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几年来，随着对中国文化研习的深入，一个巨大的问号长期萦绕在我的脑际：中国文化为何如此特殊？为何如此高度发展？
名学、轻重术、法家（黄老）、各家心术（法）……这些智慧为什么历久弥新？精深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现代学人即使不再将之贴上“落后”“迷信”的标签，要么将之神秘化或泛道德化，要么用西方各色概念、理论肢解它们—因为中国文化由形上之道，到形下之法，再到贯通上下的名，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我曾猜想，过去几千年来，先贤一定集成了人类文明的最先进成果，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大熔炉里炼成的宝贵 “合金”。
证据何在？
直到五年前，偶然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教授的《夷夏先后说》（民族出版社2012 年出版），我才知道，自己的猜想有着坚实的实证基础。只是因为同国内许多学者一样，将中国文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才忽略了“世界的中国”的存在！
简单说，易华教授运用考古学、历史学、体质人类学与语言学等多学科方法，论证了中华文化内在的双螺旋二元结构，一方面是源自西方的以青铜（金）为代表的夏文化因子，另一方面是源自东方本土的以玉为代表的夷文化因子。约四千年前，二者的交汇融合形成了夏商周三代的主流，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初基——易华教授形象地用“金声玉振”形容这一波澜壮阔的文明塑造过程。
中华文明并不是单纯本土起源的定居农业文明，也不是纯粹外来的青铜游牧文明，而是千锤百炼因而独具特色且绵延不绝的复合文明。易华教授以激昂的笔调论述道：“本土起源的猪、狗、鸡和外来的牛、马、羊组成了六畜，外来的麦与本土的稻、粟、黍、豆构成了五谷。牛耕姗姗来迟，耒耜或锄头一直是基本的生产工具，犁耕与锄耕互补形成了东亚农业传统。丝绸西传，毛毯东播，丝毯是东西文化交织的象征。舟船源自中国，车马来自中亚，舟船车马在中原交汇。夯筑是本土起源，秦砖或周砖源自西亚，夯土城墙外砌砖边是东西合璧。土葬是东亚文化特色，火葬源自中亚，土葬火葬并行不悖。礼乐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好战风尚来自中亚，祀与戎均成国之大事。玉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金崇拜始于青铜时代，金声玉振集大成。祭祖是东方特色，拜天是中亚传统，敬天法祖两不误。上述十个方面综合比较研究均可证明三代文化的‘双螺旋’特性：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本土起源，以定居农业为特色，是中国文化的基础；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来自西方，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上层文化；两者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三代文化。”【1】
易华教授并不是发现中国文化包含双层结构的第一个人。众所周知，早在1933 年，傅斯年先生就提出了影响极为深远的“夷夏东西说”，认为夏为西方帝国或联盟，商为东方帝国。
当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中也曾提到，中国文化实际上包括“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两部分”，他说：
“至于河套地区（包括晋西北与陕东北沿黄河一带），如果从出土的青铜器看，它既有与中原青铜文化相似之处，也与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如斯基泰文化）有联系，它正处于南北的通道上。
在南方地区，有段石器的分布地域可以延伸到南太平洋、新西兰；而几何印纹陶的分布地域则遍及整个东南亚地区。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我国的版图分为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两部分的话，那么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面向内陆的部分，多出彩陶和细石器；面向海洋的部分则主要是黑陶、几何印纹陶，有段和有肩石器的分布区域，民俗方面还有拔牙的习俗。当然，要强调指出的是，在这广大的地域内，古代劳动人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着交往活动，越往后这种交往活动就越密切。”【2】
遗憾的是，由于学科和时代发展条件等多方面原因，这些先生都没有对中国文化的双层结构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论证—而易华教授的《夷夏先后说》，则将这些论述建立在了多学科、多视角实证的坚实基础之上，其理论贡献是历史性的。
易教授清楚地告诉世人：早在四千年前，中国先人融汇了东西方最先进的文化成果，经过持续数千年的发展酝酿，产生了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金声玉振，中国出东方！
易华教授的研究令我茅塞顿开。我买了很多本《夷夏先后说》，将它作为礼物送给研究中国文化的同道，希望他们能从人类文明的整体角度看中国文化。我相信：只有在人类文明的浩瀚星空中，才能看到中华文明的灿烂！
我喜欢中国考古学先驱李济先生的那句话：“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3】
——这句话，易华教授将它放在了《夷夏先后说》一书的扉页上。
睹其书而思其人。2014 年9 月，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竟然见到了易华教授，我们的学术友谊就这样开始了。
过去几年，无论是一起参加学术会议，还是一同学术考察，我都深深为易华教授热情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感动。为了研究，他常常自费考察学习，这比那些为经费而研究的“项目专家”高尚多少倍啊—因为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项目完成学术即亡。而真正的知识智慧，需要投入一生的精力去寻索！
君子和而不同。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赞成易华教授《夷夏先后说》一书所提出的全部观点，包括他重视的“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理论。我认为，将现代政治经济学概念应用到四千年前潜藏着太多理论风险，可能使人对东西方文化因子的交流产生误读。其实，5000 年前，西亚及其附近地区并没有对欧洲和东亚起到重要的支配作用，当时的文明互动和殖民时代的东西方完全不同！
中国人从史前时代起，就擅长融合其他文明因子，并将其转化为自己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过去三十多年来，欧亚大陆的考古学证据也明确显示：青铜技术传播到中国并不是西方青铜文化的自然延伸。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欧亚大陆西部青铜武器的引入，更主要的是商周青铜礼器的崛起—这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
我们同样不能否认数千年前西方青铜游牧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冲击力，甚至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轻重术中关于财税问题也用“乘马”来表述，集中在《管子·乘马第五》《管子·巨乘马第六十八》《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诸篇——今天学界公认，构成冷兵器时代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骑乘和马拉战车技术源自西方。
对于中国文化的演进史，我个人更愿借用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教授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的描述：“连续进化附带杂交”。【4】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迄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文明一方面不断接受源自西方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又总能保持、恢复旧物，返本开新——这才是中华文明令人惊异的生命力所在！
我坚信，不仅过去是这样，未来也会是这样……
注释：
【1】 易华：《夷夏先后说》，民族出版社出版，2015 年，第1 版，第269~270 页。
【2】 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文物》1981年第5期。
【3】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收入《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第1 版。
【4】吴新智：《从中国晚期智人颅牙特征看中国现代人起源》，《人类学学报》17卷第4 期，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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