅仅是建议而已。

  以上所述皆可表明,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方方日记》并不一定仅仅传递“负能量”。当然,在《方方日记》这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中,这样的“温暖”之所以在日记中存在,其实是为方方向政府追责问罪的主体逻辑服务的。当读者在这样的“温暖”中彻底放松警惕、停止思维之后,方方便可轻易操纵他们的情感和思维逻辑,让他们与方方一同将矛头指向体制本身。

  (三)“光说不做”

  还有一种批评意见从对《方方日记》的批判转向了对方方本人的批判,并将“说与做的关系问题”作为其批判的主要视角。在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强调“既要说,更要做”,其理由有二:一是知易行难。他们认为“话谁都会讲,关键是做事”,“不缺批评者,缺的是建设者”;二是行更有益,在他们看来,“光说不做,于事无补”,“毫无建设性的指责对党对国没有好处”。因此他们建议方方到一线当志愿者。

  但方方在日记中回应称,她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曾一度走路艰难,“要求我出门当义工真的不合适。实在承受不起义工的活。万一跌一跤或再闪了腰,那才是真给政府添麻烦”(3月12日)。这则段落又成为批判的把柄,有批评者称“她自己一听要当义工就说腰不好不能走路,平时可是可以在跑步机上跑步和开车出去帮女儿送菜的”。也许她是成心逃避当义工,不过与她能不能真正成为义工相比,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她能不能理解和把握一线工作人员的辛苦和不易。前文已经分析过,她在日记中多次述及这一内容,加上她有过当码头工人的基层经历,她对一线工作人员的辛苦和不易绝对不能说有着很深的隔膜。

  “既要说,更要做”的支持者,推而言之也许同样会支持毛泽东时代“消灭三大差别”的号召。但在如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仍然处于分工状态的时代背景下,指出问题、提建议的人不一定必须上前线成为政府官员和各类一线工作者,“学界”虽然需要接地气,但也仍然具有其相对的独立地位。况且“说”的意义也许比“做”更加深远,旁观者有时会比当局者更精准地把握问题,对于实践的批评和反思可以反过来指导实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做”。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既要说,更要做”并非方方及其日记的核心问题所在。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判断,常被批评者所诟病的“日记本身全是负能量”“日记传递负能量”以及方方的“光说不做”,并非《方方日记》的问题根源所在。日记中的“阳光”和向读者传递的“温暖”的确带有强大的迷惑性和引诱性,方方借此收获了许多读者对她的好感,但这仅仅是问题发生的前提条件。

  笔者认为,《方方日记》的问题根源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四)卸除社会责任的“新闻”与标榜纪实的“小说”

  《方方日记》究竟属于什么文学体裁?从“方方日记”的命名来看,方方写的是日记。然而日记写作者在写作动机中已经预想了书写内容的公开发表,并且确实进行了公开发表,这与日记本身的私密属性相冲突,因此“方方日记”显然不是真正的日记。

  按照方方自己的说法,“方方日记”的体裁属于“日记体”文学(2月28日)。“日记体”文学是对日记表达视角和书写形式的模仿和转用,而不再带有“私密性”基因。与日记一样,“日记体”文学以第一人称为叙述主位,从书写者的个体视角出发,不加修饰地记录个体能够感知和体会到的琐事和即时感想(2月17日),因此是“纯粹个人记录,不可能宏大叙事,非小说非新闻”(2月28日)。

  虽然方方宣称“方方日记”不是“新闻”也不是“小说”,但日记的内容却总是与“新闻”和“小说”脱离不了干系。

  先说“方方日记”与“新闻”的关系。正如前文所梳理的,方方的日记中有大量对于新闻事件和疫情消息的引述,还少不了方方借这些新闻和消息发表个人的政治评价性言论的内容,并且这些内容在作者本身已经具备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情况下全部公开发表。既然如此,日记中对于新闻和消息的记述就一定要力求真实准确,作者在下笔时就理应具备相当的社会责任意识。前文也分析过,方方并不是不知道力求真实准确的必要性。然而即使如此,她仍然记述了尚未证实或背离事实的信息。因此,方方必须为她记述的这些虚伪信息负有社会责任。然而,方方却在3月10日的日记中说:

  作家除了写作,不是所有人的性格都适合去承担社会责任。没有胆识,没有能力,性格脆弱,天性胆小,容易焦虑,那何必要他担呢?这世界的事,就是有人承担,有人享受这种承担,从来如此。不用去强求人家。这是个人选择问题。没有应该不应该一说。

  在这篇日记中,她还说:

  大的报道,总体疫情走向,还是得看媒体报道。从我这里,看不到整个局面,这是很显然的。初写时,当然没有想到这么多人看。

  在日记中信息的真实性饱受质疑之时,方方写下这段话,貌似论述的是带有一般性的道理,其实极有可能是为达到尽力卸除自己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效果。引述她觉得真实的未确证信息,并据此联系自己的所谓“生活常识”而妄加评论,在引起巨大不良社会反响之后,却又不敢承担原本雄心勃勃试图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生在方方身上的悖谬荒诞之处。

  再说“方方日记”与“小说”的关系。方方曾在日记中坦诚告诉读者,她的主业是写小说。她认为,小说经常与落伍者、孤独者、寂寞者相濡以沫、携手共行,在附身助人的过程中表达人情和关怀,守护被历史遗弃的人事和被前进的社会冷落的生命。小说会呈现与弱者同命相怜的气息,给他们带去陪伴、温暖与鼓舞。她说:

  这世上的强人或是胜者,经常是不介意文学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拿文学当点缀、当花环,但弱者们,却经常拿小说当了自己生命中的一盏灯,水中的一根救命稻草,垂死时的救命恩人。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小说会告诉他,落后也没关系,很多的人跟你一样,不止是你一个人孤单或寂寞,不止你一个人痛苦和艰难,也不只是你一个人有焦虑和脆弱。(2月17日)

  虽然方方否认写日记是写小说,但不难发现她在日记内容中体现的“日记—弱者”关系定位,与她在此处说明的“小说—弱者”关系定位是何其一致。鉴于这种高度一致性,我们可以认为,方方就是以一种写小说的心态而编织建构她的“日记”。然而方方的虚伪就体现在,她并不承认这种写小说的心态,反而坚称她的心态是“纪实”。把“纪实”等同于写“小说”,这就难怪她的日记善用夸大和渲染局部的手法以偏概全,以致达到真假一如的境界了。

  (五)自我确证的臆想逻辑

  前文已经澄清,指出社会和政策中出现的问题本身,并不是“负能量”。与提出问题相比,更为重要的环节则在于通过充分的经验事实,论证问题的真实存在、分析问题的发生逻辑。

  然而,方方的日记明显缺少通过充分的经验事实论证问题真实存在的逻辑环节,更没有深入事理的机制分析,代之而起的是一套在所谓“独立思考”和“生活常识”的观念指引下,永远可以获得自我确证的臆想逻辑。

  首先,这套逻辑建立在二元对立框架之上。在日记中,“大善”与“大恶”处于对抗关系中,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构成一对处于零和状态的反衬关系,抗疫大局与个体生命的尊严势不两立。为了突出二元对立,日记往往通过抽象化、标签化、脸谱化的手法,将复杂的事实引向简单的极化状态,

  其次,这套逻辑惯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日记中常出现以少数群体的利益绑架大多数群体的利益,用局部意义定义整体意义,将具体个案事件强行嫁接一般性价值判断,用个别地区的政策实施问题否定一届政府,将疫情遇难者和丧亲者的“命苦”上升为全体中国人特征的论述思维。然而这种论述思维却包装在追求平等博爱的亮丽包装之下,因此具有较强的欺骗性。

  最后,这套逻辑结论先行,借题发挥的演绎思维是其主要展开方式。“瞒报”和“人祸”是日记的核心结论,这一结论不是从复杂的经验事实中一步一步归纳得出,在方方的“生活常识”中这一结论似乎就是自明的,方方只不过是打着“反思”和“追问”的幌子却频繁运用演绎思维,四处搜寻表现出相关迹象的事例,然后强行贴上她的结论标签以自我确证而已。因此我们看到,方方善于借题发挥演绎私人经验,将有关疫情的各种话题都引向对政府的追责和批判,而话题所涉及的事实本身与结论之间往往就是“两张皮”,存在巨大的逻辑跳跃和思维缝隙,显出生硬的主观臆造色彩。

  (六)精神错位

  《方方日记》最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写作者本身的精神错位。具体而言,写作者的精神错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方方对他人与对自己的价值分裂;二是方方的主观时代与当下时代的精神错位;三是方方的国家认同与其国民身份的精神错位。

  方方对他人与对自己的价值分裂,通过日记中的若干“双标”现象突出表现出来。比如她一方面号召全体武汉人为自己而哭,另一方面,自己却怡然自得地享受各种“被援助”的生活,自外于她笔下要一同痛哭“武汉人”;一方面感叹医务人员的物资短缺、表达对于谄媚的痛恨,另一方面却又笑纳20个N95口罩、认为亲近和使用特权顺理成章。

  方方的主观时代与当下时代存在精神错位。她的思维仍停留在文革时期,而她的情怀仍然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将一切与己异见者视为“极左”的文革思维,显然违背了这个以多元开放为主色调的时代精神。而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左与右相互拉锯、国家与个人充满纠葛的时代,是知识界将站在文革结束后的荒岭上“启蒙”大众奉为使命、知识分子追求英雄文人的幻觉和优越感的时代。但在如今这个中国逐渐找回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治理能力现代化被纳入国家发展的核心议题、社会信息源高度开放的网络媒体时代,社会舆论早已超越了左与右的解释能力,认准单一绝对的至高价值然而居高临下的“启蒙”,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也逐渐沦为一个伪命题。这使得日记在对批判声音的回应时,带有更多走向自我封闭的倾向和被害妄想的色彩。

  方方的体制认同与其国民身份存在精神错位。联系她出版过的小说中对土改的否定、形似国民党党旗的微博头像、近日日记在国外出版后她的回应,以及方方笔下“我一直在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命这么苦啊!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总是灾难深重?”(2月20日)的设问、从表面的国际主义立场滑向他国中心主义立场的日记内容(如3月24日),和日记中竭尽全力追责政府甚至呼求民众写“敦促书”逼宫政府(3月7日,14日)的表现,方方对政府和党国体制几乎不存在发自内心的认同,虽然她似乎表现出对于普通国民的认同。但是在国民国家林立的当下世界,不认同国民国家的核心利益就是对普通国民的背叛、就可能为国际竞争对手作嫁衣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下中国,不认同政府和党国体制、缺乏中国的政治常识,就必落入二元对立的思维网罗,从而走向自我否定、成为“精神跪族”的道路。始于知识结构老化、终于偏离国家和民族立场的反体制色彩,不但是《方方日记》的最根本问题,更是《方方日记》最大的危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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