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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的“著名”的“球藉论”

徐汉成 · 2019-07-10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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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将教授称之为“叫兽”,将专家称之为“砖家” 的网友,我却总有些愤愤不平而又耿耿于怀的,然而,读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我的愤愤不平也就释然了。

  非常的“著名”的“球藉论”

  徐汉成

  7月1、2日,“第三届思想者论坛”在北京举行,出席这个论坛的是来自京沪及全球六十余名著名思想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姚洋先生作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的主题演讲。

  姚教授的演讲,阐述的重点是两个 “主义”:第一是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第二是“贤能主义”。然而,不知姚先生是故意搞笑或者是为着考核与会的“思想家”们的智识,在阐述“务实主义”的演讲中引用了一个“非常”的“著名”的“球藉论”,他说:“邓小平在当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球籍论,就是我们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然而,并没有说明这个“著名”的“球藉论”的出处,譬如“著名”在×年×月×日在×××的场合或是××地方,或者“著名”在《×××选集》×卷×页,只是用了“当年”一词,也就不由得人们不想起邓小平这个“当年”的多了,譬如邓小平“当年”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还说过“我不懂经济。” 之类的话。这些“当年”的话都是有上了报纸或是上了书的出处的。

 

  7月5日,《察网》发了独立学者胡新民的《北大姚院长,您把这个核心问题搞错了!》的文章,纠正了姚“思想者”将毛主席的“球藉论”张冠李戴到邓小平的头上,并注明了出处: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报告中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藉!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6页)

 

  其实,所谓的“球藉论”。是毛主席的也好,是邓小平的也好,原本并不是那么“著名”的,因为毛主席的文章讲话很多,文革中,为了便于人民的学习,相关部门曾将毛主席著名的话编写了《毛主席语录》。在我的记忆中,这个所谓“非常”的“著名”的“球藉论”并没有编写入《毛主席语录》,若是邓小平的,国人多知邓小平的“著名” 的“白猫黑猫论”、“先富论”、“摸着石头过河论”以及“不争论”……。 姚先生为了阐述他的“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而且是邓小平的“直觉理论”,同时又需要以此来证明邓小平的确是“人民的儿子”,所以也就由不著名变得“非常”的“著名”了,而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的论说反而变得不那么“著名”了。

  胡新民先生在纠正了姚先生的“毛冠邓戴”之后,便出来为姚先生打圆场:他说:“姚洋是1964年出生的,在他们接受系统教育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的时候。政治思想教育的缺失使他们这一代人阅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和邓小平的著作的人很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认识往往难以达到客观、科学和全面的视野。”然而,我在读了姚先生的这个演讲后,觉得很是不以为然,姚教授的演讲中可见,他不仅梳理过中国共产党在过去近一百年的历史,还追溯到孔子的儒家学说,还读过《联邦党人文集》、美国《宪法》以用来佐证“两个主义”的回归,可见,姚思想家的治学不可谓不严谨,视野不可谓不开阔,知识不可谓不渊博,若以胡新民先生的以出身的时间论,若对于不能称着为“思想者”的平民,是不必过于较真的,而对于为人民释疑解惑的学者、教授的“思想者”而言,倘若不是出身在秦朝,而将赵高的“指鹿为马”任意移花接木到后世的哪一个朝代的丞相或者宰相的头上,岂不是让后世的丞相或宰相们受了冤?

  接下来再谈“主义”。

  姚先生的第一个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回归”的“务实主义”,他首先声明中国共产党是西化的产物,并且引用毛主席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佐证,因此,这也就足以证明了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的泊来品,他说:“我要说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这个听起来很别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中国化?核心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实际上是回归中国的过程。”可见,姚先生的潜台词是中国的前五十八年,都是务虚的,是西化的,是不合于国情的,只有后四十年才回归到中国,才回归到“务实”中来,姚先生认为:“这种务实主义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对于中国人来讲没有永恒的真理,这和西方是非常不同的。”在姚先生看来,除了邓小平的“猫论”尚可入于“务实”之列,其余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于真理与务实而言,皆不足为论的。

  姚先生的第二个主义是“贤能主义”,他说:“儒家的理想主义就是一种层级制度+贤能主义,这个制度一定是有层级的,谁能进入哪个层级要看你有多贤、有多能,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事实上,这种儒家的理想政治,至少是以前所谓的自由主义政体所秉持的理想。”这里,姚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层级”巧妙的替代阶级,因此,在姚先生看来,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王公贵族皆为贤能之辈,姚先生又说:“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中,把儒家的贤能主义重新实践了一遍。”可见,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就是实践“贤能主义”的四十年,而在这四十年中进入高“层级”的人,皆为大贤大能之辈,中国的四十年来无与伦比的发展成绩,就是“务实主义”的回归+“贤能主义”的结果,至于那些付出血汗的亿万劳工,是不足为论的,并且有数据为证:“我们收集从1994年到2017年几乎所有县级以上官员的相关数据,从这些数据就能发现,中国共产党人才的选拔符合贤能主义的传统。”于此,我们实在希望姚先生能够将他们收集的“几乎”所有的县级以上的“贤能”的官员的相关数据公之于众,中国的“贤能”的官员到底有多少, “贤能”的承受着牢狱之灾的又有多少?还忠心的希望他们也收集一下进入“贤能”层级的偷逃税款的演艺明星有多少?另外,譬如象进入“贤能”层级的性侵9岁女童的王振华之类的富豪又有多少?

  最后,为了进一步阐述他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的主题,他又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定义:“在这两点基础上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组织,更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需要这样一种组织来选拔官员、做重大抉择,这个组织就叫中国共产党。”可见,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与制度的职能就是选拔官员与重大抉择,而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与终极目标是不必而论的,这总算为中国共产党留下了一点脸面。

  纵观姚先生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实在有着众多的理论创新,例如:务实主义 、直觉理论、层级制度、贤能主义……,然而,在我看来,贩卖假货的商人使人痛恨,而学者们的八卦,思想家们的呓语,同样的令人不齿。

  以前,对于那些将教授称之为“叫兽”,将专家称之为“砖家” 的网友,我却总有些愤愤不平而又耿耿于怀的,然而,读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我的愤愤不平也就释然了。

  二0一九年七九月日

  【7月1-2日,第三届思想者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文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姚洋的主题演讲,观察者网独家发布,以飨读者。】

  姚洋:

  大家好!我要讲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我觉得今天来谈这个题目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呢?大家知道,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成长是无与伦比的,要理解这个成长就离不开理解中国共产党。我是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谈到中国的成功,很少有人会去谈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但我觉得,如果不谈中国共产党,想理解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里所起的作用?我不想谈一些具体的东西,而是想放到比较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谈。我要说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这个听起来很别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中国化?核心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实际上是回归中国的过程。

  稍微梳理一下中国共产党在过去近一百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当初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西风东渐的产物,是一个外来物,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东西。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使得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整个过程,是中国接受西方社会改造思想的一个过程。

  所以从1921年成立到1953年——中间因为救国存亡有一些打断——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使命就是改造这个社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原发性国家都经历过社会改造,说英国没有发生过革命是不对的,英国光荣革命之前,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仗。

  到1953年我们的社会改造基本完成,当然在1953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我们党走过一些弯路,但也要看到在1949到1978这三十年里,我们建立起非常重要的工业基础,这些工业基础对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四十年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四十年里,所谓的回归中国是指什么呢?我个人觉得有两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是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中国人的精神特征、人文特征就是务实主义。邓小平在当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球籍论,就是我们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他是一个典型的务实主义,我们说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确是这样的,他直接用直觉理论,由此导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

  具体而言,这种务实主义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对于中国人来讲没有永恒的真理,这和西方是非常不同的。我们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最后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把实践放在比真理更重要的地位上。

  第二方面是邓小平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用学术一点的语言来说,就是目的的合宜性可以合理地推断手段的合法性。原来我们先说手段,是白猫、黑猫先搞清楚,不管目的。现在倒过来,先说这个目的好不好,然后再说手段可能是合法的。这两个变化是推动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改革,以及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第二是贤能主义,这个表现也非常明显。我们回到儒家、回到孔子,儒家强调君主要施仁政,怎么施仁政呢?要通过个人的修养变成一个圣人。儒家既不是性善论者,也不是性恶论者,儒家是现实主义者,是观察现实的人,而现实的人是多样的。同时他们也观察到现实的人是可以通过个人的修养变成圣人的。

  在此基础上,儒家的理想主义就是一种层级制度+贤能主义,这个制度一定是有层级的,谁能进入哪个层级要看你有多贤、有多能,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事实上,这种儒家的理想政治,至少是以前所谓的自由主义政体所秉持的理想。如果大家读一下《联邦党人文集》、美国《宪法》,其实你能读出儒家的东西来。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中,把儒家的贤能主义重新实践了一遍。我们收集从1994年到2017年几乎所有县级以上官员的相关数据,从这些数据就能发现,中国共产党人才的选拔符合贤能主义的传统。当然这当中也有变化,90年代你会发现经济表现是第一位的,进入新世纪之后稍有一些变化,2012年之后可能更多会强调政治的忠诚。

  总而言之,这种贤能主义的取向没有改变。在这两点基础上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组织,更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需要这样一种组织来选拔官员、做重大抉择,这个组织就叫中国共产党。

  顺便给我们的一本新书《中国新叙事》做一个小广告,我们希望在那本书里说出中国新叙事,也就是关于中国制度的新故事。谢谢大家!

  【本文为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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