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腐败”（英文decay of language或corruption of language）这个术语最初是由英国左翼作家和思想家乔治·奥维尔在1946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政治和英语语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文章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语言腐败的根源是政治和经济的腐败，它腐蚀人们的思想，思想腐败进而加重语言腐败，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语言腐败目前已成为政治经济学中最经典的术语之一。
语言腐败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之后，特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害。有腐败现象，必然就会反映在语言使用中，因为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语言腐败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 而是源自道德堕落。道德堕落是语言腐败的根源，而语言腐败是道德堕落的表象。道德底线被突破了，人的言行失去了道德规范，没有什么东西可控制“舌头”，才造成语言的滥用；而语言的滥用会败坏人们的思想。
现在，广大民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语言腐败有意见，对说假话、凑数字、编政绩很反感，实际上是对官德堕落的担忧。道德堕落源自对一切道德规范的漠视，而这种漠视一切道德规范的精神懈怠源自文化精神的失落。腐败分子利用语言来混淆黑白，故意制造混乱,使人辨别不清；“口是心非”、“口蜜腹剑”是语言腐败最突出的表现，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说一套，做一套”。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不少，值得大家注意和警醒。
用攻击性语言侮辱人，那便是语言暴力；对无辜人士实施语言暴力，那便是语言腐败。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有许多无辜遭受语言暴力的体会，不管是发生在自己还是他人身上。例如对于那些无辜的受害者，说打倒他们、批倒斗臭还远远不够，还得再踩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又如口头上说“打黑”，实际上做的是“黑打”，口头上说的是“打假”，实际上做的是“假打”。正如有的顺口溜所说：“心里想一套，开会讲一套，做的又一套”。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戴帽子、打棍子的语言暴力现象为人民所唾弃。摆事实、讲道理和开放务实的风气已经逐渐形成。但是不可讳言，文革语言暴力的阴魂不散，至今仍然可以找到影子，从当今社会的一些语言腐败现象中仍然可以看到历史糟粕的残留。语言暴力，就是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侮辱歧视性的语言，致使他人的精神上和心理上遭到侵犯和损害。它是文革时期的语言产物，也是一种典型的语言腐败，必须把它清除干净。
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前任会长苏金智在《语言腐败与语言污染》一文中认为：“语言腐败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通过语言表达或者是语言行为做不正当的事，从而产生时下大家所关注的腐败现象，这是因为语言使用者的思想健康出了问题；第二层意思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大概是说语言使用不符合常理，语言的传情达意功能受到了损害，语言本身的健康出了问题，用社会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语言污染的一种。”
中国语用学研究会前任会长何自然在《人际语用学：使用语言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一文中也认为：“语言腐败其实是社会权势酿成的, 它是一种负面的语用策略, 随意改变词语的含义, 甚至赋予这些词语与原意完全不同的含义, 忽悠民众, 操纵人心。它像瘟疫一样, 不断地扩散、流传, 形成表面堂皇、实质腐败的另类强势模因, 让社会生态受到不良的影响。”
语言腐败是权力腐败的表现之一，是对话语权的滥用，从本质上说也是公权力的滥用。腐败者利用手中掌握的话语权遮蔽事件真相、重构话语逻辑，影响大众对现实世界的识解并从中获取个人或集团利益。语言腐败对政府形象的影响表现为降低政府公信力、损害民主决策和监督、影响政府行政效能等。要遏制语言腐败，需构建主体与客体同心同向、手段与环境互动共生的治理格局，形成治理合力。
事实上，语言本身没有腐败，只是社会生态环境给这些反常现象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因此，只有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构建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才能消除语言腐败现象，让语言之河澄澈明净，使社会风气向上向善。这对于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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