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网转发了陈剑先生的《感恩与思考——2020中国新冠病毒疫情防控》一文：
陈剑先生的来头不小，作为一篇对疫情全面反思的文章，这篇文章写的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但其中槽点也不少，诸如“感谢美国”、“感谢方方”、“信息公开”、“地方分权”、“道歉论”，等等。
笔者无意对这些问题一一辨析，因为陈剑是鼎鼎大名的专家，影响力在那里，文章写的再长也有人看;笔者只是无名小卒，在信息轰炸的时代，文章写长了没人看。因此，笔者只想就“分权”论谈一些看法。
笔者认为，陈剑先生的“分权论”与其他几个槽点相比，并不算是“夹带私货”，只是没有谈到点子上。
陈剑先生一上来就声明了“地方分权不是分权制衡”，然后引用了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中“中央和地方分权”的观点，写道：“地方政府权限范围的事，有地方负责;属于中央权限有中央负责。不能够事无巨细，地方发生的事都由中央负责，那领导人即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以胜任。类似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果明确是地方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就有权力依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轻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确定事件等级，进而采取相应防控措施，而不是层层上报，影响应急措施的出台，导致疫情扩散。”
事实上，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全国传染病疫情信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发布传染病信息的主体包括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以及被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也就是说，即便副省级的武汉市无权发布疫情信息，湖北省却是有权发布疫情的。
关于对此次疫情的过程回溯，基本上是清晰的，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已经关闭，1月初的发病病例很多与华南海鲜市场没有直接关联，12月底到1月初已经出现很多医护人员感染的情况，基本上已经可以认定人传人、有传染性。有权发布疫情信息的湖北省在1月上旬非但没有发布疫情信息，反而一再宣称没有发现“人传人”，这个过程是值得深入挖掘的。
显然，不是地方没有分到权，而是分到权之后没有用好权，即地方权力“不作为”的问题。
近期湖北省连续出现了两起“朝令夕改”的事件，却反映出了地方权力“乱作为”的问题：
2月24日上午11:34，“武汉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第17号文件，称因特殊原因必须出城的人员以及滞留在汉外地人员可以出城;第17号文件发出仅3.5小时，15时许，武汉发布第18号文件，宣布17号文件无效。
3月11日10:32，“潜江发布”微信公众号公布了潜江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第27号通告，宣布取消第26号通告，继续实行严格交通管制、人员管控。27号通告发布的6小时前，“@潜江发布”官方微博在凌晨4:25发布26号通告称，10时起，撤除市域内所有内设交通管控点，恢复正常交通秩序。
“朝令夕改”固然损害了公信力，但能及时纠错也还算不错。因为，截止到目前整个湖北的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远远没到“解封”的时候。但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下，这种“朝令夕改”背后，是否有地方权力“乱作为”的问题?
2月29日《大河报》报道，河南省为了恢复复工复产，明确省内Ⅲ类县(市、区)人员不需要再办健康证明，可正常出入小区;其后，河南省根据各县区的疫情的实际状况，不断更新Ⅲ类区域名单。然而，有网友在网络上吐槽：“下面社区卡点拒不执行该怎么办?”
这种“层层加码”的现象并非个例。全国疫情防控初期，很多地方就出现了擅自“断路”的问题，还有城市社区禁止返城人员进入社区，疫情防控人员冲到居民家里砸毁麻将机，城管围殴蔬菜配送员等等看似孤立的事件。这反映出来的不就是地方权力乱作为的问题吗?
其实，不管是“不作为”，还是“乱作为”，这背后的原因都是一致的——成绩考核成为某些地方官考虑的首要问题。疫情爆发前，为了保经济，“赌”疫情不会爆发;疫情爆发后，为了辖区内不出问题就层层加码，机械执行。如果把群众的利益、人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也许就不会这样做的。
说白了，就是某些官员忘了我们这个新中国是几千万人民牺牲生命换来的，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表现背后其实是脱离了群众，背离了群众路线。疫情初期，如果真正在践行群众路线，重视一线医护人员的信息和意见，而不是过重倚赖技术官僚的主观判断，防控可能就能提前，损失就有可能减小。
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距今已经60多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模式其实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种种问题的根本并不是“地方分权”不足的问题。
尽管陈剑先生在谈“地方分权”时一上来就声明不是谈“分权制衡”，但这却是大多数自由派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他们口口声声谈民主，却只愿给工农群众几年一次的形式民主，而没有最基础的经济民主(生产资料公有制)，群众的权利保障是无从谈起的。
古田会议之前的红四军七大、八大会议，毛主席代表了红军领导层的少数正确意见，那些占多数的红军领导就搞起了举手投票，排斥了正确意见，还反过来指责毛主席专断——这一现象在红军长征以前反复出现。事实上，当时毛主席的意见恰恰代表了一线战士、群众的意见，因为毛主席坚持到一线做调查研究，擅于了解一线情况，吸收群众路线。因此，要谈民主的问题，就不能局限在红军上层领导精英里谈民主，而应该放到整个中央苏区的战士和群众，谈真正的大民主。相比毛主席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王明路线的诸位代表性人物才是脱离了群众，搞起了精英主义。
80年代以后，对毛主席的种种指责，其实是又重演了一遍遵义会议之前的历史。
今天，检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宣扬群众路线，能不回到历史的场景，好好找找问题的根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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