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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主后代写给方方的话:“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

子午 · 2020-03-21 · 来源:子夜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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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去做做装卸工就想着去“自杀”,看来她在那个时代既不“狂热”也不“忠诚”,因为那不是属于她——一个贵族的时代。

  方方女士在3月18日的日记里,以“那时的我们,就是今天的你们”为题,给“一个自称十六岁的高中生”写了一封回信,以“过来人”的姿态教训这个孩子要学会“独立思考”。

  方方女士在回信中痛斥:自己的11岁到21岁恰好在那十年度过,“少年时代接受的尽是愚蠢的教育”,“我那时好幼稚好下作”;然后,庆幸那个时代结束,自己青年时代得以上了大学,得以“如饥似渴地学习和阅读”,“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

  方方女士这话是有失公允的,那个时代的人都缺乏独立思考吗?韩爱晶敢于向毛主席当面请教“老人家百年后列王纷争,相互攻讦”的问题,这种魄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放到今天也没几个青年比得上;毛主席从来都是主张青年人应该多关心国家大事,主张学习的目的应该与国家前途命运结合起来,没有极强的思考能力,也没法应付那种你来我往的激烈的大辩论。

  韩爱晶如今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笔者读过他的书,也与他当面交流过。韩爱晶老人的阅读面是极广的,无论是国外的最新情况,还是互联网上的新鲜事物都有所了解,这种阅读的习惯正是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对于那个时代的一切,他既有肯定,亦有批评,更多地则是检讨自己和自己这代人当初的简单、片面,辜负了老人家的期望和重托。在笔者看来,韩爱晶老人虽年长方方女士10岁,思维却未迟钝,思考能力远在方方女士之上。

  方方女士庆幸自己学会独立思考了,才彻底认清了那个时代,才敢于彻底地否定那个时代,否定那个时代的自己的“幼稚”、“下作”,才“把少年时代脑子里被灌入的垃圾和毒素,清理出去”。笔者奇怪的是,方方女士在“浩劫”时代只度过了十年,那个时代过去了44年,方方女士的思考为何还停留在40年前的水平呢?

  既然方方女士以“过来人”的姿态,通过自己的心路历程教训高中生,那么,笔者也不揣冒昧,以自己的心路历程,与方方女士谈谈心。因为青年时代是小右的我,就像现在的方方。

  方方女士生于1955年,因为那场“浩劫”,她在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在武汉做了四年装卸工,1978年才考了大学。其实,岂止被“耽误”的这四年,如果不是因为新中国,方方从出生起就该很优雅地成为一个精英,并且不会有任何“波澜”。

  方方的曾外祖父是国民党的元老;外祖父留学日本,但去世的比较早,母亲因而跟随曾外祖父生活,毕业于九江教会学校励女中,婚后根本没参加工作——人家是绝对的贵族家庭。方方的父亲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通晓五国语言”。1957年因为父亲为三峡工程,方方全家从南京搬来武汉;方方的三个哥哥分别毕业于清华、华科大和西本工大。

  这样的家庭到了新中国一样还是个精英家庭,方方的儿时显然也要比大多数同时代的孩子幸福,只是家族不会有建国前的那种荣光和高高在上罢了。方方曾在她的文章中写道:“执拗的父亲还经常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例如家里只可以买南京的香肚和盐水鸭”。在文人们反复控诉的那个吃不饱饭的时代,这样的要求的确……

  “十年”开始之后,方方的家庭也受到了影响,按方方的描述,他的父亲“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中变得战战兢兢,懦弱无力”。其间,方方的父亲去世,受到的“迫害”就是“‘文革’中,我父亲在家,除了读书就是读书”。

  方方的两个哥哥下乡插队,方方74年高中毕业以后就去做了装卸工养家,在中新网对方方的访谈中,她这样讲述自己当时的心境:“最难捱时,她对同事说,‘如果30岁,我还在这个地方,我就自杀’”。显然,出身贵族家庭却在那“十年”无法过贵族的生活,像平民百姓一样“苟且”地活着,恐怕才是方方最大的愤懑,也是她为旧贵族写出那本“揭伤疤”的小说的最大动因。

  通过方方的访谈以及文章,了解过方方的人生经历之后,笔者也想来谈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

  笔者80年代初生于河南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已经分田单干,临产当天母亲还在田里割麦子。

  笔者的母亲建国初生于一个贫农家庭,母亲儿时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可以说是过得很苦。笔者的爷爷在解放前曾做过国民党的小官,因此解放以后家里就被划上了地主成分,在村里挨批斗,从被人追捧变成了过街老鼠,因为受不了这种身份的跌落就自杀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襁褓之中。

  从笔者记事起,裹着小脚的奶奶就是不能干体力活的,解放前奶奶是不必做农活的,但是爷爷自杀以后依然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拉扯长大。大伯和父亲也都上了学堂,大伯在那十年还当上了生产队小队长。但地主成分也不是没有歧视,75年农业学大寨,县里组织修水渠,需要取土,邻队的人要去挖爷爷的坟,父亲和大伯都不敢出面,母亲却出面直接把他们挡回去了。1978年年底,县里发了文件,我家里的地主“帽子”被摘掉了。

  大伯是1945年出生的,幼年时的家境还是不错的,对于新中国,特别是对于毛主席他是没太大好感的,因为78年摘帽的事,他在家里贴上了邓的像。

  与他对毛主席的不喜相悖的是,他的行事风格却是得益于毛时代的教育经历。80年代分田分农具都是在我家进行的,因为村里人都觉得他公道,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公道的人的支持之下,农具被公平地均分了——“车水机”这样的大件木制农具锯成小段,各家拉回去当柴烧;拖拉机、脱粒机、柴油机拆的拆、锯的锯,各家拿回去当废铁卖。已经初步实现机械化的生产队一夜之间回到了完全靠人工、靠畜力的时代。

  因为大集体解散了,58年大跃进挖的十来个池塘(小型水库)逐渐萎缩,淤泥常年无人清理,变成了“臭塘”;75年修的水渠干渠一直用到90年代末,但通到村里的支渠、毛细渠逐渐就荒废了。到新世纪,村民们种水稻都改抽地下水了。

  不喜欢毛主席的大伯却常常怀念起了大集体时代集中力量办事,村里80年代架电线、90年代修路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干成的,至于其他的事情这个早已不存在的大集体就无能为力了。大队干部不仅不作为,反而以权谋私成了村里的“先富”。县级干部的腐败问题也成了村民们日常的谈资——人人都知道的事,上级却不知道,也算是奇谈。

  受大伯和父亲的影响,笔者小时候对毛主席也没有什么好感,高中时代经常读《读者》这种充斥着大量西方心灵鸡汤故事的刊物以及各种伤痕文学的小说,晚上下了晚自习还经常戴上耳机偷偷听“xx之音”,对西方有莫名地向往,以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靠西方的制度。

  后来到北京开始读大学,笔者刚进去就已经是宿舍里的“大右派”。因为工科院校的左翼传统,学校的左翼学生社团影响力是很大的,八个室友竟有两个进了那个社团。在与他们的日常辩论中,激起了我扩展知识面的兴趣,图书馆成了常去的地方。从最关心的农业、农村问题开始,到农业发展的历史,在扩展到工业史、经济发展问题,再到共和国的历史;99炸馆、41撞机、911这些事件对我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全球化也成了自己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大学时代到贫困农村支教、到老国企社区社会调查的经历对我而言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知识面的扩展才让我意识到自己以前是何等的无知和片面,才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再结合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很多问题都得到了印证。大学毕业以后,我放弃了去国企的稳定工作机会,去了南方的一家从事出口加工业的私人工厂当工程师,有了更多机会接触这些新工人阶层……参加工作之后这十几年的经历,更加加深了我在大学时代形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方方进入大学的时代,恰好是放眼看世界的时代,知识界、媒体界的精英们经历了前面十年的伤痕,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极大的怨恨,对西方充满了向往,以至于“殖民三百年”这样的想法成了主流。那个时代,方方形成她如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不奇怪;他们毕业参加工作之后,转而又教育、影响我们这一代人,所以,我在刚刚进大学就成为一个“大右派”也是不奇怪的事情——那时的我就像今天的方方,就像方方对16岁高中生说的“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一样。

  用了不到20年时间,见识了美帝国主义的种种真面目,见识了工人、农民地位的变迁,笔者从右转向了左,因为这些工人、农民就像我的父亲、母亲一样,都是这个社会上最底层、最普普通通的一群;而方方女士经历了40年,却还在坚持原来的种种认识,这个现象没有别的道理可以解释——只因她“天生”就该是精致的贵族,是不该与工人、农名为伍,去做什么装卸工的;反而更会变本加厉地阻止让贵族当装卸工的时代再次出现。

  虽然笔者也有一个地主爷爷,但这个身份随着解放就已经烟消云散。笔者没有一个姑妈是新加坡国籍;笔者也没有一个亲戚参加过25年的两会,这是笔者与方方在社会阶层上的巨大差距,这就决定了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立场不可能相同。

  笔者很怀疑,当方方对16岁高中生说的“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这句话时,究竟抱着多大的真诚——只是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去做做装卸工就想着去“自杀”,看来她在那个时代既不“狂热”也不“忠诚”,因为那不是属于她——一个贵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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