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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和钦:党的观念教育是当代中国道德教育的核心

chhqxs · 2012-02-03 · 来源:乌有之乡
“文化自觉”研讨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党的观念教育是当代中国道德教育的核心  

   

        一、重振民族道德雄风必须紧紧抓住的一项任务  

1929年12月,毛泽东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伟大纲领。它不仅确认了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而且系统阐述了实现这一原则的正确途径,即通过遍及红军官兵生活、战斗、工作各个方面的深入而有效的思想教育,以保持红军新型人民军队的性质。当毛泽东写这篇著作时,也许他更多考虑的,是使红军更好地适应现实的政治斗争环境问题,然而,他却翻开了对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体系进行革命的决定性一页∶以封建的“礼治” 为根本的政治原则,以“礼教” 为社会道德教育核心的学术时代,真正结束了;以共产党领导为根本的政治在则,以党的观念教育为道德教育核心的学术新时代,真正开始了。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在全国城乡所有的基层单位,建立起自己的支部。这些支部担负起整个社会思想教育的任务。它不仅是一个覆盖全社会的政治领导系统,也是一个覆盖全社会的道德教育系统。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十分强调共产党在中国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把坚持党的领导看成一个根本的政治原则。这一思想,又通过党的各级组织,灌输到最广大的群众中去。实际上,对党的领导取什么态度,已突破了政治标准的界限,而成了当代中国公民一个基本的道德标准。而关于党的观念的教育,成了当代中国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  

也许,有人不同意把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政治标准,同时说成是道德标准。道德是远离政治的,宁愿把它的标准说成较抽象的集体主义。我觉得,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道德教育基本实际的。  

在中世纪欧洲,政教分离,道德问题成为教会的专利品。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兴起后,道德问题又和人的个性自由紧紧缠在一起。所以,在西方的学术史上,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的分界,往往显得比较明显。但是,也很难说“远离” ,在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方面,无论是教会的道德标准,还是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都同他们的政治标准相一致的。  

而在中国历史上,封建阶级的“礼治” 和封建阶级的“礼教” ,则是合二而一的。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特点。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强调党的领导,同时,党又担负着维护自身领导地位的道德教育任务,这也是某种新形式的“政教合一” 。在这一点上,它是中国历史文化特点的继承。但是,这种继承在内容上、体系上是批判性的、革命性的。旧的“礼治” 、“礼教” 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入侵后,已经打了败仗,并充当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可耻的奴仆。而正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思想教育,重新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维护了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力。党培养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数以千万计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们为阶级的和民族的利益冲锋陷阵,千百万人献出了宝贵生命。革命的历史造就了象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那样的超越个人生命存在的崇高人格。中国人民能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不仅仅是政治路线的胜利,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显示了中华民族重新焕发的伟大道德力量。  

在今天的中国,要真正谈集体主义价值观,就必须谈党的观念,必须谈对党的热爱、拥护、关心、服从或尊重。近年来,我国社会道德滑坡,关键的原因,就是不少的干部、群众和青年,谈化了党的观念,党群之间,崇高的感情纽带遭到了很大削弱。我们要重振民族道德的雄风,就必须充分认识我国道德标准与政治标准、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合一性的民族特点,自觉地把增强党的观念,作为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素质的伟大任务而紧紧抓住。  

    二、党的观念教育替代传统的“礼教” 的历史必然性  

在近代中国,中国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观念教育,替代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礼教” ,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这种真实的替代,是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升迁必须跨过的道德教育的门槛。  

在历史上,在孔子那里,“仁” 是个人修养的最高道德规范。孔子对仁的含义有多种解释,其中最简洁的一条解释是“克己复礼为仁” 。怎样做到“克己复礼” 呢?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1]即对违背礼的东西,要做到不看、不听、不说、不做,就是要求对礼必须绝对忠诚。礼是什么呢?从表面上来看,是各种礼仪、礼节等,本质上则是网盖全社会的,并贯彻到任何生活细节的等级制度、等级观念。在这种制度和思想氛围下,每个人都自觉到,在社会的尊卑系到网上,自己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一个人从生到死到安葬,一切活动都必须准确地体现这个位置。最能体现这个等级制度及其观念的,是后来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说,即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和仁义礼智信。“礼教” 经过漫长的发展,它的阐发由政治深入到家庭生活、心身修养、妇女贞节以至整个自然界。儒家认为,“天人” 是合一的,整个自然界也在按照阳尊阴卑的原则表现着自己。  

对发展了两千多年的“礼教” 怎么看呢?对它的评价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毛泽东说过,“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 ,[2]只是后来在他们的对立面壮大后,才转化为落后腐朽的势力。由此可见,对地主阶级的道德武器“礼教” ,也应作一分为二的分析。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过,外来的佛教曾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冲击,但很快被“礼教” 融化。这充分说明“礼教” 中包含着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伟大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开拓了中华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丰富历史,促使伟大的农业文明由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黑龙江流域以及大西南、大西北、长城以北等辽阔区域。  

“礼教” 为什么包含着这样伟大的力量?主要是“礼教” 使中国的社会道德教育,获得了广泛性、通俗性、深入性的优点。这些优点,是古代世界任何一种宗教文化所不能比拟的。  

广泛性表现为政教合一。封建统治者同时是封建道德的维护者、教育者。政治人才的录用、升迁,把封建道德标准放在首位。政治生活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最基本的文化生活,它又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更深刻地反映着经济生活。政教合一,就使社会的道德教育遍及到人们文化生活、经济生活最基本的方面。中世纪欧洲政教分离,教会和贵族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所以,基督教在道德教育的规模和广泛性方面,就远不及中国的“礼教” 。  

通俗性表现为社教合一。“社” 是指社会教育,主要表现为家族、家庭教育。三纲中,除“君为臣纲” 外,另外二纲就是家庭内部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在儒家看来,“齐家” 和“治国平天下” 是一致的,前者更是后者的前提。儒家的道德教育,有效地利用了人类温情脉脉的家庭氛围。子女对父母的依恋、感恩,妻子对丈夫的温柔、依顺,这是人类最原始的、具有自然性质的朴素的精神意向。儒家巧妙地利用这种自然意向,顺水推舟,把它扩展成人们脑中的道德信条,收到了就地取材、先入为主的功效。这种通俗的道德教育,进一步扩大了政教合一而产生的道德教育规模,并使它获得了稳定的社会基础。基督教、佛教的道德教育,要求修行者脱俗,放弃个人家庭生活,就不可能获得“礼教” 那样稳定、广大的社会基础。

深入性,表现为性教合一。“性” 指人的本性。儒家从孟子起,逐步完备了一套心性学说,主张“尽心” 、“知性” 。虽然儒家内部也有“性善” 、“性恶” 的争论,但总的看,他们基本上是把封建的道德,看成人性中固有的东西。只有通过不断反省、内求,彰显人先天的本性,就能知天命。“人皆可以为尧舜” ,不断地按正确方向内省,可以使人达到道德的升华。心性学说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把处于“善端” 的普通情绪,上升为一种道德精神,并体验这个过程中精神上的快乐感。这就使道德教育既无孔不入,又轻轻松松地深入到人们的精神生活。西方的基督教则是性教对立的,人性是恶的,人带着原罪来到世界,上帝则要求人们忏悔、赎罪。据现代教育学论证,轻松的正面教育比板着脸孔的批评教育,更易引导学习者进入新的认识领域。由此可以断言,在引导人们进入道德门槛方面,“礼教” 比基督教是捷足先登的。西方宗教家总是说中国文化缺乏“宗教体验” ,似乎由此得出中国人的精神生治缺少某种至关重要的深刻的东西。但是,从人类文化史来看,所谓“宗教体验” ,本质上是道德升华的体验。这种体验,从孟子讲的“塞于天地之间” 的“浩然之气” ,朱熹讲的“一旦豁然贯通” 等,人们都可深切地感触到。  

政教合一,社教合一,性教合一,这三者,以政教合一为主体。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一贯的特征。中国“礼教” 在发展农业文明中的伟大力量,正是由以上三个“合一” 中包含的三个优点决定的。但是,“礼教” 的优点也同时酿成了它历史的局限性。礼教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家庭农业经济,“礼教” 的力量愈强大,家庭农业经济也就愈牢固。当明请时期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后,牢固的家庭农业经济就长期地抑制着这种萌芽的成长。所以,当中国社会需要从农业文明升迁到工业文明时,“礼教” 又变成了巨大的保守力量。  

而在西方,由于基督教对政治、家庭、青年的控制软弱得多,加上其它的文化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反而更快地成长和发展起来。他们的道德革命经历了由“神一一人” 的路线。资产阶级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摆脱天国对人间的束缚。资产阶级主张个性解放,维护社会成员个性自由的,唯一的权威是社会契约、是法。道德教育体系的升迁,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抛弃了上帝,但上帝的余威一一宗教戒律,还必须继承下来。资产阶级的法,历史地看,就是工业社会的宗教“戒律” 。历史事实是,兴起这种道德教育体系的革命,是近代欧美工业文明的先导。  

当中国发现,在人类卷入工业文明潮流的进程中,自己已大大落伍时,于是毅然开展了对“礼教” 的革命。封建君主被推翻了,对“孔家店” 也进行了批判。人们期望象西方一样,建立一个以法为权威的个性自由的社会。但社会演变的现实,证明这是一种幻想。  

中国的道德革命没有西方那种从“神一一人” 的任务,也没有西方那种从“天国” 继承来的“宗教戒律” 余威的庞大遗产;它走的路线只能是从“家庭人一一社会人” ,它继承的有利于重建社会稳定的历史文化的遗产,只能是三个“合一” 的余威。中西这种历史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中西道德教育体系的升迁,有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在推翻封建帝制后,也制订了和西方宪法相类式的法典,但它缺乏社会基础,没有任何权威。稳定社会秩序的道德教育大厦倾覆了,国家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状态。左右中国政局的,先是袁世凯系统的北洋军阀,后是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蒋介在,他们带兵的方法都是家长制的带兵方法。中国社会在他们的统治时期,实际上仍没有走出“家庭人” 的圈子。这说明简单照搬西方由“神一一人” 的路径,反而不利于中国扎扎实实走好适合自己国情的“家庭人一一社会人” 的路径。而中国道德教育体系只要停滞在“家庭人” 的传统框架里,就必然要和中国工业化进程发生巨大的冲突。历史的辩证法是,社会进步只能顺势而行。  

在近代中国,由于整个社会家庭情感过于强大,任何近代法都没有公平执行的基础,出路只能是∶从近代工业界中寻找一个能与工业化平行发展的集体主义情感,以替代源远流长的家庭情感,并以此为出发的基础,建立新的社会道德的权威。这种集体主义情感到软弱的资产阶级方面去找,显然是矛盾的;而到工业无产阶级中去寻找,则合乎常理。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背后,有极为庞大的农民群体。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情感极易得到同是劳动者的农民阶级的呼应。这样,中华民族迈向“社会人” 的道德曙光,终于在近代中国工人阶级身上看到了。  

马克思关于近代社会发展一般趋势的理论,显示了科学的预见性。中国共产党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他担负的历史任务,首先是在政治上彻底告别古代中国的“礼治” 社会,同时也必须在道德教育上彻底告别“礼教” 体系。政治革命的成功和新的道德教育体系基础的创建,二者是不能分开进行的。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历史使命。在革命时期,这个党代表的下层劳动阶级的阶级情感,必须伴随革命势力发展的要求,不断提升为一系列基本的道德规范。这样,“人的个性解放” ,在西方看来是挣脱神的束缚的唯一通道,在中国却很快演变成“劳动群众整体关怀性解放” 。这也是中国道德发生由“家庭人一一社会人” 体系升迁唯一的通道。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礼教” ,也是一种集体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开创无产阶级集体主义道德规范时,同西方近代社会一样,也借助了一点古代道德的“余威”∶西方是由宗教“戒律” 权威,跃变为法的权威;中国则由家庭关怀的权威,跃变为工业社会阶级关怀的权威。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道德发展的继承性。而且也看到,中国道德教育体系在向近代型升迁时,在其出发点上,就不仅超越了封建的名分等级观念,同时也超越了资产阶级的英雄史观。因此,可以说,共产党获得国家政权,不仅标志着一场政治革命的成功,也标志着一场道德革命的基础的奠定,即中国道德教育体系升迁,在由“家庭人一一社会人” 的路径上,已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观念的伦理性扩充  

无产阶级政党基本的政治原则、组织原则,是由马克思提出,经列宁发展的。但把党由政治斗争的工具,提高到兼顾政治斗争和道德教育的工具,则是中国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毛泽东写的古田会议决议,即是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观念开始形成的标志。这篇文章,改变了苏联红军只设党代表的做法,提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确立了党支部设在连上的设施。这个模式,也基本上是共产党执政后领导行政、领导企业的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不仅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地位,而且在理论上突破了共产国际的“唯成分” 论,指出党的思想教育具有普及社会的第一位重要的意义。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的觉悟,不仅只有现代产业工人才能获得,广大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敌人营垒中过来的俘虏,通过思想教育,都可以获得。革命队伍以农民为主体,只要思想教育做得好,也不会影响革命队伍的性质。这就大大扩充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 、“党的领导” 的含义。由于党的思想教育远远跨越了本阶级的成员,具有社会的普遍性,而且肯定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有达到这种“觉悟” 的可能性,这种思想教育,已具备了社会道德教育的意义。这样,一个新型的政教合一的道德教育总框架,就在中国诞生了。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是中国式党的观念中一个根本性原则。这个原则,是对中国近代军阀混战史的沉痛总结。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曾制定和颁布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国家生活中确认过三权分立的原则,民国初年出现过政党林立的局面,也搞过多党的竞选活动。但是,握有兵权的袁世凯只搞了个小动作,指使暴徒将竞选获胜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杀害,就把中国的议会民主完会扼杀了。从袁世凯到袁死后的北洋各派系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 的原则” 。[3]他们根本没有现代西方政党的观念,有的仅是牢固存在于旧军队中的家族宗法观念。这种过了时的狭隘的道德观念,不可能引导已经向工业社会起步的中国实现统一。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年代。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接受了“打倒列强” 、“打倒军阀” 的口号,使革命势力很快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但蒋介石凭着手中的兵权发动四·一二政变,成立第二国民党中央,使原国民党中央提高党权的努力归于失败。蒋介石比北洋军阀更多地玩弄了政党统治的把戏,甚至鼓吹“党化” 教育。但是,只要了解一下蒋介石是靠发动政变、另立中央起家的,就不难发现在蒋介石的道德深处,党只处于从属的地统。他是立党为私。他的道德本质,仍没有跳出宗法思想的圈子。他的独裁性人格,至使国民党内部也发生连绵不绝的混战和永无休止的分裂。正是基于近代史这一道德演变的艰难历程,毛泽东十分严肃地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指出,即使是看不起政治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任其发展,“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4]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对人民军队的官兵提出了崇高的道德要求。特别是对高级军官,自己掌握了决定党的命运的重大权力,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个权力,只能对党持绝对的忠诚。军、党关系,表面看起来是带兵方法。但近代中国自清庭衰微和垮台后,社会之所以外患内乱不止,症结所在,就是国内各色武装势力,没有哪一股冲破了“私家军队” 的怪圈。也就是旧的农业社会道德的根基,在国家核心力量的层面,始终没有动摇过。真正确立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也就是在国家核心力量层面真正结束家族道德的统治。这是近代中国社会道德由“家庭人一一社会人” 升迁的一个决定性环节。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确立和自始至终的贯彻,政教合一的新的社会模式,也就随革命的发展而变成了现实。其他家族军队,不管一时怎么强大,终究无法与共产党的忠于现代社会理想的军队作对抗。共产党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有中国社会道德要求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社会道德教育体系就在基本方面,摆脱了“家庭人” 的传统模式,“社会人” 的道德教育体系,开始了社会规模的成长和发展。因为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共产党同这个主要成分,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磨练,形成了灵魂与肉体般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维持社会长期稳定的根本保障,而长期的社会稳定又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势下,任何向共产党领导挑战的政治势力、道德文化势力,就很难说有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正面作用。这样,坚持共产党领导,也就成了现代中国国家生活的最根本原则。这一原则对大多数公民提出的崇高的道德要求是∶必须把对国家的忠诚,在最高的层面上,集中到对党的忠诚。当然,共产党实行多党合作制,这种民主制度也不可能要求社会所有的公民,都去信仰共产党的主义,但作为一个爱国者,至少会对共产党领导保持尊重的态度。  

我们国家出现的许多道德楷模,都是同忠于党紧密相连的。雷锋决不是象有的宣传材料介绍的那样,是一个只知道为他人做好事的忙忙碌碌的人。他把人的情感中最深沉的爱,全部献给了党。是忠于党的崇高信念,驱使他去做各种好事。雷锋抄录的诗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准确地反映了他的精神世界。  

忠于党,尊重党,也愈来愈成为我们民族的良心。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说过,林彪的失败说明,人心、党心、党员之心,赞成团结,不赞成分裂。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国际“和平演变” 势力的配合下,在首都掀起了那样巨大的狂风恶浪,把党和国家推向一朝决定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但是,我们的军队是合格的,广大的工农群众及绝大多数干部、知识分子,是对党抱有坚定信念的。所以,党能力挽狂澜,取得平息这场政治风波的伟大胜利。  

种种事实说明,忠于党、尊重党的道德信条正在中华大地以更深刻的形式发展着,现在是顺应道德发展史的趋势,公开揭橥忠于党的道德地位的时候了。  

    四、党的观念的基本道德精神是忠于党和忠于群众的高度统一  

做到自觉忠于党(在更广泛层次是尊重党),首先就必须从本质上了解党,认识党的指导思想、性质和组织原则。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些内容在马列著作中都有明确的阐述。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如果仅仅停留在马列原有的建党思想的特定含义上而不前进,党就不能担负起在中国特殊文化背景下,重建社会道德教育的任务。毛泽东在领导全党作广大的思想教育工作的过程中,逐步提出和完善了“群众路线” 的概念,并把群众路线看成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织织路线。这就用极其简洁的语汇,概括、贯通了党的指导思想、性质和组织原则中最本质的方面,并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历史文化中民本主义的传统。  

群众路线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观念。在哲学上,它深刻地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突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社会认识的主体。因此,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发挥人民群众开拓历史的首创精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必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党的具体纲领和实现纲领的手段上,群众路线又成了体现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改造目标,以及灵活的适应历史环境的阶级路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所以,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党在一个时期社会改造的目标,体现着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也是紧密地团结和依靠绝大多数人,实现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统一。在党的组织路线上,群众路线深化了民主集中制的含义。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一个合理的组织程序的规定,而且反映了科学的认识路线和科学的领导方法。上级领导机关应在调查的基础上,在反映群众意见的前提下作出决策。其认识正确与否,又要回到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去检验,并根据检验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以此不断提高自己的领导艺术。一个简洁的语汇,能如此深刻、准确地反映这样众多、这样纷杂的理论原则,这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  

而更为有独创性特色的是,毛泽东还把群众路线看成是改造人的灵魂的路线。这凸显了群众观念的道德意义。群众是所有个人的先生。一个人要使自己道德高尚,灵魂纯洁,只有通过接近工农,投入群众的广大斗争才能做到。毛泽东谈了自己道德升华的体验。他说,当他是学生时,总觉得工人农民是比较脏的。而当他完会熟悉和了解工农以后,“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5]毛泽东甚至自认为发现了“上帝” ,并说∶“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6]毛泽东以接近群众为基础,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世界观改造的学说。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中,忠于党和忠于群众,已成了最高道德追求的两个方面。忠于党,本质上就是忠于群众;忠于群众,又必须接受党的指引。正如毛泽东所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7]  

群众路的形成,使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新的道德教育体系基本成型。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和群众路线,这二者是中国式无产阶级政党党的观念的基本内容。这种观念与中国历史上的“礼教” ,在表面特征和气质上,有着某些类似之处,而在内容方面,则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它是政教合一的,党的地位取代了礼的地位;它是社教合一的,服务于群众的情感取代了服从父亲、服从丈夫的情感;它是性教合一的,社会实践的人民性取代了家庭人的归属性,通过接近工农、投入社会实践改造世界观的学说,取代了反身内求的心性学说。这种取代适应了中国由农业文明转入工业文明的需要,克服了“礼教” 的保守面,而在发扬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广泛性、通俗性、深入性方面,却承接了应有的势头。这是中国文化一次伟大的升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中国式无产阶级政党党的观念方面,又有了极其重要的发展。我觉得至为重要的,就是在党的群众路线的含义中,增加了为群众谋实惠的思想。在革命时期,党的群众路线主要表现为通过人民战争夺取政权。转入建设后,由于党缺乏建设经验,对新形势下贯彻群众路线,作了教条主义的理解,企图依靠群众运动推进建没,使建设事业走了一些弯路,影响了人民活水平的提高。党在群众路线的含义中加入了为群众谋实惠的思想后,党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就有了较清酲的认识。同时,这是为群众谋实惠,而不是放任个人无原则地捞实惠。资产阶的自由化的鼓吹者,却趁机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要党根本废弃群众路线。这样,党就必须同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将保证中国稳步走向现代化。  

为群众谋实惠的思想,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也具有领导方法和实现党的宗旨的意义,党的群众路线由此而更成熟了。它更增加了中国新的伦理思想的活力,把中国的新型道德教育,真正推到了世界市场,以接受新的锻炼和考验。  

紧紧地抓住增强党的观念教育这一核心,牢牢树立忠于党、忠于群众的信念,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平必将不断登上新的台阶。  

           (1992. 元. 10. 晚定稿.    2005. 1. 23修订. )

                                      (原载陈和钦《感受历史逻辑》,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 《论语》,《颜渊》。

[2]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 11月版, 第1192页。

[3]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 11月版, 第546页。

[4]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 11月版, 第86页。

[5]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 11月版, 第851页。

[6]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 11月版, 第1102页。

[7]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 11月版, 第1094—10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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