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中国历史上一部涵盖学科广泛、文化底蕴深厚的综合性著作，由墨子自著和弟子记述墨子言论两部分组成。墨子，名翟，是先秦时代继孔子后活跃于中华大地上的又一位文化巨擘。墨子思想博大精深，由其创立的墨学是先秦显学之一，《韩非子·显学》评价墨家学说为“世之显学”，《吕氏春秋·当染》评价墨子“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墨子及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文化思想则是其重要一翼。
（一）
墨子从下层民众利益出发，鲜明反对儒家所倡导的上层贵族文化，这是墨子文化理念中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墨子早年曾接受过儒家的思想知识教育。《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墨子思想文化体系受到儒家学说的滋养，然而，墨子并未拘泥于儒学一端，在学习过程中，日渐体味到儒家所张扬的礼乐文化繁琐且不易行，而且还有“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等严重弊端，于是毅然“背周道而用夏政”，并对儒家提倡的以礼乐为代表的上层贵族文化进行了诘难和抨击。
首先，墨子主张节葬，这主要体现在《墨子·节葬》篇章中。丧葬是古代社会礼仪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体现礼的重要形式。儒家提倡厚葬久丧，墨子对此则予以坚决反对。在墨子看来，厚葬久丧对生人的害处则是劳民伤财，因居丧而染“疾病死者，不可胜计”；更为严重的是还会导致“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正是基于此，墨子主张节葬：“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在墨子看来，只要能把腐烂的尸骨包裹起来，葬处没有潮湿之患，坟墓有个标记以供凭吊，生人送葬志哀，死人之利已大备。与此同时，不让腐尸臭气外泄，家人即时从事生产以供养亲祭祀，生人之利则可免受其损。
与节葬思想相一致，墨子对饮食之法、衣服之法、宫室之法、舟车之道等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也作了相应的符合平民利益的设计，体现了鲜明的平民文化色彩。
其次，墨子主张“非乐”。《墨子·非乐》认为：王公大人制造乐器，“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将必厚措敛乎万民”。“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无助于百姓取得衣食之财，无法消除“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之社会巨患，也无法禁止“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之社会大害。且奏乐役使广大人力，妨碍正常的劳动生产，“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所以，墨子认为“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墨子“非乐”主要是为反对统治阶级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大兴音乐，恣意享乐，破坏社会生产，加剧人民的苦痛。从这点看，墨子的“非乐”具有合理性。然而，墨子在论证“非乐”时存有绝对化的倾向，这也是引致同时代其他学派攻击的焦点之一。
（二）
文化即人化，重视人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实现是墨子文化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而重视教化是实现这一崇高理想的重要手段。《墨子·尚贤》认为：要实现理想的社会政治，必须坚持尚贤原则，重用贤人，以推动社会健康发展。而培养贤人须靠“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非常重视教化作用。他认为，生活于社会中的人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环境的熏染与塑造，就像染丝一样，“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即人的品性可以通过后天的习染而改变，因而必须重视对人的教化。墨子重视德育，《墨子·修身》认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在德育方面主张知行统一。在强调德育的同时，墨子还十分关注技能教育。《墨子·耕柱》指出：“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在这里，“谈辩”是指学习谈话、辩论的方法技巧；“说书”是指讲解科学文化知识以培养学者、教师；“从事”则是指学习农、工、商等各行业的实用技能，培养各类专业型实用人才。墨子认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只有德才兼备，才能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
墨子所处的时代，社会正经历着大转型、大动荡、大改组，各种矛盾和弊端充分暴露显现。《墨子·兼爱》认为：各类弊端的根源归因于人们之间的“不相爱”，为救治“不相爱”这一社会弊病，墨子主张以兼爱代替偏爱，使天下由乱而治。在中国伦理文化中，墨子第一次提出了用兼爱代替偏爱的命题。墨子所谓“兼爱”，是指不分血缘亲疏、等级贵贱的普遍平等的爱，坚持的是“爱无差等”的理念。兼爱说是古代人道主义的典型学说，为人的价值的充分彰显与实现提供了伦理支撑。
在价值观问题上，墨子强调以社会为本位的利他主义价值取向。在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问题上，墨子坚持对社会有利的原则，《墨子·兼爱》认为“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即主张谋取公共的利益，为天下除害兴利。在社会个体相互之间的价值关系问题上，墨子坚持利他主义的价值取向，《墨子·贵义》认为只有有效克服“六僻”——喜、怒、哀、乐、爱、恨，这些个人主观的情感和爱好，将全部心身投入到仁义事业之中，才能锻造成为心怀天下的圣人。
（三）
墨子坚持发展的文化史观，反对泥古、唯古是从，强调述与作、继承与创新并重，主张在继承传统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墨子本人是著名工匠，一生注重发明创造，他曾制作车辖、木鸢，并曾带领众门徒制造过防御城池的军事器械。此外，墨子还精通于制革、制鞋、制绣、制陶、缝纫、造铠甲、建筑、冶金等其他手工业门类。墨子认为工艺技术应为民众造福，《墨子·鲁问》说，“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在墨子力行实践与创新创造精神的影响下，墨学后人多注重亲知、强调实践、富于创造。在墨学后人的著述中保留了大量有关机械学、力学、光学、数学等自然知识和工艺技术的成果，这在先秦是十分罕见的。墨子及其后学之所以能在自然知识和工艺技术方面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是与墨子坚持科学实证的认识论密切相关的。墨子提出“以实定名”的认识论，在他看来，作为认识成果的“名”，必须以认识对象的“实”为根据，这一“实先名后”的认识思想，坚持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方向。
墨子从劳动阶级的深切体会出发，强调应重点发展农、工、商等各行业的生产，改善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因而更应注重生产实践和发明创新。这一理念使墨家学派能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域中独树一帜。但是，因为墨子的学说代表下层民众利益，遭到儒家等学派的诘难和围攻。为捍卫自己的学说、实现自己的理想，墨子及其后学在认识论上更注重实证、在思维方式上更趋于思辨，使墨学在逻辑学领域远超于其他学派。正是因为能够与实证的认识论相关联，墨子在逻辑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也是其文化体系中有别于其他派别的突出之处。
“类”“故”是逻辑学最基本的概念，“类”指事物的类别，“故”指事物的原因、条件，墨子充分研究并运用这两个基本概念。此外，对于“法”的概念，墨子亦有所深化，《墨子·法仪》中总结出“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的规律，进而由“法”引申出“方法”的概念。在论辩实践中，墨子还初步发现和运用了矛盾律。
墨子是先秦时代自耕农和个体手工业者等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及思想代表，因而其文化思想关注的重心也必然是占社会总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一阶层的利益和文化需要。他之所以主张节葬、非乐，反对繁琐的上层贵族文化，是因为从劳动阶级立场看，在当时创造社会财富绝非易事，因而反对统治者和富有阶层在丧葬礼仪和音乐等方面的奢侈性消费，主张尚质，反对尚文。与先秦其他学派相比较，墨子文化思想主张的平民色彩最浓厚，平民性是其文化思想的核心、实质之所在，而其文化思想的其他特征也多是由其平民性特征演绎而来。
时至今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部分的墨子文化思想及其精神，其中所蕴含的平民性、科学性、思辨性、创新性、实践性等合理因素和品质仍有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宝贵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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