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复一日地密切关注着武汉、湖北和全国各地疫情，日复一日地揪心着抗“疫”一线专家、白衣天使、南丁格尔、人民子弟兵、司乘、服务等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的健康和安危，日复一日地为每一个逝去的生命悲恸着，日复一日地为一个个战“疫”勇士的付出而心痛着，日复一日地为全国各地自发伸出的援手而感动着，日复一日地被我们民族的坚韧、抗争和众志成城感染着。
同时我也在心底深处不停地自问着：荆楚大地自古多才俊，产生了诸如尹吉甫、屈原、宋玉、孟浩然、闻一多等忧国忧民的大家，武汉和湖北又身处抗“疫”第一线，值此全民共赴国难、保卫大武汉、保卫湖北、保卫长城内外之际，许多第一手感天动地事迹的事情和素材肯定不少，可是武汉和湖北为什么却鲜有震撼人心的好作品问世呢?!是没有让我们的作家、记者、文艺工作者感动的人和事?!还是我们的作家、记者、文艺工作者压根就敏锐地捕捉到呢?!或者发现了却写不出来?!还是喉咙上锁着链子?!
首先我们的文艺作品到底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文艺是为一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服务，为一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服务，这本身没错，历朝历代概莫能外。但文艺作品归根结底是要给大众看的，这是由文艺作品的内容和特殊属性所决定的。文艺作品不是供品，否则就像一代才气逼人的诗仙李太白一样，一旦被唐玄宗封为供奉翰林，那个阶段所写出的诗歌就没有多少心灵震撼力和艺术生命力。所以文艺要为广大的工农兵学商服务，他们的喜闻乐见才是文艺作品的生命力，任何经过阉割的作品都不会有太长久的生命力。
其次，文艺作品到底该反映什么的问题。有人认为文艺作品只能高扬主旋律，塑造的人物只能是高大上，只能是歌舞升平、形势一片大好，只能歌功颂德，不能触及社会黑暗面，不能刻画和反映人性之中的“小我”。不错，文艺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举旗、定向、聚心、筑魂、育人和塑形，但这不是文艺作品的唯一职能，文艺作品更应该是显微镜，是手术刀，要敢于解剖我们的社会，让黑暗的东西暴露在太阳底下被晒死，把公众长久的压抑和不满宣泄出来，让社会不公平现象得到及时纠正，让我们的社会肌体更健康一些。在和平年代，文艺作品的显微镜和手术刀作用可能更重要，应该起到“吹哨”、“听诊器”和“啄木鸟”的作用。
再次，文艺工作者自身的屁股问题。这次疫情期间，湖北的舆论和媒体界表现的很不尽人意，许多网友直接给打了个“不及格”。文艺工作者最重要的品格，就在于悲天悯人、忧国忧民。文艺工作者一旦失去了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就等于失去了灵魂，不管他曾经写了多少作品，都是行尸走肉而已，都是他自己的声音，而不是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声音，都会如同遭到阉割的太监唱歌般令人生厌。
最后，文艺作品的“度”的问题。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但要根据题材和体裁，绝不能人为的胡乱拔高和阉割，不能脱离生活常识和逻辑而胡骗乱造，更不能道听途说，要真心实意地感动、赞扬和讴歌，而不能肉麻没有底线和边界的吹捧、表功和颂德，更不应把滔滔的血泪写成暗无天日，甚至是人间地狱，更不能拿同胞的苦难和地域歧视进行自我炒作和街头狂舞。出现上述情况，即使他个人曾经的文学成果多么丰硕，文字功底多么深厚，曾经多么受众和荣光，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也只能沦为大众眼里的垃圾文人和龌龊骚客。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难免会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其他难以抗拒的灾难。不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有机会和能力冲到第一线，用血肉之躯去抵御灾害、灾难，救民出水火。但他可以用诗人特殊的眼光发现时代的闪光点，用新闻工作者独特的视觉解剖真相，用作家敏感的心灵去感受大地的呼吸、人民的脉搏，用忧国忧民的情怀，写出时代的最强音，用战士的豪情吹亮民族进军和时代拼搏与奋进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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