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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之:我理解的鲁迅先生

作者:李旭之 发布时间:2015-02-27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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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鲁迅先生,是一篇大题目,实在是不好写。之所以还想说说我所能理解的鲁迅先生,是因为鲁迅先生和他的文章一直对我就有一种强大的吸力。我自识字接触鲁迅先生的文章开始,就喜爱上他的文章。每一次读鲁迅先生的文章,我的思想就受一次的冲击,在这冲击之下,不时地会涌动着想谈谈鲁迅先生的激动,但又怯以文字的浅陋,每一次又都感觉写不下去,因为实在是个大题目,大得无从下手,似乎无论从哪个角度入手,以我的能力和认识深度,都还不足以将鲁迅先生的一个侧面画得圆满且真实,感觉真的很难。年前一次与摩罗老师一起谈到了鲁迅先生,摩罗老师给了我另一个角度下的鲁迅先生,这更加重了我对鲁迅先生认识不足的份量,加重了我谈鲁迅先生的退意。何况周海婴先生生前,我有幸与他曾表达我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就更加不愿端出我的浅陋来。我对于鲁迅先生,是只有做好小学生资格的。今天不得不再次做起这个题目,是因为当下的一些形势逼迫着我,必须试着一定要去谈谈我对鲁迅先生的一点理解,只是一点点理解——无论如何,我都不管了。

  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赋予他的头衔和荣誉很多,我不想再去重复。对于鲁迅先生,我只想谈谈为什么会产生鲁迅这样的人物及其思想,以及顺便回答一下所谓的民国时代盛产大师的当今热点问题。

  对于鲁迅先生,有人喜欢他,因为他的思想的深刻,有人不喜欢他,觉得他的语言的尖刻,但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并不影响鲁迅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对开智文化做出的伟大贡献。与鲁迅同一时代的作家和思想家很多,但无一人的贡献能超越鲁迅。

  鲁迅是极赋思想和语言天才的,正如1938年蔡元培在鲁迅逝世后,在《鲁迅先生全集序》中所做的评价:“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试看鲁迅先生在谈到国民性可以改变而鼓舞复生的希望,畅快揭露辩护古例者们时写道:“……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籍罢。但这一点慰籍,也会勾销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扑灭在许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

  鲁迅一生的写作生涯中,因没有长篇大作而被一些人诟病其大文豪的称谓,是的,鲁迅先生的作品中《阿Q正传》算是长篇了,相比于百万字以上的长篇只能算为短篇了,但一名作家的思想和影响的深广是不会以长篇之形而计的。鲁迅先生也有大量的优美的散文和散文诗和诗作,以及与创作几乎等多的翻译作品,但数量最多、最能集中体现鲁迅思想和鲁迅精神的,便是鲁迅先生十六集本的杂文了。

  鲁迅先生的伟大,首先是他的时代造就出了他的伟大,时势造英雄。谈鲁迅的伟大,必须正确看到鲁迅所处的时代,而不是现在公知们所鼓吹的什么民国体制的造就。那么,鲁迅时代的中国是一个怎么的中国呢?

  中国历史五千年,在这五千年的末尾,中国进入了一个异族统治近三百年的满清朝代。满清统治者以极少数的人口统治过亿的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出于统治稳定的需要,满清在中国推行极为严苛的异族统治,首先是从“剃发易服”的形式上压服,但仅有形式上的压服是不够的,要达到最终极的压服,就必须在文化思想上达成目的。

  对此,满清朝廷从入主中原便大兴文字狱,欲从汉人的思想根基上除去反满情绪,文字狱持续至清末,在这个过程中,因文字而遭杀戮的汉人不计其数,但汉民族的内心的排满思潮,却并没有因强权压制而彻底消失,反而在晚清时期在外来的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中不断积聚待时而发。比如,晚清末年日本入侵辽东时,一路汉人竟然“欢呼”日本为“王师”,再至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也有汉人反助联军攻打北京的奇特现象。正基于反满之忧,鸦片战争以来的清廷对外战争中,虽然清廷也举力以战,但总归于失败,割地赔款,其主要原因就是满清朝廷不敢动员全国力量,而只相信和依靠旗兵和附属于其下的绿营军。清朝统治者最最担心的是汉民族起来必会危及满清在中国的统治,以至于对中国走进近代对服饰的时代要求,满清都是极其害怕的:辫子在大清在,辫子亡则大清亡。

  满清最后没能抗住内忧外患,在辛亥革命的轻轻一推之下便轰然倒下了。辛亥革命的发生不是外在的国民党武装的推翻,而是满清内部的汉兵的倒戈起义。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攫取利益的帮凶的满清傀儡朝廷,使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各民族己经认识到只有推翻反动腐朽的清廷,中国才有出路,才能脱离亡国灭种的危机。清廷的倒下,汉民族犹如被强压了三百年之久的弹簧一样,三百年积储的反弹力量,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压之深必弹之高,这股力量首先从汉民族知识份子这个出口中蓬勃迸发出来了,整个汉民族也犹如一下子自由了身躯,充满了活力。

  另一方面,满清晚期的对外失败,已经将中国拖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获得了民族解放和自由的汉民族,又不得不振奋起来,拯救被摧残坏了的这个国家和民族。近代以来,西方的思想、制度、科学技术的传入,在被迫的应战中一次次落败,使得一批批的知识份子们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去寻求强国救民的新道路。国家和民族该向何处去?以鲁迅为代表的先进的知识份子们,历史责任无可挑拣地必须要承担起这个时代的任务。

  应该看到,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到民国,读书人历来总是少数,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多数民众是被愚化教育之下的文盲,虽然民国初期就已经广开西学学堂,但能够进入学校的仍是少数,而到人数更少的高等教育阶段,全国的优质教育资源只能集中到还能够继续读得起书的一小群知识份子们身上。如果感兴趣的话,在民国时期,一些知识份子之间的关系是极为亲密的,举例来说,被鲁迅轰下台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女士是杨绛的姑姑,杨绛是钱钟书的妻子,郁达夫与徐志摩是杭州府中学堂同学,至于知识份子之间的姻缘与情侣关系、师生、朋友关系,更是常见,可见当时的高级读书人是不多的,知识份子圈子中存在或者发生各种亲密关系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有了亲密关系,也就有了相互之间的帮衬、提携、互博名利的便利了。(这一段的意思,顺便按照现在的作法来解释,就是有助于扩大人脉加广告的效应了)。

  满清结束之后首先释放出来的是汉民族自身的活力。还有,催生民国时代思想活力的另一个动力,是中国社会又一次遇到了历史性的大变革。东周时期的礼崩乐坏,中国社会第一次从有序走向无序,无序的自由催生了春秋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爆发,之后由秦始皇一统天下,形成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再由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起,又从无序走向了有序,一直延续了两千年,直至晚清时期,西方侵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思想和社会模式没能抗住西方的打击,一个“衰老”的“僵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引起一些知识份子们的反思,五四运动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出现是时代的必然。中国要进步,民族要重生,国家要富强,必须要变革。那一时期的中国知识份子们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各种新思潮的涌现,可以说是类似于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

  得益于以上的时代特征,民国时期出现了诸如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徐志摩、冰心、郭沫若、老舍等诸多文学和思想名家。思想领域里的大活跃,必然要冲破旧文字形式的禁锢。科举制度废除了,西学引进了,在面对延续下来的语言与文字的两相脱离,语言文字的一致化和大众化就成了知识份子们选择的方向。白话文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开启了。时势造英雄,在这样的一种文化大变革中,历史必然要选择且造就一批能够推动这次新文化运动前行的人出世。否则,在得到现在公知们无限夸赞的民国大师群中,就无法找不到一个仍以文言写作的大师出来,相反,仍以作家为例,其全部都是白话文的作家,即是明证。

  还需指出的是,除了鲁迅等少数几人外,民国多数的文学作家们只是文学意义上的作家,他们用文字描写着风花雪月,描写着喜怒哀乐,描写着行踪观感,以及一些纯粹的鸳鸯蝴蝶派们,都涂着象牙塔里的本色,有点类似于今天文学界里已经叫嚷多年的那种“文学要回归文学本色”的论调一样“高雅”,譬如郁达夫与俞平伯的《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文章,如周作人的《瓜豆集》《木片集》等著作集,多散发着闲文小品类的休闲品调。这类文学家们只是做着文学家的工作,而不能将作家与自己所处的多灾多难、风雨飘摇、出路不定的国家和民族联系起来,而身外,欧美列强还在中国大地上横行无阻,军阀们走马灯般混战不休,官僚买办巧取豪夺,城市百业凋敝,农村经济破产,人们食不果腹,哀乞遍野。能够面对需要拯救的社会,做出深刻思考的作家并不多,而最早站出来最深刻地思想和唤醒社会的,唯有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是学医出身,在日本留学期间,在异国目睹了国人精神上的麻木后,回国后便毅然弃医从文,认识到解救民众的办法最要紧的不是“医”,而是打开民众思想上的枷锁以唤醒民众。

  鲁迅在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在白话文还很苍白的刚刚由文言转向白话文的时候,他贡献出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之后又接连发力,贡献出了《呐喊集》、《彷徨集》、《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等等等文学作品。鲁迅以天才的白话文的语言文字能力打开了新文学的广阔天地,带出了一批新文化的闯将。鲁迅以丰富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坚实的白话文文学的基础,显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实绩。

  仅从文学方面来评价鲁迅,鲁迅依然是伟大的。在文言文成熟并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社会,从文言转向“说与写一致”的白话文,完全是一种“叛逆”,而白话文的出现,又使人们几乎没有现成的文字模式来参照模仿,所能看到的都是文言的古书。用白话文来写作自己的思想,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早已经不是困难的事情了,但是对于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中国人来说,却是极为困难的。鲁迅与同时期的文学作家们艰难地做着开创工作,鲁迅一生还致力于在中国作家们开创不足的情况下,引入并且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一方面借此来丰富白话文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奠定了用白话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新路。在新文化之路上,“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便是这样的一位开拓了路,并领导着大家走出这条路的伟大的领导者。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而鲁迅更伟大的是他的思想和他的精神。

  鲁迅有别于而最突出于民国作家群的是,他最为深刻地以笔为武器,来唤醒麻木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底层民众。唤醒是不需要暖语温言,而需要刺痛。不喜欢鲁迅的人,说鲁迅的语言过于辛辣尖酸刻薄,但是担负唤醒使命的思想家和作家,唯有如此,才能刺痛人们的经久麻木的神经,进而叫人警醒,振作起来。

  鲁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目光移向底层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不仅单单将目光转向社会底层,而且还要将他们唤醒,指给他们醒来后的方向,鼓励向压着他们的一切的黑暗势力去斗争,去冲破关闭太久的没有窗的黑暗的铁屋子。

  以前的中国文字中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们做主角,偶有底层人物的出现,也只有被嘲弄、被贬斥、被欺压的份儿,而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唤醒精神,创作出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华老栓、闰土等形象。人们从鲁迅的这些作品中,看到了中国社会不同人群的各种麻木,但麻木不等于是死亡,从麻木中来唤醒,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唤醒的全部心血多数集中在了鲁迅早期的小说和散文等作品中了。

  之后,随着中国社会思想的深入解放,以及风起云涌的人民反抗斗争,鲁迅又以决不屈服的硬骨头精神向着反动的、黑暗的势力们做斗争。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现实中,如毛泽东主席一九四零年评价鲁迅的那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在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半封建的状态保持了“中国还是中国”的一半的尊严,而半殖民地的状态把中国又沦为外国列强控制下“丧失了一半的自我”的中国。在这“半是自己又半不是自己”的社会中,有多少人仍以旧有的封建落后的思想和制度的枷锁,捆锁住底层人民,各个过着如祥林嫂一样悲惨的生活,同时又有多少人屈从于帝国主义的淫威,沦为了帝国主义列强和买办资本家们的走狗。鲁迅时代如鲁迅一样的中国知识份子必须站在底层民众之中,不得不两头作战。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份子,勇敢地指出“走上人生的路途吧。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让人们看到“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在与反动的黑暗势力的斗争中,鲁迅创造了杂文这种“匕首”和“投枪”,向黑暗的阵营里投掷进去,插入敌人的身躯。

  我从读鲁迅先生文集中最能深切感受他向射来的“毒箭”为何予以反击的思想的,是《我还不能“带住”》一文中答复“诗哲”徐志摩欲当“和事佬”的一文时所说的: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

  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诗哲’为援助陈源(注:即陈西滢)教授起见,似乎引过罗曼罗兰的话,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却只知道打别人身上的鬼。

  没有细看,说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认了陈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难逃。他们先前是自以为没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带住’的事可就容易办了。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

  鲁迅是战士,他是“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横眉冷对千夫指”,而他对于人民却“俯首甘做孺子牛”。他无畏地挺起身来反击敌对势力向他射来的“毒箭”和“毒枪”,从没有一次的妥协和投降,直到生命的终结,仍是以一名至死不屈的战士留下遗言“一个都不宽恕”的革命精神。鲁迅对追求进步的青年和人民大众却是充满了爱,“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鼓舞半殖民地的人民“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

  鲁迅先生是民国黑暗里的一盏明灯!

  黑暗的民国,因为有了鲁迅先生的出现,也不枉存在了三十八年的历史。

  鲁迅的贡献是唤醒和战斗,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知识份子群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形象。古代的知识份子们学好诗书货卖于帝王将相,是依附于封建权贵的忠实走狗。及至民国,像鲁迅这样的战士也是不多的,虽有如左翼作家中几人,也是在鲁迅先生的带领下走进了战士的行列。唯有鲁迅先生一人是抗旗冲锋的战士。鲁迅先生1936年去世时,上海社会各界万人送葬,人们将绣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子覆盖在了鲁迅先生的灵柩上,这三个字是中国人民对鲁迅先生的最高褒奖。

  “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鲁迅的精神是不朽的,只要有黑暗,鲁迅先生的精神就是底层人们的呐喊。也再一次证明,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所谓民国大师们的出现,决不是什么民国体制之故所能造就得了的。

  鲁迅先生的时代从时间上走远了,但是产生鲁迅先生的时代环境也许并没有走远。以毛泽东主席为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彻底改造了鲁迅先生所抨击的社会,实现了底层人民的第一步比较全面觉醒和翻身解放。但是,公有制之后的私有化浪潮之下的新的又一轮回中的中国社会,再次反复到害怕鲁迅先生的社会环境中来,他们以各种名义诋毁或者降低鲁迅精神的价值,想尽办法让青年和人民大众远离鲁迅,以致忘掉鲁迅,而这恰恰证明着鲁迅精神的不朽!

  随感至此,思路再断,夜已深了,就此匆匆搁笔,遂以《我理解的鲁迅先生》为题作结罢。

  我在网站发表的文章全部归拢到本人的博客内,欢迎同志们查阅,交流,批评。

  李旭之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2006leexuzhi

  李旭之

  2015年2月26日午夜后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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