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多数群体事件是统治阶级（即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即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要么被统治阶级镇压，要么把统治阶级推翻。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就变得更加聪明和更加进步了，赋予了被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罢工等权利，使得多数群体事件变成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缓解矛盾冲突的一种沟通方式，而非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尽管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也造成过警民冲突以及双方人员的死亡，但是它却并不是一场要么全面镇压工人闹事要么彻底推翻资本家政府的殊死斗争。虽然随后资产阶级也建立起防暴警察的队伍，但是都不是本着杀死造反者的目的的，而只是限于盾牌、警棍、水龙头、催泪烟雾弹以及橡皮子弹等限制和控制闹事的手段的。而工人方面也不一定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府，而往往仅仅是要求改善经济待遇的（这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被认为是犯上，是大逆不道和办不到的，所以奴隶和农民往往只能走上推翻统治者的道路）。
资本主义社会比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进步，在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放弃了你死我活的战争解决矛盾的方式，而是采取了沟通和对话的机制，来应对利益纷争的问题。（资产阶级还避免了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那样被推翻的宿命而得以更为长久地统治。）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即工会的合法存在和有效运作，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解决群体事件的方式就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而变得空前进步了。因为，社会主义者比资本主义者更加懂得，绝大多数群体事件都不是捣乱，而是有正当诉求的。
这里我们引用毛主席的两段论述，就可以雄辩地支撑这个结论。
第一，是毛主席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5页）片段：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
第二，是毛主席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3页）片段：
“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要争论。）
毛主席这两段论述（查阅原文你可以得到更多的精彩论述）表明：共产党更应该通过加强与人民的沟通和对话机制来解决群体性事件；不应该害怕群体事件，而是要把它看成澄清是非以促进社会进步的方式。
这是超越资产阶级认识以实现以人民为本的最伟大胸怀。毛主席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境界，是从来不害怕人民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害怕是理亏和心虚的表现），毛主席还质问谁镇压学生运动，并下结论说只有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反动政府才会镇压学生运动，而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所以毛主席连防爆警察及其最简单的装备都没有，而只有对付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人民军队。
试想，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假如还有人想通过镇压的方式来解决群体事件，这不是连资本主义都不如了吗（欧美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搞对话而还搞镇压）？这不是要恢复封建社会乃至奴隶制社会吗？而如果真有人想要这样干，是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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