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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周其仁的一篇新文章

马宁 · 2019-08-27 · 来源:科学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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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所有这些观点,都几乎看不到了。人们看到的只是他在不停地说,要改革要改革要改革……

  周其仁的文章,一开头就说起了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我们在中国看得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周其仁沾沾自喜地用“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来修正科斯。其实他和科斯说的完全是两回事。科斯说的是“在市场交易”中,清晰的产权界定是前提,其实他真正的前提是在一个成熟的、规范的市场中。而中国开始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并没有成熟的方案,所以有一些所谓“模糊不清”的地方。如今《土地承包法》已生效多年,是否还有什么“模糊不清”之处?如果还说有,那就是胡说八道了。

  土地承包制度,以及之前的人民公社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周其仁无视历史,胡言乱语。旧的人民公社制度的不成功,并不在于什么产权,而是生产力水平与生产方式不符,成了一个不尴不尬的怪胎。人民公社是农业生产力社会化的尝试,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这种尝试没有成功。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农业机械和农药、化肥的普及,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程度提高,多数地方在70年代吃饱饭已经不是问题了,真正的问题是农民缺少副食、蔬菜、油脂和现金收入。小岗村的承包并没有让其富裕起来,这是不征的事实,这充分说明过了土地承包制虽然消除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弊端,但是也解决不了农民贫困问题。大多数农民比较富裕的地区,首先这个地区本身就是富裕的,其次农民的主要收入也不是农业收入。事实上,整体上讲,中国的农民早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7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4元,其中工资性收入5498.4元,经营净收入5027.8元。

  对于土地承包,某位姓赵的前任高官在回忆录中,做了与周其仁不同的描述。当时,主要领导干部,也包括邓在内,都相信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社会化生产力高于个体经济。所以,对土地承包,都是抱有一定保留意见的,也普遍认为,到了一定的阶段,还要重新集体化。所以,在80年代,没有中央文件要求各地推行土地承包制度,而是把决定权赋予了地方。

  在《邓选》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第三卷,213-214页)

  至于周其仁所谓的“私产”,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排斥过“私产”,社会主义排斥的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也就是利用生产资料剥削他人的权利。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也充分说明,中国某些人的“私产”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他人的剥削,并不是如同周其仁描述的那样,是“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来的,而是靠对公有制财产的盗窃和非法占有实现的,靠通过政治力量强行要求国企让出地盘实现的。

  周其仁还举了傻子瓜子做例子,说邓不许动傻子瓜子,“把企业家请回中国”。实际上,邓小平不让动傻子瓜子,根本不是什么“企业家”的问题,或者否定民营企业剥削劳动者的资本主义性质,而是简单的四个字:得不偿失。也就是动了一个两个人,引发了对政策稳定性的怀疑。

  周其仁赞扬邓"把企业家请回中国",当然自己不会忘记为“企业家”唱赞歌。他写道: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看了第一句话,读者大概都会以为周其仁有什么了不得的发现。但是从第二句起,每一句都是重复无数人说过的废话,换言之,他的用交易费用来论证企业家收入,无非就是几百年前就有人讲过的,资本家的收入是管理企业的劳动收入。而这个论点甚至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最热爱的亚当斯密(周其仁后边就提到了“看不见的手”)都知道是错的,斯密早就指出,管理一个资产100万的企业和管理一个资产200万的企业,花费的劳动是差不多的,但是后者的收入一般是前者的2倍,可见企业家的收入根本不是什么劳动收入,或者周其仁所谓的“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

  周其仁最后说,

  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的一系列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邓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直截了当地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如果邓有幸听到周其仁这种拾人牙慧的老调重弹,只会嘲笑他的无知和无耻。

  与周其仁类似,每当中国处于领导层换届或者制定重大政策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人冒出来,怀念邓如何如何有魄力,如何如何英明,如何敢于改革,特别是敢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事实上,邓确实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也确实推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可是,邓的改革目标,与周其仁等为之唱赞歌的人完全不同,而且也与邓逝世后的现实进程——包括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不同。在经济体制上,邓是一个改革者,主张宽容和尝试。但是在政治体制上,邓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人。如果邓现在还活着,面对香港的局势,绝不会像现在这样畏手畏脚。甚至不用多去了解他的论述,而是只要看看邓选的目录就知道了: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

  翻一翻邓选,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邓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强调以下几个观点:

  一、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二、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三、公有制必须占主体地位

  四、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五、经济增长速度必须要快,生产力水平要尽快提高

  六、要共同富裕

  七、人民生活水平要持续改善

  我也曾经总结过邓的两个主要论点: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两点相结合,就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他的所有这些观点,都几乎看不到了。人们看到的只是他在不停地说,要改革要改革要改革……至于他认为要如何改革?作为总设计师的总体设想是什么样的?对不起,不会有人告诉你了。他已经是个图腾,而对这个图腾的解释,并不是按照他的意思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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