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的良知——袁庚补记

关于袁庚的传记作品有数十种之多。很多作品把袁庚塑造成军人改革家形象，以电视剧《激情年代》为最。对此，我常常不忍卒读，不知袁庚先生看后作何感想。改革需要胆量，需要气魄，需要排除万难，有一点军人气质是好的。但军人出身搞改革的不少，官职高过袁庚，胆量胜过袁庚的也大有人在，值得称道的唯袁庚一人。

以服从为天职的军队，崇尚的是一种义无反顾、不惜代价、军令如山倒的精神。袁庚曾是其中的一员，但不可能是最成功的。袁庚有思想，思想是他成功的障碍。幸亏当时的人民军队正处于用人之际，袁庚是人才，所以也能派得上用场；他的气魄也够，所以也能当上炮兵团长。随后，他的思想，他的责任感，他的民本精神逐渐成为他提升的障碍，甚至演变成他人生中的一段灾难（被关押七年）。

袁庚的思想、境界和能力远高于他同时代的上级乃至上上级。在最美好的中年时光，他没能服务于国家，这是时代的悲哀。但他又是幸运的，六十岁之后主持招商局工作并开办蛇口工业区。袁庚的优秀在于他带给了蛇口，带给了招商局一种我称之为袁庚精神，如今业已构成招商局主流文化精髓的特殊财富。这就是人本的精神，爱国的责任感，经济思想家的前位意识，思进敢退的企业家韬略。

85年初，我来蛇口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由叶剑英题字的、当时最漂亮最现代化的、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的办公楼，原来是没有人阻拦，不用登记就可以自由进入的。这对我这样一个其貌不扬，背挎行囊，战战兢兢的穷学生来说，是怎样的一种受宠若惊。因为在内地，哪怕是再低矮无名的办公楼，都会有门卫把守，对来人吼喝盘问。后来在培训中心，又听说《蛇口消息报》可以批评同级党委，每个人都有权选举工业区董事，干部聘用是双向选择，等等。这些人本文化在当时是超前得不可思议的。

93年我任某基金公司董事总经理时，有幸请袁庚当顾问。当时他刚刚离休，时间相对充裕，精神也很好，几乎是有求必应，且分文不取。每次交谈我都受益匪浅，至今印象颇深。

有人说袁庚不懂经济，一些袁庚的传记作品也是这样写的，袁庚当然也只能默认。我真不知道还有多少经济学的专家教授比袁庚更懂经济学！记得我们基金管理层第一次集体拜访袁庚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这个行业将来会做得非常大，会领导整个经济。古有坚船利炮，今有基金经理，列强们掠夺的方式变了。几个基金经理喝喝咖啡就可以决定香港的命运，中国经济的命运将来握在你们手里啊。”

说这话的时间，是1993年6月。当时中国还没有一家正规的基金（我们几乎是第一家）。98年香港金融风暴和中国至今的股市风云都验证了袁庚的观点。

也就在这一次，他还说过：

“开发区是没有前途了，全国都在搞，漳州开发区我看一时起不来。”

94年3月，我请袁庚先生、董辅礽教授（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在美伦酒店餐前小聚。袁庚谈到当时招商局决定涉足银行、保险的原因。他说：

“香港的银行多于米铺，竞争很激烈，但仍能生存，服务很好。我们当时的银行、人保，做官当老爷，别人求着他们。这说明有市场，要创造竞争让他们改善服务。”

他又说，

“蛇口坚持以码头和工业为主，长远是立足之本。”

当时的招行、平保和西部码头群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上诞生的，现在已成为中国最好的企业。

袁庚是改革开放的功臣，但他是主张先试点后推广、先开窗后开门的。邓小平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代价其实是很大的。国家利益被淡化了，资源被掏空了，环境被破坏了，社会矛盾正在加剧积累。袁庚在李先念说给他一个南头半岛时，坚持只要一个蛇口公社，十平方公里的荒滩。这被别人批评为胆量不够，不像一个军人。其实这正是袁庚最可贵之处！也正体现了这位改革家的良知！袁庚说改革是有风险的，我只要一块小地方先试着做，成功了很好，错了影响也不大。要把蛇口建成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是从来不敢贪大求洋的。胆大的人敢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去赌博，袁庚不敢。隔壁的南油，领导人气魄很大，一要就是十八平方公里，前几年竟已资不抵债反被招商局接管了。如果将来某一天反思改革开放功不抵过时，我认为袁庚是可以免责的。如果按他所主张的先试点好了再推广，也许代价会小得多。十多年前他针对当时的环境和治安问题，感慨地说，哎呀，改革当初就应该知道引来了外资也会引来艾滋病。94年底一次，他跟我私下说，他的老领导、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不久前小住蛇口时，跟他谈起井冈山上也有了“三陪”，两个老革命哭笑不得，痛心不已。

享受袁庚的每一次演讲，更珍惜与他的每一次面对面交谈。他那宽宏的气魄，长者的风范，丰富的阅历，以及幽默的表达乃至嘎然而止的风格，无不打动身边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