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中华民族处在最艰苦最黑暗的年代，总能涌现出一批奋勇当先，不畏流血牺牲，不计个人利益得失，惟国家，民族之兴亡为己任的英雄儿女，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百折不饶，生生不息的主要原因吧。特别是清末至民国初的那段黑暗时期，军阀割据，列强欺辱，国家处在分裂甚至灭亡的边缘。尔今生活在太平盛世的我们，怎能不去怖畏那段历史，不去感恩那些先驱，谭嗣同，孙中山，黄兴，冯玉祥，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一个个闪耀光芒的名字，一位位令我们敬仰与缅怀的伟大人物。
我出生在所谓“乱世”的文革年代，还没上小学时毛泽东就逝世了，因此我不属于那批曾经跟毛在同一个天底下生活了N个年代，对毛狂热崇拜的群体。我对毛泽东的了解是在走出学校之后才开始的，随着越发的深入，我也愈加地敬佩这位伟大领袖的革命智慧和人格魅力，特别是后者，总令我感动和吁叹。我是个研究哲学的人，从不盲目，偏执，主观去评价人事。相反，我习惯放在一个大背景，从历史，时代，文化，政治，人性等多维角度去立体辨析，这才使我有了如今对毛主席这般的情感。
还观毛泽东的成长及革命岁月，始终有一股嫉恶如仇，怜悯弱小，不畏强权，挑战压迫，坚持正义的英雄气概。在他就读长沙师范大学的青年时代，慧眼独具的杨昌济先生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后救中国之危亡必先重此二子（另外一子指的是蔡和森）”。正因为有了担负天下的崇高理想和忧国忧民的情操，他才能写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般雄浑壮丽的诗句。后来，当他官至国民政府的宣传部代理部长时，由于政见不同，他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个人得失去妥协当局，而是毅然离职，转到农村去谋划和组织革命力量，直至发动了秋收起义。他以大无畏的精神选择了武装革命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其力之勇，质之坚，气之慨，谋之远，性之刚，义之至令人折服。
从井冈山到长征再到延安的那段艰苦的岁月，他从不计个人得失，全心全意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并以如橼之笔写下了《才溪乡报告》，《论持久战》，《论游击战》等著作，特别是《论持久战》，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定为抗日救国的指导思想，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洞悉先机，高瞻远瞩，雄才伟略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英雄。
毛主席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对国家，人民的感情超乎了一切情感，他一生的几次流泪，不是为了壮烈牺牲的战友就是为了蒙受天灾的人民。而对于同样为了革命事业牺牲的他的那么多的亲人，包括在晚年突然获悉毛岸英牺牲的噩耗时，他都硬是忍住了没有掉泪。虽然贵为主席，他从来不搞特殊化，他最厌恶以权谋私的行为。以致于在建国前夕，他去接见国内那些民主人士时，竟找不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来撑撑场面。作为一位父亲，他送给毛岸英的婚礼只是一件用过的旧大衣，当看到媳妇刘松林也到场时，他窘迫地再也拿不出别的礼物来送给这个未过门的媳妇，只好风趣地说“大衣你们两个晚上可以一起盖，这样都有份。”其高风亮节，博大无私的精神怎不令人感慨！
在平津战役后进北京城时，毛泽东对周恩来，朱德说：“我们现在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阅尽史书，熟睹王朝兴替的的毛主席没有陶醉在革命成功的喜悦当中，却在思考，建立一个怎样的政府，制定一个怎样的机制，去保障政府为民谋利，维护和平，公正，造福社会的神圣职能。
或许基于这样的思考，使他发动的饱受后人争议的文化大革命。有人说他是为了争权，还有人说他是年老昏庸。我是个微末之士，不足以去非毛或挺毛，我只想用纯哲学的角度表述自己的见解。首先，我不认同争权这个说法，众所周知，那个年代的他的地位是至高的，权力是至大的，影响力是最强的，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境界，他还去争什么权力？有必要吗？而说他年老昏庸，更属无稽之谈，从他青年时的“强身健体，以报国家”到以七十二岁高龄横渡长江，“与天，地斗，其乐无穷”，从他百折不饶革命意志和豁达乐观的政治家情怀，那个阶段的他怎么可能昏庸呢。
其实我要说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经过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他在晚年作出的自我评价时说：“我一生只干两件事，就是建立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和打破旧体制的文化大革命”。可见，他把文化大革命与解放事业等同为一样的神圣和有意义。进北京城时他的赶考理论此际想通过又一次的革命去贯彻实施，他的目的就是希冀他所带领的这个执政党，能够始终如一，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唯有此，这个政党才可能长久，这个政府才会被民众拥护，推翻旧中国的解放斗争才真正达到目的，统治王朝才能够走出兴衰交替的历史怪圈。
从历史我们了解到，毛泽东一生最不能容忍的是出现不公平和压迫，特别是旧社会以权压人，以权吃人，以权整人这些现象。他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的革命就是发自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他所建立的政党和政府就是以维护公平和正义为职责。所以，可以这么认为，他发动的文革其实是一种行政变革，尝试创建新的健全的行政体制来代替旧的充满弊端的封建体制，官僚体制。他提倡的造反有理就是要打破腐朽黑暗的旧体制，旧弊政，先破后立，从而去构建一个公正的，健康的，实效的民主体制。他提倡的大鸣大放就是要推动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建设，赋予人民行使民主权利来监督政府，从而保障政府良性运作，为民谋福的行政职责。毛泽东先体制后经济，先公平后效率（那个时代正处于被列强经济封锁），是一种先“治本“再“治标”，先处理好“体”再谋求于“用”的治国韬略。
令人叹惜的是他发动的这次革命还没完成，或者说是一次针对行政体制的大手术还没做完时，作为主刀医生的他却逝世了。谁都不难明白，手术只做了一半对一个躺在手术床上的病人来说，其境况是比较悲惨的。邓小平总书记后来选择了先经济后体制，先效率后公平的治国策略，或许较为适合“没有毛泽东”的后时代。
但是，作为一位优秀的中华儿女；一位才华横溢，激情四射的诗人；一位为真理和正义奋斗一生的战士；一位雄才伟略，开天辟地的英雄，一位大公无私，热爱人民，始终以人民利益为第一的领袖，毛主席永远值得我们敬仰，怀念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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