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在《汉学名家书系·总序》中写道：“从19世纪末到如今，在中国，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许多方面都是从西方搬来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创建出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中国新文化。”
胡乔木则说：“从马克思主义产生100多年以来，世界变化很大，而在理论上没有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同一水平的新的突破。”(见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突破——毛泽东主义!
全球一体化潮起潮落;中国新文化，就是世界新文化。“‘人的再自觉’并不只是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且意味着全球人类的文化的复兴。”(成中英：《全球伦理与21世纪儒学的发展》)
毛泽东主义引领这个“复兴”。
刘少奇说：“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在于把欧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亚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见安·斯特朗：《毛泽东思想》)
不止于此。
毛泽东的伟大贡献，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是毛泽东主义世界化。
梁启超有一段精彩议论：“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南海康先生传》)
前半生的毛泽东“应”人民革命之“时”，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后半生的毛泽东“先”历史进程之“时”，为“造时势之英雄”。
然以一己之力，如何造得时势?梁启超言：“先时人物者，实过渡人物也。其精神专注于前途，以故其举动或失于急激，其方略或不适于用。”(《南海康先生传》)
时势难造，毛泽东登高三呼，竟从者星散。“文化大革命反对的人不少”，所以有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锤定音。
文化大革命燃亮人类历史进程之航灯，确立了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阶段。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哲学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变革，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成，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准确地说，马克思将颠倒过来的黑格尔“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毛泽东：《矛盾论》)，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将颠倒过来的黑格尔“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毛泽东：《矛盾论》)，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俄国十月革命，列宁以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验，在本质上发展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实验，在本质上完成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指引着人类社会从资本世界迈向社会主义，也将随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实现而消亡。
“毛泽东主义”之论，其源也远。
1942年，延安，张如心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概念。
R·特里尔断言：“在延安，在各个领域——不独在文化界——毛创制了新理论学说。毛主义已经诞生。”(《毛泽东传》)
毛泽东不认可。他致信凯丰：“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8年，吴玉章致电周恩来：“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拒绝，他致信吴玉章：“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书信选集》)
因为没有，所以不能说。
1966年，毛泽东主义诞生。康生透视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内涵：“毛泽东思想，准确地说，应当是毛泽东主义。”(见贺源、张沱生：《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评述》)
毛泽东认同陈伯达的界定。陈伯达说：文化大革命超越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苏采青：《“文革”初期三个回合的斗争》)
事实上，“毛泽东主义”早已是国外学界的共识。但这个共识大体作为“主张”的泛指，是毛泽东思想的别称，并没有指出毛泽东主义对马列主义的质的超越和对于世界进步的里程碑地位。“在西方世界，‘毛泽东主义’为人们所知，中国官方经典的说法则叫‘毛泽东思想’。”(莫·迈纳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主义在对立中同一。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主义的有机构成;毛泽东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升华。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初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
什么是毛泽东主义?
——高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
那么，什么是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就是工人阶级主导的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以对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本质把握，实现了理论创新。
否定之否定。任何创新都是回归。毛泽东的理论创新，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回归。
马克思、恩格斯为新民主主义奠基。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应以主动精神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共产党宣言》)
马克斯、恩格斯要求工人阶级增强独立意识，以社会主义民主推动资产阶级革命：“当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刚一准备夺取政权时，工人就应当要求他们给予工人各种保证。必要时工人应以实力争得这些保证。”(《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共产主义前景，同时为工人运动明确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之路，即将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化。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主导下与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1871年，巴黎公社喋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大决裂，标志着工人阶级主导下与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从此成为“新民主主义”的质的规定。
欧洲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同时崛起强大的工人阶级。同一片热土上，两个阶级相反相成。阶级合作与统一战线，应当是资产阶级的自觉，也应当是无产阶级的自觉。
这是在不同层面上从不同角度理解与践行的统一战线。
在政权层面上，是资产阶级主导的与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在革命层面上，是无产阶级主导的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资本聚敛的本性决定了资产阶级拒绝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资本主义的集团垄断和特权专制必然地向帝国主义畸化，或沦落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
资产阶级成为革命阻力。领导民主革命的任务落在无产阶级肩上;旧民主主义转化为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否定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接力。它“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彻底的民主革命指向，逼迫资本主义进步。因此，“在革命的阵线上说，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社会主义运动扬起革命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脸面，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冲击资本主义。工人政党普遍建立，议会讲坛咄咄逼人，合法斗争席卷欧洲，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晚年恩格斯更领导第二国际发展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推动民主革命突破资产阶级禁区，将民主、自由、人权……向着人民推广，向着社会主义深化。
社会主义激发资本主义生命活力，这是资本世界百年来长足进步的“秘密”。
不是资产阶级“自我修复”，而是工人运动迫使资产阶级变革自我;不是资本主义“焕发生机”，而是工人政党在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中，推进新民主主义运动，促成了现代社会在资本主义形态下繁荣昌盛。
——考茨基与第二国际发展了新民主主义。
19世纪末，西欧诸国农民阶级趋于解体，整个社会向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集中，英国尤其典型地形成工人与资本家的基本构成。“不是冤家不聚头”。两个阶级在对立中同一。
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坚持恩格斯晚年路线，在与资本主义的合作中，推动工人运动，发展了新民主主义。
然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考茨基和第二国际步入危机。
欧洲工人阶级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观念，他们沉迷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双方利益的同一，为“保卫祖国”奔赴战场，投身大资本集团的掠夺战争，充当了工人残杀工人的炮灰。
人民取舍领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考茨基和第二国际代言小资产阶级工人群体，引领欧洲工人运动向机会主义蜕变：新民主主义的“新”即社会主义指向被淡化，“民主主义”的抽象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压倒一切。
“资产阶级主导”全面取代“工人阶级主导”，考茨基们扎进大资本家集团的怀抱，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
第二国际在相互残杀中分裂;考茨基新民主主义破产。
——列宁与俄国革命发展了新民主主义。
20世纪初，俄国未从封建时代走出。俄国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十分弱小，农民则是广大的群体。领导农民，是俄国革命的唯一选择。
谁领导农民?
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确立;俄国资产阶级沦为帝国主义附庸，失去了领导民主革命的活力。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
布尔什维克领导农民，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是冠以社会主义之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是初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严格地说，它是准新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准备阶段。
列宁从考茨基新民主主义后退：不是先进的资本关系——工人与资本家的联盟;而是工人阶级与落后的封建关系之基本构成——农民的临时统一战线，即“工农联盟”。
同时，列宁从考茨基新民主主义前进：坚持统一战线中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重张马克思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质——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十月革命后，列宁新民主主义陷入危机。
布尔什维克将无产阶级专政极端化，强制余粮征收和战时共产主义，使“工农联盟”破裂。工人阶级向农民宣战，农民暴动此伏彼起，苏维埃政权濒临崩溃。
列宁应对危机，颁布“新经济政策”，迁就农民，赎买资本家，回归新民主主义。但这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权宜。列宁规定时间：用一、二十年，对农民暂时让步，然后将农民导入集体化;与资产阶级暂时合作，然后消灭资产阶级。
俄国革命向社会主义激进;列宁新民主主义预设了夭折。
——斯大林与社会主义阵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
斯大林用15年时间完成了列宁遗嘱。
1936年，斯大林宣告社会主义建成。资产阶级消灭了，农民消灭了;苏联社会由三部分人构成：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
列宁新民主主义终结。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社会主义与美、英资本主义结成统一战线，扬起了新民主主义的世界脸面。
斯大林立足共产主义全球战略的宏大角度，将列宁初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向高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转化——世界新民主主义!
列宁新民主主义：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与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
斯大林新民主主义：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包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然而，斯大林没有完成这个转化，他遭遇瓶颈。
斯大林提出“三和两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积极探索。“三和”：苏联社会主义主导下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两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成为没有阶级的全民党、全民国家。
“三和”对建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做出清醒定位。
“两全”则腰斩“三和”。斯大林在“全民”的自慰中，否认苏联社会存在资产阶级，也就无从谈起工人阶级主导下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而在“全民”的幻影里，苏联崛起一个官僚特权集团，再现资本剥削劳动的雇佣关系，工人阶级成了弱势群体。苏联融入资本世界，社会主义畸变为资本主义。
苏联自身的社会主义沦亡，苏联社会主义主导的与资本主义的世界统一战线于是幻灭;帝国主义乘虚而入，鼓噪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权，堂而皇之地攫取“三和”的主导权。
戈尔巴乔夫悲情演绎的苏联解体，其源盖出于此。
社会主义阵营异化;斯大林新民主主义败绩。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发展了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概念。
基于中国落后于俄国的社会现实，毛泽东从列宁新民主主义后退，将“工农联盟”几乎演绎为一场全面的农民革命。
基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毛泽东从斯大林新民主主义前进，确定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1940年，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观点，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构想。”(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毛泽东丰富与发展了列宁学说，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总结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成果;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和赎买，是列宁消灭资本主义的和平方式。至于经济建设，《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承认：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转引自王恕焕：《突破苏联的模式，走中国自己的路》)
毛泽东思想没有超越列宁主义范畴;它是初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并以对新民主主义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成为列宁—斯大林理论体系的构成。
列宁—斯大林指引并规定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沿着“苏联模式”的轨迹，消灭资产阶级，快鞭催马，向社会主义进军。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中国革命落幕，毛泽东终结了他的新民主主义。
时代，在这里分界!
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政治决议：“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上结束。”
同年，毛泽东致信黄炎培：“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见叶永烈：《反右派始末》)
中国共产党驱中华之轮，并入斯大林“全民党”、“全民国家”的快行道。
毛泽东开始了自我否定，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自我否定。1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两个“自我否定”在对立同一中的爆发。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政党。阶级矛盾基本解决，共产党存在的意义也便基本消亡。这是共产党的自我否定。
毛泽东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终结，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终结。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自我否定。
依循苏联社会进程，既然“全民党”，便须接受“全民”的取舍;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法理依据于是消失。既然农业社会进化为工业社会，农民解体转化为工人，资产阶级消亡，那么，没有农民，何来“工农联盟”?没有资产阶级，何来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显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与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毛泽东思想，成了无的之矢。
1956年，中国共产党全党共识：在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毛泽东思想过时!
陈毅说：“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这个外交部长》)
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就是宣布农民革命过时。刘少奇说：“我们党革命几十年，党的七大时已经成熟，领袖和指导思想也是成熟的。而党的八大时，全党的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才搞了几年，摸索了几年，还犯有错误，没有成熟的经验，更没有成熟的指导思想。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还没有形成。”(见刘源：《忠直坦荡昭日月》)
换句话说，毛泽东思想不能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承认：“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见吴子皓：《毛泽东与刘少奇》)
阶级消灭之后的中国需要新的指导理论。
1957年，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经济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见逄先知：《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路和构想》)
毛泽东认同“经济建设中心”。
既然“经济建设中心”，那么以阶级斗争为研究对象的毛泽东思想当然应该让位于研究经济规律的理论。
后毛泽东思想时代，中国向何处去?
刘少奇理论引发中国共产党共鸣，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注。“刘少奇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理论上作了最出色的工作”，如果他能“设计出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形式，……他在历史上就将是斯大林的继承人，一位新时代的工程师。他还将不仅奠定社会主义在差异中求团结的结构，而且也奠定某一天必定会出现的世界政府的基础。”(斯特朗：《斯大林时代》)
刘少奇——斯大林的继承人!
从“全民党”、“全民国家”到“全民国家”之间求同存异的合作，进而“全民世界”，斯特朗期待刘少奇理论为世界政府奠基!
世界政府——一个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合力憧憬与倾心打造的光辉未来：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或者社会主义全球一体化。
1953年，斯大林逝世，将探索社会主义全球一体化的任务，留给了他的后继者，留给了各国共产党人。
赫鲁晓夫和苏联共产党接过了这个任务。
毛泽东和刘少奇接过了这个任务。
这实际上是深入求索世界新民主主义的任务。
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到而今，一部共产主义运动史，分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法国巴黎公社是小资产阶级布朗基派和普鲁东派在共产主义指向下的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是广大小资产阶级在共产主义指向下的革命，至于绵亘一个多世纪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同样如是。
100多年来，考茨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新民主主义，刘少奇和苏联革命的终结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以及中国革命的拓展者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样继承并发展了新民主主义。
苏联共产党发展了新民主主义。
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竭力从斯大林的影子中脱身，但他无法避开他自己过去正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这一事实。他的作风和风格、战略和战术，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承袭下来的。”(杰·谢克特：《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序言》)
赫鲁晓夫继承斯大林，明确了“三和两全”。
“三和两全”被中国共产党迎头痛击。
中苏论战，苏联理论界处于下风，不能“令人信服地向如毛勾画的那样一种马列正统理论挑战”(罗·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他们无法抗衡中国共产党的义正词严，只能实用主义地发出愤怒的吼叫，以至周恩来揶揄：“赫鲁晓夫理屈词穷啊!”(见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理论的高明;恰恰相反，支撑毛泽东理论上高屋建瓴、气势如虹的架构，却是农民革命的惯性思维嫁接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纸上谈兵”。斯·施拉姆批评毛泽东：“把自己局限于中国经验之内，而且，通过这种经验的三棱镜来看待世界上的其他各国。”(《毛泽东》)
邓小平后来深有所悟：“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
邓小平说：中苏论战，“双方都讲了不少空话”。(《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空”在何处?
一个流于理论空谈，一个陷入理论空虚。
——中国落后于苏联，正从封建土壤中蹒跚走出;毛泽东则重蹈列宁和早期斯大林的覆辙，抛弃新民主主义，消灭资产阶级。毛泽东激情喷发，领导中国共产党用列宁主义全副武装，凭“小米加步枪”发射庄严之火，然而穿不透苏联共产党冲击列宁主义体系的现代装甲。
“转变阶级斗争形式”的课题尚未提上中国共产党的日程;毛泽东尚未触及“世界新民主主义”理论。
——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崛起，生产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农民解体;“全民”表象下的苏联社会，具备了与先进西欧类同的经济条件和内在呼求。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特定形态即官僚特权阶层与人民大众在对立中的相依相存，成为苏联的社会现实;二者间的统一战线，期待苏联共产党的理论自觉。
然而，苏联以社会主义固步自封，将自我游离于资本世界之外，不能完成“世界新民主主义”的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论定资本世界：“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共产党宣言》)
中国共产党尚未进入资本世界，无从把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简单化”;苏联共产党已经融入资本世界，却盲目否认苏联社会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简单化”。
从不同侧面拒绝对历史趋势的认同，导致中苏论战“空对空”。
事实上，尽管落后国家和民族依然众多，尽管世界上封建的甚至原始的生产关系犹存，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同一主导历史潮流;各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简单化”大势所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世界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它应当成为工人政党的自觉。
考茨基和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具有这一自觉。
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具有这一自觉。
中国共产党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也一定程度地具有这一自觉。
然而，毛泽东不具有。
中苏论战，赫鲁晓夫分明从更高的发展层面上俯视毛泽东。苏联共产党已经从形式上突破列宁主义体系，跨入新民主主义高级阶段，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统一战线。
列宁主义与第二国际经过半个世纪的分裂，在苏联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汇合。考茨基曾经面对的理论课题提上苏联共产党日程。转变阶级斗争形式的历史之呼，推动列宁新民主主义与考茨基新民主主义在对立中同一。
斯大林启动同一。
赫鲁晓夫和苏联共产党扩张同一。
这是世界新民主主义：消融资本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全球一体化。
赫鲁晓夫继承斯大林，坚持列宁主义实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对立与阶级斗争。戈尔巴乔夫论赫鲁晓夫：“无论对和平共处说了多少话，只要你的出发点是世界分裂，它的一部分要战胜另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话，你的政策的固有特点就是：冲突不可避免。”(《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赫鲁晓夫继承斯大林，坚持与资本主义统一战线的社会主义指向。他说：“只要资本主义拒绝放弃一寸土地，只要它们决心战斗到底，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可以哪怕只是在头脑中考虑同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妥协呢?” “在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领域内，不可能有和平共处这类东西。”(《最后的遗言》)
然而，赫鲁晓夫和苏联共产党受制于斯大林瓶颈，“阶级斗争” 对外不对内，新民主主义被割裂。
对内，苏联消灭了阶级，自然谈不上工人阶级主导的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也就谈不上新民主主义。
对外，苏联“全民党”、“全民国家”， 自然谈不上工人阶级主导的与资本世界的统一战线，世界新民主主义也便在虚幻的“社会主义”里流产。
苏联共产党前车之辙：新民主主义的“新”即“工人阶级主导”被淡化，新民主主义的“民主”便一定在抽象的虚幻中沦为资本特权的奴仆——
在“阶级消灭”的朦胧睡眼里，赫鲁晓夫开放资本主义，苏联特权集团乘势崛起，销蚀“阶级斗争说”的社会主义灵魂，进而演化为勃列日涅夫扩张苏联资本集团的世界争霸;而当戈尔巴乔夫沿着“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轨道，将对特权专制的反省误入“普世价值”的歧途，则彻底解除了苏联的铠甲，任由资本世界狼吞虎咽。
苏联异变，斯大林为自己不彻底的新民主主义付出代价。
这是否定的否定。
苏联共产党在现代化进程中，认同考茨基和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统一战线的层面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然而同时陷入考茨基和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泥潭，异化了新民主主义的实质——无产阶级专政。
“苏联模式”与“西欧模式” 殊途同归。它们分别为共产主义运动作出重要建树，也分别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向资本主义畸变。马克思的故乡红旗落地，列宁的社会主义全军尽墨。
毛泽东一针见血：“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苏联共产党没有完成新民主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他们失去了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荣。
光荣属于中国共产党。
朱正写道：“赫鲁晓夫召开苏共20大，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这同时发生在1956年初的两件事，都是反映了探索一条与斯大林模式有所不同的新路的努力。”(《反右派斗争始末》)
毛泽东探索新路，刘少奇也探索新路。
刘少奇试图纠正赫鲁晓夫弊端，发展斯大林模式;毛泽东则开始超越斯大林模式，并最终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刘少奇继承并发展了斯大林的“三和两全”。
刘少奇针对苏联共产党沉迷于社会主义单一色调的虚幻，寻求“苏联模式”的改良之路。他力图强化共产主义世界观，打造共产党精英政治，领导全国人民在“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框架内，建立社会主义主导下没有资产阶级的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借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社会主义。
刘少奇的求索遭到毛泽东强力打压。
毛泽东自诩：“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见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事实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应为探路之鸣。它以偏重经济建设的辩证思维，勾画出毛泽东主义体系的轮廓，乃至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基石。然而，这篇讲话并未突破苏联模式，没有确定“适合中国的路线”。
甚至毛泽东一年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一度在苏联模式里徘徊——
1957年2月，毛泽东的讲演与刘少奇异曲同工，试图在“全民党”、“全民国家”框架内改良苏联模式。他立足人民内部矛盾，严重关注共产党特权阶层对人民政权的反噬;他呼唤“双百”，期待人民监督、人民参政;他将批判与抵制官僚主义的重任诉诸群众运动。
然而，到了1957年6月，毛泽东历经14次修改后的定稿，则开始突破苏联模式：“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透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严酷现实，看到了中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尖锐冲突。他从“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窠臼中奋力挣脱，重展阶级斗争之旗，跨出了求索毛泽东主义的第一步。
从《新民主主义论》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思想从确立走向成熟。毛泽东思想体系发展到顶峰。毛泽东开始了对自己思想体系的否定。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道分水岭。它标志着作为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完成，标志着苏联模式的中国革命的终结，标志着毛泽东主义从列宁—斯大林体系脱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第三个发展阶段启航。
1957年，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模糊地捕捉到毛泽东主义的萌芽：“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是在积极地提高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在消极地贬斥过去。”(转引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主义的雏形。在毛泽东的讲演稿中，炽燃着无情抨击官僚特权阶层的烈焰;在毛泽东的成文稿里，则流溢出求索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规律的深邃。而在二者的对立同一中，则若隐若现地闪映“党内资产阶级”的浮光掠影，渐聚迷离七彩，为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铺染下层层底色。
时隔3年，林彪于1960年提出“四个第一”，重树毛泽东思想。“林彪撇开了1956年八大决议，重新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罗·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其实，对毛泽东来说，这时的“毛泽东思想”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而是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开拓“毛泽东主义”。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见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1966年，新的理论形成了。文化大革命确立了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主义不等于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界定：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邓力群在《介绍与答问》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党内走资派”的论点，与毛泽东思想无关。“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东西，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这些主要论点不属于毛泽东思想。”
完全正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党内走资派”的理论，不属于毛泽东思想;它属于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致张闻天》)
为毛泽东主义正名，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却模糊地意识到这个课题。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谨慎地提出了两个“继续研究”：
对文化大革命的基础理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是否始终存在某种阶级斗争，这里包括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不是只靠引证前人的书本所能够解决的。大家可以继续研究。”
对文化大革命的核心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
文化大革命确立了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主义超越“苏联模式”，为社会主义进步指明道路：
1、走资派的存在是合理的，必然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它是不断产生的。对走资派必须给予高度正视。
2、走资派的存在是危险的、恶劣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继续革命，不断地教育、批判乃至清除走资派。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对走资派的阶级斗争。
3、对走资派的阶级斗争一般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充分说理，开展思想革命。
4、牢牢把握与走资派斗争的“点”，带动全民文化革命的“面”。
毛泽东明确了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大众与走资派斗争的长期性，明确了走资派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客观存在，从而确定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阶级根源，也为人类思想变革确定了严格的阶级内涵。
——毛泽东主义明确阶级斗争形式的转变，为世界历史进程指明道路：
1、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同一体。二者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二者之间的共存也是长期的。
2、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主要地表现为人民大众与极少数特权阶层的斗争、世界人民与帝国主义垄断集团的斗争。
3、阶级斗争不排除暴力革命，但主要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流血斗争。而更多地表现为思想政治领域的变革，表现为两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公有观念与私有观念的交锋。
毛泽东突破斯大林瓶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
马克思写道：“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毛泽东写道：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矛盾论》)
同样，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反映了中国的要求，而且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20世纪60年代，遍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整个亚非拉的社会主义运动，此伏彼起。
那是人类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然后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兴起的‘反权力斗争’，日本东京大学学生与警察对峙，然后占领安田讲堂。这实际说明，在1968年以后，乌托邦就不存在了……意味着现代的一个结束。”(见冯林：《21世纪：中国大预测》)
现代资本主义结束!
二战后，人民赢得了战争。在人民强力推动下，公有化和公有观念浪潮席卷全球;借助社会主义助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繁荣昌盛，形成社会进步的高潮。
然而，转瞬间，资本主义体制吞吃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公有化被大资本垄断集团攫为私有，形成资本特权。资本集中与聚敛加剧贫富悬殊，破灭了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乌托邦泡沫。而苏联侵捷和世界争霸，则暴露出伪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剥削的沆瀣一气。
资本主义乌托邦破产了，共产主义乌托邦也破产了。
资本主义 + 伪共产主义的丑陋，觉醒着人民心底深处的社会主义良知。社会主义阵营被资本主义的强大向心力所消融，步入腐败。整个世界深刻地发展着人民与官僚特权的矛盾。美国“大公司和管理革命已使大部分资本主义生产官僚主义化，而这又导致某种在社会主义世界已发现的动脉硬化。”(约·加尔布雷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对立中，发展着“动脉硬化”的同一病灶——官僚特权。而东、西方相呼应的革命运动，则是人民主权诉求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爆发。
历史作结：社会主义无法回避官僚特权的严重侵蚀而拒绝革命，资本主义也无法回避人民大众主权意识的觉醒而遏制革命。“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文化大革命尽显毛泽东强烈的主观意志;然而它不过是人民意志的集中表达。在历史人物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真正最后动力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花，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文化大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华形态。
毛泽东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是资产阶级专政下人民革命的理论;它为西欧社会民主党突破资本桎梏解锁，也深刻地解读了世界人民反抗极少数官僚特权之红色狂飙所张扬的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科学底蕴。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无产阶级在解体，资产阶级也在解体。人类社会正在解决“十九世纪的重大问题——消灭无产阶级的问题”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消灭无产阶级，也就同时消灭资产阶级。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在形式上大体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形式上大体解决。
“人文社会”和“普世价值”，畅行天下。
然而，在实质上，无产阶级并没有消灭，资产阶级同样没有消灭。恩格斯剖析：在资本世界，一方面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缩小为少数人的大资本家集团，“大资本家阶级……就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共产主义原理》)
资产阶级弱肉强食和资本聚敛，形成“量”的巨幅缩水，却在“质”上浓缩成一个极少数人的特权阶层——大资本家集团;工人阶级在“质”上升华，人民各阶层在“工人阶级”的旗帜下交融汇聚，在“量”上膨胀成一个最大多数的社会阶层——劳动者群体。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最广大人民与极少数特权者的斗争。工人阶级并不固步雷池，它是“人民”的抽象;资产阶级则无需谦让，它是“特权阶层”的专属。
实际上，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纯粹的阶级斗争。而为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束”，为着公有制和公有观念彻底颠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历史变革，则一定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合力向官僚特权阶层和资本垄断集团的进击。
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掀起的世界风暴，便是宣告这个进击的开始;毛泽东主义是它的旗帜。
——毛泽东主义的内在逻辑，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指明道路：
1、确立工人阶级主导下与资产阶级包括帝国主义垄断集团的统一战线。
2、确立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主导下与走资派的统一战线。
3、确立文化领域工人阶级世界观主导下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统一战线层面上，实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超越。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对立中同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在对立中同一。二者共存共亡，在斗争中互相转化。
卧榻之侧，尽吮对手气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不让工人阶级分享政权，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让资产阶级分享政权。
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政党代言工人阶级分享政权;在社会主义国家，走资派代言资产阶级分享政权。
当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以全面支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便一定冲破所有阻力来表现自己;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旧具有蓬勃生机时，资产阶级世界观也便不可颠覆。
走资派是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政治表达，是资本主义法定地位和资产阶级分享政权的体现。因此，正视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尊重资本主义，认同与走资派的统一战线，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恒久的的战略任务。
毛泽东以宏大的视野，超越斯大林，确立了世界新民主主义理论。他高扬“无产阶级专政”的灵魂，勾勒出统一战线的轮廓;然而，在他有生之年，畸轻畸重，未曾全面展开与资本主义的合作，却将阶级斗争极端化，导致自身的危机。
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也继承了毛泽东。
——毛泽东主义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为邓小平理论指明道路：
1、社会主义主导下，建立与第三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
2、社会主义主导的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建立与第二世界的统一战线。
3、社会主义主导的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第二世界，建立与第一世界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揭开了与帝国主义合作的序幕;中美建交，表明中国社会进程开始具备从新民主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的条件和要求。
初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是新民主主义准备阶段。其主要特色是在落后国家由工人阶级主导战胜封建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统一，尚未提上议程。
高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是本来意义的新民主主义。基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资本与劳动成为社会基本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统一成为主要课题。
高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就是世界新民主主义。它是被资本世界制约的共产主义革命对自身的变通，也是社会主义全球一体化转化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以世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自觉，框定了社会主义主导下与资本主义包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也框定了邓小平理论的范畴。
邓小平理论分明是新民主主义高级阶段的理论。“邓小平多次表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郑谦：《毛泽东与邓小平》)
既然不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那么“真的”搞了什么主义?
——新民主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继承和发展。”(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在社会主义主导的意义上，新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新民主主义高级阶段。
初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是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参与，高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是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自为。
邓小平理论是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自为。
郑谦写道：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探索，“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即不满足于社会主义的现有模式，力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毛泽东的探索有首创之功，为邓小平的探索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和物质基础。”(《毛泽东与邓小平》)
余金成、王兰垣写道：“改革就是对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扬弃。”(《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世纪》)
扬弃什么?
扬弃“全民党”、“全民国家”，扬弃“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扬弃官僚体制和特权专制……
当邓小平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时，他实际上表达的正是高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主导下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激进革命，从统一战线的侧面，完善并丰富了毛泽东主义体系。
毛泽东主义体系是新民主主义高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南。
邓小平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
邓小平说：“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下，创立了毛泽东主义;那么，改革开放则在“毛泽东思想”名义下，发展了毛泽东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主义的有机构成。
江泽民以“三个代表”扩展邓小平理论，确认了社会主义主导的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胡锦涛以“科学发展观”为邓小平理论正名，强调与资本主义统一战线的社会主义方向。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主义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华民族担起丰富与完善毛泽东主义体系的重担，中国社会主义在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崛起。毛泽东主义引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毛泽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座红色里程碑。
中共九大党章定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只是这里的“毛泽东思想”应为“毛泽东主义”。
任何伟大的思想都具有前瞻性。马克思的期待至少超前了100年，耶稣的期待甚至超前了2000年。
毛泽东呼应耶稣“灵魂变革”的千古遗响，以文化大革命的开拓性实验，将人类历史进程浓墨重彩地指向共产主义;同时立足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从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角度，为社会主义全球一体化指明了现实之路。
然而，毛泽东主义依然是超前的。
周恩来做中共十大报告：“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见谭宗级：《十大评述》)
梅俏写道：“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时，一再重复列宁的著名论断：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毛泽东的“珠峰”》)
20世纪是列宁主义时代。
21世纪是列宁主义向毛泽东主义过渡的时代。
薛 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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