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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优先,还是生命优先?

邓鹏 · 2020-06-29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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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个全球私人资本的积累中心,一个无法保证公民生命安全的国家,一个将自由实质是 “经济自由”或“利润自由”置于弱势群体生存之上的制度,是否已到衰朽腐烂的晚期阶段,社会的出路又究竟何在?

  2020年即将过半,对于世界而言,已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划时代的一年。有多少惊心动魄的事件,先后浮现在人们的面前,令人叹为观止;多少热血沸腾的场景,停留在人们记忆的近处,迟迟不能消散。这一年里的诸多热点事件,可大致归纳为两大线索,一是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其影响是全球性的,几乎遍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即便按保守的统计全球感染者近千万,病亡者近五十万人。二是被压迫人民与种族的大抗争,这场抗争始于2019年,先后波及数十个国家或地区,同样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并在今年5、6月间在美国达到一个新的顶点。两条线索,两种发展,几个月里彼此交融,互相激荡,极大地冲击着人类的思想状况与现实行为。在中国的武汉、意大利的米兰、美国的明尼阿波尼斯与西雅图,事实上在许许多多的国家和城市,人们提出疑问,并开始思索。自由优先,还是生命优先?在诸多的问题当中,这一问题尤其引人瞩目。

  一、问题之提出

  自由优先,还是生命优先?这个问题的提出令人震惊,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它的答案是不言而喻,早已解决的。问题的再次提出本身就意味着问题,观念世界出了问题,现实世界也出了问题。观念上,这是一次大幅的倒退,向传统思想的快速回归。作为基础的生命,很久以来处于不证自明地位,自由、平等与正义才是辩论中的主角,如今竟然堂而皇之的登上理论殿堂。现代政治哲学似乎顷刻间颠覆了。在现实中,起码对于安逸已久的发达经济体而言,出现了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危机,难以置信的危机遍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乃至人的生命是否得到保障也成为疑问。中等收入和最为贫穷的国家,面对着沉重的灾难,反倒显得相对轻松,也许它们的历史一直就是在灾难中摸爬滚打,不敏于新的疼痛,也找不到新的出路。

  二、各方的回应

  中国的武汉,是新冠病毒最早爆发的城市之一,病毒感染了数以万计的人口,并直接导致近五千人的死亡。中国是拥有近十四亿人的人口大国,也是GDP规模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病毒的传播前景及其可怕,因为它最终可能影响数亿人的健康和数千万人的生命。对病毒的防控同样成本惊人,因为它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严格限制和经济循环的大面积中断。然而,中国在两者之间毫无保留的选择了生命优先,并在关键的时刻以举国一致之力力挽狂澜,从根本上抑制了病毒的传播。

  中国的选择固有其理论和历史的基础,某种意义上,1949年的中共革命,就是为得不到生存保证的人民谋求生存权的革命。大跃进的挫折再一次强化了这一意识,毛泽东形容让每一个人吃饱饭是最重要的事情。数十年来,这个国家的人权观念也是将生存权,首先是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放在第一位。这个国家的人民同样珍视自由的价值,特别是以言论自由与行动自由为代表的个人自由,四十年来经济自由也有很大的进展。而某些社会精英在追逐发家致富方面又近乎是无底线的。然而,这种珍视,这种无底线,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最终都没有妨碍国家在关键时刻的选择与回应。值得注意的是,在健康观念与之接近的韩国、日本等国,政治与价值观念与之接近的越南、古巴等国,很大程度上都能够豁免于今年的世界范围内的大流行与大抗争,不得不说确有其内在的逻辑里路。

  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则是另外一幅景象。欧美承平日久,自二战以来未见大规模的本土暴力死亡事件,致人大量死亡的饥馑和疫病似乎消失得更早。活着的人们重未有过生命遭受大范围侵犯的记忆,甚至连必要的担忧和警惕也稀薄得几乎感受不到。二战后欧洲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与现代经济结合,打造了所谓既追求经济效率也追求分配正义的基础体系。美英则在1980年代掀起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巨浪,给予资本在金融与全球领域更多的自由,争取更多的利润与创新,代价却是不平等的扩大与社会保障的侵蚀。

  在西方主流理论界,也充斥着乐观、自信的反应,对极权主义批判与反思的作品在连篇累牍的出版,所针对的对象却是在西方的外部、历史的过去。当1989年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后,历史已经终结的论调也一度粉墨登场。在西方文明内部,特别是在美国政治哲学领域,自由优先,权利优先,似乎已是“合乎理性”的各种哲学派别宗教派别的重叠共识。右翼自由主义者提倡自由优先,他们的自由主要是个人的自由,免于强制的自由,在这里财产权利与自由获得了基本自由权的地位,甚至成为自由权的基石与核心。其代表人物有哈耶克、洛齐克等。左翼自由主义同样提倡自由优先、权利优先,但他们更侧重于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的概念,对自由阐释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例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主张的两个正义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二是机会平等原则与差异原则,利用一种词典式的优先排序,将平等自由置于相对优先的地位,在自由的内部,又将个人自由(言论、信仰、良心诸自由)置于相对于政治自由(选举与多数裁决)的优先地位。当哲学家们在为自由、权利、民主、平等等诸概念在价值上的排序争论不休的时候,人的生存与生存权却没有安置在任何主要的理论体系中。的确,罗尔斯谈到了不可危及与损害他人的生命,但只是单列在公民必须遵守的自然义务论里。在数百页的著作中,他也没有举上哪怕一个假设生存权与自由权可能出现冲突时的例子。作为人的存在自身、人的生存权似乎不成其为问题,在西方主流政治哲学中消亡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0年的大流行与大抗争,看上去象是一次“百年一遇”的灾难,一场历史性的倒退。我们也才能理解,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没有做好准备,以至于自由还是生命优先,成为了问题本身。

  三、为生存和自由而斗争,以美国为例。

  沿着时间线,来到2020年的6月底,人们惊讶的发现,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与以“黑人生命重要”(Black Lives Matter)为主要诉求的大抗争中,美国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双重的震中。

  根据实时数据,截止6月26日,美国累计确诊255万例,累计死亡12.8万例。这一死亡数字不仅超过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阵亡之和,也已超过了一战美国人的死亡总数。美国在应对冠状病毒的挑战严重缺乏准备,与其超级大国,拥有世界最强劲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形象毫不匹配。该国没有吸取2003年Sars疫情的教训,早已中断了对同类冠状病毒的研究与疫苗的研制。16年特朗普上台后,再次大幅削减疾控中心(CDC)的经费。今年2至3月,也是疫情传播的早期阶段,拥有最好疾控医生与大型药业的美国,竟然无法在短期内开发与应用病毒检测试剂,在病毒的传播与防治的竞赛上,放任前者远远的跑在前面。经过两个多月的城市封锁与隔离,前期疫情同样严重的欧洲已有明显的缓和,而美国的日感染人数却再次接近4万人的历史峰值。特朗普的共和党,以私人企业的保护者自居,在防控疫情与维护企业上摇摆不定,在生命与自由,实质是生命与经济上选择了后者,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生命损失。该国疾控中心专家直言“病毒已使整个国家屈服。”

  当大流行病毒全力打击美国的时候,似乎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已不太可能。特朗普加剧了这一局面,在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期间,向亿万富翁们转移上万亿美元的财富,却对人民的生命损失不负责任。在这种背景下,上亿的美国人民,连同世界各地的人们一道,孤立无援地思考着生命的价值和可能的死亡。从根本上讲,傲慢的权力对普通人的生活是充满敌意和破坏性的,这一点从未象今天这样明确过。当5月25日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杀在明尼阿波利斯街头,起义与叛乱由当地迅速蔓延至全美的上百个城市,波及数百万的民众,大抗争掀起新的高潮,并以不亚于新冠病毒的流行速度在国际上传播开去。九十一岁的美国思想家乔姆斯基经历过很多政治事件,包括1968年的大规模骚乱,但都不及这一次具有的规模与力量,运动是历史未有的,也是大有希望的。

  大抗争的直接诉求,是反对警察暴力,争取种族正义,削减乃至撤消过多的警务支出,为包括黑人在内的所有美国人赢得生命安全。乔治·弗洛伊德是导火索,是一长串牺牲者的代表。美国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之上,耸立着一个庞大的暴力机器,对内的警务系统与国际的军事系统。系统有法律上特殊的豁免权,近年来,每年死于警察执法与拘留期间的美国人约有1000人,当事警察被法庭起诉的比例却不到百分之一。这不仅违反罗尔斯的平等自由原则,更是危及美国人的生存权。监狱的规模增长得很快,美国在囚犯人人数近三百万,是1970年的十二倍。每万人的在囚比例高居世界第二,看似犯罪的天堂。西雅图国会山自治区的一项诉求是对全部有色人种的重型犯进行重审,提示美国司法审判可能的不公正。或许有人没有意识到,“黑人生命重要”命名的运动,恰恰就是美国人民对生命重要,还是自由重要(或经济重要)的一个有力回应。

  众所周知,美国存在着严重的种族不正义问题,在经济上,黑人家庭和白人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仍然很大,2016年黑人家庭财富中位数为13,024美元,仅为白人家庭中位数的十一分之一。2017年,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仅为白人家庭收入的59%,而失业率基本保持在白人的两倍以上。如今,非洲裔美国人正过度地死于新冠病毒。他们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占全部死亡人数的22.4%,尽管其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2.5%。原因多方面的,其一是,黑人不成比例地承受严重的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也缺乏健康保险和住房不足,其二是黑人工人更有可能比白人工人在“前线”工作,在公共交通、家庭保健、零售和服务等方面工作,而这些地方保持社会距离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黑人工人占劳动力的11.9%,但他们占所有一线工人的17%。其三,经济的停顿加剧了黑人的困境。华盛顿邮报最近的调查发现,超过五分之一的黑人家庭现在报告说,他们经常或者有时没有足够的食物--是白人家庭的三倍多。经济上的不平等在病毒大流行的危机时期增加了他们的脆弱性,而病毒测试与医疗救治上的种族不平等,进一步加剧死亡率。在黑人社区,这种恐怖的流行病被称为“黑死病”。黑人著名活动人士安吉拉·戴维斯评论道:“我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可怕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它(抗争)是否会像现在一样展开,这给了我们集体见证国家暴力最残酷例子之一的机会。”

  回顾1968年,美国在外部陷入了越战的泥潭,伤亡人数与日俱增,看不到短期结束的可能。在国内,大学生民主运动与黑人民权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与黑豹党惨遭的镇压让黑人走向激烈的城市暴动。可见,公民生存权的基础受到侵蚀,是社会由64年民权法案通过前后的非暴力反抗向暴力反抗的转化的主要原因。今天,美国陷入了空前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病毒每天在杀死上千的美国人,也同样看不到危机短期结束的可能。这是我们思考依赖的背景。疫病的来源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自然灾害,但防控上的无所作为彻底暴露了由政府到制度的腐败与无能。而内部,系统性种族与阶级歧视导致“私刑”的泛滥。人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个全球私人资本的积累中心,一个无法保证公民生命安全的国家,一个将自由实质是 “经济自由”或“利润自由”置于弱势群体生存之上的制度,是否已到衰朽腐烂的晚期阶段,社会的出路又究竟何在?大流行与大抗争仍在进行,也许要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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