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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庞灵杀人案回顾1968年那份“最有温度的判决书”

老田 · 2021-11-21 · 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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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政治都相当具体,无产阶级专政还远远达不到,那么,兼容人民政治主体性的平台,民众最熟悉的是礼俗社会传统加入政治经济平等,而文革晚期礼俗社会传统向上接管了司法机构的力量,参与守护家庭关系,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意外,其实也不在文革规划的议程中间,这是劳动群众获得主体性表达机会之后,透过“非程序”接管而得到的新空间。

  吉林的庞灵杀人案披露之后,在网络激起了一次小小的舆论波澜,中产阶级女性成员在婚姻家庭关系上的困境,再一次引发了人们追问合理的维护力量何在的思考。由此,有人再一次翻出前几年在网络出现的那份1968年北京市高院的“最有温度的判决书”,以兹对照。

  本文是在“人民食物主权微群”的讨论发言,经过整理之后成文。

  一、中产阶级女性的“女权问题”

  想来,这可能又是一起因男方违约,引发的私力救济事件;相关的违约责任,司法救济可能无望,所以当事人选择自己动手了。私力救济的成本,看起来也是无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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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特资本社会里,成为“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那样的成功者,比例低于5%。但是,事业的成功,又能够保证什么呢?

  资本社会一切围绕着价值实现而展开,结果呢,价值实现妨碍使用价值的存在状况——使得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些内容,受到了根本挑战。人提高了自己的商品等级,获得了更高的劳动力价格,乃至于婚姻市场上的更多挑选机会,这也许不算是完全的坏事。但是,消费主义对于婚姻家庭制度的有效侵入,使得一切都需要依据消费体验或者主观效用,来不断地再评价,由此,一切契约精神和海誓山盟,都同被贬低了。

  资本主义带来一个女权问题困境,不努力吧,就居于社会底层,遭遇到的对象都是些不值得嫁的非成功男士,面对那些人,时刻都有充分的理由“逃离他”。努力爬上去吧,才有机会遇到一些成功男士,但他们在婚姻市场上挑选余地又太多,变得十分不可靠了。努力还有什么价值呢?难道就是为了从逃离“靠不住”起步,止步于“不可靠”地段?

  据说,女权主义的真实发生背景,就在于遭遇到“不可靠”阶层的成员之后,开始设想如何捍卫平等的家庭成员地位,但是,婚姻市场的相互挑选机制和机会分配模式,以及消费主义态度不改,这份努力真的有希望吗?显然,庞灵选择的私力救济方式,并不可取,但出路呢?反对资本主义还是反对陈世美本身?

  一个人的钱多了,或者先富先贵了,就会改变从前的阶层,他会面临着重新分配到眼前的各种机会,这些似乎就是专门来考验人的,你有了更好的机会,马上变,还是信守旧约?如果人还真的很容易经过各种考验,那钱的作用,倒是会下降一些。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用市场供求法则和主观效用评价,来分析婚姻家庭问题,还得了诺奖;关键乃在于,这些法则真的在婚姻家庭领域中间有效,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这么来的。

  庞灵杀人案说明,还有些头脑僵化的人,沉迷于人自身的使用价值状况,拒绝完全的价值化地位,这显然是资本主义改革不彻底的体现,还是要坚持深改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尤其是要加强规训事业。

  二、古老的婚姻家庭制度如何“路过”了毛时代

  返回到毛时代,那时的婚姻家庭问题,有一些新的进展和相关努力成果,但也还只是“在路上”没有落定,算是初步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毛时代的起点,是旧社会的女性,需要为婚姻自主和争取平等的家庭成员地位而努力。在1919-1920年的长沙,有一位新娘赵五贞在花轿中间自杀,毛教员为此写了十一篇文章,认为赵不是自杀;同时在周南女校里,有一位教师的妻子张舜英投水自杀,因为长期受到其丈夫的轻贱和羞辱;彼时,女性有争取婚姻自主和平等家庭成员地位的不得已,所以,也具有相应的革命要求。

  毛教员为此指望组织起“女子革命军”,参与推动整个社会的解放事业,周南女校的三杰(魏壁、周敦祥和劳君展),后来都加入了新民学会。记得《红色娘子军》中间有段唱词说: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共产主义真,党是领路人,奴隶要翻身。

  在江西苏区时期,根据地准许离婚,结果,绝大多数离婚案例是女性提出的,这已经造成了“男权问题”,很多贫穷的农民在家里再也不敢打老婆不说,哪怕是老婆无理闹腾起来也不敢回嘴,摄于守不住老婆的威胁,对此颇有怨言,这是改革婚姻家庭关系第一阶段的努力。

  建国后,城乡由单位制这样的熟人社会所接管,婚姻家庭问题上,大多数是由传统的礼俗社会传统守护。在这个传统中间,对于“选择多”的强势一方,有着较为巨大的抑制作用,婚姻家庭制度相对稳定。

  文革期间,一方面曝出在官场中上层还存在着高级别官员,玩弄女性,也有的女性为了入党、提职、安排工作等,以此与大官做交易;彼时,这个方面的“权力僵化”相对严重,需要相当高级别的官员才有权力(例如省部级),才付得出交易筹码。同时,文革早期的群众性批判,很多集中于两性关系方面的“揭丑”,这在另外一个方面形成有效的制度威慑,至少到了文革中晚期对于此类越轨行为,制约是相对有效的。

  之所以家庭维护与出轨问题,文革期间群众运动起来之后,成为一个很热门的批判方向(“揭老底”),主要是因为这个方向上的批判,往往在群众中间得到极高的接受与认可,由此造成相当大舆论动员效果和心理压力(或“批判效果”)。这样的批判方向,不是出于上面的号召或者指示,而是一种民众中间的主体性表达,针对的多为有优势者的插足与出轨——以及由此带来的家庭破裂或者心灵伤害。

  1967年12月5日,现任副总理刘鹤的父亲刘植霖(文革前是西南局组织部长),在成都锦江宾馆跳楼自杀,就是因为这个方面的原因;在同一个问题上,高级别干部(机会多的群体)的态度是——“这才多大点事儿”就这么想不开,这是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官场中间多数的小干部,可能由此受到损害和屈辱,把这个看得很重,持有完全相反的态度。在其反面,是辽宁的张志新,她属于低级别小干部,还被看做是主动出轨做交易,在单位内部受到的舆论压力就非常大,在她所在的层次上无法实现自我救赎和解脱,最后精神失常了。她的所谓批判毛泽东极左路线,都没有分析,而是精神失常之后的胡言乱语。

  在这同一个问题上,机会多的群体,与最可能受损害的群体,其态度是对立的。所以,完全的男女平权还是罕见的,毛时代想着这个方向迈进了很大的几步,也还没有彻底终结不同的人及其择偶机遇方面的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性剥削和压迫。不过,当时类似的状况是轻微多了,文革晚期应该属于一个全人类的历史低点。

  三.文革晚期礼俗社会传统对于司法体系的渗透与接管

  文革中晚期有很多“非专业人士”进入司法机关,有关方向上的审判依据,已经脱离成文法规定,开始援引礼俗社会传统来断案了。这份1968年北京市高院的终审判决书,在网络上被戏称为“最有温度的离婚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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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判决书,被很多网友称为“最有温度的判决书”,就文本与表达而言,经过非毛化和抹黑文革,阶级和主义的概念都已经近似于“新毒草”而不被接受了,这份判决书还能够激发正向的想象力,原因当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家庭婚姻高度不稳定,带来的伤害特别大,这会反向激发出各种寻找守护力量的需要,而不管守护力量是什么以及起作用的方式了,需要很迫切,同时满足需要的亮光始终不出现,才会带来这样的差别。

  判决书涉及到的案例中间,否决有优势的一方进行重新选择的的权利,这个也在今天可能会同样激发政治共情心理。盖因为,今日中国社会中间,有优势的群体能够找到借口,越过一切规则和底线去作为,受损害者很难得到司法救济,这很容易激起“一切限制有优势者胡乱作为的都是正义”的想象力。这一类处置方式,实际上涉及到公权力站位问题——站在优势群体一边,还是站在弱势群体一方?

  所以,这份判决书激发的想象力,具体的层面,是两个人的离婚问题;而在抽象的层面,则是激起了对守护力量的需要与对有优势者设限的愿望。

  四、在婚姻家庭制度上两种最重要的守护力量的瓦解与退场

  在阶级分化严重的今天,消费主义的拉力太大,要维护婚姻稳定性,礼俗社会传统的作用,哪怕加上朝阳群众的努力,也要表示无能为力了。在文革晚期,也只是对一个人的超额“再选择权利”给予严格限制——包括源自礼俗社会传统和司法救济的力量,对个体的“初次选择权”则给予尊重保护。

  有一本书《呼吁、退出与忠诚》,就是说失衡之后,可以透过呼吁或者以退出相威胁,来重新谈判解决问题,而忠诚则意味着一种不讲代价的“宽容度”,这些意味着相互博弈与相互威胁的限度。婚姻和家庭的内部失衡,当然可以重新博弈,但外部的金钱和权力关系,往往会带入家庭内部,相互关系的失衡,只要是被充分觉察到并引发了危机,后续演化除了把依附性自觉予以内化之外,再平衡的机会很小,所以破裂的机会很大。对于官场来说,中纪委的威胁还有些,还可据以在家庭内部实现再平衡。

  对于那份“最有温度的判决书”的不同意见,是可以理解的。维护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性,当然不是无条件的,感觉其间还是一个现实需要与未来可能的差别,未来有一种较好的可能,那当然好,问题是现实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迫切需要,可以找到怎么样的依靠力量去解决。

  历史与政治都相当具体,无产阶级专政还远远达不到,那么,兼容人民政治主体性的平台,民众最熟悉的是礼俗社会传统加入政治经济平等,而文革晚期礼俗社会传统向上接管了司法机构的力量,参与守护家庭关系,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意外,其实也不在文革规划的议程中间,这是劳动群众获得主体性表达机会之后,透过“非程序”接管而得到的新空间。

  显然,毛教员在这个礼俗社会传统所兼容的主体性基础上,总结和提炼了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想要以此规划经济基础内部的种植状况,但大多数官员是以行政眼光否定政治建设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这么个想象力。换言之,对于毛教员的发现和主张,官场多数是反对的。作为一个政党,其内在否定性和倒退趋势在此;显然,如果劳动阶级的阶级利益最后得到制度化渠道去实现,还有一个合理政治代理链条保障代表性传递与实施,那就很接近无产阶级专政的完成形态了,而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还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系列中间一个刚过门槛水平的实践形态,就这,还遭遇到官场的大规模长期反对。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不要说实现,连向那个方向推进一下,文革寻找了一圈,全中国上下没有找到克服内在否定性的力量,后来的历史演化趋势,那是距离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是越来越遥远了。

  与宏观的政治演化趋势紧密相关,我们看到了系列的相反趋势,四十年来是资产阶级法权对社会各个角落的充分渗透,不仅司法力量不再守护民众最在乎的价值,还深度渗透到旧传统内部,彻底瓦解了礼俗社会诸传统。然后,整个的婚姻家庭制度就失去了传统与司法这两种救济力量,陷入高度不稳定状态,家庭作为人类生存最重要的制度支持力量之一,就这样陷入高度不稳定状态,其结果当然也是对社会底层成员的伤害特别严重。

  很显然,庞灵作为婚姻关系中间弱势的一方,遭遇到违约之后,也是找不到外在的救济力量,去守护她想要的感情或者家庭关系,最后走上了杀人后自杀的悲剧道路。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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