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三个女人一台戏”——纪念武汉解放 71周年暨小议方方日记

回眸“三个女人一台戏”

——纪念武汉解放71周年暨小议《方方日记》

(张之权)

一、纪念武汉解放71周年

今年5月16日，是武汉解放71周年纪念日。在武汉封城的日子里，我全程都生活在武汉疫区，亲眼看到了党和人民取得的抗疫的伟大胜利，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给予的一切关怀。

我从解放一开始，就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七十一年未变。话说，武汉是1949年5月16日解放的。那时我在湖北省立武昌实验中学读初中，住读，因为家里穷，每个月为交伙食费发愁。快解放的前一两个月，一分钱都交不出来了，日子很难捱。所幸，有高中的老大哥们到我们初中班做工作，动员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反对国民党迁校。他们说，你们也参加，把校门杠死，不让外面的人进来，大家吃住在学校，我们包了，不要怕。到了5月13日，国民党部队全跑了，武汉成了空城。原先还担心有散兵游勇或地痞流氓趁机打劫，社会可能发生骚乱，大概是因为解放军大军压境，威慑住了他们，此类事一件也未发生，全城异常安静。

从14日开始，高中的同学就整天教我们唱迎接解放的歌，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灯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半句不久改为“就没有新中国”)、《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等 ，校园内整天歌声嘹亮，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那种沉闷气氛一扫而光。(注：关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个句子没有错误，是1943年我们党在延安时同蒋介石针锋相对作斗争时提出来的，当时蒋介石铆足马力宣传“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我们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批他的对日投降主义表现，列举大量事实指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个句子就是从这儿来的。1949年形势变了，加了一个“新”字)

5月 16日上午，一队解放军从汉口乘轮渡过江，在武昌汉阳门码头上岸。我们各个学校的学生和各界人士早在汉阳门码头列队欢迎，口号声不断。解放军上岸后，在两旁群众簇拥下，疾步向武昌体育场行进，那里是举行欢迎大会的会场。我们是一面喊口号，一面小跑跟到体育场的，不少人鞋子都跑掉了顾不得拣。从那以后，每到开大会，总是歌声不断，各单位互相拉歌，指挥者各出奇招，热闹非凡。大街上不时就有单位上街打腰鼓，扭秧歌 ，搞庆祝活动，那时喜事也多起来。

武汉还是这个武汉，人民还是这些人民，解放前总是阴云密布，物价飞涨，大家都愁眉苦脸，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哪有心思唱歌?解放了，城市新生了 ，人民翻身了，国家站起来了。我个人也最早地感受到了党的恩惠。解放前，我欠的伙食费，算下来折合五斗米钱，拿不出来，我写了个报告呈给老解放区新来的校长，他没有现今的“让我们研究研究”的腔调，当我的面就批了“准予免交”，我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后来得到的党的恩惠，出乎常人的想像，比这还多，还要感人至深。又逢武汉解放的日子，联系疫情，临时想起来写点东西表示一下纪念。

武汉是中国历史和文化名城，这里有屈原的足迹，有李白、崔颢的诗篇，有过岳飞的帅帐，更打响过辛亥革命的枪声。武汉是中原的交通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清初刘献廷写的《广阳杂记》就有“行遍天下万里路，唯有武昌好过渡”的说法，足见它是交通要道。历史上还有一个重要名句：湖广熟，天下足。湖广是现今的湖南、湖北，湖广总督的督府就设在武昌 ，武昌是政治中心。张之洞督湖广，在武汉创办了汉阳兵工厂，汉阳铁厂等工厂，武汉成了洋务运动的一个重镇。新中国成立后，以武钢(武汉钢铁公司)、武重(武汉重型机床厂)为领头雁的现代化工厂星罗棋布，武汉更是成了中原地区的工业中心。

解放前，武汉在国内的地位，除了沿海的上海和天津，在内地高于其他城市。据我所知，当时武汉三镇是分开的，是三个级别，汉口是中央直辖市，最高。武昌是湖北省政府所在地，汉阳属汉阳县政府。汉口设有海关，凡内地出口物资，在汉口就可报关审批出口。汉口设有中央银行。汉口有英、法、德、俄、日五国租界。重提租界，并非以租界为“荣”。租界内西式建筑多，藏垢纳污也多。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在乡里造反，抓住地主就戴高帽子游乡。地主老财，一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这就显出汉口在当时的地位了。

武汉的名气，不论是历史和洋务运动也好，民国和解放以后也好，它还仅限于国内。但在2020年开年，它的名气一下子就响彻全世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细想一下，全球还真没有一个地方获此“殊荣”!这完全是拜一个小小的“武汉病毒”和一个女人的《武汉日记》所赐!

二、三个女人在武汉的同台演出

在这次出现《方方日记》之前，我压根儿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方方这个人。及至读了她几篇日记，才从字里行间知道她是个离了婚的女人(她说的“我女儿的父亲”传达出来的)，她家几位兄长都是教授(这是好事，谁不愿意自家出几个教授 ?)她读过武汉大学，同学是《收获》的总编，有医生等各界朋友，为她提供写作信息，她本人是作家，住在省文联大院，独居，有一条16岁的老狗，房屋宽大，有车，生活条件优越。这就是说，她来自“往来无白丁”的知识分子家庭，社会地位属于中等偏上“谈笑有鸿儒”的那种，非一般老百姓可比。

从她和别人的笔战(有些是笔骂)中得知，她对年轻时共产党对她施行的教育抵触、反感，愤恨，她明白地说“我要把过去挤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她有委屈，不服气，成就(据说她写过几本书)支撑着傲慢，有文化人的“狂”气，老虎屁股摸不得，性格有点倔，偏执，嘴硬，有刚性，记性好，文笔流畅。

《方方日记》就是由这样一位作家生产的。一个处在这样社会状况的作家，一个戾气缠身的作家，她要扮演一个“呐喊者”，做一个“为民请命的人”，做一个应该对疫情暴发负责的官员的追责人。这都是日记中传达出来的。

日记刚一露头，就获得不少称赞，武汉的几位教授迫不及待的表态，搞得武汉这个抗疫中心的舞台热闹非凡。但是，这些表演对于抗疫的成功没有丝毫作用，抗疫的胜利，中国避免了一次可怕的大灾难，靠的是另外两位女性的努力，她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们是中国的双兰。( 声明：武汉抗疫的胜利，应该还有钟南山院士等一大批科学家的贡献，本文因题目所限，只提双兰，请原谅并向他们致敬。)

一位是李兰娟院士。

李兰娟院士，浙江人，工作单位在杭州。在中国，院士级知识分子，可以算得上“龙图阁”、“文华殿”、“集贤殿”一级大学士了，可是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比他们大得多，武汉人民会感恩李兰娟同志的。

为了直接说明问题，我们抛弃转述，用李兰娟院士答记者问的原话：(省略记者的提问)

(一)1月初的时候，我听说武汉出现了传染病，作为专家，我很关心，也打电话给有关同道询问情况。后来，我听说可能有医务人员感染，我意识到严重性，就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申请去武汉看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很快就决定派我和钟南山院士等6位专家组成高级别专家组前往武汉实地研判疫情，1月18号晚上我们到达了武汉。

我与当地的医院院长和有关专家进行交流，了解到有较多的医务人员被感染，也到金银潭医院、武汉市CDC以及海鲜市场周边察看。我就意识到：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存在“人传人”，人已经是传染源。

只有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才能排查和隔离所有传染。

(二)1月19日下午，高级别专家组召开闭门会，让我第一个发言。我主要提了以下几个观点：

——一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已经存在人传人。武汉已经有医务人员感染了，这是一个重要标志，说明存在着人传人的，人是传染源，应该按照甲类传染病来管理，发现和隔离所有的感染者，来控制疫情。

——二是武汉已经成为一个疫源地，又正值春节来临，全国人口流动将达到高峰，如果不及时采取果断的措施，控制武汉感染者的持续输出，将会出现疫情向全国蔓延。要做到“不进不出”，把疫情控制在武汉。

——三是估计已经有不少人被感染，仅靠金银潭医院一家收治病人是不够的，建议立即腾空几家医院来专门收治新冠病人，这样，病人能够做到“应收尽收”，医务人员也能做到有效防控。

——四是积极开展轻症及重症病患的救治，明确是否存在细胞因子风暴及其特征，要积极应用在H7N9救治当中行之有效的“四抗二平衡”救治策略治疗病人，尤其是重症病人，也可以考虑干细胞治疗，降低病亡率。

——五是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包括病毒溯源、分子流行病学调查、病人的发病机制、临床特征总结及新的临床救治方法研究等，用科技的手段有效抗击疫情。

——六是要及时通报疫情，并公之于众，让民众了解疾病的态势，依靠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增加老百姓对疾病防治的信心，大家都行动起来，才能真正做到群防群治。

1月20日这天开始，全国的警报一下就拉响了。

(三)“武汉市内住着1000多万人，封城，是万不得已的措施。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提出建议，希望武汉‘不进不出’，要真能做到‘不进不出’，也就不需要封城了。但是要过年了，大家做不到呀，所以只好采取封城这样强硬的措施来控制疫情。1月22日晚上深夜，我立即向上汇报：基于疫情状况，武汉必须马上封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23日上午10点，国家做出决策武汉封城。”

(四)闭门会议还未结束，参会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领导立即电话北京，将“人传人”、“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等专家的关键意见向国家卫生健康委汇报，国家卫生健康委领导非常重视，又立即向国务院有关领导汇报。会议一结束，专家组就连夜赶赴北京。当晚12点，马晓伟主任会见了钟南山和我，听取了汇报，并决定20日一早向孙春兰副总理及国务院常务会议做汇报。

(五)1月19日晚，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紧急会议

20日上午8：30，6位专家来到了中南海，孙春兰副总理详细听取了高级别专家组每个人对疫情研判的汇报，她十分重视专家组的意见。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加了一项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邀请我和钟院士一同列席。会上，李克强总理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克强总理在听取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和湖北省省长汇报疫情的最新进展后，点名我们两人发言，听取了我们对疫情的研判和如何防治等的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克强总理对我们的意见和建议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感谢两位专家提供的专业咨询意见，这对我们下一步如何科学决策非常重要。

李克强总理指出，疫情防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各相关部门和地方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对人民高度负责，全力以赴科学有效抓好疫情防控。

此项议题结束后，李克强总理和孙春兰副总理还特意到会议室外送别我们，让我非常感动。会后，国务院当即做出决定，将新冠肺炎按照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20日下午，国务院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布置了全国联防联控的要求。当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召开新闻介绍会，请我们6位专家把疫情的研判情况，通过新闻界向全国公开。从这天以后，全国的警报一下就拉响了。

(六)刚开始重症病人救治很难，如今危重症病人病死率已经明显下降。

我从信息当中看到，武汉的病人越来越多，病亡率越来越高，我作为一名传染病的医生，心急如焚。1月31日，我再次向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愿意带队去支援武汉。2月1日中午11时，受国家卫生健康委派遣，我们立即组建“援鄂重症新冠肺炎诊治李兰娟院士医疗队”驰援武汉，用了短短2、3个小时，集合了感染病学科、人工肝、重症医学科等方面的精兵强将的10人团队，带上三大“技术”：“李氏人工肝”、干细胞、微生态，以及相关的医疗设备和耗材、制剂共30多箱物资。

我们被安排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这个院区是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定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定点救治医院。2月2日刚到武汉时，病人量正在急速往上涨，院区原计划收治400位重症病人，因为病人太多，立即增加收治800病人。对于一家医院来说，有几十个重症、危重症病人就很不得了，突然要收800名重症，物资上、人员上都出现了很多困难，氧气、呼吸机、防护服都不够用。好在后来有10省市十多支医疗队陆续赶来，医疗物资也迅速到位，各方面的压力才慢慢缓解。

刚来的时候，ICU病亡率很高，超过80%。我们采用了在H7N9禽流感患者救治过程中累积总结的成功经验，制定以“四抗二平衡“为重点的综合治疗策略，加强应用“三大技术”——人工肝、微生态、干细胞等新技术，提高重症患者救治成功率。

有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外科医生，出现了“细胞因子风暴”现象，运用“人工肝”治疗后，他的细胞因子很快降下来，呼吸困难也得到改善，经过3次干细胞治疗，同时给予肠道微生态调节剂治疗，在住院治疗14天后，患者检测病毒核酸转阴性，肺部病灶明显吸收，住院治疗24天后好转出院。

我们大家上下齐心，与当地ICU各地医疗队的同仁们一起，通过日以继夜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效果，ICU病亡率由原来高出80%降至15%以下，尤其处于细胞因子风暴早期重症患者经人工肝治疗后，存活率达100%。

(七)从2月2日到现在，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当初疫情相当严重，很多病人隔离不够，住院难、检测难，我也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许多建议和办法。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发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号令，经过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想了很多办法，政府一下子腾出了超过1万张的床位。到现在，所有的方舱医院已全部休舱，武汉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也已经集中到10家。每天的新发感染者，从四位数、三位数、两位数，已经到现在的个位数。(3月18日0—24时，武汉市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均无新增，这是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出现“双零”。)

(八)清零以后，再观察两个星期，没有新发感染，我会建议可以解除武汉封城。

(九)但即使解除了封城，我们的防控还不能放松。要警惕无症状病毒携带者、警惕出院病人会重新复阳。还要继续加大社区防控力度，所有出现发热症状的人，必须到医院发热门诊去就诊、检测。还要警惕的是，国外病人正处在上升期，严防疫情输入是另一个重要战场，这有可能导致我国第二波疫情的传染和流行，所以我们要“严防死守”，才有可能避免引起新的流行。

另一方面，目前很多危重症病人还没有治愈，所以治疗还不能放松，要继续加强对重症及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我所在的武大人民医院是重症患者集中收治医院，目前还有400多重症病人在这里，我们还在持续努力。【采访讲话完】

我一字不落地记下她讲话的全文 ，好像没有取舍，冗长。不是的，这个讲话反映了抗疫的全过程，是最简明的。

读了李兰娟的讲话，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官员”多么尊重专家的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0.1%这样的品质都没有。《方方日记》从始至终说我们上上下下决策延误是没有根据的。方方说，我们延误了二十天，她不依不饶这二十天。很好!非常好!她为我们保存了这个万分珍贵的史料!请看，世界帝国主义大国，谁在二十天内找到了正确方案?美国花了五个二十天，至今还乱得一团糟。方方是把我们的优点当缺点来写，造成了她的被动和遗憾 ，我在下面专门剖析这个问题。

另一个“兰”，是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她受党中央和国务院委派长驻武汉亲临疫情第一线坐镇指挥。

这是什么意思?同志们，这是中央给武汉派来了一位宰相!这位宰相是中国的女壹号!中国妇女界行政职务没有比她再高的了。她是名副其实的宰相。汉朝初年，刘邦死后，吕后专权，重用诸吕。吕后死了，周勃、陈平等大臣合谋铲除诸吕，扶持汉文帝登基。汉文帝任命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周勃感到力不能胜任，就让陈平当了右丞相，自己居左。可见，丞相有正副，统一都称为丞相，我们现在国事繁重，共有五位宰相。

孙春兰同志在武汉的具体工作我们不知道。但全国各地优秀的医疗队伍源源不断开赴武汉，医疗器材和生活物资也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运抵武汉，保证了重灾区武汉人民的抗疫和日常生活。更有一条，武汉的各级党政机构，始终保持了正常运转，尤其基层的干部，每天都保持着和广大群众的联系，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社区年轻的干部都很勇敢，我们都猫在家里，躲避病毒 ，我这个社区的书记何红艺，比我女儿年纪还小，就整天逆行而上，在外面为群众需要而奔波。到现在5个月了，她一天也没有休息。我也是一个老人在家，亲身体会到了这种温暖和关怀。有孙春兰同志坐镇武汉，武汉一切运转正常，高效有力，我们是看到了的。

难怪朱总司令喜欢养兰!难怪屈原既已“纫秋兰以为佩”，还要“滋兰之九畹 ”!现在我懂了：兰花幽香高洁，内在美而不争艳。其两兰之谓与!

两兰在武汉，代表党中央实际占有了武汉抗疫的整个舞台。这台戏，从头到尾，波澜壮阔，激动人心。她们的工作成绩，代表了全党抗疫的胜利，这两者是一致的，完全重合的。《方方日记》如果能跟踪式地全面反映这一点，两兰加两方，珠联璧合，一定会形成一部完美的伟大史诗。可惜，错过了这次机会。不但错过了机会，疫情过后中美两国之间为日记提供的追责论，必将有不少纠纷。这是可以预料的，但完全是不应该产生的。

三、小议《方方日记》

我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全面评价《方方日记》。日记刚发表时，间断地读过七八篇。我至今没有读到日记全文 ，不读遍全文是不便做全面评价的。为了写这篇文章，花两天在网上搜到了十几篇，还是没读到全文。本文所说，基本上限于印象和感觉，没有“真知灼见”，也没有成见。

(一)《方方日记》的真实性。

我不怀疑方方日记的真实性，方方所写的事实都是存在的，没有造假成分。事实俯拾即是，不需要造假。即便有个别事例失准，核对以后改过来就行了，无碍于整体的真实性。从这点上说，它部分地可以起到史料佐证的作用，但达不到“史”的标准。

《方方日记》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读几篇就能感觉到。从优点方面说，可以拔得很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唐翼明认为应该得“诺”奖。从缺点方面说，可以视为极端仇视中国的美国特朗普总统攻击中国的弹药提供者，罪不可赦。这还不是扣帽子，《日记》中白纸黑字，昭然在目。这也是一种真实。不承认这种真实，是唯心主义的，是掩耳盗铃。

(二)关于写作动机和目的。

《方方日记》问题的症结不在材料真不真，在于材料为什么目的服务。

写作“目的”，有政治目的，有非政治目的。我首先按非政治目的去读《方方日记》，读不通。她的政治目的顽强地蹦出来。再读湖北几位教授的赞美词，政治目的就只能用“强烈”来形容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政治是分阶级的，是分敌我的。所以列宁在论述问题时，在批判党内的政敌时，总是强调政治因素。毛主席贯彻得最好，总是强调无产阶级政治，因为，事事离不开政治。我是唯物主义者——水平不高的唯物主义者，依我近年的观察，中国现今社会，既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是完全社会主义，阶级现象和敌我现象还是存在的，客观情况就是如此，是无法讳言的。不然，那些贪官现象无法解释。但在我思想上，方方和吹捧方方的几位教授 ，都是我们自己人，他们都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是我们党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人才。从年龄上看，他们都是晚辈，从学识上看，我和他们不在一个档次，自愧弗如。看到有人是“博士生导师”，是很高兴的。但他们是有缺点的，其中某些缺点脱离不了政治。反映在写作上，写作目的也会有政治性。他们的政治性是很出格的。

写作目的也是创作主题。作者对材料的取舍，使用的先后，叙述的详略，都要服从写作目的的需要。如果写作目的带有政治性，越是真实的材料，越有征服力，杀伤力越强。

所以，《方方日记》不是材料真假问题，是写作目的有没有政治因素的问题。有的批评者，根据某几件事欠准，就说方方造谣，这样的批评是不肯切的。真实，是方方的锐利武器，是牵动人们神经的催泪剂，这样好的武器和催泪剂，她不会自己去磨损，傻瓜也懂得这一点。

那么，《方方日记》的写作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呢?她说了，但不是一下子说出来的，是分几次一点一点吐露出来的。我个人不想就此责怪她，不想扣什么 “隐瞒”“不诚实”的帽子。因为，一个写作者，他的认识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步升华的。

把她的写作目的汇拢起来是这样的，先端上来的是小菜或甜点，慢慢有了点辣味，最后才是主菜。

这个意思都是她自己说的。她说：“我只能作一点琐事记录，写一点即时感想，为自己留下一份存活过程的纪念。”这句话符合日记功能，是放下了身段的，其中“为自己留下”说得很明白，这就是有些小甜点的味道了。然后，她又说：“我还应该继续下去。也好让大家知道武汉真实的近况。”这就有了辣味了，指责别人说假话，好像“武汉真实的近况”只有依赖她方方才能传达给外界。这就不是留给自己的纪念了，超出了日记功能。最后她说：“我知道，在武汉，作这种记录的人多的是，也不乏作家和诗人。只是我们每一个人记录的方式不同，以及记录的要点不同。而这每一份记录，都很珍贵。”“一个人的记录，微不足道，更不足概括全貌，但无数个人的记录，汇集一起，真相便会以全方位形态露出水面。”

这前后的话性质是不同的。前者是“琐事”、“即时感想”、“留给自己的”，后者是参与暴露真相全方位露出水面。这种写作动机和目的，是真实的，符合她的性格的。

她要顽强地表现她的性格。有读者希望她写解放军进城，写火神山雷神山时，她表示了拒绝，她说：“在我自己每日记录琐碎时，仍然会沿着自己的写作走向，去观察去思考去体会去落笔，这难道还是个错误?”这里关键的是“沿着自己的写作走向”九个字，这是她一生的写作调子，这才是方方的性格。所以，那种“琐事”“即时感想”的说法只是一些表象。她会坚持自己的走向，去观察、去思考 、去体会、去落笔，表现自己的写作目的，这是实质。

(三)《方方日记》写作手法和主题的关系。

日记的特色是状“惨”。这是文学作品的手法，方方真懂，运用得天衣无缝。真不真?真!惨不惨?惨!“惨”的例子到处都是，不需要造假。实际生活中可能还有更惨的，她没有收集到。

写“惨”写到什么程度呢?她有一个界定：好几个人，谈及武汉，都用了“悲情城市”四个字。我不知道要怎么说，如果以春节期间的场景，用“悲情”二字，真的太轻，勉强可以配上的是“惨烈”。

看到吗?在方方眼里，用“惨烈”都是不够的，只能算“勉强配得上”而己。

为什么要这样?这是写作主题(目的)决定的!因为，此一部分人的“惨”，与彼一部分人的“罪”是成正比的。这里的惨越“惨烈”，那一部分人的罪恶就越深重。

“惨”是怎么来的?一是病毒，二是官员 ，是病毒和官员合力的结果。方方的原话是：

“武汉官方前期对疫情的轻慢和封城前后官员们的手足无措，造成了百姓巨大的惶恐，给所有武汉人带来伤害。”“这次的疫情，显然是合力酿就。敌人不只是病毒一个。”“天天光是政治学习讲空话而不会具体做事的干部没半点用”，“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常识，不实事求是，后果不只是嘴上说的害死人，而是真的会害死人，并且是死很多人。”

看到了吧，她说是天天政治学习讲空话的“干部害死了很多人”。有了这个罪名，武汉的干部一辈子都别想翻身!

对这些人怎么样?追责!!方方说，“这件事绝不能松懈。一个锅也不让他们甩出去。”“我们所有人都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对我们隐瞒!”日记就是这样咬住不放的。看到没?方方日记的主题就是要清算“官员”。写得越惨，越能引起民愤，官员越要追究 。

不光是要追责武汉的部分官员 ，还要追责上上下下的官员 。关于这段话的原文 ，我在网上找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找到那篇日记。大意是说，武汉的惨象是合力造成的，疫情快过去了，上上下下，各有各的账，谁也跑不了。(这段话是在其日记的后期写的，肯定有，就是找不到了。)

对于这些干部的处理方案，她也设计好了。就是学封建王朝：“永不叙用”!

她不光蔑视湖北的干部，她还蔑视全国的干部，就差“天下乌鸦一般黑”几个字。她说，“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但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导真相的恶果，我们都会一一品尝到。武汉抢前争先，只不过先吃了一个大的而已。”

怎样看待我们的干部队伍 ，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拿党员来说，他是从社会的各个角落进入到党的队伍里面来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也进入党内。所有要求入党的人，前提都是拥护党的纲领，服从党的决议，为实现党的目标奋斗终身。入党前，他身上有优点也有缺点，这些都会带到党内来。入党以后，这些优缺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人在斗争中成长、提高，逐步走上领导岗位。通观革命战争年代，党始终保持了纯洁的素质，这是历史事实。

共产党最大的忧患是掌权后容易变质，老一辈革命家为防范这种情况出现，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不容讳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活动的变化，党内的贪污腐化迅速蔓延，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是，毕竟他们不代表党的性质，党的正义力量最终将他们打败，使党仍然保持了优秀传统和作风。方方所面对的是前进了的党的队伍， 不是七八年前那个贪腐较多的队伍。即便七八年前贪腐现象较严重，也不能代表党的整体。比如，揭发了100个将军，也不能说100万解放军都废了。现在这个队伍廉洁自律、团结统一、服从号令、战斗力强，都是比较突出的，是新生的一代。缺点也是有的，但是也不至于像方方攻击的那样。毛主席总是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没有我们全体干部的努力，一切建设成就都无从谈起，方方的丑化是很不应该的。没有深仇大恨，为什么要把话说得如此绝决?我是不理解的。

怎样看待“惨烈”是有立场区别的。方方是以“惨烈”作为煽情的工具，打击“官员 ”的大棒; 有正确立场的人，都比她精神境界高。钟南山同志就和方方形成鲜明对比。钟南山同志通过武汉疫情，看到了武汉封城的意义，看到了武汉对全国的贡献，对世界的贡献。

他说 ，“在党央领导下，我们疫情防控策略是很正确的。早期实施上游堵截，把武汉传染源截断，然后在全国实行“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这在全国是成功的”。不仅如此，实际上这也成了此次全世界最早的抗疫经验。钟南山受命来武汉，任专家组组长，肯定了解许多具体疫情。他看出了武汉人民做出的重大牺牲，他说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这是对武汉人民“惨烈”的高度赞美，这才是对“惨烈”认识的高度升华。

对惨烈怎样升华，是有立场区别的。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写我们的战士和敌人同归于尽，有身上起火抱着敌人一起烧死的，有用手榴弹砸得敌人脑浆崩裂同归于尽的，还有遗体口中含着敌人耳朵的，魏巍从中看到了我们战士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有一次，我们的高炮阵地移到一个小山上。连首长对我说，《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战场，就在我们阵地背后。我没有战斗岗位，特地去看了那个阵地，凭吊了我们那些可敬爱的先烈。

方方没有这份感情，满篇都是戾气：复盘、追责、一个也不放过。别看她是文联主席，她没有我们的感情。用死人压活人，就是她的写作目的。

(四)《方方日记》的软肋。

软肋不是一下子看出来的，是历史证明的。

《方方日记》刚出炉时，一些人雀跃非凡。广州的朋友，发给我一个湖北几位教授赞美的资料，摘记如下：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唐翼明：

“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自己的立场 ，没有自己的看法，不敢说话呢?”【注：中国知识分子有过什么独立的立场?这是跟共产党叫板，不是吗?】

“下次诺贝尔奖应该给方方。” 【注：有可能，越丑化共产党中国，越有可能。】

——同济大学教授陈家琪：

“在勇气上，我们，至少是我，还真的应该向冯天瑜先生和方方女士学习，………我会敬佩他们，心中暗暗看不起自己。”【注;最应该看不起自己的因素，是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

——湖北大学教授刘鄂川：

“敢于批评的是作家，一味赞美的是庸才。”【注：疫情过后，谁也不能赞美共产党了。刘鄂川下了“封口令”，厉害!我敢于批评你们，我也是作家了?】

“据说方方日记有5000万的阅读量”，“是多么惊人的一个数字啊。”【注：刘教授幼稚，5000万是一个整体吗?有什么惊人的?满打满算，3.5%而已，去掉海外的，去掉反对的，去掉先赞成后反对的，加上特朗普先生帮我们做思想工作，加上美国要出版 《方方日记》，现在有没有0.1%都难说】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

“如果现在突然在武汉街头露面，方方一定会受到凯旋式的欢迎。”【注：戴教授幼稚。我看，在美国街头可以，在中国不行，还得派人保护。你信不信?】

方方“不顾性命的安危”，用“质朴而又凶暴的文笔”【注：叫方方自己说,她何时有过性命之优?文笔既质朴矣，又何来凶暴?文笔都凶暴的人，善良何在?】

——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

方方是“困于孤岛危城”的写作者。【注：知识分子认识了几个词，就随意瞎写瞎说，武汉何时时成了孤岛危城?现在不是在抗日时期】

“封城日记的挞伐者，从一开始就排成了长队 ，他们挥舞着十八般兵器，喊着，骂着，朝向一个65岁的老太太恶般地扑来。”【注：怎么可能呢?不是有5000万读者吗?不是在街上会受到凯旋般欢迎吗?】

北方还有个叫閰连科的人说：是方方“拣起了作家和文学家掉在地上的脸。”閰连科开什么玩笑?你的脸掉地上了没有?脸在地上，你怎么面对学生讲课?能掉到地上的，还叫脸吗?那是脚后跟!共产党是重视文艺队伍的，还在江西的时候，在长征路上，一直不放弃文艺队伍。到了延安，毛主席为加强文艺队伍建设，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閰连科应该读过。你们的脸不是方方给的，是共产党给的，是人民群众和学生给的。连起码常识都不懂，瞎捧场。

再说“软肋”。《方方日记》的软肋是，疫情没有按方方想像的惨烈方向发展，时间不够长，惨象不够深，和欧洲与美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来，中国做得最好，中国没有丢人。历史证明，是方方把中国正确的说成了错误，把中国的好事说成了坏事。这一点，除了美国的特朗普少数以甩锅推卸责任的无耻政客，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无论方方怎么强打精神为自己辩护，都无济于事了。立场不对，一小差开到泥沟里去了，上了敌人的贼船，造成了很大的被动。

方方的被动是致命的，她曾用挖苦的语气说：“我们都还被关在家里，足不能出户。而另有一些人却已在大唱颂歌，连胜利的书都看到了封面(如果不是恶搞的话)。武汉人有什么话可说?”而现实是，《方方日记》要在美国出版 ，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封面。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话问方方：“武汉人有什么话可说?”所以我们说，方方是一小差开到泥沟里去了，再怎么要强，没有资本了。

为了开导我们的同志，我下面要专门写一节专题，将方方颠倒了的某些东西再颠倒过来，坚持正确的东西。不是为了帮助方方，她是个很固执的人，不会接受我们这种“平庸”之辈的帮助。主要是帮助我们的党员和干部。

四、对若干问题的理解和说明

《方方日记》涉及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大问题，应该由中央党校和社会科学院的理论家来解决。本文所谈，是个人心得，难免肤浅，只是和干部们谈谈心，供大家参考。

(一)干部“隐瞒”问题。

首先应该说明一点，我们现在所谈的，都是固定的静止的一个点，实际事物在发生的时候是动态的，不停地运动着的，运动是事物的本质特征。方方所谓“干部隐瞒疫情”问题，也应该是个运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要等将来中央做权威的结论。我也只是疫情暴发前不久才回武汉，省市干部的名字我一个也不知道，对“父母官”尊敬是有的，没有特别的好恶爱憎。

从博士、教授 、干部、家庭主妇那里，加上一个手机，我听到如下说法：武汉刚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时候，不知道它的厉害，医生也没有确切认识，有人对消息有所传播。政府既要解决这个问题，又要保持社会稳定，不能妨碍“维稳”这个大局。平心而论，有这个指导思想也不是坏事。事情没有立即上报，想自己动手消除隐患 ，在这个过程中，对流露了消息的人进行了训诫，压制了传播。如果这个说法为真，做法错误，也不是反革命行为，不是敌我矛盾，不能定为犯罪。据有的资料讲，张继先最先从诊断中发现了异常，也从正常渠道进行了上报。通盘来看，武汉在A处有压制，在B处有上报，不能构成全方位的隐瞒。这种隐瞒有没有可以谅解的因素?抑或是工作方式的不当呢，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重大利益作怪?这要听中央的结论。

历史是滚动的，一刻也没有停。疫情消息继续滚动，到了中央那里，按方方所写，是“上上下下”都有责任，都要“复盘”，都要追究的。我从李兰娟谈话中看到，真相不是这样的，历史滚动到了中央那里，一下子就公开了，立马封城。

就是这么一个运动中的现象。从原则上讲，当初的局部“隐瞒”，也是不对的，违背了重大疫情防治法的精神。可以肯定这不是中央的精神 ，但是，在方方日记里传达的是政府全方位的隐瞒这就不对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彭佩奥，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狗崽子，也咬定中国政府有意隐瞒疫情，等着拿中国的赔偿金。这笔钱不少，不会少于八国联军时的赔款，他们正需要这笔钱发救济金。

(二)罪大恶极“二十天”(方方有时写“二十多天”)问题。

方方多次提到疫情延误二十天的罪恶 。她写道 ：

“武汉疫情，从最初发现到封城，中间延误二十多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延误的症结在哪里，究竟是何人因何事，给病毒蔓延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而导致武汉史上未有的封城。”“这件事的根底是必须追查的。”

全国正直的党员同志们，我们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者，不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者。这是瘟疫呀!我们的干部、群众、医疗专家，事先都不认识新型冠状病毒，医学上没有治疗的预案，瘟疫在从前出现的时候，往往是一个村一个村的人死光光，有的一个县死得没几人。白 骨遍于野，千里无鸡鸣啦!

联系当今世界，经济最发达、科学和医疗水平最先进的美国，疫情暴发以来，过去了五个“二十天”，至今还没有控制住。到昨天为止，感染超过150万人，死亡9万以上。其死亡人数超过了我们全国感染人数，至今也没有找到控制的有效办法。

同志们，我们才二十天!就找到了办法，这不很伟大吗?正反映了我们的优点，怎么反而变成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呢?

方方咬住说：“这是不争的事实”!日记中有很多错话，唯独这句话有价值。全世界都听着，都别争了，中国二十天!同志们，这是我们的优点啦!一个大优点，丑化成一个大缺点，所以全国人民有气。多处将我们的优点丑化成缺点或罪行，这是方方的软肋，摆脱不掉的软肋。

短短二十天，就走上了战胜疫情的正确轨道，不到两个月就基本控制疫情，避免了一次大瘟疫，实在出乎想像。最近，《纽约时报》科学与健康记者唐纳德·麦克尼尔说，中国可能挽救了1000万人。这个推测是可信的。如果当时不采取春节前封城措施，武汉的人几天之内奔赴全国各地，又全部是聚集性活动，很多人要去“穷乡僻壤”，人口密度大，医疗条件又差，疫情突然传播开来，不死千万人才怪!我们避免了一次大灾难，表明了什么 ?

第一， 我们的医学水平走到了世界最前列，我们的医学专家有本事。

在这个问题上，方方的思想方法是十分有害的。她对李兰娟等专家成功的决策建议视而不见，另外提出了一个追查医疗专家的意见，里面不光有戾气，还有杀气。她说：

”来过三批专家，每一批来的是什么人，领导者是谁，来汉后什么人接待，领去了哪家医院，走访几个科室，开了几次会，什么人发言，询问了哪些医生，得到了什么回答，看到过什么材料，了解到什么情况，最终得出什么结论，谁拍板的这个结论。诸如此类。毕竟“人不传人，可防可控”这八个字，将武汉人害得惨不忍睹。细查到这一步，不信拎不出说谎人。而说谎者为何说谎，受何方指令说谎，知不知道这是谎言，还是明知对方欺瞒，自己则愿意相信欺瞒，或者自己需要被欺瞒。无论官方，还是专家，逐条逐条地梳理，应该都能查明。这样的灾难，绝不可能免职或撤职就可以了结。”“所有主推手和帮凶者，一个也不会饶恕!”

看!杀气多重!

我的分析是，开会做记录这些程序肯定是有的，发言先后也会显示。事后回顾这些意见，做些研究，总结经验教训都是可能的。但指导思想不能这样。对于一个新病毒，大家都没有认识，谁能保证每个人发言都正确，基本正确者，也不能保证每句话都正确。开会要达到的目的是，畅所欲言，人尽其思，言者无罪，坦诚相待，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我坚决地相信，来武汉的专家们，一定是本着追求科学结论的精神参加会议的，所以成效甚高。方方的指导思想是千万不能接受的，那是害国害民的。按她的精神 ，今后谁也不愿参加这样的会，来了也不愿畅所欲言，互相推诿，徘徊观望，话到嘴边留半句，肯定坏事。科学家也不是圣人，他们也有个人利害得失，用方方行政手段打击他们，是行不得的。这不是理论问题，是实践问题 。

第二，我们国家尊重专家意见，党中央的最高决策，是建立在专家们的科学结论之上的，因而成效快。反观美国总统，私利至上，刚愎自用，弃专家如敝屣，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一贯崇美，舍不得批评美国，老是不停地指责中国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这一次我们拿出了真实的对比例子，他们是不是要改一改呢?

第三，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武汉封城后，国家就实行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国家买单”的政策。这是完完全全社会主义的，它是取得抗疫胜利的基本保证。如果实行市场经济的收费制 ，一个病人出院后还要承担数万元或数十万元的医疗费(即便打折，数额也不少)，许多患者是不会安心治疗的。面对沉重的债务，有的人死的心都有，巴不得速死，哪会配合治疗。我们都看到，患者在医护人员带动下轻松地跳起了方舱舞，还有的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由衷的歌颂。我还看到一个视频，支援武汉的医疗队撤离的日子，欢送的人群站在马路两边，对着医疗队的大巴车或鼓掌，或敬礼，或摇动旗帜呐喊。有一位大爷跪下磕头，几十米外，另一位穿红色大衣的妇女也跪下磕头。这都是现场临时发生的，群众发自内心的。

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上下一条心，全国一盘棋，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做不到。

《方方日记》写了浙江一位医学教授的讲话，他批评“不惜一切代价”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原话说：“抗疫过程中集中国家资源和力量攻坚克难当然是大好事。但是在最初明确问题时，在战疫过程中、在调整和明确最终目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尊重科学规律。“不惜一切代价”本质上不是科学决策。”

我不想节外生枝，添加议论对象。只是想说，“不惜一切代价”过去在我们指挥员口中是常用的，比如，“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山头攻下来”，从来没有碰到什么 “本质上”、“科学决策”的麻烦。在保障全国人民人命关天的问题上，有“不惜一切代价”的指导思想 ，是爱民的崇高表现。对“不惜一切代价”的提法吹毛求疵，好有一比：朱自清先生的名篇《背影》中的父亲，被北京的一位教授指责为违反交通规则 ，两者何其相似乃尔!

(三) 干部“一但没有文件，就六神无主”问题。

方方说我们的干部“一旦没有文件 ，就六神无主”，丑化是很恶劣的。

我想告诉同志们，“一但没有文件，就六神无主”，正是我们同志的优点，是党性的一种表现，这个优点是千万丢不得的呀!丢了这个优点，中国就散了架了，上了敌人的当了。

文件是什么 ?是党的方针政策，是行动的指南，是胜利的依靠，是全国统一的保证。同志们想想，不要文件 ，各自随心所欲自行其是，各搞各的，那就回到蒋介石时代了，完了。

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 ，扫除了党内的各个山头，什么一野的，二野的、三野的、四野的都不见了。什么华东局、华北局、华中局、西南局、西北局，什么井冈山、太行山、大别山，都不见了。毛主席临终前，为了保证全党的统一 ，极有预见地搞了个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免除了封建武装割据的后患。现在人们高唱中华五千年统一的文明史，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解放前，就算贵州、云南，都各有土司，西藏有头人，中央管不了他们的。一个省管不了全部县，一个县管不了全部乡镇。现在怎么样?就是方方说的这一纸文件，一天之内，可以达到中国的每一个乡镇和边防。这才是统一呀!高兴还来不及哩，怎么可以因为方方挖苦而丢掉呢!如果没有这一纸文件 ，你们能心安理得吗?你们有取胜的把握吗?何止“六神无主”，还会“七窍生烟”呢!这是党员的党性，同志们，不丢人的!党的领导，是党员的生命。过去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一旦失去党的联系，是十分痛苦的。我们要继承他们对党忠诚的这种情感。

方方日记》的主题，是冲着中国共产党的。她不说一个党字，全文只说“官员”。如果说成个别官员是无可指责的，是正当的批评，不能拒绝的。她说的是全国官员，是上上下下官员 ，这些人大都是党员，不是党员，也是按党的指示办事的，所以她的主题是冲着党的。

方方要呐喊，把自打扮成为民请命的人，这是看错了对象。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为民请命而成立的，岂止“为民请命”，它就是为了解救全国的劳苦大众而为民拼命，牺牲了无数党员。就拿这次抗击疫情来说，“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国家买单 ”，都是共产党给老百姓带来的，与方方没有半点关系。

(四)“空讲政治正确”的问题。

“空讲政治正确”的问题，不少党员也有这种糊涂认识，有些做专业工作的人，还有力图避开政治的，因此这是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以我的能力，不足以谈清楚这个问题，只想做一块引玉的砖抛出来，供大家思考。不对的地方，敬请各位纠正。

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政治?

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反映经济要求，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阶级利益的守护神(本文不细分，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国家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是一致的，但也有区别。本文混在一起说，不严密，只图个简便 ，但无大碍，特予说明)。比方说，国家领导人经常出访，谈判，签协定，都是政治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发展国家经济。外交部发言人的唇枪舌战，都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利益有看得见的直接经济利益，也有非直接经济的利益，如有些文化活动等 。但一切社会活动，最终都会和经济利益挂钩，这是生存的基本法则，唱不得高调的。人不是喝西北风长大的，那些自命清高的人，有些作家，艺术家，也得有生活来源，也离不开经济要求。这些经济要求里面就有政治，不是你个人的政治，也是国家的政治，别人的政治。没有国家的和别人的政治，根本到不了你手里。就凭你一枝笔，你能吃香的、喝辣的、住大房、开豪车?没门!

中国共产党是靠政治起家的，过去靠政治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战争，夺取全国政权，有了全国政权，又靠政治挂帅，勤俭节约搞建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政治活动中，有些活动，如组织生产第一线的工人进行学习，动员加班加点，开展劳动竞赛表决心，由于他们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这些政治活动不被看成是“空头政治活动”，而在教育、卫生、文化艺术等部门，本来也都和经济有联系，可是表示清高的人，不愿意看到或轻视里面的政治因素，往往给戴上“空头政治活动”帽子。方方就是这种人。

其实，政治这个因素是无所不在的。政党是为阶级利益服务的，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力，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强壮党的细胞，提高党员素质，保持党的行动一致，这都是政治活动。不管党员具体业务如何，保持了党的全体战斗力，就是有效地保卫党争取的经济利益。在中国，现在保卫的就是全国人民的经济利益。这个经济利益，最终它会表现在工资的提高，教育、医疗、交通工具和各种文体设施的享用上。从这点上说，政治没有“空头”的。方方当上文联主席，召开文联大会，包括你的工资水平，住房大小等等 ，里面都有政治。

有没有所谓“空头政治”呢?当然有，还不少见。不是政治有“空头”特征，是有些单位组织政治学习不力，走过场，不解决实际问题。在这方面，方方是混为一谈的。依我看，缺点归缺点，该坚持的还要坚持，不可因缺点就冠之以“空讲政治正确”而否定全部政治学习活动。有缺点是改正的问题，不是全盘否定的问题。这次抗疫如果没有政治，全国4万多医疗队伍到不了湖北，全国的援鄂物资也不会迅速运到湖北。医务工作者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空头政治能做到的吗?

通过政治学习，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为实现党和国家规定的任务而努力，这就得靠被方方贬斥的一纸文件，那就是政治。我们的同志不要因方方一说，自感理亏。方方的那个说法，本身就有很强的政治，她不支持或反对无产阶级政治，必然投向资产阶级或帝国主义政治。任何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类事例不少。

其次，正义与非正义问题。

我们现今的中国社会是有正义、非正义之分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从有阶级社会以来，社会所产生的一切(注意，是一切，不是一部分或个别)都是两重的、口不应心的、分裂为二的，自相矛盾的(恩格斯语)。一件事情，这一部分人认为正义，另一部分人认为非正义，俗话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这个意思。想追求绝对统一是不可能的，一分为二才是唯物主义的。你看方方日记，有人认为好，好极了，有人认为坏，坏极了，这就是分裂的。

到处都在一分为二，认为好的人里面是分裂的，认为坏的人里面也是分裂的，方方日记里头，她自己也是分裂的，一会是这个方方，一会是另一个方方。她指斥唱颂歌的书的封面都出来了，结果，她自己的《方方日记》的封面却在美国出来了，分裂了自己。这就是说方方有两个价值观，有两个灵魂。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唐翼明，曾用5000万的阅读量来支持方方，我一看就笑了。5000万不是整体，是分裂的，有中国的，有美国的，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也有先赞成后反对的。这说明教授不学辩证唯物主义，也会被动。现在加上一个美国，认识上的分裂更复杂了。中国支持的美国反对，美国支持的中国有时不得不反对。

那么用什么统一全国人民的行动呢?靠政治。政治也是分裂的，有正义非正义之分，我们是站在正义这一边的，这就是我们的选择。由什么确定正义和非正义呢?这就产生了立场 问题。世上没有绝对的正义，只有相对的正义，正义是有阶级性的。在剥削阶级社会，剥削者和压迫者认为他们就是正义，他们的思想意识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意志就是国家意志。奴隶主说，是奴隶主养活奴隶，地主说，是地主养活农民，奴隶和农民认可了。资产阶级说，是他们提供了工人就业，是他们养活了工人。这就是当时的正义，你反抗就镇压。一句话，剥削阶级代表正义。资本主义后期，工人阶级开始觉醒，工人运动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也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指出是劳动者创造世界，正义归于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一方，反剥削反压迫有理。中国革命走的就是这条路。许多知识分子，许多出身于有产阶级家庭的人，背叛自己阶级 ，投身到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中来，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从另一方面说，也有一些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至死也不放弃原来立场，这也看不惯，那也要反对，处处要顽强表现自己。口里又不好说，有文化的人，他会从作品中反映出来。当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政治教育放松，经济上去了，社会道德水准下滑了，思想也落后了。这一点美国人基辛格就看出来了。

(五)“独立思考”问题。

方方强调独立思考，搬出了朱容基。我全文引述这段话如下：

“今天看到微博上有人转发当年朱镕基总理在上海作自我介绍的视频。其中有一句话：“我的信条是独立思考。”这句话，我很喜欢。这也是我所想的。大学刚毕业时，我参加一次文学会议，老作家姜弘先生在会上说，我们的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上。这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的，我们的脑袋不是长在老师的教导中，也不是长在报纸上，更不是长在会议文件里，它是长在自己的肩上。我们的脑袋要用来独立思考才更有价值。所以，无论极左骂或极右批，都不会改变我自己看这个世界的目光，也不会动摇我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昨天跟易中天学长闲聊，我说极左和极右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深表同意。”

对我来说，这段话没有一个字有新意。关于“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上”这种语言及“独立思考 ”精神，在延安时期就有了。方方5岁的时候，1960年我就听到传达，我们的罗总长(罗瑞卿)讲过这句话。从事物的表现来看，这些精神和方方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延安时期也好，罗总长讲话也好，朱容基也好，其前提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在执行党的指示的时候 ，要联系实际，从实际情况出发，不要搞教条主义，不要照抄别人的经验，要用自己的脑子独立思考 。这个精神永远是对的，它是我们党的传统。他们讲的“独立思考”是有条件的。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具体条件的，不能笼统地谈“独立思考”。离开了具体条件，蒋介石、希特勒都是独立思考的。方方抛开这个前提而强调自己的“独立思考”，就是要坚持资产阶级立场 ，摆脱党的领导，要搞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六)“极左”问题。

这一点弄清楚之后，再来看方方经常挥舞的一根大棒，就是极左问题。在《方方日记》里常看到她骂别人“极左”，其实她是没有资格骂别人“极左”的。请听我来说。

关于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的问题，这是常识，不讲了。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起先用过“左倾”、“左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提法。国民党不提这些口号，他们一概骂为“共匪”，管你左不左、右不右。所以，这个提法本身就限定了，它是共产党内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对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的批判语词。正确路线的执行者起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领导集体，方方是站在这个领导集体一边吗?毛主席去世后，在批判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时，用了“极左”这个词。这个词是既主持改革开放、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领导集体使用的。问题就来了，对于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我们批评有的人是“极左”，那么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不要批评呢?一批评他也扣上“极左”，这是滑稽可笑的。一个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独立思考”的人去批评别人为“极左”，好有一比：

比方说，关于解放台湾的手段，大陆方面，有人主张用武力，有人主张和平统一，蔡英文则骂主张武统的人为“极左”。 另如，一个罪犯，有人主张判无期，有人主张判死刑，罪犯就大骂后者为“极左”。“极左”不是他们有资格骂的。一个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共产党的人，他是没有资格骂别人“极左”的。

(七)文科教授队伍的落伍。

方方谈“极左”问题，搬出了她的学长易中天。易中天的名气真是如日中天，易中天还说了极左、极右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的话，当然我们无话可说。

前些天，我手机显示一个视频，不知是不是鲁豫采访他(视频中没有看到采访者)，只听他突然冒出一句话：“凡是自称导师的都是狗屁!”看来是在和什么人闹别扭了，生这么大的气!不过自称导师的人多得很，有的人跟我一见面，就说：“我是XX博导”。有的名片赫然印着“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于丹的名片可能也有“博士生导生”的字样，他们不知是不是“狗屁”?还有，当年林彪给毛主席封了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说过“讨嫌”，他说他当过小学教员，只愿接受“导师”这个称呼，其他都不要。……。易中天的“狗屁”论好像也有一些道理，好像有的人真有些狗屁，如湖北大学的梁博导，不然，著名学者是不会轻易下这个结论的。

就是因为看到了易中天这个视频，勾起了我一个沉重的思绪。前些年，儒家思想大回潮，上百家讲堂的学者一个接一个，又年轻，又有学问，我们无力拒绝这个很可喜的现象。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打贸易战以后，这些人怎么逐渐销声匿迹了?现在在网上常看到的是另外一些人，其中还有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他们站在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最前沿。有：1、搞核物理的陈平教授，他讲得最好，毛泽东思想水平很高。 2、搞高分子的郑强教授，他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维护毛泽东思想。3、军事评论家张召忠将军 ，思想水平高，材料丰富 ，立场明确。4、张维为教授 、5、金灿荣教授，6、金一南将军。他们都很了解世界形势，以丰富的知识武装青年学生，驳斥美国政客的无耻滥言，守护了党和祖国的阵地，令人尊敬。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我写此文时一直在想，可能是儒家学说现在派不上用场 ，换个说法是，上不了战场 ，历史不选择他们，群众不选择他们，这里面包括了力挺方方的教授们。请这些教授调查一下自己教授的学生，他们在关心中美论战时，是不是在关注我上面提到的几位教授?是不是这些教授在给大学生提供精神食粮?你们能给自己的学生拿出这些精神食粮吗?

是可以改进的。方法是人要站得高一点，站位很低的人，只能看到自己鼻子底下一点天地，自命不凡。站位高的人，才可看到全局。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教导刘亚楼(建国后空军上将)说，做具体工作的人，也要关心全局。术业有专攻，在坚持你们专业的同时，转变思想 ，关心全局，多讲讲催人奋进的东西，也是可以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完)

【2020年5月16日初稿，5月25日 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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