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鲧治水”
佗佗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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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当邓小平宣布永远不再搞群众运动的时候，其实他犯了一个极其低级的常识性的认识错误，他根本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群众运动是社会矛盾、社会需要、社会情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引自潘老师“从瓮安事件看群众运动”一文）。
潘老师从群众运动的角度分析瓮安事件，指出了我们党挽救危局的根本出路，说得极好！
群众运动，如果打比方，很像洪水。有了群众运动而又处理失当，积攒矛盾，就如同形成了堰塞湖。
水来了，是疏还是堵？早在刀耕火种时代，大禹从他的父亲鲧那里总结了教训，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他当然不会想到，后来到了互联网时代，竟有“强悍”的政治家想要“永远取消洪水”！这种思路一脉相承下来，至今的多数官员们每每遇到“洪水漫堤”，流行的做法便是一再地加高坝体，以维护那个压倒一切的“稳定”！就像石宗源书记对瓮安事件最初定性时那样。
毛主席说过：哪有共产党人怕群众的道理？所以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反映了当权者的根本立场，即“为什么人”的问题。
80年代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延伸。毛主席利用“四大”维护党的纯洁性，而邓小平取消“四大”是要维护少数人利益。谁是国家主人？为谁服务？建设一个怎样的党？可以说是建国以后党内斗争的一个核心问题。结果是邓小平靠了“永不翻案”的韬晦之计，得逞于一时。
有一点，不知邓小平临终时是否看明白——取消“四大”，捆住群众的手脚，破坏了“政治生态”的平衡，掌握国家公权的官员一下子没有了制约，开启了腐败的闸门，于是，与民意相对立的另一种“洪水”——腐败之水一泻千里，如入无人之境！
按照总设计师的设计先富起来的一干人，商人有了“第一桶金”，得以去贿赂官员；官员有了“第一桶金”，得以去参股煤矿；而为他们寻找和制造“理论根据”的专家学者们也靠了“学问”得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富定思富”，三方机敏地紧密结成“官学商”三角联盟，开始更高效地向着他们的“第二、三桶金”勇猛进击。手里有了钱，不愁找不到打工的苦力——工农等所谓“国家主人”没有盼来邓小平描绘的“先富带后富”的美妙蓝图，却一步步陷进被剥夺，被奴役的泥淖。
由此，堰塞湖“水位”与“坝体”之间的一场“爬高竞赛”开始了！
总设计师为了顺利实施自己的设计，还发明了“不争论”政策。这是继取消“四大”之后又一次对民主监督原则的赤裸裸的破坏，又一次顽固地漠视群众利益与诉求。那时，刚刚开始“掘金”的中国民主自由派的各路精英们牢牢把握住了这个瞬间降落的历史机遇，没有谁站出来去做“捍卫原则”的傻事。正是由于这个“不争论”，巨大的社会主义的航船被轻易地导入资本主义的陷阱。
眼下，危险的“爬高竞赛”已历经数十年，中国的国家悲剧及邓小平的个人悲剧，都已隐约可见！
反映出邓小平和各路精英对群众运动惧怕的，还有三十年前广泛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消除产生“文革”的社会基础。今天再来看这个老话题，改革开放政策究竟是消除了，还是培育了下一次“文革”产生的社会基础呢？对此能有两种答案吗？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之初，群众运动的火势主要是针对腐败而去的。那时的腐败一般被称作“多吃多占”，与今天的腐败岂可同日而语！
三角联盟一面英勇地掘金，一面指责他的对手们“文革”之心不死。岂不是既荒唐，又可笑？鲁迅先生临终时集自己一生的经验告诫后人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新一届中央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得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得到承认。汶川救灾，广大群众身上蕴藏的伟大民族精神得到了一次最壮丽的展示，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习惯于小心提防“覆舟之水”的各级官员也痛快体验了一把“水是怎样载舟的”。
毛主席早就预言，历史终将走向光明，所以所谓“中国的悲剧”只能是暂时的。中国今天的一切在未来的史册记载中，也许只能浓缩为一个警示后人的寓言。我们的后人大概会给它取一个形象的名字——“新鲧治水”。
2008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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