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璐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我们一家三口于1月21日从武汉驾车回老家仙桃(属湖北省)，准备在仙桃过年，和亲戚朋友们团聚。父母十多年来一直在武汉打拼，前两年终于在武汉安了家，但是到了过年总要雷打不动地回老家，和亲戚们一起吃年饭、看望老人。
虽然身在武汉，但是我们在此之前并未重视疫情，甚至还去了人流量巨大的商场逛街，零零星星有一些戴口罩的年轻人，也被湮没在平静欢乐的节日氛围之中。因此，在钟南山院士来到武汉并肯定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人传人”之后，父亲赶在出发前一天晚上去买了口罩，然而，对于接下来疫情的发展，我们都远远没有料到，依旧按照原计划出了城。
到仙桃之后，我们找了家宾馆住下，之后均在外边餐馆和亲戚家里吃饭。这个时候虽然大家已经普遍对疫情的传染性有了认识，但是戴口罩的仍然主要是年轻人。
意想不到的转折发生在1月23日。这一天早晨醒来，电视上、微信群里武汉“封城”的消息扑面而来，我们心头一紧。对于武汉这所人口超一千万、作为全国重要交通枢纽的城市来说，“封城”的决定是历史上头一回，这表明疫情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我们之前的预料。同时，当时的反应是有些“侥幸”，父亲半开玩笑地说：“还好回来了，不然就被困在武汉出不来了”。在这样的玩笑里，我们也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不自觉地把“武汉”以及“武汉人”视为避之不及的对象。然而，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从武汉回来的人，虽然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携带有潜在的病毒，但是却也没有准备好自我隔离，也担心亲戚们因此而对我们产生畏惧，心情十分复杂。
在疫情持续蔓延、确诊人数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仙桃市大大小小的饭店悉数关闭，本来预订好的年夜饭也被迫取消，上门拜年也变成微信拜年。在此之后，我们一家子都在宾馆呆着，尽量不出门，但是我们在宾馆做不了饭，也不敢去外面找吃饭的地方，而每天吃零食泡面也不是长久之计。在对“从武汉回来的人”尤为“敏感”的时期，亲戚们反而对我们一家格外关心，以各种方式为我们解决生活问题。家住在附近的表哥一家知道我们的难处，要我们去他们家吃饭。另外还有同样住在市区的堂哥开车给我们捎来了零食干果，提出每天给我们送饭的建议。不管怎么说，吃饭暂时不用担心了。但是谁知道，我们又碰上了住的难题。
我们所住的宾馆比较大，碰上疫情生意不是很好，听前台经理说只住了大概几十个人，看到门口停车场放眼望去基本上都是“鄂A”的车牌，我猜到这几十人里有相当一部分和我们家一样，是从武汉回仙桃来过年的人。除夕的晚上，我们一家人在宾馆房间里看春节联欢晚会，而与此同时关于疫情的各种消息让我们揪着的心越来越紧，开始产生焦虑乃至恐慌。在“逃离武汉”引发舆论争议之时，我们却一度想着有没有可能回去武汉，“大路不通走小路”，不管有没有被传染，回到家至少可以把自己完全隔离起来，吃住基本不出门，可以实现居家隔离。但是事实是不管走什么路都没法再回武汉了，无奈打消了这个念头，也做好了在宾馆长住的准备。
然而，1月26日上午，前台通知我们尽快收拾东西搬离，说“市政府通知他们停业”。这让刚刚平复心情的我们有些措手不及，匆忙收拾完东西便离开了。事后回想，可以肯定的是，宾馆住的人太少，经营成本又高，亏本情况下停业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市政府要求停业就更加具有合法性且不用承担可能的道德指责。对于宾馆所给的这个说法，我们是存疑的。在仙桃这个离武汉只有一百多公里的城市，像我们家这种情况的应该不少，市政府如果是为了控制疫情要求宾馆都停业，那么也应该考虑到很多从武汉回来而滞留在仙桃的这群人，并给出相应的安置办法，否则我们如果被迫去亲戚朋友家住，可能的心理排斥不说，还有可能引起潜在的感染，这样不是违背了控制疫情的本意吗?这样想来，宾馆给的说法实在不能让人信服。为了确证，我打通了市民热线12345，说明了情况，而接听者说他们从来没有强制停业，我们所说的情况应该是宾馆经营成本过高自主停业，而这证实了我们之前的怀疑。
这下，我们松了口气，不管怎么说，既然不是市政府的强制要求，那么我们大可再找一家还在经营的宾馆入住。在寻找住处之时，恰巧发现堂哥家小区旁有一家宾馆在营业，于是我们就搬了过去。在入住之前，由于有之前的“教训”，我们特地询问了他们有没有停业的打算，得到的回答是否定。此外，考虑到这家宾馆的规模较小，经营成本相对不算大，所以我们预计应该可以安安心心住一阵子。
然而，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在1月28日上午，也就是入住的第三天，我们又接到前台的电话，这次的说法是“派出所要求关门”，面对这样模糊的说辞，因为有之前的经历，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质疑，但是当务之急是找到下一个住处，所以也没有与宾馆进一步沟通。离开之后我想搞清楚事情的原委，又打通了12345，这次的回复再次强调派出所无此通知，并且询问我们所住的宾馆名称，他们去核实情况。几个小时之后，我得到的说法是，这家宾馆并没有停业，并建议如果仍在营业的宾馆拒绝我们入住，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听到这里，我们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了，一时间难以理解宾馆的说法和做法，同时，对于所给的投诉的建议我们也难以接受，毕竟投诉可能还是没法解决眼下住宿的问题。这两次“被赶出”的经历，让我感到有些愤愤不平，进而更多的是焦虑和无助。
不过幸运的是，表姐家在仙桃买的新房子刚刚装修好，只住了几天，年前回乡下了，房子刚好空着，于是让我们一家人去住。事到如今，即便可以继续找下一家宾馆入住，但是抛开耗费时间精力以及不小的住宿费用不说，也无法保证能长久入住，去表姐家是眼下最好的办法，于是我们收拾好东西，住到表姐家的新房子来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家人能够自己做饭，也不用担心住的问题，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了下来。从武汉回到仙桃这短短十天的时间，面对疫情信息的高度密集和变化，再加上这几次辗转住宿，颇有一些度日如年的感受。
作为此次疫情中异地滞留的武汉居民，且滞留地也属湖北省，我们一家在这些天的经历可能属于“有惊无险”的一部分人：好在父母的防疫意识相对较强，同时受到来自众多亲戚朋友的关心和实质性帮助，我们解决了吃住问题，在这特殊时期感受到格外多的温暖，且万幸的是，我们家和所接触过的亲戚朋友都没有出现感染的症状。但是对于其他类似的人群，情况可能更糟，这也让我对疫情防控中的一些问题产生了思考。
首先是信息摸底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居家隔离的武汉返乡人员，都普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从基本的信息登记，到打电话询问身体状况，再到上门送口罩、温度计，甚至到较为极端的命令恐吓甚至“封门”。相比之下，类似我们家这样的从武汉回乡的人员却是“零关注”，戴口罩、少外出等基本防疫常识主要靠“自觉”。其次是吃、住的基本生活问题。对于我们这类群体中存在的潜在病毒携带者，在缺乏相对固定的住宿以及不得已与亲戚朋友们一起用餐时，更加容易产生病毒传播的风险。最后是心理问题。在缺乏关注且基本生活问题难以保障的情况下，这群从武汉返乡的异地滞留人员更容易产生被排斥的无助感，心理上可能因此留下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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