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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干部梁衡,为何如此热衷于谈毛主席的“错误”?

虎林 · 2022-11-09 · 来源:红歌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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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全国中小学教材总顾问,据称他有60多篇文章入选小学、中学、大学的语文教材。

  因为一场官司,关注到了梁衡这个人。

  宁波市第一党媒宁波日报集团旗下公司起诉红歌会网,说是转载了梁衡的几篇文章,索赔数万。而这几篇文章原本是发表在国家级党媒党报上的,后来汇总出书,版权卖给了版权公司,“维权”牟利。

  这本书就是《千秋人物》。一看书名,就不简单。于是买了两本。

  图书封面

  翻开此书,作者梁衡可不是一般人物。介绍称其为“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他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属于副部级干部,党的高级别干部。

  图书作者介绍(来源京东图书)

  他还是全国中小学教材总顾问,据称他有60多篇文章入选小学、中学、大学的语文教材。影响力可见一斑。

  这本梁衡人物散文集,谈论的人物都是些历史知名人物,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瞿秋白、方志敏、邓*平、诸葛亮、陶渊明等等。看了目录,非常吸引人,都是平时熟悉的名字,忍不住“拜读”起来。

  可是越看越不对劲儿,越看越感觉如鲠在喉,味同嚼蜡。因为不管他写什么人物,或者写哪个主题,都可能会带上毛主席,都可能会谈到毛主席的所谓“错误”。翻看了另一本《梁衡红色经典散文选》,也是如此。

  空口无凭,随便摘录几段几段看看:

  ——虽然他老人家后期搞“文化大G命”也曾犯有大错,但前期对民族确有大功……如果那次骑马走两河能够成行,如果老人家在60年代能反思自己的错误,晚年不犯或少犯错误,这该多好。(摘自《千秋人物》,《假如毛泽东去骑马》)

  ——领袖是人不是神,是人就可能犯错误。普通人犯错误,不影响事业,领袖犯错误,危及全民,危及整个运动。当然最好是领袖不犯错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同志在庐山会议后就看出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错误,私下难过地说:希望主席百年之后不要被人议论。爱之弥深,言之最切,他最后在“文化大G命”中自杀。领袖一旦有了错误,不但给事业带来损失,给广大深爱领袖的人们也带来隐隐心痛。(摘自《梁衡红色经典散文选》,《领袖如父》)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摘自《梁衡红色经典散文选》,《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

  看了一下,到处都是讲毛主席错误的,有的甚至是贬损、污蔑毛主席的。梁衡这样的知名人士,宣传战线上的高级干部,曾经还是人民日报副总编,为何这么热衷于宣扬毛主席的“错误”呢?

  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的感觉不一定对,以下是梁衡这两本书的摘录,供大家参阅。看完大家自有判断:

  领袖是人不是神,是人就可能犯错误。普通人犯错误,不影响事业,领袖犯错误,危及全民,危及整个运动。当然最好是领袖不犯错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同志在庐山会议后就看出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错误,私下难过地说:希望主席百年之后不要被人议论。爱之弥深,言之最切,他最后在“文化大G命”中自杀。领袖一旦有了错误,不但给事业带来损失,给广大深爱领袖的人们也带来隐隐心痛。这有点像家里做父亲的有错(比如触犯了法律),别人尽可不管,甚至鄙视、斥责,但做子女的再大义灭亲也会陷入一种难言的痛苦。但领袖之错又不只是个人的错,除个人能力、性格因素之外,更多的是时势使然。正如领袖的功绩一样,领袖的错误也常是历史的必然。当这种历史事实不得不加于我们时,我们只好接受,只能客观、辩证地对待。邓*平同志当年针对毛泽东同志所犯错误的议论,明确指出:这个旗帜不能丢,不能再抹黑。丢了领袖就是丢了事业,自招其败。苏联解体,就是先从诋毁领袖做起,最早可追溯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诋毁。就像父亲有了错,这个家庭必须共同背着,共同负责善后一样,不能把父亲扔出去了事,这里有割不断的血缘。当我在越南访问时,就这一点,我真羡慕越南人民的幸福,他们曾经有一位没有或较少犯错误的胡伯伯,他们也就免去许多难言之痛和许多尴尬。他们对领袖还是爱得那么单纯,那么神圣。而我们因为“文化大G命”,再也无法找到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却深化了许多认识,更加理性。

  当然,也有客观原因,胡志明一直是在激烈的战争中领导国家,他未能看到南北统一便去世了。毛泽东同志说:战争是洗涤剂。未夺权前,战争中的领袖由于主要矛盾的单一和突出,不大容易犯大的错误,战争期间的斯大林、毛泽东也是这样。到了和平时期,对领袖们又是另外一种考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是辩证唯物主义。

  ——《领袖如父》

  这实在是太遗憾了,是一个国家的遗憾、民族的遗憾,中国历史失去了一次改写的机会。按毛的计划是走三到五年,就算四年吧,两河归来,已是1969年,那个对国家民族损毁至重的“文化大G命”至少可以推迟发生,甚至避免。试想一个最高领袖深入民间四年,将会有多少新东西涌入他的脑海,又该有什么新的政策出台,党史、国史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版本?一个伟大的诗人,用双脚丈量祖国的河山,“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又该有多少气势磅礴的诗作?

  毛泽东一生的思维从没有离开过农民。只不过命运逼得他建国前大部分时间研究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急于振兴工业,以至于1953年发生了与梁漱溟的争吵,被梁误以为忘了农民。他在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也是为了农业的尽快翻身,有点空想,有点急躁,被彭德怀说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一句话真的刺伤了他的心,但没有人怀疑他不是为了农民。

  这次,毛沿途一路走来,看到了许多1958年“大跃进”留下的半截子工程,虽经调整后,农村情况大有好转,但社员还是出工不出力。房东悄悄地对他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使他不得不思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对农村生产力到底是起了解放作用还是破坏作用。为什么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反倒下降了呢?想解放战争时期,边打仗边土改,农民一分到地就参军、支前,热情何等地高。

  这次,毛一路或骑马或步行又重新回到百姓中间,所见所闻,隐隐感到民间积怨不少。他想起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谈话,那时虽还未得天下,但黄已问到他将来怎样治天下。他说:“只要坚持民主,让老百姓监督政府,政权就能永葆活力。”想到让人民监督,毛忽然忆起一个人,此人就是户县农民杨伟名。杨是一普通农民,在村里任大队会计,他关心政治,以一点私塾的文化底子,苦学好读,“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1962年曾向中央写万言书,系统分析农村形势,提出许多尖锐而又中肯的意见。如允许单干;敞开自由市场;不要急于过渡,再坚持一段新民主主义;要防止报喜不报忧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话全部被不幸言中。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一叶知秋》,意即,从分析陕西情况即可知全国农村形势之危。其忠谏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毛正热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意见当然听不进去,便愤而批曰:“什么一叶知秋,是一叶知冬。”其时,党内也早有一部分同志看到了危机,并提出了对策,比较有名的就是邓*平的“白猫黑猫”论。这篇文章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被毛点名批评。从此,逆耳忠言渐少,继而鸦雀无声。邓*平推说耳聋再不主动问政,陈云则经常称病住院。而黄河之滨这个朴素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则被大会批、小会斗,后在“文化大G命”中自杀。

  行至四川境内,毛还会想起另一个人,即他的秘书田家英。庐山会议前,毛提倡调查研究,便派身边的人下去了解情况,田家英被派到四川。田回京后给他带去一份农民吃不饱、农业衰退的实情报告,他心有不悦。加之四川省省委投毛之好又反告田一状,田在庐山上也受到了批评,从此就再不受信任。(“文化大G命”一起,田即自杀,这是后话。)这时他一定会想起田家英为他拟的那篇很著名的中共八大开幕词:“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觉怅然若失。看来自己过去确实是有点好大喜功,下面也就报喜不报忧,以至造成许多失误。长夜静思,山风阵阵,江水隆隆。他推窗望月,金沙水拍云崖暖,惊忆往事心犹寒。

  新中国成立后毛出京工作,少在北方,多在南方,所以许多做出重要决策的、在党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多在长江一线。如1958年3月毛坚持“大跃进”,周恩来、陈云被迫作检讨的成都会议;4月再次确立了“大跃进”思路的武汉会议;1959年4月检讨“大跃进”的上海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提出骑马走两河);1959年7月“反右倾”的庐山会议、1961年纠正“左”的错误的第二次庐山会议等。总的来讲,这些会议上都是毛说了算,反面意见听得很少。

  人们忘不了开国领袖。他老人家要是还在多好啊,这天安门城楼本来就是他当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虽然他老人家后期搞“文化大G命”也曾犯有大错,但前期对民族确有大功,所以人们总希望他还能一如前期那样的英明。这善良的愿望,反映了人们对那个美好时代的怀念,对未竟之业的遗憾。如果斗柄能够倒转,如果历史能够重写,如果那次骑马走两河能够成行,如果老人家在60年代能反思自己的错误,晚年不犯或少犯错误,这该多好。这一切当然都不可能,我们也知道这永不可能。但是后人想一想还不行吗?这样的假想,是对历史的复盘,也是对再后之人的提醒。历史不能重复,但是可以思考,在思考中寻找教训,捕捉规律,再创造新的历史。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个犯了错误而又不知反思的民族是更悲哀的民族,一个学会在失败中思考的民族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民族。不要忘了,正是“文化大G命”浩劫之后的大思考才成就了今天的复兴。

  ——《假如毛泽东去骑马》

  在延安时,毛与江Q恋爱,并要结婚。延安高层几乎一致反对,远在江南的项英也发来长电反对。大家主要觉得江在上海的一段历史不清,表现也不好。毛就翻脸,大发脾气,并拍了桌子。结果政治局也拿他没有办法。与江的结合确实影响了他晚年的威信和国家的政局。

  潘汉年是党内做地下工作的大功臣,不知为党提供了多少重要情报,团结了多少上层文化人士,出生入死,忠心耿耿。但有一件事欠妥,他做地下工作时,未经请示,见过一次汪精卫,但并未办什么错事。“高饶事件”时,他心里不安,向老上级陈毅汇报,陈说,没什么了不起,从没有人怀疑过你对党的忠诚。并自告奋勇地去为他向毛泽东求情。没想到毛立即翻脸批示逮捕,一直关押到死在狱中。到毛去世,“文化大G命”结束,潘才平反。

  1959年庐山会议本是要纠“左”的。但就是因彭德怀的一封信,毛立即翻脸,把彭历史上的旧账全翻出来,好像彭从没有做过好事,甚至在大会上连骂娘的粗话都喊出来了。最后将彭打成一个反党集团,全国打了右倾分子300多万。毛与彭是同乡,又是从井冈山、长征直到朝鲜战争共事最久的战友,30年患难,一言不合,说翻就翻。虽然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一下就翻得这样彻底,确实常人很难做到。而他与彭个人的翻脸,终于发展成与党内高干,与忠心追随他多年的干部大翻脸。

  1956年,毛公开表示不再当国家主席,要集中精力研究问题,并明确将担子交给刘少奇,然后就离京南下。他回京后,发现刘的想法与他有分歧,就大发脾气。刘主持的会议已经散会,他又把代表追回来。这样不给面子,刘的心情可想而知。而到“文化大G命”,他又亲手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与刘公开翻脸,把刘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和毛是很近的同乡,又是在延安时就已确定的接班人。说翻就翻,决不犹豫。“文化大G命”后刘少奇终于被平反。

  周恩来是和毛合作时间最长的、须臾无法离开的助手。1956年后,因经济思想有分歧,毛就大会小会批周,甚至借夸奖柯庆施的文章在众人面前奚落周:“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逼得周检查、辞职。“文化大G命”后期,他和周都年事已高,重病缠身,一般人已是得过且过了,但在中美建交问题上他听信别人的告状就大怒,指示批周。虽然后来他自我批评,向周解释是小将告状。

  毛和党外人士的关系有许多佳话,但也有大翻脸的事。共和国之初,任用了许多社会贤达到重要部门,他们都是治国之才,有识之士。1956、1957年毛多次诚恳征求党外人士意见。比如1957年4月30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明年我要辞去国家主席。民主人士陈铭枢很认真地拥护这一决定,5月18日他给毛写信说:这是“至美至喜之事”,“顺便提请今后注意几点,一是好大喜功,二是喜怒不能自制,三是轻信汇报,四是过分鄙夷传统”。毛泽东收到信没有表态,半个月后反右开始,7月14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这封私人信件(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也是将一封表达个人意见的私信突然印发全会),陈被打成右派。而毛与陈曾有很深的交情。陈是解放前夕是国民党政权的要员,对促成国军起义有很大功劳。一言不合,成为右派。而整个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就是共产党与党外朋友的一次大翻脸,从此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党与知识界、思想界的矛盾加深。

  ——《毛泽东翻脸》

  一九五七年年底,我国经济出现急功近利的苗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连续开会发脾气。一月初杭州会议,毛说:你脱离了各省、各部。一月中旬南宁会议,毛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时柯庆施写了一篇升虚火的文章,毛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吗?八月成都会议,周恩来检查,毛还不满意,表示仍然要作为一个犯错误的例子再议。从成都回京后,一个静静的夜晚,西花厅夜凉如水,周恩来把秘书叫来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一句,你记一句。”但是他枯对孤灯,常常五六分钟说不出一个字。冒进造成的险情已经四处露头,在对下与对上、报国与“忠君”之间,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深深的痛苦。他对领袖的服从与忠诚绝不是封建式的愚忠。他是基于领袖是党的核心、是党统一的标志这一原则和毛主席的威信这一事实,从唯物史观和党性标准出发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为了大局,在前几次会上他已把反冒进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现在还要怎样深挖呢?而这深探游走的笔刃又怎样才能做到既解剖自己又不伤实情,不伤国事大局呢?天亮时,秘书终于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这样一句:“我与主席多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恩来指着“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八个字说,怎么能这样提呢?你太不懂党史。说时眼眶里已泪水盈盈了。秘书不知总理苦,为文犹用昨日辞。几天后,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完检讨,并委婉地请求辞职。结论是不许辞。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苦,但痛苦更在于心虽苦极又没有死。周恩来对国对民对领袖都痴心不死啊,于是他只有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屈。

  ——《大有大无周恩来》

  毛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难免霸气逼人,后又铸成大错;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总是隐忍负重。于是在长期的斗争与合作中,就有一种怪现象,党外朋友与毛拍案相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怀、张闻天。而自遵义会议之后,周作为毛长期的实际上的第一助手,无论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从,逆来顺受。

  毛、周早已作古,离我们也已渐行渐远。但人们总还在问一个问题: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

  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G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

  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当两个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时,这好办,当断就断,再不见面,顶多只是感情损失;但是当两个人的力量悬殊很大时又另当别论。如一个小孩子对父亲,要翻脸就不大容易。虽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断情绝的程度,但一个孩子既不能改变家长的错误,又不能离家独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

  毛泽东是开国领袖,是共和国的国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全党全国的地位如一家之长。这个地位和势态是历史形成的。政治者,势也。如军事大势,经济大势,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势。事物凡一成势,任何个人之力都难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很难看清、说清,更不用说坚持和反对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于是我们最鄙视的、最不愿看到的历史上重复多次的“君侧不明”的现象出现了,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后来的林B、江Q集团,不断谗言蔽上,煽风点火。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

  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做G命的促进派》,说党委应该是促进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组织促退委员会,我也没办法。将领导层分成“促退”、“促进”两派,这就有点以分裂相威胁的味道,毛要翻脸了。他毫不客气地对周说,你“反冒进”,我是反“反冒进”的。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追击。周也万没有想到毛会这样固执,这样情绪化地处理问题。就像唐太宗终于忍不住魏征的一再进谏而大发脾气了。而在战争时期毛总是多听下级意见,比较各种方案,慎之又慎,现在却判若两人。其实这是一切G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

  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其时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兴奋之中,连一些严肃的科学家也在为毛的“跃进”奇迹找科学依据。毛正在兴头上,党的领导集团,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兴头上。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周这时连话语权也没有了。在1月南宁会议上,毛说周是“促退派”,影响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绪,并举着柯庆施的一篇鼓吹“跃进”的文章质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已不只是翻脸,是很不给面子,甚至有点逼宫之态了。但是周忍了,回京之后就主动提出辞职,毛又不许。他只好再忍。结果是1958年的全国胡来。

  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或对周的褒奖。经过这次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脸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取的。

  周带着这支奇怪的“黑帮”部长队伍,艰难地维持着最低的生产秩序,以求不要弄到全国人无饭吃。但是对政治方针、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G命”、对全国疯狂的个人崇拜、极左的政策,周不用说翻脸,他甚至不能有一点明显的反对。因为,这时更不利的是已形成了两个反G命集团:林B集团和江Q集团。周的地位已排到林B之后,而江Q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在毛面前拨弄是非,陷害、刁难周,甚至设计摧残他的身体。毛既离不开周,但又对周不放心,一度还曾掀起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高潮。周对此心知肚明,但他更是连一点点翻脸的资格和条件也没有了。

  现在回头看,周的经济思想和对“文化大G命”的抵制都是对的。也许我们会说,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因农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脸了吗?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与毛公开翻脸了吗?彭德怀不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吗?他们都落得一个铮铮铁骨的好名声。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拍案而起、分道扬镳呢?省得后人一再议论,背一个逆来顺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为“虚伪”的骂名。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国总理,背负着一个国家,八亿人口。他要考虑后果。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

  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进行人身迫害。这样周那一点点仅有的合法身份和权力将被剥夺干净。人民、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而且事实证明,前面所举梁、马、彭等人的翻脸,除留下人格的光环和对后人的启发之外,当时于事并无大补。他们个人的牺牲是起到了揭露错误,倡导民主,改进党风,启迪历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来不行,他是一国总理,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是当时翻脸之后这个摊子怎么收场。政治需要妥协。

  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但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两派、两党甚至是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

  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周如果真的大翻脸,一个刚建国十年左右的共和国又将蹈入四分五裂,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不只是一种设想,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据说刘少奇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在那种情况下只有积极建议,争取把错误降到最小,如果意见不能被采纳,就只能跟着走,一起犯错误,将来再一起改正。这比分裂的损失要小得多。

  相信,当时的周、刘等一批G命家是认真考虑过翻脸的成本的。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

  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贴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周利用总理身份尽量求实。连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刘少奇和一批老干部的想法已很明显。“四人B”就又拿出当年刘少奇为保护党的高级干部,批准薄一波等61人公开登报后出狱一事来大做文章。周立即给毛写信说,表示反对,说这在当时是党的高层通过的。毛不理,并随之将刘也打成叛徒。后来又重翻“伍豪”旧案,借国民党报纸的谣言影射周当年在白区也曾自首。这两件事都是历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极愤怒,但他还是忍了。

  林B的资历远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堪任党的第一领袖,但毛把他选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为林服务,这个周也忍了。

  在高层中,刘、邓是“文化大G命”的阻碍,已陆续被清除,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文化大G命”一开始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与上次说“促进、促退委员会”一样,还是以分裂相威胁。这,周也忍了。江Q更是亲自出马或发动亲信攻击和刁难总理,甚至要总理给她改诗,专趁总理输液时要去谈工作,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

  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化大G命”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B、江Q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远了。

  ——《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

  1958年犯了大跃进错误,第二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错说:“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当然,这次认错不彻底也为以后的“文革”留下了祸根。“文革”之后,小平主政,总结历史教训,他没有诿过于人,而是代毛泽东认错,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邓*平认错》

  彭德怀是党内高级干部中第一个犯颜直谏、站出来说真话的人。随着历史的推进,人们才越来越明白,彭德怀当年所面对的绝不是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是一种制度,一种作风。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威望极高,至少在一般人看来,他自主持全党工作以来还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而彭德怀对毛所热心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提出了非议,这要极大的勇气。对毛泽东来说,接受意见也要有相当的雅量。梁漱溟在建国初就农村问题与毛争论时就直言: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毛对党外民主人士常有过人的雅量,这次对党内同志却没有做到。 彭与毛相处30多年,深知毛的脾气,他将个人的得失早已置之脑后。果然,会上,他被定为反党分子,会后被撤去国防部长之职,林B渔翁得利。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对彭德怀的评价只有一次比较客观。那是1965年在彭德怀闲置6年后中央决定给他一点工作,派他到西南大三线去。临行前,毛说:“也许真理在你一边。”但这个很难得的转机又立即被文化大G命的洪水所淹没。彭德怀最终还是死于文革冤狱之中。“文死谏,武死战”,他这个功臣没有死于G命战争却死于“文化大G命”,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下,却倒在一封谏书前。

  庐山会议后,全国有300万人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纸薄薄的谏书怎承载得这样的压力?其时其境,揪斗可死,游街可死,逼供可死,加反党名可死,诬叛国罪可死。“文革”中有多少老干部不堪其辱而寻死自杀啊。但是,彭德怀忍过来了,他要“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相信历史会给他一个清白。他在庐山上对毛泽东说过:“我一不会反党,二不会自杀。”就这样,经30年的G命战争生涯后,他又有15年的时间被批判、赋闲、挨斗、监禁,然后含冤而去。

  中国古代,君即是国。所以传统的忠臣就是忠君。但“君”和“国”毕竟还有不同。就是在古代,真正的忠臣也是:为民不为君,忧国不惜命。朗朗吐真言,荡荡无私心。既然为“臣”,当然是领导集团的一员,上有“君”下有民。他要处理好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对领导负责还是对人民负责。当出现矛盾时,唯民则忠,唯君则奸。“社稷为重君为轻”,真正的忠臣,并不是“忠君”,而是忠于国家、民族、人民。像海瑞那样,宁愿坚持真理,冒犯皇帝去坐牢。而彭德怀在毛泽东号召学海瑞后,真的在案头常摆着一本线装本《海瑞集》。第二个难题是敢不敢报真情,提中肯的意见,说逆耳的话。所谓犯颜直谏,就是实事求是,纠正上面的错误,准备承担“犯上”的最坏后果。这是对为臣者的政治考验和人格考试。“谏”文化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一个特有的内容。披阅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串长长的冒死也说真话的忠臣名单:比干被剖心、屈原投江、魏征让唐太宗动了杀心、海瑞被打入死牢、林则徐被充军新疆……他们都是“不说真话毋宁死”的硬汉子。现在这个名单上又添了一个彭德怀。 彭德怀爱领袖更爱真理;珍惜自己的生命,更珍惜国家的前途。他浴血奋战30年,不知几死,经受住了“武死战”的考验;庐山会议30天的争论和其后15年的折磨,他又不知几死,通过了“文死谏”的测试。他是一位为人民、为国家二死其身的忠臣。

  ——《二死其身的忠臣彭德怀》

  “文化大G命”后期,大寨、昔阳被树为全国农业先进典型,一当典型就神化了。当时省水利厅帮县里修一条大坝,地质部门认真勘探后选定坝址,县委某领导人来到现场一看,说不好,搬起一块石头,离开坝址几十步,往地上一放说:“就从这里起线!”技术人员哭笑不得。这位县委领导没有水利和地质的基本常识,怎么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决策呢?

  在战争时期、土改时期,我们有许多经验都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对经济建设就不一定适用了。1958年的“大跃进”,是群众运动经验对经济规律的失败。“文化大G命”是阶级斗争、继续G命经验的失败,是G命党经验对执政党实践的失败。

  毛泽东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被认为是中国G命和建设的最高权威。但是在一些问题上,由于他的绝对权威,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到还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样就造成不少无法挽回的遗憾。现在人口问题已成了中国最大的压力。1957年马寅初先生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主张“控制人口”。后来毛泽东同志反对,说人多热气高。康生、陈伯达又兴风作浪,批判马寅初的观点是资产阶级人口论。结果错批一人,多生数亿。1959年庐山会议前,党内已有不少反冒进的意见,庐山会议原来也准备纠“左”,会议中间又转成反右倾。连续几年周恩来、陈云的经济思想都遭到批判,在农村包产到户问题上,邓*平、邓子恢等同志的正确意见也遭否决。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的权威和大家的服从,结果使我党在经济建设、农村政策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为什么这样难》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辟工作(就像当年要求到上海开辟工作一样)。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这样使用显然有谪贬之意,但张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变。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6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外放之意。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是明显的高职低配。他向陈云表示,希望回国改行去做经济工作。当时周恩来兼外长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议调他回来任常务副部长,但外事活动又不让他多出头。1956年党的八大,他以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要作一个外交方面的发言,不许。虽然远离权力中心,但作为旁观者,张闻天在许多大事上表现得惊人的冷静。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尽力抵制,保护了一批人。1958年大跃进,全国处在一种燥热之中,浮夸风四起。他虽不管经济,却力排众议,到处批评蛮干,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胆发言。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是个标志,提出钢铁产量翻一番,全国建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上。10月他在东北考察,见土高炉遍地开花,就对地方领导说这样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垒起了小高炉。他说这是胡来,要求立即下马。

  张闻天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不能用,可有可无。对张来说,这20年来给多少权,干多少活,相忍为党,尽力为国,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接触工农群众,工作亲力亲为,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自然会有许多想法。无论怎样地看他、待他,为党、为国、为民、为真理,他还是要说实话的。庐山上的一场争论已经不可避免。

  1959年6月中旬张闻天刚动了一个手术,7月2日中央开庐山会议,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他决定去。这时彭德怀刚出访8国回来,很累,不准备上山,张力劝彭去,说当此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之时,不可不去,哪怕听一听也好。不想这一劝竟给俩人惹下终身大祸。

  1959年,新中国刚建立十年,共产党的干部还保留着不少战争思维,勇往直前,不计代价,不许泄气,不许动摇军心。还有一些人则是一味摇旗呐喊,如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等。

  这期间彭德怀因为一封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错误的信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会议转向大批右倾。这也反映了当时全党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不熟悉。

  张闻天早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32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写了四五张,又用红笔圈圈点点。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他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它!”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21日晨打来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少讲缺点。张表示:吾意已决。21日下午,张带着这几天熬夜写就的发言提纲,从177别墅向华东组的会场走去。又一颗炸弹将在庐山爆炸。

  毛泽东大为震怒。两天后的7月23日,毛作了一个疾言厉色的发言,全场为之一惊,鸦雀无声,整个庐山都在发抖。散会时人人低头看路,默无一言,只闻挪步出门之声。8月2日毛又召集所有的中央委员上山(林B说是搬来救兵),工作会议变成了中央全会(八届八中全会)。这天毛在会上点了张闻天的名,说他旧病复发。当天又给张写成一信并印发全会,满纸皆为批评、质问。

  7月23日和8月2日的讲话,还有这封信让张大为震惊。他本是拼将忠心来直谏,又据实说理论短长的。想当此上下头脑发热之际,掏尽脏腑,倾平生所学,平时所研,为党开一个药方。事前田家英、胡乔木曾劝他不要说话时,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再三思量后,曾手抚讲稿对秘书说:“比较成熟,估计要能驳倒这个讲话也难。”但毛的讲话和信给张定了调子:“军事俱乐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党集团”。会议立即一呼百应,展开对他的批判,并又翻起他的老账,说什么历史上忽左忽右,一贯摇摆。就这样他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副帅。

  为了党的团结,张闻天顾全大局违心地检查,并交了一份一万字的检查稿。但是还是通不过,9日那天他从会场出来,一言不发,要了一辆车子,直开到山顶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汉茫茫,四野苍苍,乱云飞渡,残阳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无泪。

  1960年春,张大病初愈,便写信给毛,希望给一点工作,不理。他找邓*平,邓说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又找刘少奇,刘说还是搞经济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苏关系。他就明白了,自己还不脱“里通外国”的嫌疑。他去找管经济的李富春,李说正缺你这样的人,三天后却又表示不敢使用。后来中组部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去当一个特约研究员,他立即回家把书房里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问题书籍一推而去,全部换成经济学书刊,并开始重读《资本论》。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全国形势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亮点,中央开始检讨1958年以来的失误,毛、刘在会上都有自我批评。张很高兴,在南方调查后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没想到这又被指为翻案风,立即被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一切文件的权利,送交专案组审查。到“文革”一起,他这个曾经的总书记又受到当年农民游街斗地主式的凌辱。他经常是早晨穿戴整齐,怀揣月票,挤上公共汽车,准时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批斗。下午,他的妻子刘英,一起从长征走过来的老战友,门依黄昏,提心吊胆,盼他能平安回来。他有冠心病,在挨斗时已不知几次犯病,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过来。只1968年七、八、九三个月就被批斗十六七场。他还被强迫作伪证,以迫害忠良。遇有这种情况他都严词拒绝,牺牲自己保护干部。他以一个有罪之身为陈云、陆定一等辩诬。特别是康生和“四人B”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刘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时任总书记的身份一再为刘证明和辩护。士穷而节见,他已经穷到身被欺,名被辱,命难保的程度,却不变其节,不改其志。他将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1969年10月18日,他被化名“张普”流放到广东肇庆。肇庆五年是他生命的末期,也是他思想的光辉顶点。软禁张闻天的这个小山坡叫“牛冈”,比牛棚大一点,但仍不得自由。他像一个摔跤手,被人摔倒了又扔到台下,但他并不急着爬起来,他暂时也无力起身,就索性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躺在那里看着天上的流云,探究着更深一层的道理。

  每当夜深人静,繁星在空,他披衣揽卷,细味此生。他会想起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时的学习,想起在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一同反思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想起庐山上的那一场争吵。毛泽东比他大七岁,他们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吵出个结果,而国家却日复一日地政治混乱,经济崩溃。是党的路线出了毛病,还是庐山上他说的那些问题,今犹更甚。归纳起来就是三点:一是滥用阶级斗争,国无宁日,人无宁日,无休无止;二是不尊重经济规律,狂想蛮干;三是个人崇拜,缺乏民主。他将这些想法,点点所得,写成文章。这些文字已是红叶经秋,寒菊着霜,字字血,声声泪了。

  ——《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

  *【备注】内容引用的图书版本为《千秋人物》,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8月第2版;《梁衡红色经典散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

  【文/虎林,本文为作者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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