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发问，儒学与“五四”能和解吗?严格地说，这个问题问得并不准确。在历史上，“五四”并没有与儒学发生什么正面的冲突。与儒学有冲突的是新文化运动，而不是简单地归结为“五四”。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确实十分响亮。鲁迅也说不读中国书，只读外国书。这里所谓中国书，主要也是指的是儒家的经典。
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跟儒学过不去?归其原因，还是在清末民初。儒家思想在治国方面还是占有主导地位的。而这样的主导对于中国面临的救亡大业似乎没有什么多大的帮助，甚至还可能有阻于救亡大业的进行。那时的人们能认识到这一点，也算是不易了。
不过，其实要说明的是，那时影响中国救亡事业发展的，并不是儒家思想，或者也不是儒学观点。当时有碍于中国救亡运动的，是中国那时还没有形成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百姓也没有形成这种民族国家内的公民意识。在普通百姓那里，所谓大清国是朝廷的，是皇上的，不是老百姓的。虽然国家的兴亡都牵涉到普通百姓的利益。但是，那时的普通百姓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当然这样的观念和意识也来源于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也就是说，当时中国还没有形成民族国家的意识，与这种传统观念不无关系。
问题在于，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一味地指责儒家学说，对于中国的救亡运动，对于抵抗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到底有多少用处?现在回过头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好像也有点不得要领。儒家也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认为儒家就缺乏救国的思想，是缺乏根据的。
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需要全民族的觉醒。应该承认，国家面临的巨大危机，从某种程度上，是有助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全民的觉醒的。巴黎和会上列强的无耻，确实激怒了中国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也唤醒了一部分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意识。但是，在那个时候，这种觉醒还只是初步的，而且也还没有彻底普及到全国范围。后来第一次大革命以及北伐，也没有能够彻底使全国人民动员起来。
真正能让全国人动员起来，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的公民有责任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的是日本的侵略。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民众，进行广泛的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才最终导致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所以，要让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就必须要依靠对人民群众的动员和组织，所谓唤起民众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有意思的是，在“九一八”之后，国民党蒋介石还搞起一个宣传儒家思想的“新生活运动”。在这个所谓新生活运动中，固然也包括了接受现代文明、讲究卫生，学习健康的生活方式方面的内容，但在思想观念上，还是要讲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与观念。面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危机，这样的新生活运动以及相关的儒家思想，对于救亡与抗敌到底有多少实际的意义，那是非常令人可疑的。
在中华民族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候，空谈儒家思想肯定无济于事。但是要把中国面临的危机归因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长期统治，也未必就是恰当的。儒家思想的兴起以及在中国多年的存在，都是与中国当时现实中的社会制度以及对中国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历史的镜子只照在当时人们的脸上。后世的人再去照这面镜子，那效果与当时的人们去照这面镜子，肯定是不一样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把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机归因于儒家思想和孔家店，是有失偏颇的。正如今天有人把中华文明的兴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都说要靠儒家文明的恢复，恐怕也是不合时宜的。毕竟，儒家思想产生的时候，或者它起作用的时代，都不是人为主观设定的。它的存在和它发挥作用的时代都与历史本身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正如今天有的人，想用儒家思想，或者儒家文化来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伦理方面的问题，都有些隔靴搔痒之感。这样的设想不可能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当然，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对于现实不可能是完全无动于衷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也会在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作用。但是这样的作用不是如某些当代儒学家们所想象得那样，会发挥多少了不起的作用。说实在话，儒家学说在今天不可能起到那么大的和那么有效的作用。对其进行过高的估计是不切实际的。
这样看来，今天也说不上让儒学与五四和解这样的话题。它们之间本来也没什么过结。这样的说法反而显得有点矫情。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儒家学说的质疑，更多地像是一种误解，因为当时那样思考问题，是不会找到问题的症结的。
今天我们说要张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真的不宜只强调所谓儒家学说的作用和意义。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自然是包括了各家文化在内的。至少不宜只强调儒家的学说和文化。老庄、与佛家的禘宗，其合理思想都是中华文明的内容和组成部分，没有必要只偏爱一方，而丢弃其他的思想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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