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的时代”，是一篇记述一位著名赤脚医生孙立哲的文章中用到的。
“不好的时代”，指的就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特别是十年。
孙立哲，这位北京的青年学生，在“不好的时代”，被“发配”到陕北农村了。
文章说是因为他爸爸被批判，他受株连，所以，发配偏远地区。可能作者没有注意到，即使是爸爸政治很清白，孩子也要下乡锻炼。比如，毛主席的女儿，就得到江西锻炼!“发配”不“发配”，与父亲是否受到批判无关。
在陕北农村延安，那个荒凉、落后、偏僻的地方，那个缺医少药的地方，孙立哲成了孙立哲。他勤奋好学，他关心群众疾苦，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践一线，他视群众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他刻苦钻研医学技术。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农村群众的支持下、信任下，他终于自学成才，成了一位名闻全国的赤脚医生。他的人生，终于在群众中、在实践中，焕发出异样光芒。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一段与群众相结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孙立哲，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城里的市民，没有谁会注意到他。
那是个“不好的时代”，你说怎么就锻造了孙立哲，怎么就把一个普通的北京知识青年变成了全国闻名的赤脚医生?成为赤脚医生制度的代表人物?成了时代的楷模?
孙立哲之所能成为孙立哲，恰是因为时代出英雄!不是因为他天生就是圣人。他是那个传奇时代的缩影。
“不好的时代”之后，孙立哲的人生却陷入了迷茫。他甚至跑到文明、先进的美国混了几年，整个后半生，一事无成。他今天讲自己的传奇事故，还得讲在延安的、与群众结合的那一段赤脚医生史，才感人;他的其他人生故事，比如他在美国的奋斗，他的爱情，都索然寡味，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平常，没有人感兴趣，也体现不了他的存在意义。
什么样的时代才是好时代?难道，把普通学生孙立哲，培养成传奇人物、赤脚医生的时代，不是好时代?
申纪兰同志去世了。她是那个“不好的时代”培养的模范典型，共产党培养和树立的早期愚公形象之一。算级别，她上世纪80年代，就是厅级干部，不过，她不要这个级别、不要这个级别对应的待遇，她要的是农村社员的级别，她只要劳动的待遇。
这样人的何其愚昧呀!永远也不开化，简直就是榆木脑子。
共产党人，真正的共产党人，不都是这种榆木脑子吗?不都是这么不开窍吗?这种人的唯一特点，就是你引诱不了他!真正是“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最让人反感、不可容忍的一种品质。
愚公移山，就是一筐土一筐土地移!任“河曲智叟”如何嘲笑，就这么移，从河南西北部，运到朝鲜半岛。
共产党人的思想文化，说白了，就是让人做愚公，做申纪兰!主席讲，看一个知识分子是否革命，就是看其是否与群众相结合，什么意思?与群众相结合，就是做愚公的意思。主席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这些人则幼稚得可笑，要大家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什么意思?就是大家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脱离群众，不要高高在上，不要用资历、学历、名气、头衔唬人，就是提醒大家，要做愚公，不要做智叟。主席还讲，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仍然是劝告大家要做愚公，不要做智叟。这样的话，主席讲了一辈子。其实，主席就是愚公头头。
共产党人的文化，就是愚公文化，就是鄙视智叟的文化。共产党人无往而不胜，就是因为愚公文化，就是因为鄙视智叟文化。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深入群众，去做愚公、不做智叟，所以，知识青年成了赤脚医生，孙立哲成了孙立哲，至今，那段历史，仍然是孙立哲的骄傲，是他的荣耀!那个时代结束之后，孙立哲还有过什么成绩?没有，什么成绩也没有。
“不好的时代”结束了，知识分子，终于找到足够的理由脱离群众、脱离实践了，终于可以高高在上了，终于他们可以靠着关系、文凭混日子了，终于，他们再也成不了孙立哲!就是孙立哲自己，也不能是当年的孙立哲了。
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什么是初心?初心，不能是空洞的概念、名词、口号，不是“初心”这两个字。共产党人的初心，简单地说，就是做愚公!就是深入群众、联系群众、解决群众疾苦，从群众的创造中吸取营养，形成自己的办法、措施、对策、政策、方针、路线，从群众的创造中，找出自己的政策，“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深入群众了，心里有群众了，把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了，党就活了，就有初心了。脱离群众了，党就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小资产阶级，很喜欢从自身得失角度看问题，结果，算来算去，自己亏了，所以，就埋怨“不好的时代”;如果是自己赚了，那就是好时代。那种把那个时代当作“不好的时代”的人，其实是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都是些聪明人至少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却脱离群众、脱离实践，一事无成。
申纪兰前辈去世了，我很难过，怅然若失。
孙立哲回到了陕北，重修了当年作为医院的几孔窑洞。重修医院容易，重建愚公精神，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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