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上篇文章《战士与苍蝇：略谈“起诉某作家”事件》里写道：“毛泽东时代有没有“缺点和伤痕”呢？当然是有的……因为那毕竟是数千年来劳动人民第一次当家作主的时代！”
就这句话竟然也引起了少数读者朋友的不满。笔者理解这些朋友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时代的深厚感情，但的确不必如此。
今天恰好看到“红色文化网”刊登了《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在赵紫阳一封信上的批语》一文，内容选自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的《毛泽东年谱》第383-384页，标题是网站编辑所加。
毛主席当年的批语以及背后的历史，其实就能很生动地说明那个时代究竟犯了什么“错误”，“错误”又是怎么犯的。
赵紫阳的信发表在了1958年8月16日出版的当年第6期《红旗》杂志，题为《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
这封信讲了什么内容呢？一个就是介绍广东原本的农业落后县——从化县早稻高产经验，赵在《从化四日》那封信里写道：
一、对早造生产的看法问题。
从化的工作总的说来是不错的。去东今春以来，不论在水利、积肥、密植、果树嫁接等工作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绩，特别是在推广密植规格和后来抢救三类禾苗方面，劲头很足，成绩很大，全县干部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早造产量，据县委估计平均亩产能达到三百五十斤至四百斤。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看，这是有可能达到的。即使再少一些，譬如平均每亩只收到三百斤，也是巨大的胜利，因为去年早造每亩只收到二百斤。而且早造能达到三百斤，再争取晚造达到五百斤，实现全年亩产八百斤的指标，从根本上改变从化粮食生产的落后面貌，亩产量从四百多斤向前跃进一倍。这对从化来说，简直是一件翻天复地的大事。
另外一个就是大力鼓吹“密植”：
如果说，在春耕时县委和全体干部对于密植能否增产、密植会不会带来倒伏的危险、密植后出现什么最突出的问题等等，还把握不大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这样，晚造生产要抓什么也就很明显了。密植一定能够增产，每一个农业社都可以用自己的试验田和丰产田来说明这个问题。今年从化密植规格普遍采用了宽窄行密植法（也叫复式插秧法），宽的行距是五寸或六寸，窄的行距是三寸，不论宽行、窄行、株距都是三寸。这样就比去年密一倍以上，产量多数能增加百分之几十，有的还达一倍多；如果肥料充足，肯定还不止此数。
密植不会造成倒伏的危险，相反，在目前条件下，密植还可以避免倒伏的危险。这也是根据从化各地禾苗生长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我们所走过的七个乡十几个农业社差不多都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他们村边的肥田往年疏植，几乎年年倒伏，今年密植却没有这种现象。
密植之后，一个普遍现象是分蘖减少，采用宽窄行密植发，每科插六、七条秧以上，除靠田边或靠工作行的以外，中间的几乎完全没有分蘖，都是插几条，最后还是几条。这就解决了那种怕密植后大量发生分蘖的顾虑。用密植来抑制分蘖，比用其他人工方法要有效得多。
事实上，在赵的这封信刊登出来的一个月前，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刚在第5期《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文章宣称：“今年广东全省实现亩产粮食一千斤的指标，是完全有把握的。现在是要力争实现亩产粮食一千二百斤。”
然而，这个观点却在广东省委内部引发了争议。赵的那封信正是对争议的及时回应以及对陶的有力支持。
1955年底，毛主席两度主持省委书记会议，制订出了《农业四十条发展纲要》，要求在1956-1967年十二年内，依靠农业集体组织，兴修水利和采取各种增产措施，把粮食亩产提高到“四五八”目标，即“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长江以南达到800斤”。
应该说，毛主席当初制订的这个目标是切合了当时中国农村实际的。然而，广东的陶、赵却在1957年就上报称广东潮汕某县已经实现平均亩产超1000斤，成了全国首个“千斤县”。
紧接着就有了次年第5期《红旗杂志》刊登的《驳“粮食增产有限论”》以及《从化四日》那封信。
相比毛主席要依靠农业集体化、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和种子等一系列措施，通过十二年时间的奋斗，到1967年才实现“四五八”的目标，广东却要提前十年实现目标，而且是超额实现——由八百斤提高到一千斤。
与他们相比，毛主席还是太保守了。所以，听到广东的“捷报”，时刻忧虑新中国劳动人民吃饱饭问题的毛主席能不由衷高兴吗？然而，要让少年时代农民出身的毛主席完全信服广东的高产卫星却是不容易的。
相比陶的那篇进取心强烈却还有着知识分子气息的《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赵的《从化四日》那封信则显得“高明”的多。
在叙事“技巧”上，赵不是从潮汕某县的农业先进典型讲起，而是从广东落后典型从化县讲起，如果连广东农业最落后的从化县都能实现早稻三百斤、晚稻五百斤、年产八百斤的目标，那广东实现亩产一千斤也就显得更可信、而不是吹牛皮了。
更为关键的是，赵的这封信让读者一下子就能感觉到，这封信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写出来的，它的很多经验（例如关于“密植”的各种介绍）只能是在田间地头通过亲身实验得出来的。
这种风格十分对毛主席重视实践、重视调查研究的“胃口”。所以，毛主席在批语里赞扬说：“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
后来，赵便在1958年第5期的《上游》（1958年8月创刊的广东省委机关刊物，半月刊）上发表文章《论农业生产的新阶段》，他在文章中宣布：
广东今年粮食已经足够全省人民全年放开肚皮每日吃三顿干饭，并留足明年种子，同时每人还有七百斤的饲料粮和500斤储备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省委才肯定地宣布：广东的粮食问题解决了。
省委宣布—天吃三顿干饭，对全省农民是一极大的鼓舞。各地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并且一直坚持下去。
1959年春，“每日三顿干饭”的后果很快体现了出来，受到了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反对。
1959年1月，陶、赵分别在东莞、徐闻两县搞起了“反瞒产”的试点，创造了“领导下定决心，大反公社干部的‘右倾’，把矛头对准连排干部，对基层干部施加压力”的“经验”，并向全省推广。
赵在1959年1月26日的全省电话会议上发表讲话，宣称：
湛江、徐闻反瞒产特点是：决心大，方法对，只要三几天的艰苦努力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高潮……
全省反瞒产搞出50至60亿斤粮食，全省每人平均可搞到100多斤……
干部会议要集中到县上来开，开万把人的大会，......一要打通思想，二要突破一点，三突破后的干部就放出去斗争，四要不断反右倾，整顿队伍。
赵在1959年1月作的《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中讲道：
拒不交代的，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给予处分，在运动期间仍然继续分散隐藏粮食的，要予以法办。
……
1959年2月19日又向上写信，介绍自己在广东“反瞒产”的经验，“农民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
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颇为震惊，于2月22日在“党内通讯”批示，准备三月份上海开会统筹解决瞒产私分问题：
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然而，当毛主席的专列才走到河南，他就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群众要瞒产私分，不正说明粮食不是他们吹嘘的那么充足嘛。于是，就有了历史上很有名的1959年2月27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
这次会议成了毛主席纠正“左”倾错误的重要起点，他一上来就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和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问题，以及继续压低1959年经济指标问题，确立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遏制“共产风”的基本政策：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当时主政湖北的王任重在日记中记述道：“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竟与他持相反意见”。
广东的“反瞒产”运动并没有因为第二次郑州会议停下脚步，直到1959年4月27日，毛主席写了“假话一定不可讲”的党内通信，并把“通信”一直发到“小队同志”的级别，广东带头搞起的“反瞒产”才戛然而止。
然而，“反瞒产”的恶果却在1959年的春种秋收最终体现了出来，当年又恰逢全国大部分范围遭遇的罕见的自然灾害，这才有了1959年冬到1960年春的饥馑。
到了1961年，广东又冲在了“三包到组”（作业组）和“三包到户”的前列，这样的转变不可谓不迅猛。
2008年1月，《南方都市报》刊登了对陶斯亮的专访，她在访谈中评价她的父亲：“当时政策非常左，他还极力想纠正过来。所以每一次都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次运动来的时候，他不得不执行，但稍微有点放松，他马上就转向，马上就改，比谁转得都快。”
笔者对陶斯亮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表述并不感觉意外。不过，是非功过后来人终究会有个客观评价，就像雷洁琼1994年参观韶山，在毛主席故居留下的八个字所言：“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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