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生万物》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争议，有些人批评这部电视剧“美化地主阶级、丑化农民”，环球总编胡锡进跳出来给批评者指责批评者太“极端”，是“对文艺繁荣的扼杀”。
胡锡进的这套说辞令人作呕。他没有就电视剧和历史事实本身展开任何讨论，仅仅依据“央视的把关水平”以及“有关部门的审批”就指责批评者“动辄扣政治大帽子”，这又何尝不是在扣帽子呢?
笔者快速过了一下电视剧《生万物》，又在网上找了《生万物》的原著《缱绻与决绝》粗略浏览了一遍。
《缱绻与决绝》本身就很拧巴，作者作为70年代的乡村教师，对农村的感情是真挚的，但作品本身又要反对阶级叙事，最后给笔者形成了一个几乎“全员坏人”的感觉，或许这是作者想表达的“复杂人性”吧。抓不住主要矛盾的结果客观上就变成了对土地革命以及农业合作化的否定。
而电视剧《生万物》比之其小说原著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它并未减弱对农民形象的丑化，另一方面却对剧中地主宁学祥进行了美化。农民个体自私、狡诈的局限性在剧中处处体现，地主宁学祥反倒处处体现出充满人情味的一面。
剧中展现宁学祥亲自下地劳作，像普通庄稼人一样伺候田地，让观众看到了他作为地主并非只知剥削，也有对土地的热爱与付出;在一些邻里纠纷、乡村事务处理上，他的决策并非完全出于自私自利，偶尔也会考虑到村子的整体利益。最后形成的一个现象就是，笔者在看到批评电视剧的声音之前，微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共情宁学祥的声音。这难道就是电视剧的主创人员希望看到的吗?
面对批评的声音，《生万物》的导演刘家成在《人民日报》撰文称：“没有真实，年代剧就没有意义”。
导演声称该剧是“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不断深化的表现”，“为拍出鲁南农村100年前的真实面貌，我做了大量功课，到当地农村深度体验生活，请当地农民做顾问，深抠细究各种细节。”
笔者姑且相信导演做了这些功课，但是“细节真实”就能代表“历史真实”吗?盲人摸象的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
作为一部要展现“真实历史”的“年代剧”，就应该对历史负责，去展现“真实历史”的全貌，其人物应当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屎里掏金”的结果就是用个体的“仁慈”掩盖整体的“反动”，用个体的“真实”掩盖整体的“真实”。
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土地)对农民阶级进行剥削(如地租、劳役、高利贷等)，这种剥削是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构成了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
以《生万物》的原著小说《缱绻与决绝》故事发生地、作者赵德发的故乡——沂蒙山区的莒南县为例，位于偏远山区的莒南县土地集中程度相比山东其他地区更高。1943年中共山东分局对莒南县农村经济进行系统调查，其中地处平原地区的大店等3区共有地主169户，占总户数的6.78%，却占有土地的58.97%;富农173户，占总户数的6.95%，占有土地的10.35%，两者相加占有土地总数的近70%。这个还只是统计了根据地的土地，“有颇大的一部分在敌占区没有算进去”。连后来跑到台湾的傅斯年都曾感慨：“山东东部南部多大地主”。
当地地主对农民的剥削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地租剥削”，还有超经济剥削，如除佃户租种地主的地外，地主还会拿出10亩或20亩的地由佃户无偿代耕;每年腊月二十三以及地主家每逢大事，佃户必须给地主送礼;地主还会给佃户拨工、佃户无偿服劳役。
而更厉害的剥削方式则是高利贷剥削。地主利用天灾人祸，穷人缺衣少穿，派出“掌柜的”，“提着一个口袋、一个图章、一个算盘、一些纸张”翻，四处放钱。由于利高、期短、利翻利，先坐利，加之天灾人祸，农民无法还账，作保的地就归地主所有了。
当然，为祸乡里、欺压农民的事，莒南县的地主同样没少干，“平鹰坟”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莒南土改期间。
地主中和堂没事乱放鹰，放到王家庄时，魏老头是个穷汉，见鹰来抓他小鸡，一锨打死了鹰。地主赶到，把魏老头捆起吊打，两个老人一边跪一边苦苦哀求“要钱赔钱，要鹰赔鹰。”后来压入公役，地主不要钱，非要魏老头出鹰殡不可。魏老头卖了地，卖了小树。出殡那天，人到的很多，鹰装在特制的棺材里，吹鼓手细打细吹，纸鸡纸兔高高举起着，硬要埋在天井里边，经人苦求才埋在场前。魏老头穿白衣送鹰入脸，鞭炮齐响，中和堂地主坐桥来看。魏老头母亲不到一个月气死了，魏老头全家逃走要饭四、五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三辑《大店查减斗争总结》
1944年3月，莒南县委开展双减运动(减租、减息)，才发动群众平了鹰坟，为苦大仇深的魏大娘家申了冤。
当然，地主个体中当然有所谓的对佃农相对“仁慈”“好人”(如减少地租、荒年赈济等)，甚至可能参与进步活动(如支持教育、资助革命等)，但这并不改变其剥削阶级的根本属性，更改变不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系统性剥削压迫的宏观事实。
事实上，毛主席是主张区分“恶霸地主”与“开明士绅”的，土地改革对恶霸地主与一般地主采取了分化策略，这是土地革命能够迅速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
但是，如果脱离阶级背景抽象谈“地主也有好人”时，甚至以点带面以此来展现地主阶级“风貌”，就会淡化剥削制度的罪恶，甚至为阶级压迫辩护，进而构成对土地革命正义性的否定。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相当多的文艺作品都是这个套路，陈忠实、莫言、方方如此，《缱绻与决绝》的作者以及《生万物》的导演亦是如此。
胡锡进的依据的反过来说明某些人大约已经忘本了：
通过土地改革前的减租减息运动以及土地改革运动，莒南县的广大贫苦农民被发动起来了。抗日战争中共有13698人参加了八路军，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有4600人参军(其中仅烈士就有1086人)，更有30万民工之前，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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