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伤痕文学兴起时，我刚好进了大学，到了一种求知旺季。当年的《小说月报》和大型文学刊物，我大多一期一期拜读过。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除了如《蒲柳人家》一类的少数作品还有印象外，除了一片嚎啕之外，其它的终于不敌西北荒漠中耐住千年风刀的突兀土包，连同作者及其思想一起，几乎消失得干干净净。荒唐的倒是残留下对当年伤痕主人们的阳痿记忆。这究竟为什么？
早期的伤痕文学，只给留下阳痿记忆，一个主要原因必然是作品本身缺乏生命力。尽管伤痕派的早期作品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评价，但是正如伤痕派代表人物张贤亮所言，他的作品“本质上都是政治小说”，那么社会评价也许同样是政治范畴的观点集成。笔者认为，无论哪类文学作品，其生命力主要取决于三种特征，一种是思想的深刻性和先进性，另一种是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离奇性，再一种就是文字层面的感官刺激性。但是由于伤痕作品更多的只是文学矫情，并试图在矫情中否定带给一定挫折的社会政治形态，根本上是被渲泄心理主导着，因此没有站到客观立场和理性高度去刻画社会，仅仅是在个性反抗的意义上，片面制造和扩大不近生活不够真实的伤痕，缺乏对社会先进政治的真知灼见，那就必然丧失了获得作品生命力的第一特征。由于这类“本质上都是政治小说”的伤痕文学，另一方面必然要求一定程度的纪实性，面对处在同一时代的广大读者，伤痕派不能因为过多编造离奇情节从而削弱社会共鸣，那么注定了其伤痕难以获得文学生命力的第二特征。这就唯有在个性解放名义下，去创造个别意义上的性伤痕。因此仅给读者留下阳痿记忆就不足为奇。
如果说早期的伤痕文学，能在感官刺激上获得一定的生命力，那么这也并不完全意味着作品本身具有文学魅力。而是早期伤痕文学正好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伤痕派有了足够的政治发言权，获得空前的言论开放度，并且拥有一个高考制度恢复以后的庞大的青年读者群。正像我本人一样，当年高考入学后进入了青春躁动期，在前期相对保守的性领域，相关知识非常贫乏，并正好进入好奇年龄，于是客观上为伤痕文学能够留下阳痿记忆，创造了比较现实比较有利的社会基础。此后本人再无兴趣重读这类作品，只能慢慢回想伤痕时期，结果在记忆深处，找到了又一个足以印证与性有关的文学痕迹：当年某一期的《小说月报》上，曾在文章中赫然安排一幅裸露半个少女屁股的插图，这个插图不仅在学生宿舍争相浏览，并且给我留下印象，表明文学中的性描写，似乎能给特定读者以相对久远的感官刻痕。
但在伤痕文学时代，我们毕竟有了思辨能力，懂得人一阳痿，除了病态以外，也许是被折磨的。只能这样理解，这类折磨主要不在物质层面，那种物质普遍贫乏的困难时期，全国上下相差无几，想在物质层面描述伤痕，可信度明显不够。那么通过精神折磨形成生理障碍，或许是伤痕文学的现实途径。但是，精神折磨仍然需要充分的过程性表现形式，而这也同样需要更多指向物质形态，从而使伤痕派只好常常自陷于无病呻吟的困境而不能自拔。比较奇特的是，在只能限制政治权利却无法限制思想自由的伤痕岁月里，伤痕文学的故事情节又往往反映着纯真质朴的农村人文环境，那么精神折磨又难以深度刻画，甚至反倒自我印证了伤痕派的脆弱性，并且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伤痕文学缺乏生命力。
如今看来，早期的伤痕文学，也不幸与当代庸俗文学一样，只能留下些许淡淡的关于阳痿的记忆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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