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它是这样，蒋在1937年5月8号，这个时间很准确。那个时候蒋介石在庐山办这个暑期训练团，暑期训练团训练的并不是军官，训练的是干部、学生。蒋介石制订了一个文件叫《暑期训练要旨》，就是暑期训练的目的要旨最重要的目的。他讲了两条，就是要求被训练的这些人员要做到两条，第一条为国家牺牲，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叫为人民服务。这个是在日记里写的，这个日记原文据载，不是谁瞎编的。
杨研究员在接受凤凰网访谈时披露的这个关于“为人民服务”提法“发明权”的典故，又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喧哗。一些人因此而对毛主席略有微词，而对蒋委员长又大生好感；更有一些人似乎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以致怀疑杨研究员是否在伪造史料从而“歪曲历史”。然而在笔者看来，这则典故的真实性根本就无须怀疑，因为蒋委员长完全有可能这样要求他的学员——毕竟当时的军队还叫国民革命军，旗帜上招展的还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孙中山先生在民国成立之初不就宣告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么？所以蒋委员长也不会要求学员们“做官当老爷”，而肯定要教育他们“为人民服务”的。
其实比毛主席更早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宣言的，又岂止是以“中山信徒”自居的蒋委员长。清朝的康熙皇帝就已经表达过这样的理念——只要我们不要求他提前说白话而只要他的文言意思相近。康熙说的皇帝职责，已经就是这个意思。康熙在其登基的第19年曾经刊行过一部他学习过程中的课堂讲义，叫做《日讲书经解义》，内容就是他在学习《尚书》时每天做的笔记和心得，大概相当于他向天下臣民做的学业汇报吧。康熙亲自为这部书写了序，一开始就给皇帝下了一个令我们万万想不到的定义：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高富贵之具而已，固将副教养之责，使四海九州无一夫不获其所也。
“副教养之责，使四海九州无一夫不获其所”的责任比“崇高富贵之具”的特权地位更具有根本性，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认识高度了，这比那些明明为老百姓所供养却又首先就要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的现代政治群体，似乎更具有政治良知。而康熙皇帝接着表述的“教养之责”的具体内容，也可以说无一不是在“为人民服务”：
是故古之帝王奉若天道，建都树屏，以立其纲；设官置吏，以张其纪；经天纬地，以尽其才；亲亲尊贤，以弘其业。黎民阻饥而为之教稼，五品不逊而为之明伦。为礼乐以导其中和，为兵刑以息其争讼。事未然而预为之备，患已至而亟为之驱。
之所以要做这一切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制等各方面的建设，其目的就是要“使四海九州无一夫不获其所”，而且在做的水平和效果上还要达到“事未然而预为之备，患已至而亟为之驱”，而且都认为是“责”而没有以之为“恩”，这种思想境界，难道不比蒋委员长提出“为人民服务”口号更让人大吃一惊！
不过口号归口号，“一打宣言抵不上一个行动”。康熙皇帝做得如何我们姑且不去管他，倒是蒋委员长和毛主席他们所领导的“人民公仆”的实际行动和效果，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审视和比较的。毛主席正式提出“为人民服务”的说法或许真比蒋委员长晚，但他们所领导下的政府的作为表明谁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则是显而易见的。“人民政府”诞生于陕甘宁边区，其发明者是一位普通老农民吴满有，这概念创造出来后立刻为广大边区群众所认可，并且与《东方红》中“他为人民谋幸福”以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的全面描述相映衬，从而“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人民群众和历史老人当然要把“为人民服务”的“发明权”赋给毛主席和他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蒋委员长提出得早些又怎么样？一个为了中外剥削阶级的利益竟然将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共产党人推进血海企图斩尽杀绝的人，他难道会真的“为人民服务”？如果他真的“为人民服务”了，共产党的星星之火又岂能燎原开来并且烧毁他的蒋家王朝？！所以人民群众和历史老人最多只能记得他在“为人民服务”上的言行不一甚至相反，而根本不可能把“为人民服务”的“发明权”给予他！
对于这种历史上的政治口号的态度，我们不怕实事求是地承认确实有人比毛主席更早提出，而且也不应被这些所谓的“考据”搞得思想混乱。在笔者看来，康熙皇帝笔记中的这段话，在今天同样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性启迪
敬——则神明有主而物欲不能摇；
诚——则孚信在中而伪巧不能间；
中——则公正无偏而邪说不能移。
“物欲不能摇”，“伪巧不能间”、“邪说不能移”，拿来对照我们今天在理想信仰、政治诚信、宣传教育各方面上的情形，大家难道不会感到康熙皇帝确实已经“再活了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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