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状况催生一个普遍的社会心理：既然未来看不清楚，充满不确定性，那么还不如掉过头向后看，这样可能更安全。
前两天，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突然向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杜金开炮！
杜金是谁？
他是当代俄罗斯一位著名学者，也是普京总统的首席哲学家，西方媒体把他称为“俄罗斯最危险的人”。
杜金和普京的密切关系，从孙教授引用的这样一句话就可以看得出来：“杜金是普京的大脑，普京是杜金的身体。”
那么，杜金究竟有什么理论呢？
杜金提出的是一种被称为“新欧亚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
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有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化圈。这里民族众多，纵使他们也受到周边几大文明的影响，但是，广阔的平原、草原、森林等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各民族精神是一致的。这种精神与其他文化截然不同，因此它们绝不是任何文明的外围或翻版。
杜金说，俄罗斯就处于欧亚文化圈的核心，应当坚决同西方划清界限，保存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传统。
在余涅看来，这样一套理论，说不上有多么卓越的洞见，不过是全球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保守化潮流中的一支罢了。
全球保守化的潮流，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出现的。大背景是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从亚洲到欧洲、再到北美，人类追求进步主义的、普世理想社会“人间天堂”的努力不断遭遇挫败，这种状况催生一个普遍的社会心理：既然未来看不清楚，充满不确定性，那么还不如掉过头向后看，这样可能更安全。
实际上，美国出现的特朗普主义，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庶几可以看作是一种美洲版的“新欧亚主义”吧？总而言之是保守化，向后看。
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主义”也是如此，印度人也在重新建构他们的历史，外蒙古人还想着重返成吉思汗时代……
“新欧亚主义”能不能成功，现在下任何结论都为时尚早。但这套理论在俄罗斯产生了两个效果：
一是开始重新塑造俄罗斯人的自我认同，他们不再一厢情愿地地认为是自己是西方人和西方的一部分了，他们也无须有点屈尊地认为自己是亚洲人了，现在他们只需要认为自己是自己就可以了；
二是“新欧亚主义”也让他们走出苏联解体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开始重获自信。他们不再单相思一般地要融入西方，而是尝试寻求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平心而论，对“新欧亚主义”这样带有总体性色彩的理论，进行理论评析，指出其存在内在的逻辑悖论和历史叙述的不能自洽，都是可以的。
但孙立平教授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像“一个学者批评另一个学者”那样严谨，而是以一种小市民式的自鸣得意的语气，对杜金及其理论进行了嘲笑，说杜金“最大的问题是，不明白有多少米做多少饭”，“案板上只有几条小鱼小虾，他（杜金）拿出的却是一桌满汉全席的菜谱”，云云。
孙教授还为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没有安心过小日子而惋惜，说什么
“一个曾经显赫的大家庭，由于种种原因，衰落了，破败了。如果明智一点，按照现有的情况，把日子心平气和地过下去，这日子也不是不能过。怕的就是，这时家里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战略家，不顾一切地要恢复甚至超越祖上的荣光。如果是这样，结果可想而知。”
余涅觉得，孙教授有点暴发户心态，故意在说风凉话。
要知道在苏联解体后的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真的是一心一意地要“把日子心平气和地过下去”，但问题在于，以俄罗斯的人口、历史、幅员等，你要过心平气和的日子人家不让你过呀！北约东扩、轰炸南联盟、独联体内爆发的一轮又一轮颜色革命，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俄罗斯不是出了一位当真有点雄才大略的普京，则步苏联后尘继续解体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余涅看来，孙教授之所以讨厌杜金及其“新欧亚主义”，根本原因，还不在于“新欧亚主义”理论本身存在什么问题，而在于“新欧亚主义”内在地展示一种可能性——俄罗斯要走一条非西方的道路！
正是这样一种“可疑的气味”让孙教授感到不爽，因为孙教授，以及相当一部分以自由派的自命的知识分子，骨子里还是历史终结论者，他们仍然笃信福山的结论，认为西方的那一套终结了历史，一看到有人主张走非西方道路，就有点像被人戗了肺管子，顾不上进行学理分析，就跳出来冷嘲热讽了。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余涅无意为杜金及其理论辩护，这篇短文也不可能对“新欧亚主义”进行全面的分析。余涅想说的仅仅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然来临的今天，最需要知识分子展示出想象未来的能力，但类似孙教授这样的主流知识分子，不仅没有想象力，甚至干脆拒绝想象，就连邻居（如俄罗斯的杜金）展示出一点想象力也让他们生气，他们只知道“向西、向西、向西……”一条道走到黑，不管走得通，走不通。
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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