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笑话。多年前，我儿子在旧物堆中，翻看到我当年的“五七干校”来往车票，便说我在“文革”中一定遭到“迫害”。不过，要声明，我儿子本人对此是没有任何“责任”的，责任是上世纪80年代后，少数伤痕派人物对青少年的误导。就是说，当年“伤痕文学”十分荒唐和阴恶。它实际地标明，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确有少数人对毛泽东在世时坚持、完善公有制共富和造人善业的社会主义改革、探索，比如，知青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进“五七干校”，能官能民……存在偏见，甚至抱有“剥削阶级意识”的怨恨。毫不夸张，后来的“伤痕文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社会主义探索、意识形态更新的“哭诉”；有的，还用这些到西方世界渔利猎奖。
上世纪60年代，在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曾有过多次的——很是“全面”的——下放的经历。晒过盐、种过水稻、插过连队代过职、打过坑道、从过商、办过工业……也到过“五七干校”，等等。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每一次下放，并无半点“蹲牛棚受迫害”“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在工作中，有时是觉得有点苦和累，也偶有不十分愉快的情况。然而，时间极短的。从根本上说，一次次下放，确大大炼塑了个人的崇公利他的世界观。
——由于历史上的多次下放，给我如今的生活，留下了不少的痕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儿子稍大了。记得他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一次闲暇中，他翻看我以往的学习笔记，发现了一大叠我当年由机关到“五七干校”的车票，脸色立即变得不很正常，随即以肯定的口气问我：“爸！你进过“五七干校”？遭过迫害？！”一听此话，我不自禁地哈哈大笑。
因为，在我们家庭教育中，几代人下来，都是以“诚实”“利人”四个字为传教之本的。我们也以身作则，为儿子示范。在儿子面前，从来都是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过去——在党的教育下顺利成长……很显然，儿子面对“五七干校车票”的事实，产生了“爸妈也不说真话”的疑窦；从另一层意义上，我们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一些所谓精英抵触社会主义探索，夸大我们党的历史的缺失……的问题。
说心里话，那次儿子的话，让我心灵受到了一定的震撼。当时，我只平静亲和地对儿子说：现在你学习忙，待有机会时，爸妈将提供详细情况，让你明白这一切。事隔一年，儿子高考结束了，并且考得很好。我们十分高兴地带着儿子，旅游了我当年下放过的几个地方，尤其是“五七干校”，也到过我代过职的部队。
当年的“五七干校”，名字已变了。但该单位的好多老人还在。主宾相见，免不了重话当年的一切：文革、讨论争论会、大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我们共同学文化、学理论，等。在我代过职的部队，走访了当年我参加部队拉练往过的几个房东家，时隔二三十年，然大家仍如别昨日，不时回忆那时给我们上课、辅导、讲话和劳动……
一个夏天的旅游下来，儿子高兴得不得了。在回归的路上，他又主动问起我“下放”的事。我只告诉他：毛泽东时代的“下放”，是毛泽东当年改造旧世界、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世界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毛主席本人也曾有过“下放自己，办一年商业，办一年农业”的打算（毛主席关于他自己准备下放的讲话内容大致是：进了紫禁城，当了大官了，我成了最大的官僚主义者了……我要下去，办一年农业，再办一年商业……我要做两件事，一是写一本书，写自己，把优点缺点都写进去；二是骑马考察黄河……）其目的、意图是多方面的，既有改造人们世界观的意义，又有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的考虑，更有向广大群众学习、缩小各种各样的不合理差别的指向……
我还特别强调：改革开放后，这少数人“抹黑”毛泽东时代，歪曲“下放”“上山下乡”“干部下乡、进连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训练……”诬说“这是受迫害”，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当时的“下放”，也是有多种情况的，比如有机关精减而下放的，也有培养接班人的锻炼式下放，更有城市支援农村、边远地区的下放，还有作为各类骨干为艰苦、落后地区服务而下放的，其中，仅有极少数极少数右派分子接受基层群众再教育的“下放”。也要承认，最后这种情况的下放，在执行过程中，有个别地方，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不公正不合理，然而，其实际情况也绝非“惨无人道”，不是什么“蹲牛棚”。
我并告诉儿子，我本人在学生时代，曾见过好几个“右派分子”——下放在母校的——老师，这些下放右派的生活、工作和工资收入上同常人是一样的。其中只有一两人，在文革中遭到少数极左群众的批评性冲击，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都与幕后的坏人唆使有关（本质仍属坏人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范畴）。
儿子心如明玻洁水，——听了这一切，他大笑说 ：“这不是搞笑吗！”
现在65岁以上的人，大多会有这样的认知：文革后的新生代，整个学生时代接受的教育，几乎全是现代某些精英精心设计的。这些新生代的认识，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伤痕论”的某些误导；而今，这些误导，在已逐步将昨天的真实裸露在历史河床上的今天，正烟消云散，——并起着反面教员的作用。
我儿子自这次事后，——因“历史”的诚实之教，因为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的感情之真，对“公、善”信从之实，行为之定笃，确已对某些精英的“伤痕”说教不屑一顾，——不仅仅是再不相信“下放就是迫害”这类谎话。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曾写过，我儿子现在对我们接受毛主席的教育，崇尚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努力做到“实话实说、实事实干”，已然接受。他曾不无赞同地说我们：“你们中毛泽东的‘毒’太深了，连我也受影响了，哈哈！”
是的，——以下，有点似题外话：如今，我儿子已独立开始了自己的“公、善、忠、义”的认识里程。前几年，他考到世界好几个国家的著名大学读工科、理科、文科和管理，古今比较，东西析读，使他又大大地长进。前年的一个夏天，我们一家在一起又讨论“毛泽东现象”、讨论“崇拜、迷信毛泽东现象”。儿子说：所谓迷信，是对“非存在”的信从；世界上有人对中国进行搅扰，把中国人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的真实、真理、真理探索和发展的信从，说成是迷信，这是一种可笑伎俩，不久便会破产！
他说：真正的迷信，是信“无”。有人说的好多“错”，以及说中国社会主义伤痕累累，毛泽东身上本没有，中国没有，然这些伤痕派说教者却偏偏相信其“真”——说其“真”，并教唆别人去相信，这是荒唐，这是迷信，也是真正的历史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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