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温铁军教授一段讲话视频，提到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他讲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接受苏联的援助，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工业管理体系基本完全照搬苏联的，在这个管理体系中，无论是行政管理，还是技术管理，都是全盘苏式。而且这种苏化还扩大到军队、高校等其他领域。军队服装都改成了大盖帽，原来的官兵一致现象不见了。排长以上就不和战士住在一起了，而且战士有义务给长官端洗脚水之类，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毛主席为此非常担忧。这样下去，全部都是苏联的那一套，那么我们的主权在哪里?这确实是个问题。后面的事，温铁军没有讲。但我想到，毛主席后来一直要摆脱苏联的这种僵化的体制，应该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所考虑了吧?
在解放初期，美国对我们全面封锁，我们不得不采取外交上一边倒的政策。到了六十年代，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们等于又面临着苏联的封锁。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困难。温铁军说，现在有的公知指责那时我们这也不对，那也有错误，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我想起来，这里温铁军没有说出来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毛主席从来是把中国人民的主权，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永远放在第一位。如果在美国或者苏联的压力下，我们为了一点眼前利益，在主权方面做了重大让步，那将来我们一定会后悔莫及。况且，美国基本上从来就是口惠而实不至，他们许诺的任何好处都可能打水漂。所以，在毛主席看来，我们宁可在经济上克服暂时的困难，但国家主权方面绝对没有让步的可能。一步也不能退。
温铁军说，当时我们给苏联专家的工资相当于20万斤小米。而当时中国的国家主席，每月工资不过是两万斤小米。我们的部长是一万斤小米。所以对于苏联的援助，我们欠了很大的债务。在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后，我们的建设资本金等于被掏空了。这样失业率就上来了。我记得，那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即1958年，从农村招收来的工人，在1960年前后，有不少人又被下放回农村了。这就是在缓解失业的压力。但当时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到了六十年代末，大批初、高中学生在城市中积压过多，无法全部解决就业问题，这就发动了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说来说去，这都是因为国家太穷，底子太薄。面对这么多人口的中国，外无资本，内无积累，要解决这么多城镇人口的就业问题，没有更多的资本金投入到企业的建设方面，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根本上就是一个无奈之举。同时，由于大批城镇人口下乡，又给农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农村的集体经济不可能不受到牵连。后来有人指责人民公社没有搞好，指责我们犯了错误，云云。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落后的经济，巨大的人口压力，怎么可能一帆风顺?怎么可能没有困难?
温铁军特别提到了农业学大寨。大寨大队遭了灾，但他们没有向国家伸手要粮要钱，全凭自己一双手，开垦荒地，展开生产自救，这样的精神当然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提倡。如果都向国家伸手要粮要钱，国家根本拿不出来，而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至少可以鼓励一部分农村集体经济也走大寨的道路，这样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当然希望得到发扬光大。
工业学大庆也是一样。国家缺乏石油，缺少能源。而大庆人也是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硬是在被外国人宣布贫油的国度里找到了石油，解决了国家经济建设所最需要的资源问题，所以大庆的精神同样也需要提倡，需要发扬。
温铁军说，今天有些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指责，其实都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不能根据今天的想当然就来指责当时的三十年。那一代人，为了国家今天的发展，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那一代人对今天的中国是有功的。
记得台湾有个姓颜的教授，说过以下大意的话：大陆的人民，吃了两辈子的苦，却干出了三辈子的成绩。这样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七十年间，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中国基本上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今天这样的面貌。当年，我们在农村实行农业税的时候，国家把农民生产的大部分产品拿走了，主要用于发展工业。而只给农民留下勉强维持生存的农产品。农民是很苦，可是在当年那个时候，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工人略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在企业工作时，那时工人工资水平普遍很低，而且由于文革的原因，十多年没有涨过工资。所有的人都是紧紧巴巴的过日子。我们当时的厂长，家里有两个孩子，老伴也是在职职工，但他抽的香烟，只是二角钱一盒的工农牌。我们当年还是单身汉的时候，抽的烟比厂长还要好些，至少我们经常抽的是三角四分钱的香山牌，也抽得起三角九分的大前门牌。当然，如果一旦结婚成家，还能不能保持这样的消费水平，还真的不好说了。
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中，分配在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要好些，因为他们每月还有工资。而直接插队到农村去的就要艰苦得多。不仅没有工资，而且在年终分配时，很多知青还欠着队里的钱。有不少知青需要家里给贴补钱，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文革结束后，再像过去那种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已经不太可能了。留有一点尾声的城市初高中毕业生，就近分配在城市郊区的农村插队。这里至少离家近一些，而且城市周边的农村比起边远山区的农村，日子多少要好过一些。
当然，我们不能说，那三十年，我们没有犯过一点错误。但对于经济落后与贫穷，即使不犯错误，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得到迅速的改变和发展。再有，怎么可能完全不犯错误?没有错误的教训，就没有前进的可能。所以我们上一辈人与我们这一辈人在这几十年吃到的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代价，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必要成本。
当然，有的方面并不都是必要的成本付出，像九十年代，在国有企业搞那么多人下岗失业，这就根本不是绝对必要的。那是某些人在新自由主义的蛊惑下犯的严重错误。这与前三十年的历史无关。但这种错误的做法让我们的劳动者吃了苦，让我们的经济发展走了一段弯路。对这样的错误，人民是不能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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