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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之:谈国民劣根性的根源

李旭之 · 2019-11-05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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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挖掉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必须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革命,没有土地革命的彻底,中国今天的社会形态不可能出现,否则还会是旧王朝的延续,没有思想文化上的革命,制造劣根性的儒法思想不会根除,经历了短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革命虽然也给了传统儒法旧思想致命一击,使之在制度上不复存在,但文化基因上的残留还很顽固,可惜文化革命没有实现彻底,失去了旧物质存在的儒法旧思想伴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又部分变种地相互勾搭在一起

  李旭之:谈国民劣根性的根源

  看到摩罗先生刚刚公开发出了他的一篇叫做《国民性批判中的双重权力关系》的文章,他从权力关系中阐释了他的观点:“国民劣根性批判问题,始终是一个权力问题——它是确定并巩固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权力关系的一种政治方式,虽然它以文化的名义表现出来。”不论来自国内精英统治者,还是为之而迎合西方殖民者,是“为了维持文化英雄和领导阶级的地位,他们必须一直强化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就是强化对于被领导阶级的卑贱化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摩罗先生的观点是独特的,也有符合它的历史表现的。

  国民劣根性的文化现象,譬如一座玲珑塔,权力关系还是一面,如果它只有一面,解决也就简单了,譬如消灭它的权力关系,但眼睛看到的现当代史好像也不尽然,那么它还有另一面,而从这另一面上溯起来,算是悠久得很久远了。

  直接说吧,国民劣根性还是有文化基因的,鲁迅等五四先贤们批判劣根性的靶子确实存在,还不单是鲁迅等人秀优越感,倒象在用手术刀医治,根子就在中国独特的儒家和法家的融合。

  春秋时期出现诸子百家之前,夏商两代无确切史料可考,是周代确立了一整套规范社会的礼制,尽管在这套礼制里也有越礼行为,比如争王夺位,但破坏礼制还没有另外一种思想上的支撑,所以破坏礼制就为社会所不容。东迁之后,王权衰落,衰落之中诸子思想兴起,破坏礼制的行为也有了理论上的支持,首先是来自兵家的,所以宋襄公泓水之战的“仁义”就被已经信仰了“兵者诡道也”的人嘲笑了。春秋诸侯间的征伐,“诡道”极大地摧毁了“周礼”,孔子只得哀叹生不逢时,礼崩乐坏了。

  兵家制造的“礼崩乐坏”中,又有了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名家,法家。诸家之论都为着一个目的,从乱世中让君王怎样走向治国之道。儒家说要复礼,但覆水难收,孔子周游列国,沦落到讨饭的地步。道家说要无为,但难敌权欲,墨家说要兼爱非攻,但愿当苦行僧的太少,名家,正虚名仅是空泛之言,最后只有秦国对法家推崇,法家一跃而成为秦国的立国理论。

  秦始皇扫清六合,废除分封建立了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立国思想还是法家,法家人物李斯为相,秦始皇带头从皇家废除分封,兄弟子侄一个都没有封,如得封赏须先取得战功,这是秦始皇当时的又一伟大之处。法家讲平等思想,从徙木立信开始,谁有本事谁出头,谁功劳大谁封赏高,靠这套思想,在对外战争中刺激了秦军的战斗力,让一大批能战善战的人有了建功的机会,也吸引了六国能人流向秦国,不论身份地位背景的法家,终于成就了秦国的霸业,关东六国一说到秦国便是虎狼之国,秦军是虎狼之师。但法家的寡恩苛法,使一个强大的秦朝十五年就倒塌了,废止了苛严寡恩的后起的汉朝却延续了四百年基业。秦汉相比,在治国思想上是截然有异的,到汉武帝时期,被刘邦鄙视的儒家成了独尊,以仁孝为核心的儒家成了朝廷教化臣民的工具,然秦始皇帝业霸道的思想,却也是汉朝皇帝们都不舍丢弃的重宝,有它在手,就能让臣子贡献才能,有它在手,也给黔首们冒头的希望,有它在手,大一统的江山就能维护,说到目的,就是帝家江山、帝王霸业、帝皇之至尊就能巩固。

  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治国思想和手腕,汉宣帝道出了诀窍:“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霸道者法家,王道者儒家。不论儒家还是法家,尊的都是王,护的是王的最高权势。儒家要维护以王为最高等级而其下各等级要各守其命的等级制,倡导王要多行“仁爱”来维护它,下层的人不能打乱它,被治下的臣民再用给灌输的“仁爱”向他人去行什么“仁”和“爱”,有对父母兄弟的孝悌之爱,而对其他人只能是“泛仁泛爱”了,虽然“泛爱”很难做到,很多时候是空谈,但这种空谈却也形成了一种人人对等的社会思想,使得等级也并不永固不变,比如魏晋南北朝讲门阀但也讲举孝廉。而法家呢,法家是“英雄不问出处”,它直接破坏儒家的等级思想,但“英雄不问出处”的前提必须是忠君尽事,必须维护君主权势,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讲的人人平等。法家的一切法,无一不是君王对臣民的约束,防止犯上作乱,法家教给君王该如何居于一尊,独掌一切权力,如何用权术驾驭臣僚,如何用律法维护一种“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看似人人平等的假象,宁可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不要“刑不上大夫”,主要是鼓励人们可以不择手段地去为君王卖命献身。在最终的忠君目标上,儒法是高度一致的,尽管手段上一个讲柔一个讲刚,表面上有斗争,但本质上却暗合,从秦汉开始,儒法实现了合流,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都善于实行内法外儒的统治策略,用儒教化万民顺从,用法驾驭臣民卖命,兼而用之。

  口头上讲儒家,作法上行法家的兼道之策,长而久之,就对国民性有了塑造,在历史长期的塑造中形成的中国文化里最大缺陷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人们之间散布的仁爱是假,拿到手的实在权益是真,只知有君不知有民,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中国“一盘散沙”的社会心态即源于此,表现在熟识的圈子里,讲仁爱孝悌有小效,人见人热络得很,而超出圈子,陌生人间就只剩下功利了,所以中国人,人见人是不见笑的,背后藏刀也说不定,假如杀人能博来好处,也有不带眨眼犹豫的,我们产生的刑罚也最残酷,几个极端酷刑都在中国,战场上的杀伐更加惨烈惊心。沁洇久之,就形成了社会人心的冷漠,意狠心毒,手段残忍,汉奸卖国贼也就因应而生了。

  汉奸现象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相比其他较多的一个问题,为私利,只要忠君能换来好处,也是不惜换君去忠的。李斯有一篇《谏逐客书》,从这个角度上秦国重用的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商鞅、张仪、范雎几个人,也可以说是六国的汉奸并不为过,而同时代的屈原,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所以我们纪念屈原,而不是那些人。

  汉奸一直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心腹内患,从明末到近现代以来给我们民族制造的灾难太多太多,差点亡国灭种。幸赖出了个毛泽东,挽救了我们民族和国家,重塑了民族精神,使国家整体上从黑暗转向了光明。但汉奸思想并未绝迹,改造国民劣根的任务一个都没有完成,劣根思想还极顽固地存在于人们心中。每次汉奸猖獗的时候,就是我们民族最为灾难的时期,动乱时如此,歌舞升平中也不例外。必须要引出的大问题,当今摆在我们民族面前的,我们会有怎样的未来。官国意识下,某些汉奸卖国贼猖獗,导致转基因泛滥,历史有鉴,白人杀光北美野牛最后让印第安人走向彻底灭绝,假若转基因让我们民族绝种呢?

  这几天我在湖北孝感,孝感人说孝感是有孝文化的一个地方,城里有个董永公园,那里还在颂扬两千年前的一个卖身葬父的故事,这种孝正是统治者想要的,但人死不能为葬的社会该是怎样悲惨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