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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玉兰:十个为什么?——读毛泽东的书的一些体会

吕玉兰 · 2019-04-30 · 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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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听党的话,一直坚持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改变了家乡一穷二白的面貌,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逐步成长为闻名全国的女劳动模范和女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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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田按】1966年6月,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吕玉兰,结合自己的合作社管理经验,介绍了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和怎样对待人生的体会,由报社记者帮助整理成文章《十个为什么?》,发表在《河北日报》上。不久,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和香港《文汇报》等海内外多家报刊杂志陆续转载,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篇文章今天读起来还很有意义,体现一个从16岁就走上合作社管理岗位的小学毕业生,在十多年的集体农业管理岗位上的感悟,她把自己所碰到的管理难题结合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体会,做出了一份的思考。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在中国的传人林毅夫博士说,集体农业不可能有效率,关键就在于农村干部总是选择一个较低的监督水平同时社员选择一个较低的投入水平,洋博士显然认为社员干多少活完全是干部监督和控制的结果,这个关键性的假设到底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只有小学文化的吕玉兰是怎么说的,比较一下洋博士的规范学术论文和小学生的长期管理体验,不是没有意义的。

  一、为什么有人说我“傻”,怎么看待“精”和“傻”?

  立场不同,对精傻的看法不同

  人有说我是“傻玉兰”,认为我头脑简单,不懂得“幸福”,不会“生活”,只知道傻干。

  我傻不傻呢?我不会损公肥私,不会投机取巧,不会打自己的小算盘,要说这就是“傻”,我就算“傻”。

  可是,我对党、对国家、对集体,是费脑子的,一个心眼拼着干,要说这是傻,我不答应。傻不傻,那看你算的什么账!

  “你这个人没头脑。”我说得看是什么样的头脑。

  满脑子只一个“我”字,是一个人主义的头脑。

  脑子里“公”字挂帅,就是共产主义头脑。

  人的立足点不同,算法不一样,想的不是一个理,怎么会互相理解?你说我太傻,我觉得我有自己的聪明。

  毛主席说:“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为什么活着,为谁活着,这是条总根儿,总根不一样,开不出一样的花。

  立场不同,看法不同,依我看,私心眼的人最没见识,最愚蠢,一个人有私就有偏见,无私才有公道,才有真理。

  时代不同,精傻的标准不同

  以精傻论是非,作为衡量人的标准,这个“傻”是有阶级性的。老贫农常对我说:旧社会,统治阶级糊弄人,说穷人傻,该穷,富人精,该富。那时候穷人被人看不起,说话不占地方,不呆也呆,不傻也傻。

  在旧社会,一个人只为统治阶级卖力,那才是奴才、傻瓜。

  社会制度变了,时代变了,精傻的标准也变了。

  有的人,土地、牧畜归集体,思想没归集体,身子坐在社会主义大车上,脑子里还是“我”当家。你说“为人民服务”,他不信;你真为人民服务,他说你傻。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公”字当头,“私”字退位,“小精人”越来越少,“大傻子”越来越多,我们的社会就变成“人不为公,天诛地灭”了,变得“私”字和“偷”字一样臭。

  傻于集体,傻于人民,傻于社会主义。

  公而忘私的人,被那些损公肥私的人讽刺为傻子。

  “你说我‘傻’,我就‘傻’!”

  前后两个“傻”字,意义完全不同。

  “我傻于集体,傻于人民,傻于社会主义”,就是后面那个“傻”字。

  “宁当一辈子的大傻子,不当一天小精人。”我们领导群众开展了精傻的大讨论,批判了“小精人”,表扬了“大傻子”,“精”臭了,“傻”香了,人人争当革命的“傻子”。

  有人评不上“傻子”急得要哭;有人听到叫他“小精人”,他觉得比骂他还厉害。

  二、为什么我把革命当作终身大事?

  眼要看到共产主义,心要装下整个世界。

  高小毕业后,回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当了农业社长,入了党,受到党的教育,这才知道:一个人活在世上,跟世界是个什么关系。解放全人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最光辉的一生,干革命才是我的终身大事。

  没有人民的大天下,就没有劳动人民的解放!现在有人好说:“挣工吃饭,凭的是力气!”忘了挣的谁的工,吃的是谁的饭?社会主义江山不保,哪来的按劳分配原则?土地在地主手里,你有力气顶啥用?

  我把个人婚姻和国家五年计划联系起来,我是想,今天我们每个人能有幸福,是因为有我们自己的国家,有国才有家,个人的事是和国家的联系在一起的,好比大盆套小盆,小圈套在大圈里。

  我们要往远处看,圈要往大里划,眼要看到共产主义,心要装下整个世界……

  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大事,个人利益是小事……个人幸福是小事,革命是大事。我常想雷锋说的这句话:我活着就是为了让多数人活得更美好。这话对,让绝大多数人幸福了,我自己也是最幸福的。

  眼光远大和鼠目寸光。

  ……小局要服从大局,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把黄金时代献给革命比过早的缠在家庭、孩子身上意义大,因此,我才把终身大事,从个人婚姻移到“革命”二字上来。

  三、为什么越挨斗我干得越欢

  1960年冬整风……有的同志问我:有的人受了批评躺倒不干,你为什么能顶住风,压住浪,越斗干的越欢呢?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想:整风不是整的我,是我身上的缺点、错误。

  整风开始,大家提了工作上的缺点,爹娘埋怨我当干部费力不讨好,不让我干啦。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整顿党的作风》这篇文章。

  错误、缺点就像我身上的疮,不治就要化脓,越烂越大。

  治的时候,疼,以后就好了。人不能不犯错误,知错认错,改正了就是好同志。我把日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看作是小洗脸,整风运动就是大洗澡,澡洗过了,浑身轻快。

  我们有成绩、有优点,党都看见了。党来整风,不是对我们为难,是爱护,是培养,是怕我们变坏了。党来整风,就像大人教育小孩,不护短。

  要在整风中挺得住,先要对整风有个正确认识,把正确态度,把成绩和缺点他开来,一分为二看自己,不能一好遮百丑,有了成绩,就不愿让人说“不是”。

  “众人是杆秤,斤两称分明”不要光信自己全对,听不得群众的批评。

  他们斗的不是我,是我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整风运动中,几个人对我恶毒攻击。他们上告我在1948年混入党内,多笑话!那时我还不到十岁。我看清了他们的鬼把戏,他们斗的不是我,是我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想斗懵了我,躺倒不干,我不中他们的奸计。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他们反对我,证明我做对了。他们反对得越厉害,越证明我对,我就更坚决干下去。

  我想,你反对我顶个屁用,你们反对我,贫下中农可支持我呢!夜里有几个老贫农在房上、院里暗暗保护我,安慰我,有这些人给做主,怕什么?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临散会了,我说:“大家不要走,有工作要布置,整风要整出干劲来……”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无计可施了。

  小困难小考验,大困难大考验

  斗我的那几天夜里,觉我是睡不着,就学起毛主席著作来,想起了过去的英雄。我想起了英雄刘胡兰在敌人铡刀面前英勇不屈,我能在歪理前面吓倒?“烈火炼真金”,这是党对我的严重考验。平常里说得挺坚决,来到节骨眼上,看我能不能顶住风浪,坚持真理,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把“我”字丢开,一想到考验,不怕“鬼”的愣劲就上来了。

  现在我一遇上风险,就想到是对我最好的考验。小困难是小考验,大困难是大考验。一次困难一次磨炼,越磨越快,越炼越纯。常走百里路,十里八里就不当回事了。“矿石越炼越精,混水越澄越清。”没有斗争,我哪来的斗争经验呢?

  党和群众从正面教育了我,阶级敌人从反面教育了我,现在就有人……说:“你们越跟玉兰作对,她越坚强,她这个人就是你们把她锻炼出来的。”

  四、为什么我当干部不觉得“赔本”?

  当干部先弄清哪是本?哪是家?

  过去,俺爹好说:“家里事你也不管,自留地你也不望,哪是你的家?”说我是“赔本干部”。

  我想:干部是大家的管家人,党把全村交给我们了,我们就要把担子担起来,革命是我的本,集体是我的家,我吃饭在家,人是公共的。

  俺村生产队长吕世周,以集体为家,从来把队上的事情比自己的看得还重要,把“私”和“公”的位置调换了个过。换得好,当干部就得把心放在“公”字上,不能把职务看成是特权,“一个人当干部,全家沾光”。干革命是不能讲赔本赚钱的,革命需要的时候,连生命也可以贡献。要不,白求恩到中国来牺牲了生命这笔帐怎么算?

  当干部究竟为谁?

  有的说:“咳!当干部没落头。”我不理解这话,我们天天说为人民服务,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为人民服务还有什么“落头”呢?其实当干部赔本的思想,说穿了,就是因为有找“落头”的思想作怪。

  干革命是自觉的,不能有雇佣观点。革命不是做买卖。有人说当基层干部不如脱产干部拿工资,我是这样想:干革命的人不在领不领工资,不革命的人领多少工资也干不好,革命都不拿工资也一样干得好。过去老一辈革命者,流血牺牲,可谁为了工资干的?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大的“落头”。

  有人觉得冤屈,说:“不给他干”。给谁干呢?给上级干的吗?上级给谁干的呢?我们不是一个村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的共产党员,是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不是给哪个人干的,任何时候也不能赌气。

  当干部是否吃亏?

  有人说当干部吃亏,是否真吃亏?

  要是当干部不为集体想,光想自己多弄点,生产搞不好,自己挨点子骂,个人也多收不了。

  尤其是贫下中农当干部,是掌阶级的印把子,为自己办事,我们不抓印把子,让人家抓到手里,自己就沾光啦?!

  当干部不觉得赔本是最明白的帐,喊“赔本”、找“落头”是最糊涂的账。

  五、为什么越怕出事越出事?

  干革命就不能怕“事儿”

  过去怕“事儿”,老觉得自己村里人落后,“事儿”多,自己难得哭过,给区妇联写信要求不干了。

  去省里开会,听到讲《矛盾论》,才知道客观事物都是矛盾着的,矛盾是没完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

  有了毛主席《矛盾论》的思想武装,以后遇上“事儿”,就往矛盾上想,想“工作就是斗争”,思想上没有怕“事儿”的包袱了,出了“事儿”不愁也不怕。

  矛盾不是怕掉的,是斗掉的。我常想:越怕出“事儿”越出“事儿”,敢于斗争就是胜利。“掉下树叶来怕砸着脑袋”,“走路怕踩死蚂蚁”,那样的人还能干革命?

  十多年来斗争生活过惯了,斗争成了我一种最大的精神愉快。一没“事儿”压住头,就闷得慌,没精打采,没意思。干起工作来,几天几夜不睡也不困。

  遇上“事儿”要豁上干

  1963年闹洪水,有的人说:“完了。”我说:“干哪!”我越遇上“事儿”吃得越多,豁上干,不能豁上不干,那年抗住了洪水。

  旧社会里“认命”,“认倒霉”,那是迷信,是旧的处世哲学,不能听那一套。

  危急的时候,直是豁上不干,“事儿”就越大,也就彻底完了;越是豁上干,“不怕死了还怕什么?”有一分力气拼一分力气,就能转危为安,至少也少损失。

  胆子大,泰山也不怕,胆子小,一块砖头也吓倒。“胆大漂洋过海,胆小寸步难行”,干革命就要有胆量,只能压住困难,不能叫困难吓住。

  六、为什么我不怕得罪人?

  要说村里当干部得罪人,得看得罪什么人……对于自己人,尽量不伤害感情,少得罪人,怎么样才能少得罪人呢?我的体会是:

  越怕得罪人,得罪的人越多

  办事就要顾一头,一边倒。顾社会主义这一头,往贫农下中农这边倒。为人民干革命,不会人人都叫好,月亮那么明,做贼的还反对呢!怕得罪人,说什么“为一个人多一条路,得罪一个人多一堵墙”,“出头的椽子先烂”,是个人主义思想,我是为公得罪人,不是为私得罪人,所以我不怕。

  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的时候,向党向国家说实话,就得罪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不得罪他们,就害党害国家,得罪了人民;在集体里,对损害集体利益的事不管,就会得罪广大贫农下中农。

  越管得不坚决,得罪的人越多

  我对违犯制度、侵犯集体利益的人,管早、管小、管严。一个人开了个坏头,就会有十个八个的跟上来。管早了,把坏事儿的苗子管住,成不了事。管严了,不给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钻空子,得罪人反而少。

  越管得不公,得罪的人越多

  身教重于言教,几百双眼睛看着咱,办事不公,众心不服,就得罪大多数人;管早管好,一步一个脚印,处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样板,榜样最有说服力。

  每次发放赈济,那些“小精人”,在会上研究了赈济款。吕玉兰不同意……,这种惯于耍手腕的人,自以为掌握了群众,其实,不过像毛主席说的:“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愚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他们拿着国家救济款去买“好”,这样的“好”是不长久的,回过头来人家就会想:“你跟我有私,就跟别人有弊,不能相信你。”

  七、为什么我团结人不怕“吃碰”?

  没把阶级兄弟团结好,是自己第一个不对

  倪修礼是贫农,十几岁参军抗日,为革命流血奋斗,过去我们不团结,第一是对他照顾不够;第二,他是复员军人,我向他学习不够,没有好好依靠他。

  看到自己不对,感到很痛心,虚心检查自己,就有团结的诚意了。我想:“团结他,就是克服我身上的缺点,改正我身上的毛病,过去我不对了,今后不能再不对。”

  怕“吃碰”放弃团结,自己爱面子也是不对

  我还想,就不能团结同志,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能不能团结群众大多数的问题,是能否接好革命班的大事情。团结的任务艰巨,越能锻炼我,我把团结当作“大山”,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行了。

  多团结一个同志,革命就增加一分力量……我为革命团结人,不怕“吃碰”。

  说话他不听,是自己帮助人的方法不对头

  有几次跟他谈话,谈不成,就想,他居功骄傲,看不起我,听不进别人的话去,不跟他谈了。

  又一想:“求进步的人好检讨自己,不求进步的人好埋怨别人。”应该首先检讨自己,我说话,为什么他不听?是我的责任。不是他不明白道理,是工作还没做到家,是我没把道理说透,是我的方法不对头。像搞试验一样,把团结人当成一项严肃的工作来做,失败一次就找一次教训,吃一次“碰”就检讨一次。

  从生活上关心他,用阶级感情感动他。先感情交融,再思想交流。等对方脑子不“崩簧”的时候,再思想见面,开展批评,他就听得进去了,团结的愿望就实现了。

  八、我为什么带头实干?

  没有身教就很难言教

  当干部要宣传教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每天要说很多话,人家听不听话?关键在于身体力行。人就是这样,说的不诚,听的就不信。那年东风渠开口子,天寒水冷,我用嘴招呼,没人下水,我带头跳下水去,大家也随着下去了。

  做领导工作,实干省很多劲,实干是最省力的领导。“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带头干。”

  没有实干就很难实现领导

  去年抗旱打井,打不成,下井的人说:“咱这地皮不行,打不出井来。”我和党支部副书记下井了,挖成了。接着就干起来了,一连挖出好几眼井,抗旱当中起作用不小。

  我就想,当领导,自己不实际干,不接触实际,就没有真知,只能人家说啥是啥,这不是领导人,而是被领导。别看发号施令不少,实际是个传声筒。

  不敢闯,就很难得到经验

  我15岁当上干部,哪里来的经验,就靠一个“闯”字。“小卒子过河永远走直道。”有的人自己不干,专挑别人的毛病。这种人不知道:干,最多是几个指头的毛病,不干是十个指头的毛病,不干就是最大的错误。

  “一回生,两回熟,事不过三。”不学不懂,不干不会。你会我不会,距离就在“学”上,差距就在干上。

  党要我们当革命的促进派,鼓励我们去闯,只要按照毛主席指的方向走,该闯就闯。在省里开会,省委领导同志嘱咐我说:“要有这股闯劲,干革命就要闯”。我记住这话,回家来又学了一遍毛主席的《实践论》。今年生产坚决不当小脚女人,坚决把粮食产量搞上去,闯出一条高产的路子来。“天大的事由地大的人去干”,不迈大步闯,就老是不能大大改变面貌。

  九、为什么我不讲“人情”?

  要公对公,不要私对私

  旧说法:“人熟是一宝”、“人熟不讲理”。我们不能闹那一套。不能打着“公”的招牌利用职权,凭人情办事。必须按原则办事,按规定办事。不能把公事办成私事,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往公事上想,我们身上只有公,没有私--才算大公无私。

  我病了,有的同志对我照顾好,我认为他这是一种阶级感情,是对我做政治工作,我感谢他,不一定在私人方面回敬他,在工作上努力,把工作做好,以工作成绩来报答他,不能“得人一牛,还人一马”,要公对公,不要私对私。

  对我好也可能对我歹

  有人对你好,不一定就真好,得用阶级分析。1962年,一个人给我送烧饼、送挂面,这是“好事”吧,实际是让我犯错误,是让我给他办事。我说:“你越给我送东西越不好办,要我不按政策办事,送个金山也不行。”

  “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在村里仗凭职权受人家的礼物,送来送去,就把你的革命立场送掉了,礼没有白送的,送礼的人想的是送一个,得十个,受礼的人是没有不上当的。阶级敌人惯爱来这一套,我们要加倍警惕。

  我在听话的时候,心里在有个底,好话、坏话,要看他的目的,好不能光看对我好,要以对集体、对社会主义好为标准。

  不能用私人感情理解阶级感情

  我娘病了,稍一好我就去开会,有人说我对娘不孝。

  这些年,我工作中遇上困难,资本主义势力斗争我,心里多难过在父娘面前没掉过泪,可是见了上级党委,眼泪簌簌地掉,有人对我这种感情不理解。我对他们也不理解,我觉得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日常里,有的人就用私情来理解公情:

  比如说:“我这工作好啊!”什么好?是有名有利好,是清闲不累好,还是指的对革命贡献大好?我看,什么工作也好,都是为革命而干,就看做好做不好。我们干一行爱一行,不是因为个人的兴趣,是因为它是革命工作。再比如:“你工作干得好,行行出状元”。干工作往好上干,是对革命贡献大,不是为当状元,立志不能立个人的名利志,发奋不能发个人的名利奋,要立革命的大志,发革命的大奋。

  十、为什么我一个心眼的突出政治?

  抓人抓思想最实际,抓虚不虚,光抓实际不实际

  没有强调突出政治以前,我也是习惯于抓实不抓虚,一研究工作就是积多少肥,打多少井、增多少产、植多少树,搞什么副业、不研究人的政治思想。参加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听解放军“红九连”的报告,人家解放军做什么工作先想到人“办事先管人,管人先管心,管心先知心”,我回来决心照着办以后,很有成效。

  什么事都是人干的,人是根本,人的思想是根本。

  如何做思想工作?如何个别谈话?

  个别谈话,不要光说人,也叫人家说自己,要有来有往,互相交心。提高了人家,也提高了自己,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话不投机半句多”,说话先挂钩,启发自觉,促使个人思想打架,内因起作用。“一笔画不成龙,一锨挖不成井”。什么病用什么药,急于求成反倒坏事。

  抓自己的学习,才能领导群众学习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教导,要虚心体察情况,这个“体”字,我的领会是反反正正的想。干部常想:“假如我是社员”。下级常想:“假如我是领导”。这样互相体察,上下左右的事就好办了。

  思想改造是看不到的,不虚心体察是发现不了的。自己抓紧跟“我”斗,才能想出教育别人跟“我”斗的点子。

  附注:这篇文章的成文经过,根据吕玉兰的丈夫江山介绍如下:

  1966年3月,《河北日报》编辑部又专门派出记者,前去东留善固采访,为玉兰整理出了反映她的人生体会的文章《十个为什么?》

  当时,玉兰作为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激动地向来访者回顾自己15岁办“铁球合作社”以来艰苦奋斗的事迹。有时她自己落泪,记者们也跟着落泪。不仅事迹生动,口语也十分生动。当时,邢台地震余震未消。《河北日报》领导听说这一情况后,特地派杨殿通等人,到东留善固采访,让玉兰系统地口述自己的事迹,特别是要求原原本本地记载她的思想口语,挖掘她的内心世界。

  杨殿通在介绍整理和发表《十个为什么?》一文的过程时,这样回顾道:“我们在村里住了20来天,天天听吕玉兰念叨自然而然的思想口语。那时,她很忙,既要抓村里的工作,地里的生产,又要去外地开会,还要接待记者采访。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仍然不忘奉献,把自己节余下来的钱,买成文具,寄给邢台地震重灾区,很叫我感动。我们边看边问边听边整理,整理成3万字,题目是《十个为什么?》集中反映了吕玉兰的崇高精神境界。因为字数太多,报纸上不好登,我们又从3万字精选出9000多字,打印交给报社领导。领导看到摘文,就稍作修改,马上在《河北日报》上发出去了。”

  我手头保存着一本《邢台日报》社于1966年7月1日赠送给玉兰的剪报本,上面剪贴着全国报纸刊载《十个为什么》的各种报样。这篇文章,最先由1966年6月14日《河北日报》用头版的整版篇幅予以发表。6月16日,新华社全文播发。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大公报》、《光明日报》、《健康报》等中央报刊,以及《南方日报》、《山西日报》、《陕西农民报》等众多的省、地、市报纸,和香港的《大公报》,分别予以转载。不久,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十个为什么?》单行本的小册子,有的还一版再版,十分畅销。一时,《十个为什么?》这篇文章广为流传。

  “全国各地的来信多极了!”有一次,玉兰在向我谈起《十个为什么?》发表后广大读者雪片般的来信,兴奋地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收到的信装了两麻袋。有的随信寄来了毛主席像章,有的表示向我学习,有的在信中提问题让我解答,有的要上我们村插队落户,还有的向我求爱,等等。有的不用回信,有的需要回信,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我忙不过来,组织上专门派了两个人,负责办这件事。”

  吕玉兰简介

  吕玉兰,女,河北省市下堡寺镇村人,1940年生,1955年高小毕业回乡务农,当年担任本村“铁球”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1958年入党;1960年任本村党支部书记;1966年发表了闻名海内外的“十个为什么”的人生体会文章;1969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1970年任临西县委书记,提出了著名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197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1974年兼河北省农委副主任。1977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81年任中共正定县委副书记。1985年任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 厅党组成员。

  吕玉兰是中共第九、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七、八届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妇女联合会代表、执行委员。1970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赴朝鲜访问;1973 年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赴阿尔巴尼亚访问;80年代率河北省农业代表团赴法国、泰国 进行农业考察。她听党的话,一直坚持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改变了家乡一穷二白的面貌,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逐步成长为闻名全国的女劳动模范和女省委书记。1993年病逝。其骨灰存放在河北省双凤山陵园北凤正厅一室0076号。

  详细生平

  吕玉兰(1940—1993年)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村人。高小毕业后回乡务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逐步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成长为闻名全国的女劳动模范和女省委副书记。

  吕玉兰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50年代响应党的“组织起来‘”的号召,带领 本村24户农民组成了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带领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文革”中受到 错误批判,但她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志向不移。由于时代的变化,她的职务也发生过较 大的变化,但她无论职务高低,始终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为了提高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 她克服重重困难,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大专文凭。1955年7月,15岁的吕玉兰从下堡寺高小毕业后,坚决响应党和政府当时提出的知识青年回乡务农的号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参加生产劳动,并被选为初级农业社社长。她带领全村群众,战风沙、斗盐碱、开荒种树、打井修渠,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社长伊始,这个村的妇女还没有下地劳动的习惯,而且有些男社员也不听指挥。从未当过干部的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挨门挨户地发动妇女。功夫不负有心人,出勤的人越来越多,生产劳动搞得热火朝天。那些日子,吕玉兰一边领着大家干活,一边教社员识字唱歌,谈说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她要让大伙知道,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把家乡变个样。

  正是由于吕玉兰的出色工作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她于1958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她发表了《十个为什么》,以高尚的品德、宽阔的胸怀 抒发了她的人生观。1955、1958, 1963年,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1965年,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1966年,被评为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参加了国庆观礼,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文化大革命中,她被当作刘少奇路线的典型推到全县万人大会,脊背上插着削尖的竹杆旗子,被人揪住头发,拧着胳膊,和地县的领导人一起挨批斗。竹尖刺破了她的脊背,流出滴滴点点的鲜血,背上至死还有那时留下的疤。批斗完之后,她又被关押,像囚犯一样没有一点人身自由。整整半年多的时间里,吕玉兰就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

  最初的慌乱迷惑过去之后,吕玉兰冷静下来,她认真地回忆了自己十几年走过的路,认定自己想改变家乡面貌的做法没错,她不能听凭造反派的纠缠,她要回到乡亲们身边去工作,这时她想到了一个能够救她,也会救她的人———周恩来。1966年国庆节,她作为全区三八红旗手第一次来北京,与顾阿桃、尉凤英、杨怀远、夏菊花等人一起受到周总理的接见,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观礼时又见到过周总理。于是,她背着人偷偷地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既说了自己的情况,又陈述了她对当时时局的看法。

  仅仅隔了一个月的时间,驻邢台的支左部队接到了周总理办公室的信,要他们解放吕玉兰。于是吕玉兰先是成为县革委会成员,后来又作为工农兵的代表结合进“红色政权”,1969年她在村里从广播中听到自己当选为“九大”代表,以后又进入中国地方一级最高领导层,成为河北省委书记。

  经历了文革初期那段落落起起、沉沉浮浮的波折之后,她不再是熟悉家乡黄土地、脑子里只想着改变家乡面貌的单纯乡姑,她有过许多困惑也有过许多思考,意识到面临局面的复杂。全国妇联筹备组成立时,吕玉兰成为副组长,她由此结识了康克清,开会时常常关起门来向康大姐诉说心中的苦闷与疑惑。当受到江青一伙指使的人,暗示她批判康大姐她们时,吕玉兰觉得不对劲,就借口带人去大寨参观学习,离开了北京。她经常穿着件紫黑相间的大格对襟上衣,黑布鞋,很像进城的农村干部。1980年,组织上决定调她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职务虽然下降了,而她并不感到有什么失落感。

  吕玉兰一生中曾受到几次错误批判,文革中也受到冲击,但她毫无怨言,仍然忠于党的社会主义事业。30多年以来,她坚持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严要求。她党性强,作风正派,胸怀坦荡,为人正直,平易近人,团结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是一位深受群众爱戴的好干部。1985年6月,吕玉兰在河北省农业厅工作,任副厅长,党组成员。1990年4月她患了脑血管痉挛症,但她舍不得在医院休养,仍坚持带病工作。 就这样,虽然她的身体状况又明显恶化,但她总舍不得休息。人们一再劝她休息几天,但她总不同意,仍然忙个不停。然而,过度劳累的她,终于再次被送入了医院。1993年3月31日凌晨4时40分,吕玉兰因病治疗无效,在省会石家庄逝世。吕玉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位曾多次受过毛主席、周恩来接见,激励了千千万万的著名女劳模,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迟到的婚恋

  青年时代的吕玉兰身材细高,爱说爱笑,又是劳模,又是公社书记,小有名气,倾慕的人自然不少。可是事情有些奇怪,那些追求者都表示喜欢吕玉兰却不喜欢她那贫困的家乡,设想着吕玉兰日后夫唱妇随,离开东留善固。这引起吕玉兰的反感,她为什么要带头组织合作社,为什么又要累死累活在沙滩上种树,不就是为了改变家乡面貌吗?她不想离开自己的根,抛弃自己的梦。她的坚决,使得一个个“白马王子”望而却步。接下来便是文化大革命,风雨变幻,吕玉兰的婚事也就搁浅了。

  关于吕玉兰和江山的婚姻,河北有过种种传说。其中流传较广的一个传说,说吕玉兰和江山是周总理保的媒。的确,周总理生前不仅关心着她的工作,也关心她的婚姻,既赞赏她的晚婚,又嘱咐过要抓紧时间解决个人问题。虽然她与江山的婚姻并不是周总理保媒,但她对周总理和邓颖超的感激却是至深至切。一次,邓颖超接见外宾时,江山也在场,送走外宾后,江山把他与吕玉兰的婚事主动告诉了邓大姐,邓大姐高兴地说:“听说玉兰找了个记者,没想到就是你呀!”周总理逝世后,他们跟邓大姐的关系更为密切。1986年邓大姐到石家庄参加河北师大的校庆,晚上,吕玉兰和江山专门到宾馆看望邓大姐。

  江山是江苏省武进县农家子弟,1964年高中结业后到新华社做译电员。他们相识后,相距两地,见面的机会不多,只能鸿雁传书。吕玉兰在江山写给她的信中领悟到一片情后,把江山领到自己的家乡,让这个南方小伙子看看北方的农村,并直言相告,她这个省委书记还是完全的农民,日后恐怕还要当农民。江山也毫不含糊地回答,吕玉兰仍在东留善固,也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日后江山真的履行了他的诺言,吕玉兰没有继续在全国妇联工作,江山也就妇唱夫随,离开北京,到石家庄的河北分社工作。

  患病的日子

  1990年4月,江山发现吕玉兰近一段时间总是精神不振、语言迟缓,便和她一起到来河北省人民医院。经检查,她患上了脑血管痉挛病,这是一种轻度脑血栓,当下就在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时间。

  6月,病情刚有好转,吕玉兰就坚决要求出院。出院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从6月到这年年底,半年时间内,她几乎一刻也没停息。6月,她到大曹庄农场参加现场会,回来后又赴秦皇岛,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全国农机监理学术研究会、全省地市农机科长会;7月,她飞赴昆明,参加全国农机工作会议;8月,她到承德、唐山、秦皇岛检查工作;9月,又连续行程2000多公里,上天津、下邢台。回来后病情加重,住院治疗一个多月;11月15日刚出院就赶赴保定,参加一个培训班开幕式,然后到保定、廊坊所属数县调查研究,24日回到石家庄,26日又赶赴邯郸现场办公。28日,从邯郸直接又去保定……

  1990年12月27日,过度疲劳的吕玉兰再次被送进河北省人民医院。两天后,确诊为脑血栓。在医生、护士的竭力抢救和江山的精心护理下,到1991年春天,吕玉兰的病情得到控制,并逐渐有所好转。3月底,转到北京空军总医院,后又转到北京西苑医院,在这两个医院医生的精心诊治下,她的病情进一步好转。

  1991年6月12日,吕玉兰从北京西苑医院出院,回到石家庄。由于生活不能自理,这期间全靠她的爱人江山日夜陪伴在她身边,帮她穿衣、吃饭、喂药,为她洗澡、换洗衣服。长期以来,吕玉兰忙于工作,经常出差,而江山也常常外出采访,俩人很少能厮守在一起。这次吕玉兰生病住院,倒为他们夫妻俩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为了更好地照料吕玉兰,江山错过了担任新华社河北分社领导职务的机会,也错过了晋升高级记者职称的机会,但他无怨无悔,他说:爱的真谛是忘我的奉献,爱的极点是心灵的交融。望着病中的妻子,江山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玉兰哪玉兰,你带领乡亲们,用自己的双手描绘出了改天换地的壮丽图景,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如今,你病了,但还是人民的功臣,好人应当有好报,我一定要好好地照顾你!”

  再精心的治疗,再好的药物,再尽心的护理也没能从病魔手中夺回吕玉兰的生命。1993年3月31日凌晨,党的好女儿、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吕玉兰与世长辞。

  4月9日,在河北省会石家庄,省委为她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由省委组织部审阅批准的《吕玉兰同志生平》中,这样评价她:“吕玉兰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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