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左派和右派

浅谈方方的“极左”和抗抗的“傻×”

——兼论左派和右派

方方，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省文学创作系列高评委会主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2010，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20年杜撰《方方日记》，引发众怒。

张抗抗，现为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第七、八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第二届全国鲁迅文学奖”。因力挺方方日记，被广大爱国网民怒怼，故发文回怼，区区短文连用19个傻×,并配有图片曰：“走牛×的路，让傻×去说吧”，固有20个傻×之说。曾写《丑陋的老三届》一文，显示了与方方日记高度一致的价值取向.

一、论极左、右派及其相互关系

(一)左派和右派，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极左实际上是右派对左派的称呼。左派是作为右派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左派和右派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左派，是指站在人民群众、老百姓、平民、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一边的人，由于他们代表这一群体特别是下层老百姓的利益、不满现状而成为始终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右派，则相反，站在特权阶层、官僚、精英、资产阶级、非劳动人民一边。由于他们代表这一群体特别是上层集团的利益，因而乐于维持现状、耽于享乐，易于因循守旧乃至复辟。

总体上左派代表先进，右派代表落后。但判断进步和落后的标准，具体要看本质，不能只看时间。不能说新出现的事物就是进步。例如现在的俄罗斯，如果重新高举社会主义大旗，重组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显然是历史的进步。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思想和行为，则是一种倒退和复辟。

同样，衡量进步和落后的标准也不能只看外表，也要看本质。旧事物为复活自己，常常会用光鲜的外表掩盖其丑陋的本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较，社会主义是新事物，是进步的。而资本主义是旧事物，是落后的。因而，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复辟资本主义的情况是可能的。苏东巨变，资本主义复辟了，而不久互联网和手机等开始流行，这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优越。因为互联网和手机与资本主义没有因果关系。资本主义复辟带来的是侵略和战争、剥削和掠夺、混乱和仇杀、瘟疫和死亡，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腐朽本质决定的。

这里必须强调：尽管左派右派含义明确，但是绝对不可以说，一个穷人、平民或者老百姓就一定是个左派;也绝对不可以说，一个富人、精英或者官员就一定是右派。一个人究竟属于左派还是右派，要看他们站在那一派人的立场上，不是看他的地位和财产，而是要看他的思想和行为。

右派，由于自己和左派的利益相互冲突，矛盾不可调和，显然不屑于承认左派思想的真理性和行为的高尚性，而宁愿称他们为极左。一听极左，仿佛是一种错误，其实就是一个称呼而已。

(二)对极左即左派的几种误解

1、有人把“左”倾错误称作极左是不恰当的。

在国际共运史上，有“左”倾错误，要给左加上引号，意思是仿佛左，其实不是真左。左得过了头，过犹不及，和右的错误造成的后果是殊途同归的。

“左”的错误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时机不成熟的急躁冒进。例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还不到十月，就要生，这叫“左”;超过十个月了还不生，这叫右。

第二种是关门主义，四面出击，四面树敌，使自己陷入孤立。

第三种是过于纯粹，“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允许别人犯错误，动辄上纲上线，一棍打死，不给人悔改余地。这其实是关门主义的变种。

2、有的人，把“形左实右”的人称极左，这也是不对的。

“形左实右”，实际上就是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资本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这难道不是右?狼不管披着男人皮还是披着女人皮，都不可能是人，都仍然是狼。

3、极左和极右的称谓同样是不恰当的。

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摄氏0度的状态是水的极右又是冰的极左;而摄氏100度的状态，既是水的极左又是水蒸气的极右。左右就是矛盾双方，左过了头，过犹不及，容易和敌人同流合污或者殊途同归。换句话说，过了头，就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另一事物了，叫做物极必反。“四人帮”先是被打成“极右派”，后来又成了“极左分子”，搞不清楚了，其实就是左派。方方抗抗们把左派叫做极左，名称而已。不管怎么称呼，左派仍然是左派，模糊不了的。

本文的极左就是指左派，这其实就是方方抗抗等众多极右(不妨我也采取一次这种提法，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制其身”)的意思。“极右”称左派为“极左”，天经地义。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及其爪牙走狗的“极左”就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大众;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极右”就是蒋介石集团及其特务走狗。如果不是这个意思，那就只能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及其走狗的“极左”是A，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极右”也是A，极左=极右=A,极左和极右岂不是一家人?

所以，极左和极右称谓是不恰当的。但既然这个词发明出来了，特指左派，也无伤大雅。于是，面对方方的攻击，很多人禁不住回敬道：“我极左，我光荣!”

左派右派是矛盾双方，其间虽有中介，但不影响双方的明显对立。例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可能既是唯物主义又是唯心主义，总是归属两大阵营的，这就是哲学的党性原则。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尽管不彻底。可以说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在社会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但不能说费尔巴哈既是唯物主义又是唯心主义的，非要这么说的话，就必须说清楚什么情况下是唯物主义的，什么情况下是唯心主义的;也不能说费尔巴哈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心主义者，非要这么说，就属于强词夺理或者诡辩术了。当然，你绝对可以说，费尔巴哈既是唯物的又是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再例如，要么是男人，要么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不管他的女性性格多么严重。穿着女人的衣服也是男人。男太监也是男人。泰国的人妖如果没做变性手术，仍然是男人。任何事物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尽管存在短暂的融合渗透，但是并不影响矛盾双方作为对立两方面的明显分歧。

有人否认左右之争，宁愿置身事外，仿佛左右是什么洪水猛兽。左右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否认不否认，它都客观存在。你只能正视问题，解决问题。鸵鸟政策不能化解风险。

有人否认意识形态之争，认为中苏之争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国家利益之争。可是他们之间的国家利益是怎么争的?难道不是意识形态的颠覆和反颠覆吗?有人进一步争辩说，颠覆就颠覆吧。颠覆了，你投降了，你是美帝的人了，你可以任美帝宰割了，这种利益怎么争?你不投降?你不投降，你在你的国家欺压百姓，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就是人民不灭你，美国也正好乘机灭了你。

所以，你要么搞资本主义，投降美帝，做美国附庸，向美国交保护费，任美国宰割;要么搞社会主义，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一切反动派!

有人认为中美之争是国家利益问题，不是意识形态问题。可是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美帝用得着战战兢兢、拼命扼杀吗?

(三)中间派及其实质

同一个群体，要么左要么右。站在第三方的，不是不左不右，而是一时不知道站在哪边而已。这样的人可以暂时称他们为中间派。中间派尽管人数众多，但迟早还是要选边站队。永远骑墙居中、两边不靠、模棱两可是不行的。历史上所谓中间派，在革命高潮时会倒向左派，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会倒向右，其中有个利益的诱惑和风险的压力问题。左派之革命之高尚之无私就在于他们能在利益的诱惑和风险的考验面前毅然选择真理和道义。

国际共际共运史上，那些调和折中、貌似公允的所谓中间派，其实就是两面派、骑墙派，最终基本上向右派投降。在关于《方方日记》的争论中，有人各打五十大板，两边都批评一番，貌似公正，其实还是站在方方那边的。这个很好理解。任何一个先进分子，必然站到左派立场上，站在人民群众一边，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例如，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品质和修养决定了鲁迅先生必然站在左派立场，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正友人以至于共产主义者，绝对不会和梁实秋陈西滢之流为伍的。事实上，鲁迅最痛恨这种人，称他们为“二花脸”或者“丧家的乏走狗”之类。

可以看到，左派即方方所说的极左，一直在批方方，因为《软埋》的确是一篇为地主阶级翻案的反动小说。待到《方方日记》不断展开，这种批评就越来越激烈，加入批评阵营的人也越来越多。直到《方方日记》以惊人的速度在国外预售，左派阵营达到空前壮大。同时支持方方的人虽然少，但也是在增加，直到最后被舆论的汪洋大海所淹没。这其实就是一个中间派选边站队的过程。

毛泽东有句名言: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可以分左、中、右三部分。蒋介石集团有左中右三部分，美帝国主义集团也分左中右三部分，所以我们的策略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也有左中右三部分。左派就是造反派，右派就是保守派。中间派，有的跟从造反派，有的跟从保守派;有时跟从造反派有时跟从保守派。造反派搞文斗，斗私批修，斗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而保守派搞武斗，搞打砸抢，谁不顺眼斗谁。

中间派，最初肯定是多数派，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又一般的不是敌对分子，所以对中间派要持耐心包容的态度，而且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但是中间派，又绝对不是一个代表真理和道义、代表政治正确、代表不偏不倚的群体。而只是一个暂时还没有选边站队的、具有过渡性质的存在。就是说要么加入左派阵营，要么加入右派阵营，不可能永远保持中立。这好比新民主主义社会，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巩固的秩序，而只能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存在而已，就是说要么向前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要么向后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加以巩固和完善。

有人说，“左派激进，右派保守;左派是急性子，右派是慢性子;我是中派，不左不右，不急不慢，恰到好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一方面，左派，既不是激进(激进那是“左”倾)，也不是急性子。它是代表“正确、积极和正义”的一面，体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亦即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一面。右派则代表“错误、消极、反动”的一面。

另一方面，这种说法把立场和方法、原则和策略混为一谈。做人要立场鲜明、原则坚定，不能骑墙居中、模棱两可;而做事方法要灵活、多样，策略要灵活、机动。就是说，要把立场、原则的坚定性和方法、策略的灵活性、多样性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有人自以为是救世主，把左右各打五十大板，其实这种人就是两面人、两面派，最后一般投降右派，甚至比右派更反动。

总之，尽管存在中间派，但左右之分界限要分清、立场要鲜明，斗争方向要确定，这就是说要分清敌我友。有人调和折中，做两面人、老好人，反对哲学党性原则，反对左右之分，淡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文革时期，阶级斗争是主流，结果是经济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风气在一直向好;而十八大前的改革开放，不承认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争论，结果造成贫富分化，党风和社会风气败坏，环境生态恶化，意识形态混乱。

也要反对在左右问题上的教条主义。用理论原则生搬硬套，人为划分左右派，在历史上导致严重后果。左派右派的分类要看实践。看一个人是哪一派，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比如，关于《方方日记》的争论，你看他站在那一边即可，站在方方一边的，刘川鄂、梁艳萍、王小妮、静娅、于琳奇、谢宏、阎连科，罗新、吕效平、杨骏、程永新、童大焕、徐晋如等，立场都是十分鲜明的。

说句不该说的笑话，要是根据每个人的一贯的言论，他们简直是以方方为核心的反党反华反社会主义集团。当然，我这里说的只是一个玩笑话，不必当真。

反对在左右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就是不提倡语言文字定罪。从他们的言论看，尽管有的人的言论是违法的甚至是反动的，但是有关单位并没有对他们上纲上线，更没有什么严厉打击，这说明党和政府至少在言论自由方面是民主的，是允许畅所欲言的。

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要避免因言获罪，造成悲剧。李文亮被训诫就是典型，以至于被国际反华势力和方方所病垢。第二，要通过自由的、民主的论辩达到明辨是非、发现真理的目的。第三，如果肆无忌惮的言论引起恶劣的影响，有关方面还是不会袖手旁观的，防微杜渐也是很重要的，必要的批评和处理是必须有的。

当然，必须让人说话!不让人说话，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对的。正如毛主席所说，“让别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30)。说错了，也不要紧，要允许别人说错话，允许别人犯错误，允许别人改正错误。上面提到的那些人，方方和方方的支持者，他们在其它问题上看法或有不同，但是在反毛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

然而，毛主席是怎么对待反革命和犯错误呢?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指出，对待机关里的反革命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当然，毛主席还说：“假如有人丢了炸弹，把这个屋子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是一定要杀。”但基本上还是两个字“不杀”。所以，这些人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人啊!

在对待犯错误问题，毛主席说：“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论十大关系》。

你看毛主席是多么宽宏大量!第一，允许别人犯错误。第二要允许别人改正错误，不一棍子打死。第三，不是消极的看着别人改正错误，而是要积极的帮助别人改正错误!

二、方方的极左和抗抗的傻×

(一)方方的极左，就是被抗抗骂作“傻×”的人。

由于用傻×二字有些别扭，故本文多用傻子代替。其实，极左精神就是傻子精神!

鲁迅对傻子精神，是十分赞赏的。鲁迅笔下的傻子代表着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一种民族性格，即不计私利、见义勇为、苦干实干、充满斗争精神的性格。这也是抗抗们非常讨厌的性格。

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鲁迅指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共产党人也是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而这样的人，正是方方眼中的极左和抗抗眼中的傻子。

如果极左是傻子，那么方方抗抗就是聪明人。鲁迅在《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中所提到的聪明人，大概就是这种人。这种人实际上就是趋炎附势的小人：对体制不满，却又享受着体制的好处;痛恨官僚，却又享受着国家的俸禄;喜欢为底层百姓代言，却又骂他们为“傻×”。

钱理群先生就很瞧不起这样的知识分子，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傻B”这个称谓，的确让人感到恼火，不可接受。但是如果一个敌人这样骂你，那就毫不奇怪了。立场不同，那看法截然相反。

方方在日记中写到“左派中一些人堕落为极左，再堕落为网络流氓，现在又成为一场新运动的急先锋。那个最早因私利而把整个左派拖到沟里去的人是不是如愿了?”

看看吧，完全是相反的意思：“私”其实是“公”，“堕落”其实就是“进步”，“网络流氓”其实是“网络达人”。还有很多美好词汇，美好事物，都被他们弄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了。例如

“独立思考”多么重要的品质，在方方抗抗那里，却成了反共反体制的代名词，谁不反共反体制就是不能“独立思考”，就是迷信和盲从。“诺贝尔奖”，多高的荣誉啊，经他们一折腾，诺贝尔奖竟成了贬义词，依靠丑化自己的祖宗和同胞来获奖，这样的事，正经人谁做?

“极左是祸国殃民的存在!他们是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如果听任这般极左势力横行，放纵这种病毒感染全社会，改革必定失败，中国没有未来。”方方这样的评价如果反过来理解，难道不是非常中肯的赞扬吗?方方厉害，一语中的!美帝代言人曾指出“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决不能坐视不管。”这个改革开放和方方的改革开放表达一个意思，就是全面私有化，甘做美帝附庸，企图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宪政体制。这样的改革开放，极左是怎么会答应呢?这样的改革开放也难免注定要失败，但这恰恰预示着中国的未来。这未来虽然未必是方方的末日，但方方很绝望。

抗抗也是这样的“反语”大师，伟人曾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抗抗却说，群众永远是“最傻×”的那群人……他们的眼睛从来没走出过被封闭的屋子半步，他们离真相永远非常遥远。”

方方说，“我78年考上了武汉大学，我的命运从此改变。”79年才开始改革开放，78年正是“两个凡是”的时代啊，应该感谢毛主席才对，方方却用这事来赞美和感恩改革开放。方方还说：“要是没有改革开放，我就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大学我就得跟领导一样在外摆摊卖菜。”这话逻辑严密，表达了凄凉。可是，刚才谈过，她考大学分明是华主席的功劳，而摆地摊的凄惨镜像恰恰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啊。要是没有改革开放国企私有化，她的领导至于去摆摊卖菜?而极左们始终反对的，也正是这个私有化!看来，能救方方于水火的只能是那些极左。可是，方方偏偏正话反说。

(二)方方极左和抗抗“傻子”是因为崇尚集体而丧失自我、缺乏个性的一代

抗抗曾著《丑陋的老三届》说过：“老三届人不喜欢说“我”，总是说“我们”“我们的”，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缺少个性崇尚集体精神。这种老三届人固有的群体意识，是长期高度集权国家遗留下来的文化心理。”

在这里，抗抗喜欢称“我”以显示个性，认为“我们”会淹没了个性，其实，一个集体主义者，恰恰是个性丰满的人，例如毛泽东和鲁迅，二者的个性何其鲜明!而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另外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还有什么两样，还有什么个性之可言呢?例如方方和抗抗，除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还有什么更加鲜明的个性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个性”只有在“集体”的海洋中才能显示出来的，而在方方抗抗那里，没有集体。

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鲁迅厌恶之人，竟还有人称她为鲁迅。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而方方抗抗呢?老百姓都对他们很愤怒很失望，这不就说明她们是“千夫指”吗?被鲁迅“横眉冷对”的“千夫指”，还能获得鲁迅文学奖?其实，鲁迅的精神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就是一种“无我”精神，就是一种无私奉献精神。而这也恰恰是方方抗抗所不能容忍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急于把鲁迅“拉出”革命阵营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讲道：“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我将无我”高度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浓缩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精神精华，反映出大公无私、勇于担当、甘心奉献的高风亮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无我”精神，广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励精图治。这种天下为公、无私无畏的浩然正气，必将谱写新时代的最强音。

抗抗则讨厌“无我”，鄙薄社会主义，反对成群结队。我想起她的祖师爷胡适的话：“狮子老虎总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其实，你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一般都是群起而攻，相互照应的。倒是狐狸和狗往往偷偷摸摸，独自行动;有时竟饿得精瘦，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

方方在日记中写到：“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几乎是我自己和自己斗争的十年。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这就是方方，她要把毛泽东时代广泛弘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这些“垃圾和毒素”(方方语)，这些“极左意识形态”(抗抗语)，从大脑中清除掉!可是她这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恐怕只是在挤压别人的脑子而已，因为在她的脑子里哪怕稍有半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她是写不出《软埋》、《方方日记》之类颠覆历史、毁人三观，给国际反华势力递刀子的作品来的。她梦寐以求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要毁掉共产党的执政根基、颠覆社会主义国家而已!

(三)方方的极左和抗抗的“傻子”和文革的造反派属于同一伙人

抗抗的《丑陋的老三届》堪称伤痕文学的代表作，抗抗不知经历了多少苦难，积聚了多少“痛苦和愤懑“，“反复倾诉和宣泄”了四十多年了，竟然还是没完没了，正好借助方方日记，同病相怜，痛痛快快的宣泄了一番，却遭到广大网民的怒怼。怒怼她的主导力量既不是她一直痛恨并且从未怕过的官方，也不是那些包括老三届在内的深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精神“毒害”的极左，而是来自B站和知乎等平台，在改革开放后才接受教育的广大年轻一代。在这里，应当十分感谢方方，正是《方方日记》，把这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推上了革命的战车，加入了极左阵营。

本来我很不理解，方方何以会从青少年们的质疑中想到了极左，又从极左中嗅到了文革的气氛。读了《丑陋的老三届》，我知道，原来是“红卫兵的法西斯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一直是她们挥之不去的阴影，这是那么“痛苦和愤懑”的经历!

单纯一个方方表达，或许不会那么直接和全面，加上一个抗抗，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这形象通过一个排比句越发刻画得更加淋漓尽致：“不要忘记‘文革’中抄家、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文革”中打死老师的革命小将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疯狂地鼓吹并推行血统论的也是这一代人。”

这不是“西纠”和“联动”组织吗?但这些人可能是方方但绝对不是极左!

1965年冬，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揭榜，由他们组织领导这项工作，“西纠”、“联动”相继成立，形成文革红卫兵中的保守派。文革初期的50多天里，北京大中学校师生被打成右派的10211人，打成反革命的2591人，他们拉着被他们打成“黑帮”分子的人游街示众，搞散布血统论，到处打砸抢，私设监狱，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卞钟耘校长就是被他们打死的，逼死老舍的也是这帮人。他们的暴力行为引起了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的愤慨。直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才开始扭转局面。其骨干成员也被文革小组和公安局逮捕归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奇怪的是，这些人却在84年被平反。平反后粉墨登场，或为权贵、或为富豪，总之，都入了社会上流。

这就是说，当初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和后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原本就是同一伙人，就是在文革中推行血统论，搞打砸抢，制造冤假错案的那些人。诅咒文革妖魔化领袖的也正是这些人。这也是方方抗抗们应恨该恨之人。而他们口口声声称作极左和骂为“傻B”之人，显然

不是这一伙人，而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及其支持者和现在的广大左派。

也就是说，极左和文革中的造反派也确实是同一伙人。但是，他们不仅与“红卫兵的法西斯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是深受其害的。

三、方方抗抗们的群族脸谱

脸是极其重要的部位，是最好的形象展示。“人要脸，树要皮”，“死要面子，活受罪”，说的就是脸的极端重要性。

可是一个崇拜方方很厉害的阎连科说：“感谢方方，是她捡起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我禁不住要问，你们还要脸吗?

湖北大学教授刘川鄂说“方方日记有5000万的阅读量，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好个人类文明!难道刘川鄂教授不知道这是托关系走后门甚至花钱雇佣的抢手吗?而且相当一部分阅读的目的还只是为了批判而已!

还有更肉麻的。看了《方方日记》，同济大学教授陈家琪说：“因为方方，心中暗暗看不起自己。”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面对方方，我们这些爷们难道就没一点愧意?”

忽然想起鲁迅先生的话：“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东西。”其实，右派本身并不可怕。走在路上的人，总是有先有后的。右了落后了，纵然喜欢替强者说话，纵然喜欢为自私扬名，纵然喜欢为邪恶辩护，这也并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助纣为虐，吃里扒外，给敌人递刀子。而在方方抗抗群族里，那些方方的支持者，有台独的、港独的、崇美的、媚日的，整个的是汉奸群体，这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右派阵营的承受力。

还有一种人走的更远，方方的一个支持者一位历史教授曾有微博这样写道：“警告民间左派，不拔毛就无法去邓;也警告民间右派，不去邓就无法拔毛。请及早放弃在狗屎和牛粪中选择午餐的想法，用人类生活标准要求。”

这难道是中间派吗?绝对不是。这是左派和右派共同敌人!这就是方方的支持者!这警告看起来语重心长，其实是暗藏杀机：他要把左右一锅烩!不管红二代还是黑二代，进了人家的口袋，就毫不留情的统统是“狗屎牛粪”，必须扔进大海。右派们之所以能够无所顾忌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所以能够无所顾忌地动辄抱怨共产党“专制独裁”，抱怨社会主义“抹煞个性”;是因为他们不仅不了解共产党宗旨，不仅不懂得社会主义本质，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真正狠毒的主儿，缺乏更为深刻的认识。

所以，方方就自以为站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指着胡锡进说：“你以为你是谁?”

胡锡进先生应该是右派的典型代表，同很多右派一样，他也觉得改革应当避免回到所谓“封闭保守落后的过去”，他也认为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是超越了中国的国情，所以应该尽可能多的夹杂资本主义特色。这也是右派的通病。不承认自己落后，宁愿证明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超前。可是事实证明，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腐朽因素的夹杂才导致种种社会问题，诸如武汉地方官员渎职瞒报，红十字会的徇私舞弊，李文亮的被错误训诫等。于是国际反华势力和方方抗抗们就紧紧抓住这问题不放，大张鞑伐，问罪于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体制。在方方抗抗看来，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并不是仅仅超前的问题，而简直是洪水猛兽，是应该及早清除的毒素。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在对待左派问题上，胡锡进先生要比方方抗抗进步的多，而且胡锡进先生对待左右共同的敌人，对待美帝和国际反华势力，立场也是相当鲜明的。

胡锡进先生当然更希望中国有个资本主义前途，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锡进是错误的。因为在社会主义中国国体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本来就允许民族资本家参政议政，允许民族资本参与经营的，不用改变中国的国家性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的寄生性、腐朽性早已使它处于病入膏肓、回光返照、垂死挣扎之中，而这次瘟疫的爆发，则标志着美国文明灯塔彻底破灭和资本主义体制神话的彻底崩溃。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很欣赏胡锡进先生对待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的鲜明立场，如果他不产生动摇和妥协的话。虽然，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有感于社会主义的辉煌历史和光明前途，在真理和道义的热情召唤下，像胡锡进先生这样有文化有胆识的众多开明之士，一定会做出更加正确的选择，以便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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