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现实主义之《道德经》智慧
夜 莺
儒家倡导的“内圣外王”是政治事务的两面性，从现实角度分析，所谓的“圣”归结于“道”的范畴；但中华悠久灿烂的历史并没有赋予“道”家思想基本的社会地位以及在思想领域内应有的高度。《淮南子》精确地断定——修身、内圣为本，外王、治国平天下为末，二者不可断为两截。但是割裂的最清楚、最苍白无力的便是当下。
自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程来看，充斥视野的无外乎剥削、奴役、杀戮、欺诈，故以《道德经》为基础的道家文化，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无疑是伟大的。她仿佛一种真理，始终笼罩在统治阶级的头顶，始终温润遮被统治阶级的心田。与她的批判性相对应的，则是道家哲学的指引功能、导航功能，有破就有立，《道德经》从来不做单方面的选择，她是豁达的，她是宽阔的，她是无私的。她总是在往返运动，循环发展，无始无终，绵延永续；大道的广袤、博大、深邃，都蕴含在字里行间，她好像永远在高处俯瞰着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不经意间的所思所想，都曾被她触碰过，都曾经洋溢着她的气息、她的感召；她就像一面镜子，任由不同的角色从面前匆匆掠过，虽然都将留下各有特点的形象和印记，但她从来没有辩驳过，一任时光岁月流逝不已。当你从这些斑驳的缝隙中找到了光亮，一束束耀眼的光亮，你就会在“道”的拥抱中逐渐成长、明辨是非。这就是《道德经》赠予人们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智慧。
让我们一起感受《道德经》批判现实主义的现实性。
《道德经》第二十一章（孔德之容）讲的是道的形态、运作、功用以及道的诞生的恍惚杳渺的问题，其大无外，无所不覆，无所不载，无所不生，无所不含，用一个及其宽泛、抽象、虚化、简洁的方式来描述道。行文至第二十二章（曲则全）后，用道的六中形态和功用，模拟并提出了相对应的方法论，而这六种方法论语世俗生活中的功利思想、实用主义、价值取向、行动自觉等等是截然相反的。道所阐明的坚守，而世俗却主张极限，主张外延，主张散轶。这种反差充分验证了“道”自身所具有的“证伪”功能，本性自足；一击之下，便戳穿了某些投机分子的伪装和奸诈。天不争故能成其大，地不争故能成其厚，天覆地载，“厚德载物”这个词语，包含有生长（天覆）养育（地载）的意思，也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并与天地同步而法道、法自然的一个前后贯穿的系统。在第二十二章中，以不争为统率，一一列举了“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指出了素养、名誉、功利、影响等四种潜在的力量因素。凡人所求必得，所求必应，如果遵循“道”的指引和实践，一定能够达成所愿，苏辙总结为：“夫所谓全者，非独全身也，内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归复於性，则其为直也大矣。”这就是一个真理，一定能够心想事成的。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与前面的第二十一章是相互对立的，是肯定与否定的对立，是正义与邪恶的对立，是善与恶的对立。《道德经》第二十一章讲道统，是总括的，是主干，是主流；第二十三章讲分化，是差异性的，是分支，是支流。前面是形而上的，后面是形而下的。这里面似乎没有是与非的观念，没有肯定或否定的主观意向，是客观事物发展变化与反复运动的轨迹与必然，但最终应该由“道”来决定其归宿，也就是回归于“道”，归结与自然法则。《道德经》第二十四章（跂者不立）则类似于第二十二章的反面教材、负面警示，用当代思维形容，就是爱出风头，标新立异，打破规矩，自欺欺人，自称体系，陷入邪径，无法自拔，坐以待毙。这是一种超现实的危险的游戏或行为，王弼注本为：“物尚进则失安”，一个“尚”字不但界定了一种病态的穷极思想，更说明这种“进”是偏执的，是畸形的，是病体的，在种种条件的驱使下，不能自主止步，不能自主决断，不能改恶迁善，那么在这条道路的尽头，一定埋伏着危险，一定隐藏着陷阱，一定会是出人意料的结局。对于这种激进、冒进的乱为妄为举措，直接予以否定。
为什么呢？
因为做出这样的抉择一定有所系挂，有所阻碍，有所偏差。陆希声的解释很精妙“跂於利者不可以立於常道，跨於欲者不可以行於常名。”如果利欲熏心，如果突破“常道、常名”的制约，如果式微了“道德”的节制，师心自用，妄自尊大，一定会做出叛经离道、违背常规常式常名的举措来，或者心系名利，或者心系权势，或者心系欲望，或者心系虚妄，等同与放纵自我，无法无天，无父无母，普天之下，唯我独尊，无所不为，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魑魅魍魉横行无羁，妖魔鬼怪耀武扬威。
《道德经》第二十二章有“四不”（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这是一种法则，也是一种自觉；第二十四章有“四自”（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这是一种变态，也是一种自主。但它们的行为完全相对相抗，它们的后果完全截然不同。自见者的主观臆断性很强，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狂妄；自是者的主观判断严重偏差，有夜郎自大、舍我其谁的愚蠢；自伐者一定轻贱事物、轻贱他人，轻贱历史人伦，而夸夸其谈、自吹自擂、自我标榜，仿佛一个矮矬子站在历史巨人面前，仿佛逞一时之快、泄一时之欲、邀一时之名，面对历史长河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依然自得其乐、自饰其非、洋洋自得，不知羞耻，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相对于古圣先贤，相对于仁人志士，相对于人民群众，谁能直言它究竟猖狂自大、自以为是，到底算个什么东西呢？自矜者是一种自我定位的紊乱，是属于神经系统的错乱，陆希声解释：“不自矜其能则理得其当，故道可长。”但与此相反的是，如果自矜其能，则自失其理、自违其道，则天地不佑、万民不服，“自矜其能，则道不长。”这样鲜活的历史的称圣称王的例子枚不胜举，过去有，当下有，未来有，才符合“道”的逻辑的真实的映照。对于通晓“大道”的人，就明白这是一种大众脸充胖子的自虐行为，这是一种颠倒是非、精神分裂、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病态的自戕行为，这是一种罔顾事实、坐井观天、螳臂当车、阴险诡黠的非“道”的邪恶的丑陋的行为。它以丑为美，混淆是非，掩耳盗铃，沽名钓誉，自我膨胀，怎能称之为无我、有道呢？
《道德经》这四章内容是连贯性的、不可割裂的，作者处理的很精妙，有统有分，有应有对，有始有终，有世界观，有方法论，有主有次，有褒有贬，有扬有弃。遵道而行“则天下全而归之矣”背道而行“凡物犹或恶之，有道者焉可以处也？”这里的处，可以借鉴“道不同不相为谋”来理解，就是不赞同不认同，不肯定不支持，不拥护不配合。《淮南子》有云：“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大抵表达的也是相同的意思吧！正如《孟子·公孙丑下》所描述的“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道德经》第七十四章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统治者剥夺了一切利好，据为己有的时候，它们与那些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的土匪、流氓、强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连盗跖都一再申明：“盗亦有道”则它们如何能自诩为圣，自夸有道，自称无我，自卖自夸，简直是一派胡言，不成体统，口是心非、笑里藏刀。汉桓帝、梁冀，李隆基、李林甫，弘历、和珅都是这样的精英的代表。
由此回想《道德经》第十五章（古之善为士者）结尾有一句话：“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有的版本作“蔽而新成”）”王弼将“蔽”解释为覆盖，因此就要考虑到“夫唯不盈”的陈设铺垫作用，“不盈”即谦虚释怀，不自大自满，不自高自是，这样才能得到庇佑，“道”体将覆盖其身。“保此道者，不欲盈。”不欲以智治国，不欲有为治国，不欲争名夺利，不欲标新立异，不欲党同伐异，而是以“无为”作统率，临之而动，迫而后应，自我革命，何必以求新求变而舍弃“道”的路径呢？舍本逐末从来都是自寻死路、自掘坟墓的代名词。批判现实主义，《道德经》所倡导宣扬的真、善、美，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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