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说，所有民族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中，都会形成一定的文化传统。传统者，具有相对稳定的世代沿展下去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等。“传统”虽具有相对稳定的沿展性，但它也是历史的。在社会生产力质次跃升，即革命中，有些原本建构在较低社会质次上的“传统”，就必须——或浅移默化，或激烈碰撞中，发生渐变式消减，或发生近似突变般的“消失”，否则，它就会作为社会阻滞力量影响社会发展。有一些思索者的研究曾指出，这其中，一些民俗性旧传统通常惰性最强，——并特别指出封建处世哲学为其主要代表。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曾造就过举世无双的封建社会。这一封建社会和世界其它国家的同质社会相比，它不但在社会形态上十分成熟完备，而且其经历的时间也长得无与伦比。它所形成文化系统的内容之丰富、延续之稳定，也是空前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其精到精巧的伟大之处，（——若干年前，台湾的柏杨，曾把它一概批判为酱缸文化，实属极端片面），如它的社会本位的伦理思想，奉公去私、谦和互助的人际协调论，勤劳勤俭、艰苦朴素的奋斗思想等，实际是极具善、美人性的。但它也有明显的缺陷，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渗透进“羞羞答答的利已主义”，由此产生了保守中庸思想，及与其相关的无独立人格精神封建处世哲学。解释这种传统“公”文化的精到精巧、并又公私混杂的奇特现象，是要用哲学的思辨的，——得要另作文章的，这里暂免。这一缺陷，在现代，本质是同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是大相径庭的。它阻碍着我们社会的前进，——发生在不知不觉中。
有人指出——
作为历史旧文化的积淀，保守中庸思想和封建处世哲学，同梦魇一样，魇压着人们的头脑，使人们在社会斗争面前——
第一个应急反应是退避、不置可否、不论是非，在斗争的多边形上寻找内切圆的圆心，力图立足圆心，不偏不倚；或在内切圆上滑动。
在一些人的心理上，比较深刻的观念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遇有混浊，则掘泥扬波，逢到晕醉，即哺糟而歠酾；刻骨铭心惦记着的是“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送花者香，栽刺者臭(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湍之”、“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等。这些多如牛毛的“警世恒言”，大都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第二个反应是：应时附势，随波逐流，凡见欲倒之墙，必积极凑上去尽力推之；凡闻权威声音，就立即热心唱和……在这种心态下，对事物、真理和错误，通常会有变态性夸张。
1958年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冒进潮，也是与此有点关系的。因为明哲保身，就要应时附势，于是就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上世纪大跃进中，有人不是研究我们的大跃进究竟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跃进，而是揣摸上级的意图，随声附和，唱高调，你“亩产能一万斤”，我就“亩产能二万斤”，后来，最高居然唱到“十万斤”。当时，在一线主持党的工作主要负责人甚至对“亩产十多万斤地瓜”，还提出——能不能用浇狗肉汤的方法——创造更高产量的希望；另一主要负责人则在“小孩能站在水稻丛上”——弄虚作假的表演现埸，拍照留念，以资鼓励。事后，牛皮吹破了，灾难出现了，有一个主要负责人居然以“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一句话，把责任推给了发动大跃进的毛主席（毛主席去世的几年，这种嫁祸给毛主席的活动，更是变本加厉）！好一个“上有好者……”！毛主席固然号召了大跃进——是“好”跃进，但他几乎从大跃进的由头到尾都在强调要实事求是，要鼓实劲，不弄虚，不要做假……为此，从大跃进开始，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为反冒进、浮夸开了几十次的会议，讲话、文章和书信，多得能出几本书……！！！！
第三个反应是：不管是随波逐流去斗争，不管是沉默以“明哲保身”，只要遇到挫折，达不到保身利已的目的，马上便叫苦连天，悲观失望，或牢骚满腹，甚至永无休止地唠叨“人心不古，天理不存”。
当然，旧文化观念熏陶下的人也不是没有一点自我的斗争精神，不过这种斗争精神──这正是我们要说的第四个反应：
在一切明哲保身、推欲倒之墙和发牢骚都无用──不但无用，甚至祸及自身，无法生存时，这些旧文化观念下的人中的一部分（即不是这些人中的全部，当然也不是极少数），则会一反常态，以一种异常猛烈的态度介入斗争，不惜豁命相拼，甚至铤而走险，进行破坏性反抗。这种斗争和反抗，说到底，同毛主席所提倡的共产党人的“斗争哲学”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由这种文化变态而激发出来的无序斗争、甚至野蛮，造成某些苦果，不应把它简单地记在“斗争哲学”的帐上。因为，作为现实存在一种旧的观念力量，它不可能不表现；没有人提倡斗争哲学，它也照样要表现。要使之克服，亦不可能光靠甜蜜的允诺，安详的劝导和温馨的抚慰的。
以上所揭示的四个原因，尤其是对旧文化观念下的人们的言行写述，尽管反映的是几种典型，决不是指大部分人，更不是说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但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故有很大的能量。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里，它们裹挟在我们党和毛主席所高举的“斗争”旗号下，是不可能不使共产党人的这一斗争法宝暂时的失灵的，也不可能不造成毛主席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双重困难。
辩证法常常要等待历史许久。而又因一些人不能等待，不能忍受辩证法进军的开始阶段所造成的痛苦（这也是历史涤罪的必然痛苦），而抛弃辩证法，——永远走不出历史悲剧所设置的怪圈的。因为这等于人们常比喻的读书必须缴学费；而今已缴过学费，却仍没有成绩，并半途而废——重蹈中国人造反的历史旧周期，岂不可惜。
从社会整体方面作进一步明确的分析，可以说，悲剧在于封建处世哲学，致共产党人的“斗争哲学”扭曲变形，最终斗争所争取的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走向其否定自身的反面。
因为封建处世哲学的影响，使我们民族不少人缺乏坚定的原则精神。故在一定时间里，不能正常地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难于进行严肃认真、实是求是和充满热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然而，矛盾、斗争是普在的。在严肃的思想斗争面前，不少人开始通常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在必须参与的斗争面前，有些人则又不甚考虑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搞清是非、团结同志、做好工作的科学态度，而把功夫用在辨风向、识潮流上。
在社会大潮、主流面前，有些人即使自己已认识到错误观点、事物倾向，也不能按正当正常的组织原则进行批评(提意见、斗争)。有一些人非但如此──为了表现自己对潮流的积极和忠诚，还十分卖力地去作“指鹿为马”式的论证（当然，按组织原则办事，同组织保持一致而暂时保留个人意见，在组织布置下服从纪律，统一行动，不应算作放弃原则），甚至加以发挥创造，使小沟成大河，小错成大错。有时明知其中是非，心存不同观点，私下也常嘀咕，但表面上照样是口号激昂，感情动人；照样是千字文章，万字论著，浩浩洋洋，不绝于世。当然，也有些人，开始尚有一点正确的斗争精神，有自我人格尊严，但经不住来自错误方面的斗争，在一顿顿大棒捶打之下，就呻吟，就张皇，就痛心疾首，就大叫“难得糊涂”。于是就变节，改腔换调，——且格外用力，以示真诚。
在中国现，仍有以上种种人，——以公知们为主体，而布鲁诺式的人物终是寥寥。结果只能，万人一面，亿口一调，本来仅有的小错，甚至本来正确的东西，在迎合投机、诚惶诚恐的心理下被学舌的鹦鹉和效颦的东施机械模仿为错误。而错误一旦产生，又以讹生讹、错上加错，最终放射扩大为离开本来目的、目标的十分荒唐的东西。此时，“斗争哲学”、改革和革命，丰富的革命内容，纯正的目的，科学多样的方法都不见了。以几十前的文革为例：仅剩下“炮打、火烧、油煎”那些所谓“罪魁祸首、千古罪人，乌龟王八”的庸俗鄙陋的斗争。
飞瀑之下必有深潭。两极相通。在一种极端倾向之后常常会出现另一种相反的极端倾向。当斗争的火力已大到不可能再大时，不久，炮打、火烧和油煎别人的人又该让开始被炮打、火烧、油煎的人炮打、火烧、油煎了，于是就有混战，就有朝秦暮楚的二子逆臣，就有莫名其妙的潮起潮落。
封建处世哲学下所形成的虚妄的斗争和斗争的虚妄，转眼变成斗争的冷淡；原来为之斗争所争取的正确目标不是被冷落在一边，就是被指责为罪孽。此时的社会中的部分人们，虽能正确且异口同声地指出现实中发生的悲剧，有个别人甚至还发誓批判清算“悲剧的制造者”。可惜，这种信誓旦旦的人，没有多少人能去考虑自己在悲剧中有没有责任，更不去研究这种悲剧在历史发展中有无不可避免性，以及能否把异已规律变成自觉认识。
总之，往日——直至今天的斗争表明，在一些人的灵魂深处的封建处世哲学，同现代共产党人“斗争哲学”决无一致之处，其庸拙、猥琐不堪的斗争意识还在起作用。
“精神的东西要靠精神的东西去摧毁”。我们赞同当今的“勇于斗争，善于斗争”——新的“代入”，以作好文化传统的扬善去糟的历史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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