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武汉日记》让方方火出天际，外有西方媒体力挺，内有公知内鬼配合，一度还出现了“站在方方这一边，就是站在‘人’这一边”的说法，似乎谁不支持方方，谁就不是人了。
挟《武汉日记》之威，方方的自我感觉良好到了极点，怼天怼地怼空气，动辄把人“记录在案”。那时，敢惹方方的人少之又少，关键时刻，张伯礼院士站了出来。
在抗疫思政课专题巡讲首场报告会上，张伯礼院士指名道姓地痛批了“极少数‘知识分子’”“疫情下扭曲的价值观”。这让方方暴跳如雷，不仅把张伯礼院士“记录在案”，扬言“等着张先生的道歉”，还矫情的说“我不知道张先生有什么伟业”。
武汉疫情期间，张伯礼院士冒着生命危险，奋战抗疫一线，率领团队在江夏方舱医院救治了564名轻型患者，没有1例转为重型和危重型，实现了“三个零”：病人零转重、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如果这都不叫伟业，那还有什么叫伟业？
千万别以为方方真的不知道，她明显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被张伯礼院士指着鼻子一顿痛批，以方方的性格，这口气她是无论如何都咽不下的。她这是在给收到“指令”攻击张伯礼的“炮灰”吃定心丸呢：放心，这个人没啥，你们放心大胆地去（网暴）就是了。
以方方的个性，一旦谁被“记录在案”，那绝对是不可能轻易脱身的。果不其然，在张伯礼院士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后，方方又一次跳出来说张伯礼院士对她“造谣构陷”，还说“2020年貌似张先生的风光大年，实则更是他的大悲哀年”。
张伯礼院士宠辱不惊，早就无所谓什么风光不风光了，但古人确实说过，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被方方这样的人盯上了绝对是件“大悲哀”的事。
那方方为何对张伯礼院士的怨念如此之深呢？
张伯礼院士是中医药界的权威，这与方方以及方方的“医生朋友”视瑞德西韦为“人民的希望”很不一样，这就注定了他们不会是一路人。
方方不仅“医生朋友”多，其他“朋友”同样不少，能量之大，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这种情况下，张伯礼院士那样丝毫不留情面的痛批，肯定是出乎方方意料的。毕竟，张伯礼院士的身份摆在那里呢。硬怼德高望重的张伯礼院士的后果方方很清楚，但她管不了那么多了，说白了，她恼羞成怒了。
更让方方恼羞成怒的是，张伯礼院士还详细介绍了对不幸逝世的患者的身后关怀，彻底戳穿了方方“满地无主手机”的谎言。方方的《武汉日记》值钱就值钱在这几个字，要是这个谎言被戳穿了，谁还会为《武汉日记》买单？
在2020年5月12日的“抗疫第一课”主题报告会上，张伯礼院士说：“我在武汉前线一直待着，到各个医院，我们如果一个患者不幸逝世了，我们都是把他身上尽可能的东西，包括纸片、包括手机、包括项链、包括手表，包括他穿的外套的衣服，都给他放到单独的一个包里，给他记好了，说好名字，然后把这患者要给他做净身，给他洗一遍，洗干净擦干净了，然后用这个被单把他裹起来，把他放到太平间，都是这种处理，我们还要进行集体对他有一个默哀，是吧，对死者有一份致敬，都是如此的。我们不可能允许把病人的手机手表带到火葬场去烧去，这是不可能的。”
自此，“满地无主手机”是谣言还是“真相”的争论烟消云散。到底是信身处抗疫前线的张伯礼院士，还是信“听朋友说”的方方，这是道送分题。感谢张伯礼院士，一锤定音！
武汉疫情后，张伯礼院士功成身退，慢慢淡出了大家的视线，就连此次去上海都是“静悄悄”的，这与从未去过武汉却到处出风头的“网红医生”有很大不同。
上海疫情，古稀之年的张伯礼院士又一次亲赴抗疫前线，兑现了自己“国有大疫时，医生即战士”的誓言。
与武汉的抗疫相比，上海不仅要防控高传染力的奥密克戎，还要排除“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等杂音的干扰。
熟悉公知的人都很清楚，一直以来，我们说中国是对的，公知就说，他们要“独立思考”“不能盲听盲从”，我们说西方是错的，公知就一定会说，西方是“世界主流”“要向主流看齐”。这一次，公知支持“主流的”“与病毒共存”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意外。
还有，无论是武汉疫情还是上海疫情，公知都重点突出了一个“惨”字，但同样是“惨”，公知的指向性是完全不同的。
武汉疫情，公知的落脚点是疫情带来的“惨”，重在“指控”“抗疫不力”，上海疫情，公知的落脚点是封控带来的“惨”，重在“指控”“防卫过当”“过度防疫”。
如果你能读懂公知这两个“惨”字的区别，那说明你也是优秀的网络战士。
以张伯礼院士的睿智，公知的那点小心思、小动作、小把戏纯属小儿科。对于到底是“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的争议，张伯礼院士直截了当地说“自己的路自己走”。言外之意，就是不必听公知怎么说，关键是我们怎么做，做好“动态清零”比什么都重要。
对于所谓的“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张伯礼院士完全是嗤之以鼻的。与张伯礼院士相比，之前支持“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的所谓“专家”，说他们不学无术都是在抬举他们。
张伯礼院士说，“按照中国的人口密度，按照我们的人口结构，如果有几亿人在感染，几十万、几百万人死亡，我们不能承受”。看明白了吧，西方的“主流”对我们是不适用的，西方国家能承受几十万、几百万的死亡，但我们是不能承受的。
此外，张伯礼院士还说，“如果真到那时候（躺平），我们想发展经济，我们想搞这个社会的交流，会是什么样的，每个人都提心吊胆，每个人都忧心忡忡，（担心）会不会被感染上。”
这绝对是一语中的了。看着张医生面对核酸转阴病人高度戒备的画面，我都替他难受，说白了，他不就是担心被感染上吗？这要是真“与病毒共存”了，我严重怀疑他恐怕连门都不敢出。
时隔两年，公知“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的杂音甚嚣尘上，张伯礼院士又一次一锤定音。这让我忍不住想起来“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的说法，感谢张伯礼院士仗义执言。
国士无双，感谢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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