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谈到文学创作，公知们就以“暴露者”自居，反复强调文学创作的任务就是“暴露”。莫言曾直言不讳地表白：“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他还强调说：“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是非常凌厉和严肃的，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不公正的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好象他们是为“暴露”而生，专为“暴露”来到这个人间的。“暴露”是他们的唯一。
既然公知们这么崇尚“暴露”，那我们今天就好好谈谈“暴露”。
谈“暴露”，首先必须搞清楚暴露的对象。把谁作为暴露的对象，这是有原则界限的。这个世界上有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有黑恶势力和受害群众，有好人和坏人，有恶人和善人。你的作品是把前者作为暴露的对象，还是把后者作为暴露的对象，这是必须严格分清楚的。决不能用“人”这个抽象概念混淆二者的区别。
莫言等公知们说，文艺作品的任务就是暴露“社会黑暗面”，但必须分清你暴露的是什么社会。社会有先进和落后、进步和反动之分。比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私有制为基础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是落后的反动的黑暗社会。这种社会当然是暴露的对象。鲁迅先生称这种社会是“吃人”的社会，把这种社会作为暴露的对象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而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剥削和压迫，消除了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的先进社会，是让广大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过上幸福生活的人人平等的进步社会。这种社会决不是暴露的对象。把这种公有制社会作为暴露的对象，说明你站到了历史进步的反面。
莫言等公知们反复强调文艺作品要揭露“人的恶的一面”，“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但人是分阶级、阶层的，不问青红皂白，凡“人”就作为暴露的对象，这是善恶不分、故意混淆是非。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是人民大众。”所以，“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这就指明了“暴露”的原则标准：暴露的对象只能是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包括所有的侵略者、压迫者、剥削者。比如，《铁道游击队》、巜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作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巜红岩》丶《保卫延安》等作品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巜白毛女》、巜红色娘子军》等作品揭露了恶霸地主对贫苦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些作品找准了暴露对象，就一直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
而莫言等公知们又把谁作为暴露的对象呢？他们揭露的是哪个“社会黑暗面”？只要翻开他们的作品就一目了然。他们始终把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为暴露的对象。“伤痕文学”也好，“反思文学”也好，都不是暴露旧社会的黑暗面，而是专门暴露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阴暗面”，揭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不公正”。把社会主义新中国描写成只剩下“贫穷”和“饥饿”的落后社会，甚至是“人吃人”的“黑暗”社会。这种黑白颠倒的“暴露”，这种极力攻击和诬蔑新社会的作品，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遗责和批判。
把谁作为暴露的对象，最能反映写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你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你只会把万恶的旧社会作为暴露的对象，只会把地主资本家等黑恶势力作为暴露的对象，而决不会把消灭了剝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为暴露的对象，决不会把勤劳朴实的劳动群众作为暴露的对象。如果你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你就会反其道而行之。
立场不同，态度就截然不同。比如写土改运动，周立波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在巜暴风骤雨》中热情歌颂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奋起推翻封建主义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讴歌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和土地革命的辉煌胜利。而莫言和方方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在巜生死疲劳》和巜软埋》等作品中恶毒攻击和诬蔑土改运动，竭力为恶霸地主凃脂抹粉，呜冤叫屈。莫言和方方们的爱憎是多么鲜明啊！
立场决定爱和憎。暴露什么，歌颂什么，都是立场决定的。莫言等公知们自始至终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暴露”是逆历史潮流的“暴露”，始终站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对立面，遭到人民群众的遗责和唾弃是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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