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持续四十年，中国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但也不断加剧两极分化态势，这就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以“浦东大开发”为例，尽管GDP高速增长，成片的摩天大楼高耸入云，但从社会发展尤其是从创新的角度来看，效果却并不理想。
最近几年，上海突然又再次提出“五大新城”的设想。如果从中央层面的意图来分析，支持这一政策的本意跟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相关。比如，在这一阶段，中央在浙江开始搞试点，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应该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济转型尝试，它是想解决中国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消除过大的地域差异和经济不平等，控制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抑制资产阶级的特权，同时也试图通过更合理、更均衡的发展理念来激发更广泛的社会创新潜能。
实际上，到这个阶段，中国内部积累的社会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假如像上海和浙江这样的发达地区，内部的地域差异都过大，那么，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是名不副实，最后是此路不通，发展难以持续。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央层面的策划，在上海推动“五大新城”的设想，又等于是间接宣布了以往“浦东大开发”的设想开始落幕。这就导致推行政策的阻力会比较大。其实早在近二十年前，刚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头几年，当时上海就提出了建设若干新城的设想，但此后新政策很快就被压制，难以落实。这次的新政，结局恐怕是类似的，逐渐地，上海的媒体给“五大新城”政策降温，最后基调变成了“五个新城”，再往后，逐渐就没多少报道了。
在这个政策不断降温的过程里，最根本的分歧，其实是“浦东大开发”的优先地位。而这跟深圳的特区地位一样，是在改开推进过程中由邓小平本人钦定的优先地位。很显然，在仍以“邓小平理论”和“浦东大开发”为核心政策的发展阶段，上海是并不太情愿地提出并落实所谓“五大新城”的建设。因此，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尤其是试图摆脱以往美国的巨大影响力，转而打造无产阶级的科创路线，就不可能真的成为上海新一轮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那么，每个时代，阶段，都有重点和局限，今天我们当然不能说浦东大开发注定是个错误的方向，但时隔多年，上海再次提出“五大新城”的设想，这就说明以往的“浦东优先”的政策肯定是出了问题，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这些难以克服的障碍到底是什么？根据以往一些媒体的报道和观察，简单概括一下，大概有以下这么几个。
第一个问题是，浦东大开发在最初阶段，就缺乏科学的规划理念。第二个问题是，浦东大开发始终缺乏自身独具的文化理念的有效支撑。第三个问题是，浦东建设科创中心的条件不足，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缺乏足够的内生科创动力。最后一个问题，是浦东自身的特点，贸易布局和身份定位，进一步导致浦东大开发难以打破利益集团的特权和行业垄断的特性，这种经济的快速发展模式，不但难以有效支持自主创新，反而还会抑制创新。
以下针对这几项内容，我们进一步分析下深层的问题。
首先，浦东过去的规划缺乏科学理念的支撑，其实早就有很多严重失误。比如，最关键的一点，浦东大开发的顶层设计理念，没能按照城市发展的自然形态，自开发之初成功形成从陆家嘴到南汇嘴一带的城市中轴线和贯通的交通线。最终的效果，这就导致浦东出现了发散型态的多个中心聚集区。比如，陆家嘴，三林，外高桥，张江，浦东机场，上海东站，惠南，临港，人口密集区在大范围内分布，缺乏城市中心。这看似到处开花，但恰恰严重违背了城市的自然发展规律，在事实上形成了摊大饼的城市发展状态。
但问题在于，浦东新区的面积过大，有1200多平方公里。像这样发展下去，如果不断摊大饼，即使规划的基础设施，如地铁数量，道路数量，以及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翻倍，人口也翻倍，仍无法填充巨大的空地。因此，仅从具体规划设计来分析，浦东大开发事实上不可持续，这就难免走向失败。处于在这种反常状态中，到现阶段，上海恐怕应当全面地深刻反思以往“浦东大开发”的整体规划，不能再拘泥于邓小平时代的“两个凡是”，好像总设计师亲自描绘的改开蓝图，以往“浦东大开发”的设想，就一定正确，所有的理念和设计规划都最高明。相反，现在应当重新理解各种问题的根源，甚至需要冻结以往的重点规划和大型开发项目，以便找准药方，将来重新规划布局。
其次，浦东以往的规划，经济特点，发展模式，还格外缺乏文化理念的有效支撑。在媒体上能看到的，是最典型的两个案例。一个是世博会期间的会馆园区，原有多达上百个各国展馆，非常吸引人。这里本来是足以带动上海新一轮发展的最重要文化财富。各种造型奇特充满创意的展馆，人文空间，各国文化荟萃闪耀，堪称当时上海最有价值的富于文化多样性的样板区域。结果，在浦东此后的规划中，世博会上百个展馆大都被拆除，大量中小型建筑，都充满想象力和艺术文化气息，这么好的题材，绝佳的科创概念，不但没开发成国际文化的新地标，没能激发世界一流的创意，空前绝后的丰富题材反而都被浪费。
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浦东在拆除世博园区的众多场馆后，竟然又斥巨资，搞出的规划设计，要在世博会原址打造出一个并不会有什么“不可复制”特色的公园绿地。更匪夷所思的是，据媒体报道，还计划在公园里建造巨大的人造山。那么，拆除掉原有的充满多元文化创意的上百家国际展馆，再不惜巨资建造“三座大山”，这种思路，就不但看不到创造性，反而似乎是在破坏创造性。那么，像这样轻易落入俗套的文化理念，浦东的开发模式，怎么支撑上海的科创城市形象?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浦东对前滩的规划。此前，本来陆家嘴一带已经形成了规模巨大的CBD城区，但浦东又斥巨资搞重复建设，在前滩设计了一个功能并没有太大差别的CBD区域。同样是高楼林立，同时是充斥钢筋混凝土的都市丛林，但距离这么近，也是几乎没有任何创新，看不到任何创造性的文化理念。这其实也就反映出贯穿浦东整个发展过程的文化缺失现象。像这种平庸的城市规划理念，又怎么可能打造出世界级的科创中心？
由此可见，“浦东大开发”的设想，它面临的最大瓶颈，并不是缺乏权力和资本的有利支持，而是顶层设计存在问题，更缺乏内在的社会主义文化理念的支撑。尤其当人们普遍沉浸于崇尚欧美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气息之中，这就难以激发出脚踏实地又心系全球的社会主义普世文化。此时，尽管有世博会这样的空前机遇，但所谓“国际化”干脆变成了单向度的资本化和美国化。官僚资本堆聚的“人造大山”，最终重压在世界各国精心设计的世博文化场馆的遗址之上。于是，“没有文化”的设计，变成了“文化”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浦东既充斥殖民文化，流行新兴资产阶级的娱乐文化，却又没有文化，无法确立自己独树一帜的国际文化新地标，更无法有效激发出无产阶级的科创文化。这种科创理念，注定会不断走向庸俗。
再次，浦东的科创活动，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也始终看不到明显的突破，导致科创中心设想遥遥无期。其中的深层障碍，体现于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上海的高校，科研院所，虽然在国内的综合实力仅次于北京，但差距较大。相关数据显示，按照城市人口平均计算，每万人中拥有的在校大学生数量，上海远低于国外重要的科创城市，而且不但在国内远低于北京，还低于武汉、南京和西安等城市。因此，上海的高等教育，尤其研究生教育，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远不够发达，还不足以支撑科创中心设想。在这种大背景下，浦东又缺乏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聚集效应，这就无法形成浓厚的本地科创气氛。
第二个问题，由于在最初阶段缺乏科学规划理念，热衷于四处挖地铁，基于摊大饼的城市规划，导致浦东的城市发展形态主要依附于浦西地区一侧而展开，因而缺乏有效的本地城市中心和科创核心地带。这就严重束缚了浦东的科创潜力。这其中也包括张江的科创园区，虽然政策支持的力度始终都很大，但效果并不理想，孵化出来的优质企业，无论是业绩或行业，始终都缺乏亮点。实际上，浦东仍然缺乏真正本地化的科创气氛。而且，搞科创搞了这么多年，从上到下，支持力度不可谓空前绝后，但凭借上海的超强经济实力，迄今仍然无法跟深圳相提并论。
此外，浦东在大开发过程中，形成的自身真正的特色，即所谓金融和外贸的比较优势，一些特殊行业的压倒优势，不但没能有效提升自身的科创气氛，反而更像是在发挥不断破坏创新潜力的反作用。
在浦东形成的这种大金融资本扎堆的局部小气候，会导致吸引聚集的大量科创人才被迅速同化，急功近利，乐于赚快钱，追逐短期利润，因而聚集效应不是形成科创文化，反而会导致人们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工具化。于是，由新兴资产阶级主导的逐利加享乐的文化气氛，逐渐地就变得愈发从众从俗，人们普遍追名逐利，不问是非。经济看起来是在高速增长，但最后却又导致阶级的加速分化以及高薪群体不断加剧的腐化堕落倾向。随着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既得利益基层日渐平庸，到处吸纳的科创人才扎堆后反而渐渐失去想象力和创造力。
最后一点，浦东形成的这种所谓的科创气氛，它最后的效果，实际上是演变成了被官僚和资产阶级主导的买办文化和享乐文化。初看起来，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发达城市外表相当迷人，到处光鲜亮丽，进口商品琳琅满目，总部大楼随处可见，高级白领招摇过市。但事实上，浦东的所谓领先行业，往往又缺乏创造性，往往都是依附于美国和西方的贸易结构，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创新链条而展开，而且大量地形成了利益集团和垄断状态。一小部分官僚资产阶级，特定的贸易结构甚至垄断的行业，就掌握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控制了浦东的资产和发展方向，这是造成上述各种问题的更深层的阶级根源。
如果进一步追根溯源，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官僚资本的垄断决策模式，很可能也正是导致浦东大开发的顶层设计和早期设计规划存在在问题的深层原因。正因为满足于“钦定模式”，当初这些重大规划急于上马，没能深入第一线，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由于未能群策群力，最终也就没有充分回应各种质疑，更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更改错误的规划，由此导致各种问题不断积累，积重难返。
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比如对浦东机场的选址问题，当初早就有人提出过很有说服力的质疑，认为机场的选址不合适。当初质疑者提出的理由是，机场离市区太近，距离崇明东滩的鸟类聚集区也过近，会影响并破坏附近的生态环境，但这些意见都没能发挥作用。这种状态，就无法发挥出上海人口众多人才聚集的优势，进而导致“浦东大开发”设想的顶层设计从最初就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和隐患。仅以浦东机场、南汇新城、磁悬浮线路这几个案例为代表，浦东大开发最关键的几个重大项目，选址和设计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尤其是浦东的机场选址和南汇嘴新建城区的选址，都出现了致命的失误。临港新城，南汇尖嘴北侧一带的滨海空地，本应是建设浦东机场的最佳位置，结合此后的磁悬浮线路，可以充分发挥出磁悬浮的超高速优势，形成空海两港外加高铁和磁悬浮的四合一枢纽。而按照科学的规划理念，临港地区的新建城区，显然应当建在尖嘴以北深处的腹地，靠近惠南镇一带，以形成规模优势，跟上海市中心也可以形成贯通的交通线。但浦东推出的设计规划，临港尖嘴区域却被规划为新建核心城区，不惜斥巨资挖出滴水湖，要大建CBD，甚至还要在海边迎着台风来袭的风险，建摩天大楼。这就严重违背了自然规律，破坏了临港地区的发展潜力，也扭曲和撕裂了浦东整体的城市形态。这些遗留问题长期延续下来，这就造成今天浦东大开发的诸多难题和不可持续状态。
然而，迄今有些人仍会坚持认为，发展的效果究竟如何，只需要看GDP数字和光鲜亮丽的城市外表即可。因此，浦东大开发仍然是成功的，形势似乎是一片大好。但事实上，浦东大开发的设想，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已走进误区，在“以官僚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指导下，这恐怕注定会走向失败。
目前，浦东的整体科创能力，后续开发的可持续性，以及城市摊大饼的形态，都严重地限制了浦东的发展潜力，这就无法跟深圳的竞争力相比。但事实上，深圳的创新能力也绝非理想，只是作为一个基本上是白手起家的“无产阶级城市”，在最初发展阶段，深圳内部还缺乏强大的官僚资本和既得利益集团，再加上毗邻香港，获得了额外的信息和技术优势。这时，创业、发展和科创活动的空间相对会大一些。由此，深圳成功地抓住机遇，通过早期的山寨科技逐渐形成了强大的模仿制造能力，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民用制造水平。
但深圳迄今仍缺乏高端领域的制造和创新能力。深圳最终崛起的关键，是通过互联网时代的机遇，成功培育出以腾讯和华为为代表的新兴行业和跨国公司。但本质上，深圳仍然缺乏核心产业的创造力。如今，在深圳的发展瓶颈都已逐渐显现的状态下，“浦东大开发”过程中的创新壁垒，就显得格外严重。浦东的开发，甚至还没出现意义重大的创新，就已经出现瓶颈。尤其再对比历史上的惊人成就，由上海设计制造的运十大飞机，早在1980年就成功首飞，甚至还七飞拉萨。这实际上就说明：在四十年之后，浦东，乃至整个上海的创新，科创活动的天花板，并没能取得实质性的提升，反而在重要领域出现了倒退。
因此，中国的最高决策者恐怕需要深刻反思浦东大开发和科创活动中正面临的深层壁垒和创新瓶颈。真正的改革开放，应当是一种最普遍的创新，甚至是文化领域的不断革命、自我革命。我们必须认识到，创新的本质，也就是所谓“创造性的破坏”，而科创活动的本质，更是科技和文化领域最广泛的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然而，由官僚资本垄断和控制的各种创新和科创活动，必然受制于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和意识形态，形成抑制社会创新的壁垒。
因此，在中国的新一轮发展模式中，我们再也不能重复这种本质上源于官僚资产阶级垄断模式的重大决策失误。尤其是在美国基于“全球化、自由化和市场模式”理念的资产阶级世界霸权日渐腐朽，终于难以为继，也难以挽回地开始走向谢幕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亟需真正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确立基于毛泽东思想和“可持续创新”理念的无产阶级科创路线，进一步打造出基于先进生态文明理念的绿色科创发展模式和社会主义创新体系。
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人民的城市才会随处可见，人民才真正能够安居乐业，而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群体，这才有可能持续成长、自我更新和不断创新。新中国年轻一代的无限想象和创造力，尤其是由无产阶级主导的中国制造和科创神话，才会因此而生生不息，永无止境地，续写新中国不断自我革命、勇于创新的一个又一个辉煌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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